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肾手法视频: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吴永平
抗战文学的代表作家竟无缘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8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在国统区坚持战斗的进步作家会师了，代表们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此时，新中国尚未正式宣告成立，党中央就率先召开这次全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盛会，检阅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显示了新的政权对人民文艺的高度重视，与会的代表都把能参加这次盛会当作毕生的政治荣耀。
参加这次盛会的文艺界代表有近千人之多，不同艺术风格的、在党与不在党的，新文艺界与旧文艺界的文艺代表济济一堂，可以说，除了极个别的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家之外，几乎所有稍有名气的作家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有人注意到，抗战时期享有盛名的作家姚雪垠却不在代表之中。当时，他在上海教书和写作，南方代表团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
姚雪垠一度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抗战而写作，为胜利而讴歌的爱国作家，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竟然没有得到邀请。显然，这不是出于一般的原因。
几十年后，一位与姚雪垠有争执的作家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年姚雪垠“有一件公案”，还说：这件公案“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文艺界人士，大半是知道的，总之，在这件事发生后，文艺界舆论哗然，传闻纷纷，以致上海当时文艺界的一切公开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参看《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李蕤文）
什么了不得的“公案”，竟从政治上宣告了作家姚雪垠的死刑。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澄清事情的真象，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钻进图书馆，钻进档案馆，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捡；我们走访专家，询问“知情者”，在茫茫人海中搜寻——我们把重点放在解放前几年，寻求所有与姚雪垠有关的线索，把所有与姚雪垠有过论争，有过嫌隙，有过猜疑的人与事都滤了一遍。结果，我们发现了：这桩“公案”与胡风对姚雪垠的“清算”有关！
1944年4月，身任中华文协研究部部长的胡风在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在这篇文章里，他号召“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以反对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篇论文是他发动抗战文坛“整肃”或“清算”运动的动员令。
1944年7月，胡风组织了一批文艺批评文章，复旦大学学生石怀池批评碧野《风砂之恋》和姚雪垠《戎马恋》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批评和介绍”专栏上发表。
1944年底，胡风在《希望》第1期上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同年，他组织石怀池、路翎等批评姚雪垠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这一轮批判浪潮中，姚雪垠被打成“娼妓作家”和“色情作家”。
1945年1月，胡风致信路翎“赶写”文章批判姚雪垠的《戎马恋》。同年6月，胡风再次致信路翎批判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路翎遂在《希望》上发表《市侩主义的路线》，署名未民。文章指斥姚雪垠为“客观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典型代表。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攀咬姚雪垠为国民党“特务”的流言传到重庆，文艺界同人对他避而远之。
1945年12月，邵荃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批评胡风的某些文艺理论观点，但赞同他们对姚雪垠作品“色情”和“抗战八股”的批评。
1946年3月，龚莺在《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１卷第４期上发表《骑士的堕马》，批判姚雪垠的中篇小说《戎马恋》。这个刊物是重庆左派刊物的大本营。随后，全国的进步刊物都开始“清算”姚雪垠。
1946年3月，辛冰发表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诽谤姚雪垠人格。
1946年5月前后，姚雪垠路经重庆，找徐冰辩诬“特务”问题。
1947年5月，姚雪垠在北平《雪风》第3期上发表《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批评“胡风派”的文章。
1947年9月，胡风组织对姚雪垠的反击，阿垅在《泥土》第4期发表《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文章按照胡风指示揭露姚雪垠的“生活关系”，暗示姚雪垠与国民党的关系。胡风收到阿垅的文章后，又转给楼适夷主编的《时代日报·文化版》发表，并信告阿垅，“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 （注意这里有“公案”二字，至此事情大半已经水落石出。）
1948年初，郭沫若在香港大中学生新年团拜会上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演说，他呼吁消灭四种“反人民的文艺”，其中“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暗指胡风等。
1948年3月，文委委派邵荃麟和冯乃超主持的《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展开了对胡风等的理论批评。胡绳发表文章，批评胡风最欣赏的作家路翎，继而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胡风不服，组织同人反击，他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写了《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愤怒地指责香港作家把他们与姚雪垠等同等看待。继而，《大众文艺丛刊》在批判胡风理论的同时，继续着对姚雪垠的批评，姚雪垠被卷入这场论争中，被双方所抛弃，成了双方的箭靶。
这就是姚雪垠的这桩“公案”大致的始末。不难看出，姚雪垠遭受的这场不名之冤，小部分归咎于延安“抢救运动”中别人的攀咬，大部分则归咎于胡风对他的“清算”。
解放以后，姚雪垠文途坎坷，固然与胡风的杯葛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他不时“偏离”主流文艺思潮有关；而对胡风而言，他对姚雪垠及其他进步作家的“清算”充分暴露了他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实践的偏颇。他对姚雪垠等的批判只是他推上山的第一块“西绪福斯之石”，而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激化与变质则是在若干年后。50年代初，随着胡风与主流文艺思潮争斗的失败，40年代末的那场胡姚之争便沉入海底；数十年后，胡风雪冤复出，更没有人重提那场早就被人遗忘的“清算”斗争；姚雪垠那场“公案”的沉冤至今未白，不能说不是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
本文重新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那场“整肃”或“清算”运动，无意探讨姚雪垠与胡风所持理论的差异与各自人格的优劣，他们都是笔者尊敬的文坛前辈，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有过贡献。笔者只是企图在此文中勾勒出一个文坛掌故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默杀”与“清算”
1946年，中华文协广州分会会刊《文艺新闻》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向南国的读者透露出著名抗战小说家姚雪垠已经遭到“清算”的消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姚雪垠的名字，大家谅不会生疏吧，他是一个“作家”，曾经以“进步”的招牌出现，现在终被清算，在近十年中，我亲眼看见他成名，但，也看见他没落，人世浮沉，真不堪想象呵！然而，若从他一贯的生活态度和为人作风上加以认识，对于他今天的被清算，就知道绝不是偶然的。
抗战时期，有哪一个文学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发表后都曾轰动一时。《“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茅盾、郭沫若等的全力推荐，蜚声海内外；《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评论家的齐声叫好，《新华日报》发表专论，《文艺先锋》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三次再版，销行数万册，至今海外盗版不绝。如今抗战刚刚“惨胜”，曾创作出被誉为“抗战文学里程碑”的作家却遭到了“清算”，还被打成“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娼妓文学”和“色情文学”的代表。这个转变太突然了，沉浸在“光复”喜悦中的善良的南国读者被惊呆了，觉得受了嘲弄，他们纷纷投书编辑部，要求解释所以然。编者被迫在第6期（1946年4月）的《编辑室信箱》上敷衍：
被姚雪垠的写作技巧迷惑的不单是你，很多人都有与你相同的感觉，他作品里面包含的“毒药”是什么？他被清算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正想找一个人把他的几本主要作品，作一番较有系统的批评，现在不想在小问题上答复你。
广州文协分会不是始作俑者，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姚雪垠被“清算”的真正原因。自然，这个刊物直至终刊，也没有正面回答读者所提出的质问。
