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中艾条的作用:顾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一）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一）

顾  土

文革是一场涉及极其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的浩大运动，这场运动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其思想遗产非常深厚，或明或隐，至今仍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言行。不用说经历了文革洗礼的人们是文革思想遗产的天然继承者，即便是文革后出生的人，文革思想遗产在他们体内的主导作用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前辈。因为他们的前辈毕竟还见识过文革之前，亲历或是从父辈祖辈身上还感受过更早的那个传统中国。而90后，80后，乃至70后，从家庭、长辈到老师和社会环境，无一不经过文革的洗心革面。他们所处的中国，其实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继承了文革思想遗产后的“新中国”。文革思想遗产，当然不形成于文革，但在文革中汇聚一台，登峰造极，经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强烈灌输，形成了庞大的思想资源系统，铸就了一大批历史定论，完成了思维方式的基本定型。

文革思想遗产，既是文革爆发的思想诱因，也是文革对后文革时代影响的思想基础，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反应。无论你怎样否定文革，怎样与文革决裂，其思想影响照样可能弥漫于体内，流淌于血液，只是多数时候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我记得一年前看电视辩论会，一位社会科学院70多岁的研究员，一身中式服装，一脸传统卫道士的神态，但在辩论中却得意地质问对方：你这个观点是哪来的？是马克思的？是恩格斯的？还是列宁的？文革思想遗风，不经意间便表露无遗。

我们从来没有在全民族中彻底反思文革的思想基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反思极其有限，即使这样有限的反思也基本囿于国内问题，对外则仅局限于官方私下道歉和积极修复关系，从未涉及民族思想的层面。其实，文革既表现在国内，也显示于对外。我国的改革开放，恰恰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否定过去。改革，是废止了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国内社会生活；开放，则是改变了过去的那套闭关锁国、敌我分明的战斗状态。相比而言，国内问题更容易驱动人们的反思，在切身的痛定思痛中，在四周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中，在实际利益的日趋改变中，人人不能不思考比较过去。而对外问题，尽管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们都参与过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的各类大游行，参加过各种对外的大批判，还被强力输入一整套中外关系的概念与历史。但是，文革后，从前被灌输的东西没有任何渠道再反过来加以清除，于是，便永久地存留于人们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不时地影响中国的今天。人人都猛烈批判过赫鲁晓夫，但文革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反省在那些所谓的批判中究竟孰是孰非；人人都纵情歌颂支持过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但文革后人们都没有反省过这个政权究竟是个什么政权。人人都狠批过安东尼奥尼，但并没有反省为什么会展开那样的批判，而那样的批判至今还是多数人看待外国乃至中国文艺作品的基本思路。这些对外问题并非简单的对外关系，也不仅仅是对某个外国人的看法，在思维上与国内问题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反映，都表现出人们思想的深处。二十年多来，对外关系上一有风吹草动，很多人的表现，包括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常常令人以为红卫兵之再生。这就是文革思想遗产的强大作用。

在文革中，我们得到了古今中外最为强力最为持久的思想洗刷，可以说，让你知道什么你就必须知道什么，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连怀疑与犹豫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文革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通过天天背诵、日日演唱、时时学习、学用结合和无处不在无时不见的注入，在人们的身上已化做一种习惯，在头脑中变为理所当然，精神上变为自然而然，生理上变为条件反射。就像样板戏那样，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生理的反应，并且只能是一种熟悉的亢奋反应。这种习惯的特点就在于，你不但不需要思考，而且还可以此作为任何判断的合理依据。近些年，常有人说“你们中国人”或“我们中国人”，我都会请他们注意，所说的中国人是什么时代的中国人，六十年前的中国人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文革的思想遗产一旦成为习惯，你会发现，根本用不着事实，也无须逻辑判断，一切都成了天然真理。反过来，你同样也会发现，研究文革思想遗产，常常也不需要新史料新观点，只需反思，只需设疑，只需基本的理性推敲，就可以找出问题的所在。

文革思想遗产十分庞大，来源也很复杂，若要深入研究，非一人或者几人所能胜任。在此，我只敢以断想的方式，就平时所思所想，发表粗浅的看法。

质疑“封锁论”

最近，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不要再提耕地保护！此论引起了激烈的争执。暂且不说这个观点如何，但网上的多数反驳者的一个依据却令我感到文革思想遗产对当代社会影响之深远。这个依据就是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封锁，使他们带有深切的忧虑：耕地不足，粮食不够，假如未来西方国家再对中国封锁，大家岂不饿死？

