感冒艾炙哪个部位:碧血黄花：千古英烈余香不散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10-21 10:07:33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旧址旁黄兴（上）和朱执信的雕塑。 林觉民。 　　1911年4月27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爆发举世震惊的黄花岗起义。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也是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百多名热血青年，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臂缠白巾，从广州小东营5号出发，毅然决然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

　　他们面对的是清廷数以万计的军队。成败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却丝毫没有阻却他们的慷慨与从容。两广总督张鸣岐闻变，潜入厚祥街，逃至水师行台。革命党人放火焚烧督署后退出，与清军爆发激烈的巷战。终于寡不敌众，起义在坚持一昼夜之后以失败告终。

　　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86人在起义中遇难。

　　革命党人潘达微通过善堂出面，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

　　孙中山痛哭：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罗家伦感慨：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

　　黄花岗起义虽以失败告终，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仅仅在半年之后，衰败的清王朝便在辛亥革命中轰然倒塌。

　　95年的时光悠悠而过。孕育灿烂的“碧血黄花”的指挥部旧址，在广州城的一隅，一片寂静。　　

　　◆朝议第

　　1911年4月，空气中已经开始有了春的气息，可是拂过面颊的微风还带着一丝寒冬的清冽。

　　衰弱的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做着最后的挣扎。光绪、慈禧相继死去，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此起彼伏。在广州，越华路（清末叫司后街）一带作为官府重地，处处都是巡逻的清兵，凝重的氛围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小东营5号，一座颇具岭南民居特色的青砖大屋建筑。有五色的玻璃花楣，吱呀作响的木制门扉，还有古朴典雅的封檐板。门厅、旁厅、轿厅……四进三开间、单层、两面坡顶素瓦的格局，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官员的住宅，大家习惯称它为“朝议第”。

　　草木皆兵的清吏并未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到这里。它距离两广总督署（现省民政厅所在地）实在是太近了。只有450米的距离，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这里已经沉寂很久了，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朝廷官员在几年前死去，只留下一位寡居的妇人，最近一段时间也失去了踪影。

　　没有人发觉，黄花岗起义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一次彻底撼动清王朝根基的起义，正在这个衰弱王朝的核心区域，进行着秘密筹划。

　　1911年4月26日，这座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的前清朝官员的府第里，已经聚集了130余名热血青年。他们都是从附近烟火鼎盛的城隍庙辗转秘密潜入的。最大一次规模的转移人数多达70多人。他们是来自花县的革命党人。在番花同盟会负责人徐维扬的带领下，乘车来到广州，先是在指挥部南边毗邻的城隍庙下车。城隍庙前人头攒动，烧香拜祭者络绎不绝，大批革命党人混迹于其中，敌人竟然没有丝毫察觉，而那些虔诚祈祷神灵的善男信女们也没有发觉，一场即将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华民族芸芸众生之命运的革命，已经在自己的身边悄然上演。

　　他们三三两两的，经由庙后的小径，安全转移至百米远的指挥部。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非常清楚，这次起义几无成功的可能却意义重大。绝命书已然写好，冲锋的号角即将吹响。

　　这将是一次赴死之旅。他们万死不辞。

　　◆投弹井

　　起义指挥部旧址的一进天井内，有一口用麻石围成的古井。井内为青砖砌筑，是典型的清末宅院古井。井口不宽，井深很浅。就是在这里，埋藏着一段近百年之久的往事。

　　起义的时间已经被一改再改。最初定在4月13日，革命党将会兵分十路攻城。不料是日发生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全城戒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起义被迫改期。

　　23日，黄兴由香港到广州主持工作。起义的事宜再次被提上日程。可是不知道是哪个环节走漏了风声，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起义日期再次被迫推迟。赵声率300余人离省赴港暂避，以保存实力。当时，起义已经如同弦上之箭，不得不发。黄兴认为如若再推迟起义时间，革命形势将会变得更为被动。26日晚上10时多，他正式通知胡汉民、赵声等香港革命党人次日起义。香港至广州的末班船此时已经起航，香港的革命党人无法在27日抵达广州，他们电求广州方面将起义推迟至28日。

　　此时清吏已经在广州城大肆搜查，起义随时面临流产的危险，黄兴固执地坚持在27日发动起义。

　　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黄兴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战斗部署，5时30分，起义的号角正式吹响。

　　130余名革命党人此时已聚集在指挥部内。炸弹专家喻培伦，正在挥汗如雨地给革命党人发放炸弹。500多个炸弹，它们都是喻培伦自己连夜辛苦赶制出来的。他为了研制炸弹，炸伤了自己的左臂，留下终身残疾。

