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的痧友相册:改革先驱---任仲夷

       1935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抗日至国共内战时期在山东、河北、大连等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直到文革，任仲夷在哈尔滨工作。1966年文革中，他更被作为走资派残酷批斗。

       文革后，在辽宁短期工作（其间主持了张志新的平反）后，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率先反对“两个凡是”。1980年11月，他被邓小平派到广东，领导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广东早期最艰难、来自上下压力最大的改革开放时期，任仲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段时期的政绩，亦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绩。广东的先行一步，亦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广泛影响。

      退休后，他仍然十分活跃于公共事务，除了参加党与政府的会议，亦经常发表讲话、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针贬时弊，探讨中国发展的出路。他多次呼吁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建立“政治特区”。2004年南方都市报案，他与广东省元老吴南生等一起致函张德江，要求从宽处理程益中等人；同年，在纪念邓小平的活动中，他接受采访，称邓小平的成就巨大，但亦有不足：没有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适时地进行他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带来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文章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上发表，另在《同舟共济》、《南风窗》等杂志发表，引起高层不满。

      任仲夷素以实干、有魄力、开明、敢言和富有幽默而著称。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员内的改革势力，无论在体制内外，还是在海内外，皆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晚年，仍然能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和威望，对中国的时局和未来发表可贵的意见。

       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因病逝世， 享年91岁。

　　任仲夷：改革开放的先驱

　　南方网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中央希望广东人作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时，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选中了任仲夷担任领军。

　　为何选择了任仲夷？广东《秋光》杂志2004年刊登的长篇通讯《任仲夷调任广东之前和之后》似乎可以提供一个答案。

　　思想解放反对“两个凡是”的排头兵

　　在陶铠、张义德撰写的《真理标准讨论始末》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亮出自己观点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

　　华国锋于1977年1月提出“两个凡是”方针。7月，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仲夷先后撰写两篇战斗檄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胆识过人踏禁区为张志新昭雪

　　曾任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的张志新因明确表示对林彪和江青的不信任，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75年4月4日被以极其惨无人道的手段秘密处死。

　　此事被揭露出来，任仲夷一再强调“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辽宁省委1979年3月决定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因为张志新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雷区”。胡耀邦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正如《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的作者向明所说：“（此举）需要有相当强的党性，过人的胆识，果断的魄力。”

　　锐意改革力挺“包产到户”开放市场

　　任仲夷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为数极少的省委第一书记。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万里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会上争论很激烈，任仲夷是公开赞成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开放城乡自由市场，任仲夷在辽宁是抓得最早的。1979年，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他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

　　“特区情结”倡导设“特”属意大连

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广州考察

　　南方网讯　中央为何选择他执掌广东？

　　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随即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批判“两个凡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最早表态。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仲夷后来回忆，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任仲夷当时在辽宁还干过几件大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任仲夷说，小平同志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他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他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多年以后，当被问及“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时，任仲夷说，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1982年，打走私与“排污不排外”

　　仅有一次向中央检讨

　　曾有记者问任老：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无失误？任老坦言，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深圳特区速度更快。

　　有些人“求富”心切，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1980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当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气氛极其严肃。

　　会上，任仲夷和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详细介绍走私贩私等情况及对策。会上，部分同志讲话很尖锐，有的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任老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广东的特殊政策。胡耀邦等明确表示，政策不会变，但要总结经验。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老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打来电话说，政治局常委得知会议情况后，认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还是请任老到北京一趟。

　　第二天，任老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在胡耀邦的建议下，任老向中央写了检讨。这是任老参加革命以来，仅有一次向中央写检讨。这次进京，后被称为“二进宫”。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任老，小平同志把章蕴的报告批给政治局常委传阅，而这个报告对广东和任老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11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左二）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1981年，主政广东遇到第一难题

　　破除“缓改革”误区

　　任仲夷来广东遇到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他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

　　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

　　任仲夷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

　　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1983年，对外开放

　　搞特区利于社会主义

　　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82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1984年，不拘一格引才

　　给蛇口“放生”打造特区

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曾说，他最感激任老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任老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任蛇口；一件是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

　　1984年下达的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了蛇口4个具有政府权力的权力：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是广东省委常委开会定的，会议由任老主持。就是这个“31号文件”，使蛇口真正成了特区，成为了“改革试管”。

　　此外，任老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也叫袁庚一直念念不忘。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

任仲夷和夫人王玄在撤出北平前合影

　　南方网讯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汉族，大学文化。当选为中共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14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威县西小庄（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

　　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

　　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

　　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

　　1938-1945年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6—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

　　1954—1966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

　　1966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

　　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