中华文协对姚雪垠的“清算”并不是有组织的行为，而是曾任文协总会的领导之一的胡风独立发动的。胡风自抗战后期就不遗余力地批评姚雪垠，他认定姚雪垠的创作倾向是“反现实主义”的，认定姚雪垠是泛滥于抗战后期文坛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代表。他发誓要铲除这种倾向以捍卫现实主义的纯洁性。这里或许有着宗派主义情绪，或许有着一石数鸟的企图，或许有着敲山震虎的用意。但，我们敢肯定，“清算”之初，胡风与姚雪垠并没有多少文坛“渺小的恩怨”，有的只是对文艺的审美特质、创作哲学等方面一点歧异的见解。姚雪垠与胡风都是以天下为已任，视文学如生命的“政治－文学”一元论者，抗战后期的反目导致了终生的睚眦，他们到死也没有原谅对方。这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文学的悲剧。
胡风与姚雪垠的反目不是出于他们的“私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其发展也有一个由隐而显、由缓而峻的过程。在展开叙述之前，我们回顾一下抗战之前及抗战爆发的第一年他们各自的文学轨迹：
姚雪垠，生于1910年，9岁发蒙，高小毕业后断续地读过一年半初中，1929年（19岁）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同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1930年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其后辗转开封、北平等地自学，积极追随左翼文化运动，投稿谋生。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返回河南，参加开封《风雨》周刊的创办和主编工作。
胡风，生于1902年，10岁发蒙，1922年（20岁）发表处女作《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5年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回乡参加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流离，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获日本庆应大学英文系本科学籍，1933年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被日本军警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左联工作。抗战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姚雪垠与胡风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他们早年都受过共产党革命思想的熏陶，都曾投身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抗战开始后，他们都积极投入爱国救亡工作。他们的不同处只是在于从事文学活动的地域不同，姚在北，而胡在南，各自有各自的文学、社会关系圈子。
他们就像是两颗方向相同而轨迹平行的流星，直到1943年以前，没有过碰撞的机会。1938年初，他们两人命运的轨迹发生了交叉，两人同时都在武汉。胡风是在武汉办刊物《七月》，姚雪垠则是因工作问题来武汉找中共南方局。为了筹措回去的路费，姚雪垠创作了几篇小说，一篇给了孙陵主编的《自由中国》，一篇给了《大公报》，一篇投给舒群主编的《战地》，《战地》退稿后远寄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
姚雪垠为什么不把那篇退稿的《“差半车麦秸”》试投给《七月》呢，莫非他们之间已有成见。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也是在这个时候，和姚雪垠同住在武昌“两湖书社”的一大群流亡青年作家（他们的名字都是可以上抗战文学史的，如碧野、田涛、黑丁、曾克、李辉英、张周、吴强、王淑明等），他们天天都在写文章，因为他们大都来自北方战场，感受得太多，郁积的情感不能不发泄；他们到处投稿，因为他们等着稿费买米下锅。但这些作家的稿子几乎都没有上过胡风主编的《七月》。难道他们都与胡风有过龃龉，或者大家有着不向《七月》投稿的默契？台湾作家陈纪滢在《记胡风》中作了解释：他说胡风有个人所共知的怪癖，因为他办刊的方针与其它人都不同：
他编刊物的作风跟茅盾完全相反。茅盾在此以前，已经编过若干期刊，包括一度为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茅盾所采的“包容主义”，只要文章好，合乎需要，不管作者是谁，他一律接纳。所以他手下既有左派作家，也有右派作家。而胡风则不然，他的门关得很紧，不是什么人都能闯入。除了像聂绀弩、艾青等少数几个人外，多数作家必须是压根儿出自他门下。这些作家有名无名不关紧要。毋宁越是生面孔、陌生人，他越欢迎。他宁肯捧一个不见经传、初出茅芦的青年作者，他绝不愿意一个已知名的老作家出现在他的刊物之内。
上述作家“出道”都在抗战以前，虽然称不上“老作家”，但也在文坛上有点名气，他们也许听说过胡风的这个怪癖，于是避而远之。好在抗战初期报刊如林，好的稿件不愁发表。大家各安其所，没有冲突。
武汉失守前，胡风离开了武汉，西去重庆开辟新的文学天地；姚雪垠早早地来到了地处湖北西北部的第五战区，投身共产党人钱俊瑞等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直到1943年被五战区的国民党特务驱逐，他们的命运轨迹才在重庆又一次交叉，继而发生碰撞。
姚雪垠1943年以前的文章中点到胡风名字的，我们只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论争》（1940年），是探讨新文学运动历次论争中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在谈及“默杀”这一战术时，他提到了胡风：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像希腊神话中的海尔枯拉斯，一切论争中他都是最后的常胜将军，对于“沉默战术”他曾经使用过许多次，并且还对这战术下过注释道：“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胡风在关于文学上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曾经使用过这样战术，在两年后他才声明道“因为当时我的主将（指鲁迅）下了命令，说沉默有时是最有力的回答”。但使用这战术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问题的是非很显然，真理和正义绝对站在你自己这方面。胡风当时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他自己不觉得，所以虽然使用了这战术也并没有制服敌人。（《谈论争》，原载1940年8月15日《阵中日报》）
这段文字对胡风没有什么恶意，姚雪垠并没有直接参与过“两个口号”的论争。当年“两个口号”论争正酣时，姚雪垠正躲在河南杞县大同中学里，和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合办《群鸥》杂志，有趣的是，他们全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
1942年8月，姚雪垠在另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风。这篇文章叫《〈创作论初集〉后记》，是他为自己的理论集子写的序言。文中谈到研究创作理论的动机时，这样写道：
我读过许多理论的文章和书籍，有些是翻译的，有些是我们的理论家自己写出的，我觉得其中有不少的都是“天书”。我说它们是“天书”，是因为那些作者所用的句子艰深得很，别扭得很，我硬着头皮子读过后不是不能全懂，便是简直不懂。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理论家们都负着启蒙运动的伟大任务，都是拥护“大众化”的人，为什么还要把“天书”送给青年呢？翻译的东西固然有的是因为原文高深，不能更改，只好还让它保存着原来面目；但是我们的理论家们自己手下的文章也写得叫人读起来头疼，这就有点儿不敢赞同了。
这些似乎都是针对胡风的文风而发的。
姚雪垠是个有理论修养的作家，30年代初走上文坛，边写小说边研究文艺理论。抗战初期在河南开封办《风雨》周刊时，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一篇文艺论文。1938年在武汉时，也发表过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于是就有许多朋友劝他干脆研究文艺理论算了，也许更有前途。武汉失守后，他来到第五战区，经常在战区报纸《阵中日报》上发表整版的理论文章。皖南事变后，李宗仁下令“逐客”，他便辗转来到大别山立煌（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现金寨），继续投身于救亡文艺运动，写小说之余也写理论文章，几乎每月都要写一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研究他称之为“创作哲学”的创作论，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创作论初集》（后改名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就是他这个时期理论成果的结集。姚雪垠在序言里不满胡风的“不肯通俗化”，是无可厚非的，他谈论的是人所共知的胡风的文风特征，并没有夹杂着什么“私怨”。
胡风在此前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姚雪垠的名字，甚至连他的作品也没有提到过。但，这并不是说，胡风没有注意到姚雪垠的作品，没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于颇负盛名的《“差半车麦秸”》。作为抗战文协的理论部负责人，一个职业的文艺理论家，胡风有责任关注抗战文坛上的新动向，评价与推荐佳作。他确实这样在做，但他绕开了姚雪垠的作品，不置一词，也许是由于茅盾的评论在前的缘故，也许是由于作品并不是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上的缘故，也许是觉得还不到发表意见的时候。
茅盾在《八月的感想》（1938年）中给予《“差半车麦秸”》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塑造了“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是抗战文学的“新的典型”。其后，抗战文坛上好评如潮，这篇小说也很快被译介到国外，被视为中国抗战文坛的可喜收获。胡风当时是否不同意茅盾等的观点，没有资料证明。直到1940年1月，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里才闪烁其词地对姚雪垠的作品和茅盾等的评价提出质疑，文章从批判郑伯奇认为抗战文学典型化不够的意见说开，演绎出颇受非议的“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创作底源泉问题”的著名论题，进而推出“从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创作过程所达到的生活内容和形象的统一里面去探求他和生活的接触方法，他把握生活真理的真实程度”的批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正面要求说，推崇作家创作过程中“主观战斗精神的燃烧”；从反面批评说，指责作家对待生活“冷静”，“卖笑”，“奴从”等等。