　　断了一条胳膊的喻培伦眼睛闪闪发亮，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了情况。四川籍的革命党人但懋辛提出异议：“我们还是略微推迟一下起义的时间吧！赵声、胡汉民带领的300多名革命党人已经在香港集结，明天，只要等到明天，就会有300余名香港革命党人同我们并肩作战，取胜的把握将会大大增加。”

　　一百多名文弱书生，面临的敌人是提督所统带的几万军队，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将会导致怎样九死一生的结果，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

　　起义的号角即将吹响，并非没有冒进的成分。而革命的气焰已经蔓延，难以扑灭。

　　心中忐忑的但懋辛为了能够阻止起义，偷偷地将半筐炸弹倒入井里，这一幕恰好被炸弹的制造者喻培伦看到了。怒不可遏的他操起一把刀就向但懋辛的手上砍去，幸亏赶来的四川革命党人竭力制止，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据说在后来的起义过程中，但懋辛的右手一直都是鲜血涔涔的。同党莫纪彭以为他是中弹流血，关心地询问，但懋辛以手指着喻培伦说：“老喻以刀伤我手！”而此时的喻培伦还是满肚子的怒意，不发一言。

　　不过，这次事件并没有影响到但懋辛对喻培伦的尊敬之情。但懋辛长喻培伦2岁，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喻友善。现存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民国七年所立的喻培伦纪念碑，碑文就是由善于书法的但懋辛所题写。

　　喻培伦在他誓死捍卫的这次战役中遇害——是日傍晚5时，他胸前挂一大筐炸弹，率四川广东籍“选锋”27人直奔总督衙门。用炸弹炸墙，攻占总督大堂，攻观音山敌营，途经莲塘街口，与清兵遭遇，炸伤炸死清兵无数。之后，喻培伦受伤被俘，遇害。临刑之前侃侃而言：“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人尤其是杀不了！”“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头可断，学说不可绝！”

　　是年，喻培伦25岁。

　　◆第一枪

　　4月27日下午4时许，被胡汉民从香港派来力图说服推迟起义的两位革命党人谭人凤和林直勉，辗转进入了秘密指挥部，见到了黄兴。此时，喻培伦刀伤但懋辛的事情过去未久，激进派的革命党人群情激愤。谭又开始游说推迟起义的理由，黄兴开始有了怒意，但是碍于谭的元老地位不便发怒，只是说了 

一句：老先生勿乱我军心矣！

　　也许是受到革命党人意欲杀敌而后快的革命热情的感染，本是来游说推迟战机的谭人凤和林直勉，最后竟改变主意，转而赞同立即起义，并向黄兴请战。黄兴认为已到花甲之年的谭人凤年事已高，不便参战。无奈谭人凤始终坚持，黄兴只好掏了把手枪交与他。

　　谭人凤根本不懂枪，只是觉得挺新鲜，这里戳戳，那里摸摸，一不小心，把机头打开了，手指头一动，突然“砰”地响了一枪。屋里人多，立刻就有一个选锋队员“哎哟”一声捂着脚中弹倒地，脚上的血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黄兴一把从谭人凤手里夺过了枪，连声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你就别再添乱了。”众人吓了一跳，害怕暴露了目标，把清军吸引了过来，都不说话，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有一个选锋队员赶紧给那个受伤的队员包扎伤口。幸亏街那头又响了两枪，把这一枪冲淡了，大家这才轻松下来。

　　这不经意的一枪，也由此被载入了史册，成为黄花岗起义的第一枪。

　　谭人凤最终并未参与到这场惨烈而悲壮的起义当中来。他被护送至陈炯明的家中。几个小时后，与他站在同一屋檐下的几十名壮士，不幸罹难。

　　谭人凤痛哭流涕：“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

　　◆石 狮

　　在今天的越华路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部旧址里，存放着两个高达1.8米、长1.7米、宽81厘米的巨型花岗岩狮子。他们曾经是守卫在广州两广总督门前的看门狮子。在它们的注视下，130名壮士奔突至总督署内，与清兵爆发激烈的枪战。

　　5时半时辰一到，螺号吹响。

　　阴历三月，广州的天色还挺亮，残阳如血，斜射在青石子铺就的路面上。街人行人并不多，一支迅猛的队伍突然从角落里冲出，弄不清他们是什么来头，大家纷纷躲避。指挥部到总督署的路不长，只有450米。指挥部到总督署的路很长，对于这些臂缠白布的年轻人中的大多数，这是由生至死的距离。