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说法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取得了话语霸权，但在那个时代，人们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不像文革期间，每天早晚都在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一切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所谓阶级斗争，对内就是与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对外则是和帝修反斗争，所以，帝国主义封锁论在文革期间更是被铸造为一个铁打的结论和不争的事实。其实，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帝国主义封锁已经并非专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是又加上了一个苏修的封锁。苏修也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一称呼的发明如今早就被人遗忘，但却是一个时代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政治符号。苏修封锁的内容就是我们当年曾反复说过无数遍的“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迫提前还债”。由于在文革中苏修的威胁被不断渲染，直至超过了美国，因而，苏修封锁的后果后来也被说得远远大于美帝。

我在文革中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期，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封锁我们，是课堂学习、读报学习、各种运动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根据我的记忆和翻阅当时的报纸来看，不断强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封锁，一是为各种困难、匮乏、贫穷找到合情合理的原因；二是为了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借以强调敌情严重和形势险恶，由此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激情和紧密团结的决心。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封锁我们，到了后来，已经不仅仅是个历史，而是演变为一种民族情绪、一种阶级斗争思维的铁定依据、一种战争预感的充分理由。

封锁，仔细推敲一下，这实际是个笼而统之的说法。大批判的时候、老百姓闲聊的时候、文学上夸张形容的时候，说说还可以，但不宜作为严肃的历史判断。因为封锁一说本身就极其含混。

对一个地区严格意义的封锁应该是上个世纪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的那副状态，其他所谓封锁都是舆论的一种艺术化说辞。国际间的封锁实际是制裁，其中又分多个层面，有武器的、技术的、粮食的等等，方式就是中断贸易、禁止往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究竟属于哪类？达到了什么程度？多数人并不关心，也无从得知，一句“全面封锁”就在脑海里替代了所有实际内容。可是，即便是“全面封锁”，只要扫一眼当时中国的所有邻国就不能不怀疑这种全面封锁能否实现。从北到南，中国的所有邻国几乎全是盟友加朋友。帝国主义想封锁，但邻国不封锁，封锁的效应恐怕就会大打折扣。何况，那时与美国相抗衡的苏联在武器制造、重工业和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并不落后，新中国的工业又是在苏联的援助下起步的。所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封锁不足以成为中国国内任何困难的主要原因。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尤其是1959年就开始的三年大饥荒，习惯说法是由于天灾加上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迫提前还债”，也就是说自然灾害加苏修的封锁。且不论那时是不是全国一起闹天灾，但六十年代中印关系破裂，与中国有着漫长边境线的苏联和蒙古不再是“社会主义兄弟”，多一半边境的邻国都处于敌对状态，却是一个事实。此时的封锁，看起来的确十分严峻，真正出现了“全面封锁”之势。然而，撤走的专家究竟是些什么专家，撕毁的合同又是哪些合同，被迫还债被迫到什么地步，多数人并不清楚，只在宣传和学习中知道“我们勒紧了裤腰带，提前还清了所有债务”、“不蒸馒头争口气”。如今看见一些研究著述，比如杨继绳的《墓碑》和一些公开的资料表明，苏联中止的合同只是部分合同，其中主要是专家合同，废除的也是科技合作项目；苏联从未逼迫中国提前还债，而且在中国经济困难的情形下还主动提出暂缓偿还，提前还清恰恰是中国决策者自己的意愿。另外，在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锁的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的货轮一直在海外航行，这也是公认的事实。这也由一个角度表明，当时内外有很多渠道还算通畅，“全面封锁”并不全面。

我们不妨以今天的朝鲜为例。朝鲜目前与外界交往的状况与当年的中国相似，甚至还不如中国。他们也在高喊帝国主义封锁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困难，然而，假如中国和俄国这两大邻国不封锁，所谓的封锁效果就不算严重。除非他们也将这两个国家都当作修正主义看待，好像当年中国对待苏联那样，封锁才会变得“全面”起来。退一步讲，即便所有国家都在封锁朝鲜，即使这样的封锁非常“全面”，可是在朝鲜遭遇大饥荒的时候，出手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正是他们认为最敌对的国家。这证明，任何封锁都是有限有度的。

姑且将“帝国主义全面封锁”当作一种事实，姑且不论《墓碑》等著述是否属实，其实，只要思考一下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觉察出封锁论的疑点。