胡风这篇文章引用郑伯奇的某些观点只是立论的一个由头。郑伯奇在文章中责备抗战文坛没有塑造出“杀身成仁的官吏、守节不屈的乡绅、忠勇杀敌的士兵、游击抗敌的民众”的典型，胡风嘲笑说：怎么没写，“他们还写了由厌战到反战的士兵，由觉醒到成长的农民，由愚昧到勇敢的妇女”哩！胡风进而指出：
批评不应止于提出哪些人物没有被写成不灭的典型，重要的是，要分析地说明杀身成仁的官吏、守节不屈的乡绅、忠勇杀敌的士兵、游击抗敌的群众在创作上已经得到了怎样的表现，那些表现为什么还不能成为不灭的典型。
很明显，这里是对前此两年茅盾等肯定姚雪垠、张天翼、碧野、骆宾基等抗战初期作品已经塑造出“新的典型”的结论的否定，对茅盾断言文坛上“新时代的各种典型已经在我们作家的笔下出现了”的反驳。（引文参看茅盾〈八月的感想〉1938年）
这篇文章是胡风决意为“整肃文坛”埋下的伏笔，他写道：“在现在的中国文坛，虽然一般地说，理论终于不过是纸上的理论，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在创作态度上的某些倾向，批评家们对于某些作品的大胆推荐，那隐藏在这种理论后面的问题就不难推测了。”四年后，胡风开始“整肃”文坛，借批判姚雪垠等的“市侩主义”“客观主义”的创作态度，来打击那些“大胆”的评论家，目的在于抨击“隐藏在这种理论后面的”问题——“反现实主义倾向”。
姚雪垠当年并不知道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已经牵涉到文坛上的历史恩怨，也不知道胡风等早就不满意他的这部小说，更不知道一场风暴将要来临。他甚至还迷迷糊糊地沉醉在《“差半车麦秸”》不期而至的成功的喜悦之中，企图沿着这个方向以创造更大的业绩，直到听到了路翎所称的“热情的反对者的声音”，姚雪垠才恍然大悟胡风当年的态度正是他早已熟知的论争战术之一——“默杀”。胡风批“天才”
姚雪垠自从《“差半车麦秸”》大获成功后，基本上没有再创作短篇小说。其中的原因，据他自己说，一是惟恐不能创作出超过《“差半车麦秸”》的作品，有负读者的期望；二是已经转向中长篇小说的写作，希望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
1938年底至1942年年底，他一直在鄂豫皖战区体验生活，潜心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1940年）、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1941年）、《戎马恋》（1942年）和《孩子的故事》（1942年），都创作于这个时期，都取材于这个时期的生活。这些小说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层面是大后方读者们和批评家们所不熟悉的，他们对此往往感到陌生和新鲜。姚雪垠非常珍视他独具的生活体验，尽管有着各种缺陷（传统的观点认为：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救亡团体的活动，战区救亡青年的学习、斗争和恋爱生活，国民党中下级官兵的抗战活动，在抗战中期，尤其在皖南事变之后，已经具有了与抗战初期不尽相同的性质，更与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不能并论），姚雪垠还是感到满足和自豪。抗战初期，他甚至不愿将未写成小说的生活素材以战地故事的形式向后方投稿，担心作品中的素材会被“像饿魔一样的住在后方的都市里”的作家们剽窃，“变一变装璜再拿到市场上。”他还时常向大后方的作家发出“诱惑”，煽动他们也来战地体验生活，“你愿意来战地么？假如你愿意，我就驰马去接你，三五千里风霜雨雪算得了什么呢？”（《战地春讯》）
胡风没有去过战区，抗战初期他曾高度评价战区的进步文化工作，并把战区文艺活动、地方文艺活动与游击根据地文化活动并论，对于响应“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作家们，尽管在文章中仍习惯地苛责他们“也许在内容上大多数还不免流于概念流于狂叫罢，也许在形式上大多数还不免流于追随主义罢”，但也比较宽容地赞扬他们是在“努力地用自己的方法向民众突进”。（《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1939年）到了抗战中期，他对“上前线去”的作家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一次回答读者“作家为什么在这样宝贵的时机不上前线”的提问时，他这样回答道：
作家上前线是应该的，但也要看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上前线去，在前线做一些什么。如果以为上前线去更会被人看重，去做个把秘书科长，或者做一些时官长底贵宾，和战争隔离着，和兵士隔离着，为了听到一些材料写成作品，我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战争初期，有些作家忽然到了前线，又忽然跑回后方，不几天又跑上前线，……在前线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回到后方来当然也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对于这种情形，我曾说过极挖苦的话：他们是把上前线去当作从前的进咖啡馆了。这样的作家当然不能写出好的战争作品来。（《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1942年12月）
胡风的这种轻蔑的态度使那些上过前线的作家寒心，在当时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抗战胜利后，艾芜在一次座谈会上仍耿耿于怀地指出：“作家到前线或其它地方去搜集材料，批评家就立即嘲笑说：某某到前线去搜集写作材料去。似乎很可笑的样子。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关于“抗战八年文艺检讨”》1946年）
姚雪垠并不是“忽然到了前线”的作家，他在抗日前线这座“咖啡馆”里滚了四年之久，似不应成为胡风讽刺的对象。1943年初，就在胡风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姚雪垠以“杰出的战区作家”的身份，从战地来到重庆，受到重庆中共领导人和进步文艺界的礼遇，也受到国民党文化人的欢迎，他的文章同时在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刊物《文艺先锋》上发表，成为当年的一大奇观。
姚雪垠来到大后方时，正值中华文协理事会改选，这一年他被选为理事并兼任理论研究部的副部长，胡风是部长。按一般的理解来说，既为同事，必然会发生工作关系，然而却没有，至少我们在他们两人的回忆文章中找不到关于此段经历的片言只语，这确是非常令人纳闷的事情。联想到胡风此期对前线作家的轻蔑态度，姚雪垠受到胡风等的冷遇，也不足为奇。
从1943年初到45年初，姚雪垠在重庆呆了两年。这两年里，姚雪垠修订改写了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将中篇小说《孩子的故事》扩展为长篇小说《新苗》，把已在《读书月报》上连载过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改写为第一卷的三个分册，新著中篇小说《三年间》和《重逢》，撰写了若干散文和文艺理论文章，这时期他创作特别勤奋，特别努力。
1943年姚雪垠过得比较遂意。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或理论文章都受到各报纸刊物的欢迎，中共重庆机关报《新华日报》一连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还发了书评，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的一篇杂文《需要批评》，据说，周恩来提议作为大后方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需要批评》，原载1943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副刊。下面的一段文字曾得到高度的评价：
几年来，我有一个意见，这意见也许会被有些写作朋友认为是幼稚浅薄。我认为，一部作品，当没有发表的时候，它属于作者所有，和社会不发生关系；但发表之后，它便不属于作者，而属于社会，起码是和社会发生密切关系。因此，作品初版之后，作者应虚心地听一听社会上舆论如何，正确的批评如何，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倘若批评家指出来真正毛病，作家应该毫无吝惜地将原作加以修改，好让这作品对社会发生更好的影响。要知道孩子长大是社会的，做母亲的应该贤明，不要溺爱，不要固执。
同日的《新华日报》，友谷在《建立批评风气》中称赞道，“他站在一个文艺作者的立场上，所说的话是极其令人感动的。他指出一个作者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要能虚心，同时又要自信，这的确是接受批评的基本态度。”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姚雪垠文章中的另外一段，他对某些批评家的“默杀”态度极其不满，显然是有所指的：
目前文坛上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管作品好也好，歹也好，大家默然。从表面上看，文坛上风平浪静，一团和气。但是这种现象的骨子里却很坏，它会使这文坛荒芜起来。好的作品没人提到，没人注意，往往使有前程的作者在悠长而艰辛的旅途上感到寂寞，甚至也许会感到疲倦。
《新华日报》党的文艺工作者弥补了姚雪垠的这个遗憾，安慰了姚雪垠的“寂寞”。这一年里报社组织了三篇评论姚雪垠创作的文章，两篇出自友谷之手，《建立批评风气》和《评〈牛全德与红萝卜〉》（２月８日），一篇出自郑林曦，题为《姚雪垠的语言文学观》（８月２３日）。友谷是《新副》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文章中婉转地批评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带有“由知识分子生活中所带来的思想与感觉方式”，“偏爱”牛全德，没有写出牛全德的“艰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也没有写出“红萝卜”的“懦弱守旧孤独的性格在游击队的生活中起了什么发展变化”，但对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基本肯定的，他热情地鼓励道：
“能够了解这些人，是不能不有一种对于同伴的战友的博大深厚的爱不可的。这本一百页的中篇小说的作者，我们可以看出来，正是象对于兄弟同胞那样地来写他的人物－－‘老牛’和‘红罗卜’的。他原谅了他们各自具有的缺点；他同情他们在参加革命队伍过程中所有的苦痛与烦恼，他称扬着他们各自在革命队伍中坚持下来的努力。”
“假如完全以知识分子的‘洁癖’来看周围的人物，是不能看出象‘老牛’和‘红罗卜’这样的人身上，也有极可爱的性格，也有着值得同情的想法和看法。”
郑林曦是语言学家，他在文章中称赞姚雪垠为“最肯花费匠心来使用中国大众语文的作家”，且“在文学语言创造上，有了灿烂的新成就”：
人们读了《“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罗卜》，好象听到了从来没听见过的农民士兵大众的新声音，觉得这才保存了《水浒》《金瓶梅》《红楼梦》《老残游记》的用口语的优良传统。
我们引证这些文章，只是想说明，至少在这一年（1943年），中共文艺核心对姚雪垠是充分信任和肯定的。再对照参看文中将叙及的姚雪垠命运的转折，也许更有启示。