　　有关史料记载，起义爆发时，130余党人被分为前后两队，黄兴和喻培伦率领前队人马，“出军时全队行走迅速”，至都署门前，当时有总督卫队数十人驻守。林时爽先率二三人前进，用炸弹猛击，打死卫兵数人。于是其他的卫兵逃入室内，匿不敢出，可是由于他们一直在负隅顽抗，所以革命党人没有办法从正门攻入。

　　革命党人在总督署前与敌人展开了枪战。空阔的总督署前没有其他的遮挡物，革命党人躲在石狮子后面与敌人对射，留下了大量的枪痕。最后，在队伍被冲散，付出了很大的流血的代价之后，黄兴所带领的前部人马中的十几人，才从西边侧门强行攻入，而前队人马中的另一部，则在喻培伦的率领下，在把总督署的围墙炸了个大洞后，冲入其中。

　　稍后，徐维扬率领的后队人马匆匆赶到，又与散布在总督署门口的卫队遭遇，他们围绕着石狮子展开了短暂枪战后冲入。

　　黄兴带领的革命党人攻入总督署之后，寻找张鸣岐不见，放了一把火，退出大堂。走到二堂时，原来守在门口的卫兵还在大门、二堂之间射击革命党人。黄兴双手持枪，与战友一起奋勇击退敌人，从正门冲将出来。稍后，徐维扬的队伍亦由此冲出。

　　两只石狮子，怒目圆睁，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

　　长枪、短炮、炸弹的声音曾经在它们的耳畔此起彼伏，年轻的革命党人进攻、掩护、撤退，一个又一个在它们的注视下中弹、流血、牺牲……在电光石火的背景下，这些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热血青年，用他们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慷慨悲歌。

　　史料记载，起义的第二天，从死亡线上拣回一条命的主帅黄兴，在广州城门口遇见了率领三百多志士、从香港风尘仆仆赶来的赵声。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两人相抱痛哭。一代雄才赵声在三星期之后，悲愤呕血而死。

　　以后的岁月里，黄兴一再想起那些年轻的殉难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热血多少次模糊了黄兴的双眼。他写下这样的句子：“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90多年的时光呼啸而过。如今你在这两只石狮子身上仔细寻找，那些伤痕，依旧清晰可辨。

　　◆迷失的旧址

　　惨烈的斗争整整持续了一昼夜，以失败告终。

　　根据当时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两倍以上。”

　　广州城一时之间腥风血雨，笼罩在一片极端恐怖之中。位于小东营5号的指挥部惨遭清兵数番破坏和反复搜索，革命党人四散躲避，旧址遂无人问津，它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整整淡忘了20余年。1933年，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它再次浮出水面，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寻 觅

　　1933年的春天。当时广州的国民政府打算修整一下越华路一带的马路，拟拆除旧址所在地的房屋。有一位寓居香港的革命党人，写信给国民政府，说明小东营5号就是当时黄花岗起义的指挥部所在，万万拆不得！这一“传闻”很快就得到了当时曾参与过黄花岗起义、时任国民党要员的林直勉的证实。当时的国民党四委员陈济棠、邹鲁、林翼中、林直勉立即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保护议案。现保存于广州市档案馆的国民政府文档原文如下：

　　“为提议事，查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为本党同志历史最光荣最有价值的工作，故凡关于是役之遗留各种印象及物质，均应妥为保存，以垂久远，兹查广州市小东营现编门牌第五号之住屋，实具有此次革命深刻之迹象。诸先烈举义广州，其先事联络策划，原以该屋为秘密机关。其当时集合奋斗，亦以该屋为出发地点。是该屋不特与本党革命历史有关，仰为诸先烈牺牲精神所托。若非设法保存，他日沧桑物换，自与时会而变迁。兹拟由本部函请广州市政府，用价将该屋收买，妥予计划保存，即在该处建筑纪念碑坊，详刊该屋革命事实，庶本党革命特殊之迹象，不至湮没无存。而市民亦得以时观感焉。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1933年5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十七期刊登了关于“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的报道。当时国民政府广州市市长刘纪元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他下达训令，标题为“训令财政局准西南执行部秘书处函请收买小东营第五号之住屋以保革命遗迹仰遵照办理。”训令财政局局长刘秉纲，“决议照办，原屋不拆，以存旧观等议在案”。

　　如此这般，旧屋得以保存下来。但是由于后来战争爆发，此事又被搁置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着名民主人士、建国初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李章达先生，将此房产捐献给了国家。