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这是包括官方史书在内的历史定论；中国长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这也是历史事实，可见，中国人的吃穿住从不倚赖于外国。当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后，中国人的生活最差也不过就是回到了自古以来的那种状态。可是，普通中国人在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锁的时代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最大窘迫，直至大饥荒，却始终都是最基本的吃穿住，并不是石油、核原料、武器装备、重工业、科学技术。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最长项怎么转眼间变成了最弱项？花生、瓜子、小磨香油只有春节才供应，豆腐、麻酱、鸡蛋、粉丝竟然每月只配给一点点，连洗澡、剃头、住店都长期成为老大难？

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封锁，显然应当是对方主动，我们被动，否则就不能称为封锁，而应该叫自己关门。就像家里的大门那样，对方由外面锁住才是封锁，自己从里面关上则是自闭。回想六十年的历史，究竟是外面封锁还是自己在里面主动关门，或是兼而有之，似乎也值得重新推敲。

当初中美关系的大门是哪一方关闭的？似无定论，但后来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却由中方主动，并且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回应，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来访。可见，主动权在这一边。

中苏交恶，肇事方在谁，说法很多，但一个国家在对方拼命抨击自己的时候是否还会继续积极援助对方？后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就曾让我反思过去的中苏关系。当时阿方也是拼命攻击中方，与当年中国批判苏联一模一样，对这样的指责，中方当然也像苏联那样，断然中止合同，撤走专家，取消援助。20年后的此时，当中国处于20年前苏联的位置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过自己曾经的是与非？或许人们早已遗忘。中苏关系后来的改善，虽然有苏联领导人变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完全转变了对苏政策。也就是说，中方在苏联的“封锁”上也占有相当大的主动权。

在帝国主义已经对中国封锁，人民生活又处于极度艰难的的情形下，按理说，决策者本应该采取措施，积极打开这种被动不利的局面，避免更多的国家与自己对立，行事起码要策略一些、灵活一些、机动一些。遗憾的是，当时的决策者恰恰采取的是为自己雪上加霜的政策，主动急切地先后与过去的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叫板，与在议会中占有很大势力的各国共产党、社会党相继翻脸，只与极少数几个国家保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志加兄弟”，“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可以说，这种横扫一切的方式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封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几个极少数国家除了要钱要物要援助外，从来也没有与中国一条心，有的国家一向脚踩两只船，时时对中国保持着高度警惕，最后翻脸时又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

在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华大合唱”中，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全面封锁”的时候，1962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部党委同意，就对外政策给中央负责人写下书面建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和一少”，结果遭到了陈毅、康生、毛泽东等人的严厉批判，被认为是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妥协投降。文革中，这条罪状莫名其妙地又安在了刘少奇身上，并上纲为“三降一灭”，成为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基本依据。从“三和一少”的提出也可以看出，连中共党内都对当时的对外政策抱有不同意见。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冒着风险敢于提出这样的建议，也能想象出当时的对外政策是怎样的不合情理，以致连自己人都难以承受。“三和一少”的提出也足以证明，在对外关系中，面对一扇隔绝的大门，中方拥有主动权；假如纯粹是对方封锁，那又何必建议“三和一少”？1979年，“三和一少”被平反，平反就等于说，当年王稼祥他们没有错。

1978年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完完全全是由中国主动提出的国策。改革是中国的内政，想改革当然就可以改革，但开放是面向世界，而且主要是面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果人家坚持封锁，你想开放也只是一相情愿。事实却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全面封锁”忽然间烟消云散，对方不提了，我们自己也不说了，该修好的修好，该改善的改善，该贸易的贸易，该进口的进口，该留洋的留洋，该来华的来华，该投资的投资，该贷款的也贷款了。这更证明，中国对外大门的门把手实际攥在自己的手掌心，开启的主动权属于中国决策者。

当年西方国家确实对中国实行了禁运，中断了外交和贸易往来；苏联等国家后来也确实撤走了所有专家，中止了科技合同，但造成的后果有限，与中国人的普通生活无关。改革开放后，中国既没有丧权辱国，也没有俯首称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封锁却悄然隐退，中国人的生活从此日新月异，这只能说明，所谓封锁是一个时代的后果和话语，当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成为历史之后，“封锁”自然退出了舞台。

夸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全面封锁”带来的影响，经不起理性的分析，也与历史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