姚雪垠在担任文协理论研究部的副部长期间，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我们在他和胡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找到记载，他们工作中是否有过冲突，我们不敢臆测。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唯一与他的这个职位有关的论文，题目叫《论目前小说的创作》，这是他于1944年年初在“陪都文艺界辞年恳谈会”上的工作报告。会议是由胡风主持的，会议程序中有一项为“对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观感”，由文协的几位负责人分别总结一年来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姚雪垠负责总结一年来的小说。他在总结中对小说界的现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随便将八一三前后的情形作个比较，再将六七年来的发展情形加以回顾，便知道目前小说创作正向着深入提高和普及的大道迈进。”
“抗战小说曾经被批评为肤浅的‘前线主义’或‘抗战八股’，倘若那毛病是由于不深入，公式主义，或某种程度的粗制滥造的产生，那么，今天的小说界已经肃清了或正肃清着这种毛病。”
报告中，他把抗战小说的进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的进步”。他认为，抗战为作家接触民众生活创造了条件，“使他们从生活中获得了有血有肉的大众语汇。没有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大众语言，就不可能描写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民众典型，不可能完成现实主义的创作任务，更谈不到深入，普及和提高。倘若说美国近代小说的优良倾向是大众语言的尽量使用；把采用丰富多采的大众口语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特色，那么，在中国抗战以来的小说创作，语言的进步也应该我们特别重视。”第二，是“人物刻划被作者和读者普遍重视”。第三，是描写手法由粗犷变为细腻。指出“小说家逐渐向细密发展，和着重人物描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姚雪垠在总结末尾回答了“伟大作品何时出现”这个老问题，他自信地说：“今日要期望早一点有天才出现，就必须给天才以成长条件；要期望早一天有伟大作品，就必须给伟大作品的出现以便利。我相信中国新小说有光辉前途，并坚信会产生天才作品和伟大作品，但认为社会条件如果适季，天才和伟大作品的出现，将必更容易。”
胡风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会场上他对姚雪垠的总结不置一词，但心中不会感到痛快。早在1942年底，他就认为抗战文坛到了“逆流”期，现实主义主潮被“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所“包围”，而姚雪垠的评价却恰恰相反；姚雪垠在报告结尾所呼吁的“给天才以成长条件”，更引起他心中的反感。后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天才》（1944年9月29日）的杂文，对姚雪垠加以嘲讽：
在艺术家底笔下，心里，常常认自己是天才，也常常认他所喜爱的艺术家同道是天才。天才，也许理论上实有，而且事实上也不必厚非的。
然而，什么是天才呢？它应该是最先见地最尖锐地说出了人生底真理，而且是最勇敢地最坚决地保卫了人生底真理。这人生底真理，如果用普通一点的话说，就是战斗底要求。那么，它就决不是神秘渺茫的，而是社会意义的东西了。它应该有受到权衡的标淮，它也应该有为了战斗的心地。
所以，肯定别人是天才，可以的，但不能只是空空洞洞地说些什么他底天才是透明的呀一类的昏话。
自信是天才，也可以的，但不能老是“怀才不遇”地喊着我是天才呀，你们不优待我呀……。因为，对于敌人，这不算是什么战法，对于友人呢，恐怕只能算是市侩主义了：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
胡风所指的那自命为“天才”的作家是谁，抗战文坛中人都很清楚。陈纪滢在《记姚雪垠》中，曾涉笔姚雪垠“天才”绰号的来历。他提到当年在战区时，姚雪垠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其它作家便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半是讥讽，半是钦佩。后来，姚雪垠来到大后方，脾性依旧，于是这个绰号便在重庆传开了，“重庆文艺界一提起‘天才’来，无人不知就是雪垠！”姚雪垠得到这个绰号，部分由于他的创作才能，部分确是由于他的狂妄。陈纪滢曾在回忆录中描写到姚雪垠的性格特点，写得饶有风趣：
“雪垠有才则唯恐人不知，如后来回到重庆（约三十年底），每逢大小会议，他必发言，发言往往不中肯綮，只卖弄他的能言善道。有一阵子，他往往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然后再讲到写作的技巧等等。他这样讲法，我不只一次听他这样‘白话’，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听众固然有不少读过易经的，但多数人则莫知所云。讲‘写作技巧’又与《易经》何干？但雪垠往往就这样云山雾沼，几乎要从开天辟地、钻木取火、茹毛饮血讲起，你说他不是发疯吗？然而，一次这么讲，可以说是偶一为之，两次就不该了，但至少有五六次之多，都是这么开头的。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至于胡风在文中所挖苦的“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却另有一段传说。这事发生在1943年下半年，当时作家生活特别困苦，纷纷要求提高稿费，中华文协开会商议此事时，姚雪垠提议，提高稿费不能一概而论，不同作家应有不同的稿费标准。出版界本来就有按不同标准支付稿酬的惯例，但这次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问题在于，文协决定要求提高稿费，是一次集体斗争，而“走红”的姚雪垠唱反调是否有个人目的。最后，会议还是决定提出“千字斗米”的斗争口号，而姚雪垠的“怪论”也传出去了，越传越离奇。台湾作家孙陵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
把雪垠捧上天的是新华日报，最初把“娼妓作家”这个雅号送给姚雪垠的，也是新华日报。这个雅号的来源很简单，重庆文协为了稿费问题曾经开会讨论，文协底口号是“千字斗米”，而雪垠则主张应有分别，并且为了加强他的主张，他提出“妓女”为例。在开会时提出这种比较，诚然荒谬，而且不伦不类，他这样说道：“譬如逛窑子吧，红姑娘底价格，就要比年老色衰的窑姐儿高几倍！”（《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个说法不太可信，《新华日报》副刊与姚雪垠交恶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而在此期，姚雪垠的文章仍不时见于“新华副刊”。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如果这则传闻确是事实，胡风等“整肃”的时候决不会不提。抗战后期，很多文章恶意攻击姚雪垠，简直到了“世人皆欲杀”的程度，也没有提到这件传闻。看来，姚雪垠当年提出应有区别地提高稿费确有其事，而“逛窑子”的传闻则不可信。
不过，1943年年底，确实发生了一件与姚雪垠和新华日报有关的大事，这事当年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当年11月22日，《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发来重庆，电文共四点，其第二点指出：“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同年12月16日，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又点出于潮、项黎等六篇“最近有问题之文”。
这些被中宣部和董必武点名的文章作者都是国统区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包括所谓“重庆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和胡绳等。《论深刻》是姚雪垠的一篇文艺理论文章，载当年8月2日《新华日报》副刊（电文是否确指姚雪垠的这篇文章尚待考证）。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关注国统区党的出版物上“未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文章呢？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提法。联系到当时延安正在整风的背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以纠正“三风”为号召，实质是宣传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虽然还没有正式传达到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的出版物也必须与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想探讨的问题只是，姚雪垠的《论深刻》在哪些提法上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尽管当时姚雪垠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并没有看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仍是依照他一贯的思想逻辑自由抒发，但从中更可看出姚雪垠与后来成为主流文化的理论观点的具体差异。
姚雪垠这篇文章是为针砭“前线主义”“公式主义”等弊端而作，他在文章中论及“世界观”、“倾向性”和“人道主义”及“深入生活”等几个敏感的文艺理论问题。他写道：
“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倾向，自然是不能够轻视的。但作品的倾向是次要的，主要的不是倾向的好坏问题，而是作品所表现的现实是否忠实，是否深刻。单只有正确的世界观，好的倾向，没有深入现实的生活，你可以写口号文学，宣传文学，公式主义的作品，然而你写不出来真正的艺术作品。反过来看，只要你曾经在现实中深刻的生活过，透彻的认识过，你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会内容深刻，丰富，具备着好的倾向。正确的世界观只是理解现实和生活的钥匙，而不能代替现实和生活。
倘若世界观不能溶解在生活里面，世界观将仅仅是一套空洞的理论，抽象的教条。形象是具体的，决不能从抽象的理论产生；只有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经验，才能产生出文学形象，所以，我们首先重视生活，其次才重视倾向；我们使世界观服从生活，而不单抱着一个世界观就觉得了不起，高兴得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正确的理论固然可以指导现实的发展，但理论却是从现实的发展中从人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全起来的。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的，都是存在于客观社会现实里边的。只有忠实于现实的人，才能够从现实中发现真理。换句话说，不管许多人的立场不同观点各异，只要都肯忠实的向现实的深处发掘，最后所得的认识一定会大体一致。这大体一致的共同认识就是客观真理，只有程度的深浅，偏差的大小，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大家愈肯用忠实态度，愈能向深处发掘，而所得的共同认识愈统一，愈客观，愈接近客观真理。反过来看，仅只书本上获得一套理论而不能深入到现实里边去生活，去观察，去研究，则理论也会在你的手里发霉，起毛，腐化，生蛆。所以想成为一个作家，或想长久保持你的创作生命，你应该七分依靠生活，三分依靠世界观，你应该为生活和深入现实来学习理论，不必为作品的倾向、主题而学习理论；你应该把广大的现实世界看做是创作知识的中心源泉，可别把空洞的理论，世界观，当做了你的靠山。”