　　◆捐 献　　

　　那么，李章达先生又是什么时候住到这所房子里的呢？按照1955年7月28日李章达先生的儿子李颂德先生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捐献房子的信函中的说法：“该屋原是我父亲早年在广州居住时所购得，一直不知道该屋有这么一段光荣的事迹。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州时遭到很大的破坏，我们无力修葺，只有任其倾颓破坏。”

　　由于他们在当时购买房产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革命旧址，我们可以肯定这应该是1933年之前的事情。在广州博物馆现存的回忆录当中，有亲属认为是1925年前后购入，经考证被认为是最为接近历史情况的一个年份。李章达先生生于1890年，广东东莞人，1933年已经43岁了，信中所说的早年购买，应该不晚于此时。他很早就参加了同盟会，并且参加过武昌起义，后来投身反袁斗争，1917年后矢志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护法运动。后被孙中山派去俄国学习。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农业部部长。1925年李章达先生正在国民政府任职，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由于他没有个人住所，遂购买了地处小东营的革命旧址居住。

　　据李氏后人的回忆，1933年政府公布这一重要革命旧址的时候，李章达正忙于策划福建“闽变事件”，但仍然喜极而落泪。

　　1953年，李章达在广州去世。弥留之际，他殷殷告诫后人，要将房产捐于国家，以最大限度地保存珍贵的革命遗迹。1955年夏天，李章达先生的夫人尹映雪及其儿子李诵刚遵照李章达先生的遗愿，将房屋捐献给了国家。

　　1957年8月8日，广州市市长朱光发给李章达奖状一份。

　　1958年，“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被辟为纪念馆。

　　1962年，该旧址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而今，关于旧址的详细资料，第一次被公之于世。

　　◆豪气云天绝命书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福建闽侯县人。1887年诞生于福州城内南后街一个书香门第，13岁时，他受父命参加科举童子试，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掷笔离去。 

　　跟他的才情比翼齐飞的，是他的爱情。

　　林觉民遵父命成婚，妻子陈意映，名芳佩。林觉民参加革命，陈意映常在外望风。婚后，林觉民在家中办了一所女学，动员妻子、堂嫂、堂姐妹等入学读书。他编选教材、担任主要课程，在讲课中时常介绍世界大势、抨击封建礼教。

　　1905年，林觉民东渡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文科。留学不久他即加入了同盟会，与黄花岗烈士福建十杰之首的林文（状元林鸿年之孙）、林尹民（族弟）合称“三林”。在这个藏龙卧虎之地，林觉民与立宪保皇党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写了《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并翻译了英国小说《莫那国犯人》。他翻译的《六国宪法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自己寓所的墙上，林觉民悬挂华盛顿、拿破仑的画像。当时留学日本学生常常聚在一起，谈到列强环伺，国人涂炭，个个痛哭流涕。林觉民说：“中国危殆至此，男儿死就死了，何必效新亭对泣，凡是有血气的男子，怎么能坐视第二次亡国的惨状呢？”满场震惊。

　　起义紧锣密鼓地筹备，4月24日林觉民与战友同宿于香港滨江楼。他独自挑灯做绝笔书，直至鸡鸣破晓。

　　《与妻书》被写在一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上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写完《与妻书》，林觉民又写道：“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也！” 

　　翌晨，在进入广州的班轮上，林觉民对郑烈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锺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故谓吾辈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绝不信也。”

　　1911年4月27日早，林觉民与战友林文等人编入黄兴统率的第一路选锋队。当日黄昏，林觉民偕林文、方声洞等人随黄兴直扑两广总督署，将督署付之一炬。当队伍退出东辕门时，与大队清军展开血战，肉搏中林觉民负伤被擒。

　　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就义时,年仅24岁。

　　历史一页页翻过，这个名字却注定永远不会被忘记。一段血色的爱情，终成千古传奇。

　　◆他 们　　

　　写下绝命书的，还有他们。

　　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方声洞。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盟会福建支部长。他和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姐两嫂都是同盟会员，还亲自介绍妻子入会。慷慨赴义前的一天，他在广州写下了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在禀父的绝笔中他写道：“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以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李晚，祖籍广东，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牺牲。他的《与家兄诀别书》写道：“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起义领导者。他在给邓泽如的信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烈士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

　　历史学家罗家伦说，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起义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

　　一年后，黄兴在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痛悼壮烈牺牲的伙伴们时，曾动情地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极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1911年，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