“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都具有悲天悯人的胸怀，都富于人类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这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能忠实于现实，深入于现实。忠实于现实，故忠实于真理；深入于现实，故不能不有真恨、真爱、真的感情，不能不有所拥护，有所抗议，拥护那合乎真理的，而抗议那违反真理的。这真恨真爱，真感情，以及这拥护，这抗议，就是人类的正义感，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充实；没有这，你的作品就空虚。有了这，你的作品就深刻；没有这，你的作品就肤浅。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崇高；没有这，你的作品就庸俗。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富于人间性；没有这，你的作品就是鬼画符。”
姚雪垠在文章中强调的是“深入生活”和“人道主义”，没有强调“阶级性”，更没有强调“党性”，连“世界观”的作用他也只强调“三分”。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中很有代表性，包括胡风在内。但，显而易见，这些论述是不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是“错误百出的东西”。中共整风，胡风“整肃”
194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多事的一年。
这一年年初，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有着巨大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重庆，宣传延安整风和《延座讲话》精神。8月，重庆《新华日报》转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整顿三风运动的实质，正如毛泽东所说，是整顿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决定》写道：
“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重庆进步文艺界的整风在小范围内进行，组织形式模仿延安的成例（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下级机关称中心学习组，中级学习组，普通学习组。见于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中华文协秘密地组织了若干个“读书小组”，每组有若干个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不定期地集中学习和讨论，学习方式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是和风细雨的。
姚雪垠参加了文协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与他同在一个小组的臧克家回忆说：“为了研究文艺作品，讨论创作问题，文协组织了读书小组。我们这一组五个人：茅盾，叶以群，姚雪垠，刘盛亚（SY）同志和我。记得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生活书店的宿舍，一次在张友渔同志家中，研究、讨论了什么作品、什么问题，已经记不得了。”（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１年第1期）
读书小组的讨论会究竟开过几次，当事人各有说法。姚雪垠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次，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4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罗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的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克家兄和SY兄因为没有来得及细读，为慎重起见很少发言。以群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发表了许多极其令我心服的宝贵意见。他们说出了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也详细地指出了它的缺点。特别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么不好，这部小说初版本印刷得是那么一塌糊涂，为了要批评这部书他竟耐心的细读两遍，请想一想这态度是多么认真，对一个后进是多么诚恳！自从这一次批评之后，我就决心依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1947年5月15日）。
姚雪垠为了表示“是多么的甘心去服从公正的批评”，决定等《牛全德与红萝卜》第一版卖完后便“绝版”修改，一个全指望版税过活的作家，这样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我们注意到，这个“读书小组”的5名成员（召集人冯乃超除外）文艺观点都比较接近，后来他们全是胡风“整肃”的对象。
胡风是否参加过类似的“读书小组”呢？我们在他的回忆录中找到了相关的叙述。他在《再返重庆（之二）》中写道，“似乎也正是在这时候，乃超在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是为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那时，这著作已传到了重庆，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乃超约了十来个人，除他和我外，记得有蔡仪，其它人就不清楚了。”显然，这是由党的文艺领导人冯乃超召集的另一个学习小组。在学习和讨论中，胡风的态度颇不合作，他“用‘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条说明了在国统区写工农兵为工农兵的困难性”，“结果，乡下的会不再开了，后来城里的文工会或曾家岩也许为此开过会，也没邀请我参加。”在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胡风就关上了大门，下一阶段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胡风当然就无缘参加了。胡风在整风期间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难怪茅盾曾愤愤不平地写道：“他所反复谈论的作家要‘自我斗争’，却不见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胡风真是傲慢得可以。
非但如此，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胡风出于他的责任感，独力发动和组织了文坛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以后甚至成为导致他也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整肃”这个名词见于胡风所著论文集《逆流的日子》的序言，写作时间在1947年，但集中所收文章均作于1944年至1946年，序言论及现实主义文学曾受到反现实主义的“重围”，因此“这就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云云。据此，我们认为，胡风发起的“整肃”运动应该从1944年算起。
1944年4月，身任中华文协研究部部长的胡风在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下简称《努力方向》），在这篇影响很大的文协总会的文件里，他总结了6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后来，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他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
胡风在《努力方向》中，第一次以“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结合程度作为评价各阶段抗战文学运动的标准（注：过去他习惯把主观和客观分述，如1942年12月《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以“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作为立论的根据。他认为，抗战初期（七七事变至武汉撤退）的创作特征“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底高扬和客观精神底泛滥分离地同时发展这一点上”，由于作家过于兴奋，“在主观精神底这样的高扬里面，现实生活底具体内容就不容易走进，甚至连影子都无从找到。”由于环境过于“蠢动”，“在客观精神底这样的泛滥里面，很难看到作家自己，很难看到文艺自己的精神力量”。抗战中期的文学（武汉撤退之后），出现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彼此融合，彼此渗透”的历史要求，但由于“思想限制和物质生活底困苦这双重的压迫”，造成某些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这便导致了“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底衰落”。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从“两三年前开始了强烈的生长，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他肯定地说，“现在正处在这个混乱期里面。”（注：所谓“混乱期”，胡风早在1942年12月为新华日报副刊作《希望一个理论批评工作底成年》时已经提出。）
同文中，胡风把“反现实主义的倾向”按照作家的“创作态度”（有时也称生活态度）归纳为三类：其一，“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其二，“对于生活的作假的态度”；其三，“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上述现象，他后来更概括为“泛滥着的，没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观主义”或“机械－教条主义”。他认为，这三种态度，“一般也承认它是为着民族要求和人民要求服务的创作里面的倾向”，这些倾向与另外的倾向——“复活封建意识的复古倾向，提倡对于权力的盲目信仰的法西斯倾向”——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如何克服这些倾向呢？胡风认为，“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他说，“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追索到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的深的联系，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揭开而且解剖一切病态倾向底真相，保卫而且培养一切健康力量底生机。”他寄希望于年青的作家们，“新的作家，因为对于生活斗争的执着，也因为没有受到文坛风气底腐蚀，能够带来思想力的真朴和感应力的新鲜，给文艺传统输入新的血素。”
他开始组织力量抗击“逆流”。他写信约稿，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子，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其它学生；他在信中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及作品，有时还指示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这名单上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等。
年青学生血气方刚，对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充满愤怒，渴求着战斗的机会，现在有文协负责人的鼓励，以笔为枪，热情便十分高涨。稿件一批批地送到，无不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胡风选择着向外推荐，寻找着击破“颓风”的突破口，碧野和姚雪垠是最早受到“清算”的作家，其后便是严文井和沙汀等。
1944年7月24日，石怀池批评碧野的《风砂之恋》和姚雪垠的《戎马恋》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批评和介绍”专栏上发表。石文的显著特点便是大量引用胡风《文艺工作者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中的原话，以“客观环境的压迫”和“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立论，把碧野和姚雪垠的作品圈定为胡风所指的第三类，即“对生活的卖笑的态度”，批评他们“有意把各种新旧小市民底时好凑进'抗战的'或革命的主题里面”，指责他们的作品描写了“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
石怀池的文章尽管脱胎于胡风的理论，但还不失为一篇有分析、有说理的文艺批评，他并没有因一部作品的缺陷而否定作家的全人或全部作品，文章中还坦然地承认“他们两位都曾经在文艺创作上有过辉煌的贡献”，承认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是人民大众的诗篇，曾经而且应该被誉为抗战里程碑式的作品”。
然而，从后来论争的发展来看，这篇文章意义并不在此，它只是一个信号，宣布抗战文坛内部“清算”或“整肃”的开始。其后，众多蜂涌而至的批评便把胡风文章中所谓“对生活的卖笑态度”和石文中所称“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干脆地诠释为“娼妓文学”或“色情文学”了。从此，姚雪垠便被某些人轻蔑地称为“娼妓作家”或“色情作家”。
由于胡风鼓动的抗战内部文坛的“清算”或“整肃”，所针对的基本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优秀的进步的作家作品，文坛上议论纷纷、谣诼四起，有人把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称作“抗战红楼梦”，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当然，这些无原则的批评和近乎谩骂的谣诼引发了其它作家激烈的反批评。茅盾也感到突然卷入被批判的旋涡之中，“也在那时候，有好几位朋友告诉我，胡风骂的‘客观主义’，就是指的我和沙汀。如此说来，我和沙汀竟是造成那‘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的罪魁祸首了！”当时受到胡风派批判最烈的碧野和姚雪垠，是茅盾十分欣赏的青年作家，抗战初期，他们的成名作品都与茅盾的大力推荐不无关系，其后，茅盾也十分关注他们的创作情况。胡风等的肆意批评使茅盾极为不满。
茅盾是文坛上较早对胡风等的理论公开表示不满的作家之一，他不满胡风对抗战文坛历史与现状的评价，更不满胡风“规律和原则满纸”的评论风格。他读了胡风等的批评文章后，“觉得那样的批评未免失之偏颇”，便作《读书杂记》，有意对胡风等的批评唱唱“反调”：
我将我的读书笔记整理在一篇文章中发表在《文哨》上，我认为姚雪垠这部小说是有缺点，写得比较潦草，但毛病主要不在内容而在结构上。第一分册的确太多了小儿女的私情蜜意，“有点像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群小鸟在枝头跳跃，啾啁不歇”，虽也惹人喜爱，但有落入“抗战不忘恋爱”的俗套的危险。但在第二、三分册中，作者把它挽救过来了，儿女私情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些问题被提出来了：罗氏兄妹对于家庭的反抗，“父与子的斗争”，地方封建势力对于抗战青年的进攻，战教团的被压迫，民众动员问题，政治民主问题，等等。虽然，“在题材的处理上，表现的手法上，可斟酌之处尚多，然而，由于这样大开大阖的企图，至少使得第二、三分册——特别第三分册——在小鸟啾啁之中有金戈铁马之声，甚至不妨说金戈铁马之声终于成为基本的音调了”。
胡风“整肃”文坛的决心很大，尽管第一轮攻势受挫，但他并不灰心，仍频繁组稿，推荐到各个刊物发表。1944年底，胡风在《希望》第1期上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他在《希望》第1期的“编后记”中故作惊人之语，特别强调“《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胡风郑重其事的态度引起了进步文坛的惶惑。黄药眠发表“质疑”文章，认为胡风的文章对抗战文坛的估计是错误的，“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是以深奥的名词掩饰着理论上的空虚。茅盾也认为，“他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正在领导国统区整风运动的中共文艺领导也有所警觉，1945年1月25日，冯乃超召集茅盾、胡风、以群等开会讨论《论主观》，茅盾和以群相继发言。胡风对此极不满意，“我认为他批评《论主观》不过是借口，实际上是不满意有的文章批评了他所赏识的姚雪垠，并且以为我批评客观主义是针对他的”，会议不欢而散。过了几天，冯乃超请来哲学家侯外庐，与胡风等探讨《论主观》，胡风“仍然没有被说服”。问题不得不提到重庆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亲自召集党的理论、文艺领导干部及各方代表参加的文艺工作会议，讨论胡风关于“客观主义”及舒芜《论主观》的问题，会后还与胡风单独谈话，婉转劝告他应与毛主席的理论保持一致，应改变对党的态度等等。
胡风对来自“文坛”或“官方”的批评和劝告均不理会。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决定“自行其是”，是由于上述会议使他产生了“错觉”，以为上面既如此重视，“等于对我的工作做了肯定”。他当年的感觉是否错到了这种地步呢？且让我们读一下1945年1月17日他给路翎的信：
书评，好的。应该这样，也非这样不可。但我在踌躇，至少第二期暂不能出现，我不愿意说，不管他们口头上的恭维，在文坛上，我们是绝对孤立的。到今天为止，官方保持着沉默。而近半年来，官方是以争取巴、曹为最大的事。这一发表，就大有陷于许褚战法的可能，让金圣叹之流做眉批冷笑当然无所谓，怕还会弄出别的问题。——恐怕管兄又已引起一些官僚在切齿了。所以，暂找别的典型的东西罢。《戎马恋》、《幼年》都可以，可能时，望赶写一两则来。——我专忙杂事，什么也不能写了。
请注意此信的写作时间，正处在冯乃超召集的会议与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之间。几次会议，对胡风并不是无所触动，一贯自行其是的胡风此刻也有点“踌躇”了，他可以无惧于文坛上“绝对孤立”的处境，但不能不顾忌党的文艺领导者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胡风决定坚持既定的“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才能“执行血肉的斗争”的战略目标，但对战术目标作了一些微小的调整。
姚雪垠等作家不幸成为胡风“整肃”的主要对象。旅台作家孙陵在回忆文章中十分惊诧地写道：“全面抗战次一年，民国二十七年春天，姚雪垠以‘农民作家’的头衔，被共产党人捧到九天之上。全面胜利前一年，民国三十三年冬天，他忽然又以‘娼妓作家’，‘色情作家’等等罪名，被共产党人踩入九渊之下。”
事情是胡风做下的，却让“共产党人”背了骂名，这是不公平的。“色情文学”
就这样，在胡风发动的“整肃”运动的第二个阶段（1945年），姚雪垠被确定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在胡风的授意下，打击的范围从《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逐渐扩大到《“差半车麦秸”》。
1943年，胡风通过路翎向复旦大学学生石怀池等约稿，由他推荐到《新华日报》副刊发表，批评了姚雪垠的《戎马恋》，前文已有叙述。1944年，他还组织了石怀池、路翎等批评《春暖花开的时候》，石怀池的文章题为《评〈春暖花开的时候〉》，路翎文章的题目叫《意在急就》，这两篇文章我们还没有找到。但从路翎与胡风的通信中得知，路翎的这篇文章写得十分草率，文中把姚雪垠“致读者”信中的几个字都复述错了。文章寄出后，路翎惴惴不安地给胡风写信解释，信中说（1944年12月17日）：
“前寄的《意在急就》，原来是‘病在急就’的字样，我写错了。如果让他‘病’，似乎他的求饶的理由要多些的。我想，如不恰当，这篇东西就不要罢。他是‘病’，我却弄成‘意’，是我的错了。顺便想到：有一些人，对于这样的东西，是也要放在‘学问’的秤上来秤的。他们的思想，如他们的生活一样地飘浮着，令人很不耐烦。”
“致读者”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出齐后，姚雪垠写的一纸短简，附在作品扉页中发售，记录了他在校读时发现的若干需要改动的地方，并为未能及时纠正向读者致歉。原文如下：
本书第一部现已出齐。第二部人物多，头绪繁，须至明年方能与读者见面。
第一二两分册，出版后发现不少毛病，计第一册第三版添写第六二页，原第六二页移作第六三页，原第六三页删去；第六八、第一一四和第一一五页，均改写。第二分册第二版改写者为第一七二和第一五四页。第三分册大体上较前两册稍觉进步，但校样看完时发现第三八五和三八六页的场面处理失败，要改正时那一部分的纸型已打好了，只好等再版时想办法吧。如有机会，二十四章中还可以添写一节。
且写且排，病在急就；每书一出，愧悔随之。为补救计，惟有接受批评，坦白认错，切实自责。本书既承爱护，至盼不吝指教，助我修正。或直接写信给我，或将发表之批评文章剪寄给我，我都非常感激。
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共三分册于1944年年中出齐，极受读者欢迎，可以说轰动一时，年内竟三版，发行数万册。这部小说取材于抗战初期豫鄂皖一带救亡青年的生活，1940年曾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上连载一年，约10万余字，深受读者好评。姚雪垠于1943年初来到重庆后，将原稿扩充改写为三分册，约30万字，由现代出版社出版。1944年2月，开始在各大杂志上作广告：
“本书为姚雪垠先生代表作，写活跃在大别山中的一群青年男女，尤以对于三种不同典型的女性，刻画入微；有的粗犷豪爽，有的热情奔放，有的温文尔雅。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均活跃纸上。前曾于某杂志刊载一部份，传诵遐迩。现经作者精心改写，计划分三部共九分册出版，现第一部第一二分册已分别发排，第三分册在赶写中……”（《当代文艺》1卷2期“征求预约”）
1944年，可以称为“姚雪垠年”，这一年里，他出版了很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是在这一年里，他遭受了生平最为猛烈的批判，抗战文坛上还因为他和他的这部作品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笔仗。
路翎的《意在急就》抓住姚雪垠在“致读者”中的自我批评大作文章，姿态不算太高。但他既对姚雪垠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完全陌生，就应该细读作品，而他又觉得“很不耐烦”，认为不值得“放在‘学问’的秤上来秤”，这样的批评态度怎么能把握住批评对象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思路，怎么能写出令人折服的好文章？当年的读者从路翎的文章中定难理解为什么他把姚雪垠的作品指责为“市侩”的倾向，倒是很容易嗅出宗派主义的气味。
茅盾对胡风等的文品文风非常反感，他曾这样批评道：“跳在半空中尽说海话的批评方式有一种好处，就是它能够博得苦闷中的青年喊一声痛快。同时，它却有很大的一个毛病，此即完全不顾到——甚至于抹煞了一个作品在此时此地所能发生的影响和意义……如果仅仅是顾不到而贸然下笔，这还可以说是见不及此，如果竟是抹煞，那就简直不可为训。批评而至于此，那就成为了谩骂了。”
胡风也觉察到前一阶段的批评不够有力，于是，他在给路翎的信中提出新的意见和建议：
信、稿都收到。能弄两三则书评么？或者把春暖花开先生追击一下，赏给他一点分析。但这得追到什么《半车》去，那是穿着客观主义的投机主义，而且是从《八月的乡村》偷来的。可惜找不到《八月的乡村》。（1945年6月12日）
路翎收到胡风的信后，深受启发，决定马上动笔，赶在《希望》第三期上发表。这篇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题为《市侩主义的路线》，署名未民，文中基本论点完全是胡风意见的演绎。他在文章中劈头写道：
姚雪垠先生的《“差半车麦秸”》是抗战初期的有名作品之一。但在现在看来，这是客观主义的，技巧的东西。它只是现象和印象的冷淡的罗列。在抗战初期的那个普遍地热情蓬勃，充满着主观的欲望而无法深入现实的时期，这篇东西，和其它的两篇这一类的东西，就以它们的冷静而被注意了。
虽然实际上那个时期的新生的热情，和这热情的发展，是耐不住，并且厌恶它们的，然而，因了文学界的姻缘，人们听不到热情的反对者的声音，它们就获得了它们的成功了。
这一段文字为全文定了基调，与胡风的指示别无二致。作为文学批评来说，最起码的一条是对批评对象的尊重，其次才谈得上对批评文本的尊重，而路翎的这篇“奉命”作文恰恰缺乏这两个基本点。由于对所“奉”的“命”的无条件服从，由于对批评对象的蔑视，他在行文时根本不顾及文本内容。仅就这开头的一段文字而言，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有很多：第一，作者的创作心态是“冷静”还是“热情”，批评家如何得知，又怎能拿来作为权衡作品优劣的标准。第二，《“差半车麦秸”》的风格恰恰是不“冷静”，当年就有评论者认为这篇小说过于“兴高采烈”，凡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第三，《“差半车麦秸”》的发表与成名与路翎猜测的正好相反，不是靠“姻缘”而是凭实力。让我们引证一篇署名为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中的有关叙述（载《文艺新闻》第4期，1946年3月）：
谁都知道，他是以《“差半车麦秸”》成名的，这篇东西是民国二十七年春天写成，起初是在武汉交给舒群的《战地》，过了很长时间，《战地》仍没发表，他托朋友问舒群，舒群说是“噜嗦的东西”退还他。然后，就交给茅盾先生，终于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
辛冰的文章对姚雪垠充满恶意，文中多渲染和不实之辞，我们将在后面论及。去掉其中的“脏水”，这一段的叙述还算完整。当年，姚雪垠这部作品写成后，由于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与文坛风气不合，确实不太为人看好。黑丁是最早看过小说原稿的，他边看边笑，还劝姚雪垠不要用这种语言写小说。姚雪垠把稿子给了朋友舒群，舒群不用，姚雪垠接到退稿后，要急着赶回家乡筹备河南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大会，便匆匆离开了武汉。离汉前夕听说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便寄了去。那时他和茅盾并不相识，也没有在茅盾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两人可说是素昧平生。《“差半车麦秸”》的发表及茅盾的评价，姚雪垠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路翎出于宗派情绪，以己度人，想当然地以为茅盾发表姚雪垠的小说一定与他有什么“姻缘”，把姚雪垠想象成攀龙附凤之徒，实在有欠公正。许多熟知姚雪垠的人告诉我们，姚雪垠为人为文固然有许多可议之处，但他最大的特点恰恰是独立特行，他从来不拜谒名人，偶尔谈起名家往往颇多酷评，他的个性就这一点而言恰与胡风类似。
路翎在文章中用了很大的气力演绎胡风信中所指出的要点，其论证之荒谬几乎到了完全不顾及作品文本实际的地步。为了证明《“差半车麦秸”》是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偷”来的，他找到萧军作品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农民出身的游击队战士“小红脸”，小红脸喜欢“吸着烟袋”，而《“差半车麦秸”》的主人公也“吸着烟袋”，这便是“偷”的证据了。不仅如此，路翎还论证道，小红脸吸烟袋，“差半车麦秸”也吸烟袋，《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的主角“仍然是不停地吸着烟袋”，这不是“偷”是什么？姚雪垠在路翎的笔下，简直成了抄袭大师了。其实，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中的这两个人物除了喜欢“吸烟袋”这个共同点外，不同点太多了。仅就人物生活的地理环境而言，一在东北，一在河南，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而造成生活、性格、习惯的差异在作品中有很多表现；再就作品反映的时代环境来看，小红脸所在的游击队与红萝卜所在的游击队，其组织形式、斗争形式、生活内容，区别也相当大。
胡风和路翎妄言“抄袭”，这个草率的推断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同，后来便不再重提。为了证明姚雪垠的作品是“穿着客观主义的投机主义”，路翎更费了心机。按胡风一贯的表述，这个术语是指根据某种观念或概念作文，是公式主义的一种表现。路翎对胡风的理论颇有心得，文中处处挖苦姚雪垠“向革命理论不断地鞠着躬”，《差》是在向“描写农民的转变”的政治号召鞠躬，而《牛全德与红罗卜》是在向“写出典型”来的文艺号召鞠躬，《重逢》《戎马恋》和《春暖花开的时候》则是在向“抗战和进步”的政治观念鞠躬。路翎企图以此证实姚雪垠具有“看市场制造货色”的“机会主义——市侩主义的本色”。
这个结论同样是草率的。《差》是抗战文学中描写农民参加抗战队伍后“转变”的第一篇作品，评论家倡导描写农民“转变”是在这部作品成功之后，正如姚雪垠当年抗辩文章中所说，“他们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差半车麦秸“》这小说发表于抗战开始后的次年春天，也可以说是最早地写出了从落后到新生的农民典型。这之前没有公式，这之后渐渐地成了公式。”（《〈长夜〉后记》）至于茅盾提出的“写出典型”的号召，与胡风提倡的“写活人”论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不能由于恶其为人便祸及其理论。而姚雪垠努力表现抗日军民的“抗战与进步”，则并不是一个观念或心造的幻影，而是进步作家生活于其中的抗战现实的赐与，是当年每个战斗的中国人都亲身体会得到的。
令人费解的是，在这篇数千字的论文里，竟连胡风要求的“赏给他一点分析”的雅量也没有，路翎在文章中竟然根本没有进行艺术分析，他为此辩解道：
这里面并未涉及我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同样的没有涉及文学的形式，内容的结构及语言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对象不是什么痛苦的错误，而反而是市侩主义的时候，这些，都是距离得十万八千里的。
这不能成为理由。不用文艺理论的尺子度量作品，便不成其为文艺批评。这种批评，正是茅盾所指出的“跳在半空中尽说海话的批评方式”，即“谩骂”。遗憾的是，胡风当时和以后所组织的批评文章基本风格大都如此，于是引起了抗战文坛中人极大的反感，以致他们的理论和批评中某些合理的因素也被人们认为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路翎批评姚雪垠的这篇文章，其中的基本论点，只有一点被继续发挥，而且在当时得到一定限度的社会承认，那就是指责《春暖花开的时候》中有“色情描写”。作品中的下面一段文字是后来所有指责《春》的评论者乐于引用的：
假如把罗兰比做李商隐的诗，把小林比做达文西的画，从王淑芬的身上就不容易使我们感觉到艺术趣味。不过当少女们刚刚发育成熟，纵然生得不美，只要不过分丑，对青年男性都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量。何况王淑芬同人说话时两只眼睛懒洋洋的，半睁不睁，带着三分睡意，二分媚态，自然也相当的能招人爱。
王淑芬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的又一个女性典型，她对爱情的态度是不太严肃的，作者在描写她时带有贬抑和讽刺的意味，作为小说家的路翎不会看不出来。这段文字究竟有什么色情成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抗战时期的批评家“精神奴役的创伤”太深了，身在二十世纪，灵魂还处在“禁欲主义”的中世纪，“神经过敏”得连男女相悦都不敢涉及吧？然而，只要翻阅一下抗战时期的小说作品，包括路翎自己的小说作品，其中描写病态恋爱的情节很多，为什么就不容许姚雪垠在作品中表现救亡青年男女之间正常的愉悦之情呢？这恐怕只有用宗派主义情绪作祟来解释。啃不动的“硬骨头”
1944年底，姚雪垠撰写了一篇随感，题目叫《硬骨头》，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一个答复，也算是对胡风等的攻击的一个回应。文章很短，抄录如下：
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还必须有一腔热情，随时为苦难中的人们洒一洒同情泪；有骨头便有正义感，有热情和崇高的眼泪，方可成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必须有了科学的思想，而且使生活和思想一致，方可谈到骨头，谈到热情，方可洒出来崇高的眼泪，科学思想是从读书和实践中得来的，所以必须不断地读好书，并且重视自己的生活。（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西安《高原》月刊创刊号）
姚雪垠的确有一把“硬骨头”，胡风等对他的攻击与他一生中所遭受的艰难困扼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少年时代他曾被土匪绑票，关押了一百天，每天都在刀刃上讨生活，他没有害怕过；1930年，他因参加自由大同盟的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当被军警押解经过开封鼓楼的时候，他看到东方透露出的“白光”，心中油然洋溢起慷慨就死的浪漫情感；1936年，他患了肺病绝症，大口大口地吐血，却在文章中豪迈地写道：“一切生命都免不掉随着时间消失去，要想一部分生命暂时保存住，就得靠各自留下的足迹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上了日寇和汉奸的黑名单，易服蓄须逃出北平，火车经过沿途小站停靠时，他下车走到月台上，故意地在站岗的日本兵身边晃来晃去，以显示英雄主义气概；1939年初，他随军参加随枣会战，陷入日寇重围，绕山攀岭七日方脱险，数日后拿出作品《四月交响曲》。一个连死都不怕的豫西汉子，文学事业上已有相当成就，遭受一些非议又算得了什么，也许他真如胡风经常引用来批评“客观主义”者的那样，每到紧要关头就抱着“已经这样了——将要这样罢”的宿命思想。
1945年，胡风等在《希望》和其它报刊上再次对他展开猛烈的攻击时，姚雪垠已离开重庆，应聘去成都三台东北大学任教，担任中文系副教授。也许是由于《春暖花开的时候》正在争议之中，也许是他还没有考虑成熟人物、情节的下一步发展，也许他在思索如何创作一部更有力的作品以回击胡风等的攻击，他没有动手写作计划中的《春暖》第二卷和第三卷。在叶圣陶、董每戡、王畹芗的鼓励下，他开始构思《长夜》。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把20年代的豫西社会生活描画出来，他将塑造出一大群铁骨铮铮的豫西汉子。他自信，这部作品里的生活、人物和情境都是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他将再塑造一批典型人物以证实自己的创作实力。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遭受胡风等攻击后的“发愤之作”。他曾写下过他的创作动机：
一年前，胡风派的朋友们曾经对我的作品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不管他们的批评态度使我多么地不能同意，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我的畏友，感激他们对我的鞭策。他们说我的《“差半车麦秸”》是革命的公式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自然也是，而且他们从后一部作品中断定我创作人物的本领已经完了。他们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差半车麦秸”》这小说发表于抗战开始后的次年春天，也可以说是最早地写出了从落后到新生的农民典型。这之前没有公式，这之后渐渐地成了公式。胡风派的朋友们一面在批判着这种公式，却一面在这一种公式里打跟头，创造着公式的工农英雄。至于他们说我不能够再创造出新的人物，那不是一向目空一切地小看惯圈外朋友，便像人们在愤恨时所发的咒语一样。咒语照例只代表主观愿望，要是咒语都灵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客观的真理可讲？我当然不相信“一咒十年旺”这句俗话，但我相信至少在十年内我的人物不会有枯竭的时候。在这部小说中我又写出了几个人物，在下一部小说中可能会写出更大更多的典型性格。我不是故意要唱一出“三气周瑜”，只是因为我既然从事于小说写作，写性格是我的份内之事。（《长夜后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夜）
姚雪垠确是个“硬骨头”，愈挫愈奋。路翎在《市侩主义的路线》中对他的批评，如果说对他有所刺激，也不在那些“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机会主义”或“市侩主义”的大帽子，而是对他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潜力的轻视。路翎在文章中嘲笑他所有描写农民的作品，农民都吸烟袋，“技巧，也显得穷窘了”。姚雪垠在《长夜》中还是写农民，他要写给路翎看，豫西这一群吸烟袋的农民，性格有多么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和路翎对姚雪垠批评，促进了他的创作向深度和广度迈进了一大步。《长夜》后来被称为姚雪垠解放前最好的小说作品，它给中国新文学史贡献出了一群活灵活现的野性勃勃的农民典型。
1944年胡风等对姚雪垠等作家的批评，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碧野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抗辩文章，茅盾等也仗义执言，进步文坛议论纷纷，国民党袖手旁观。中共文艺领导圈子中人觉得进步文坛打内战，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试图进行调解，但遭到胡风的拒绝。胡风曾谈到他是如何对待乔冠华的调解努力的：
我看他（指乔冠华）还基本上是凭人事关系决定态度的。例如，他对姚雪垠是抱有好感的（我当时没有设想过姚雪垠是共产党员），向我提过打算约姚雪垠一道谈谈文艺问题，但我没有回答他，还在《希望》第一期上发表了尖锐批评姚雪垠的文章。等于给他吃了闭门羹。他没有向我表示什么，还给《希望》译了诗，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他只好放弃了想我凭人事关系决定对人对作品的态度。当时，文艺是徐冰领导的，他只是从统战原则上作政治领导，文艺问题本身从没有干涉过。（胡风《文稿三篇》，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2月）
胡风这段回忆再一次重复他对姚雪垠的极深的成见和误解，过去他曲解过姚雪垠与茅盾的关系，后来他曲解过姚雪垠与胡绳的关系，这次，他又曲解了姚雪垠与乔冠华的关系。乔冠华也许喜爱姚雪垠的某些作品，但与姚并无任何特殊的“人事关系”，既无组织关系，也无私人关系，而且姚雪垠确曾是共产党员，但当时并不在党内。乔冠华作为党的文艺领导圈子中的一员，过问此事全是出于维护进步文坛团结的公心，胡风竟忍心让他也吃了“闭门羹”。作为一个独立特行的文艺评论家，胡风在理论的坚持和一贯性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他在实施理论批评的同时过多地猜测批评对象的“人事关系”，并以此来决定批评对象的选择以及批评的力度，这是他的一大弱点。40年代，他决心打击文坛上的“反现实主义”倾向，却考虑到“人事关系”而放弃原拟对“客观主义”“公式主义”的代表人物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曹禺的批评，转而打击“人事关系”稍弱的姚雪垠，想以此“敲山震虎”，实在是有点“机会主义”。如果姚雪垠一经打击便趴下，胡风的战术也算奏效，却不料姚雪垠有这么一把“硬骨头”，且有如此的社会基础，胡风欲退不得，只得硬着头皮干到底。对于所有的“调解”和“说服”，胡风一概嗤之以鼻：
原来有几个走红的作家以为我是把他们当作客观主义底标本。走红的作家照例有他们底卫星，于是调解啦，讨论啦，颇闹了一大阵，但当然也是照例地不得要领地搁起。不过，最近听说还有一位杞忧的勇土在个别地做口头说服工作，他底理论是，说客观主义不如说旧现实主义，客观主义这说法会招一些作家们反感，何必呢，云。（《逆流的日子》后记1947年2月）
1945年年底，胡风的理论遭遇到一次强有力的抵制，事情是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开始的。胡风等认定茅盾《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的作品，引起了文坛的又一次风潮。《新华日报》为此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并公开发表了“座谈纪要”。座谈会上有个C君，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令胡风等惴惴不安的问题，他说：“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还说：“有些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地说，一切生活都离不了政治，但因此把政治还原成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派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却是非常危险的。”他所说的“有些人”和“一些人”，谁都知道指的是胡风等，C君对胡风理论的上纲分析，虽然有些过头，但也确实说出了要害所在。
紧接着《新华日报》又刊登了邵荃麟的《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这篇文章是针对王戎批评C君的文章而作，肯定了茅盾剧作的革命的政治倾向性，肯定了C君对文艺现状的分析，否定了胡风等把公式主义和非政治倾向的作品看成是截然对立的观点。邵荃麟的这篇论文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作为他个人来说，从这篇文章开始，他与胡风等的理论划出了界限，在此前的论文中，他使用的理论名词与胡风并无区别；作为党的文艺领导圈子中的一员，从这篇文章开始，他与中央整风精神保持了一致。我们注意到邵文中第一次没有把“非政治倾向”诠释为“客观主义”，在叙及“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时都加上了引号。但毕竟是开始，毕竟是第一步，邵文虽然反驳了胡风等的理论，但没有彻底摆脱所受胡风思想的影响。也许是一种妥协，邵文在肯定《清明前后》的同时也批评了夏衍的《芳草天涯》；也许是一种安抚，邵文在批评胡风理论的同时重复了胡风等对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的指责：
公式主义即使在所谓非政治倾向的作品中，也同样藏伏着，例如此次被认为非政治倾向的作品《芳草天涯》中在对于恋爱问题的解决，也何尝不是一种公式？此外甚至在一些色情文学中间，例如被指摘的《春暖花开的时候》等等中间，不是在色情之外也加上一些抗战八股吗？
邵文使胡风等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没有达到批判《清明前后》以打击茅盾的目的，但至少打击了“公式主义”的夏衍和“客观主义”的姚雪垠，证明他们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胡风等决心继续“清算”姚雪垠，姚雪垠更大的恶运来了。落井下石
抗战胜利之后，姚雪垠突然受到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打击的源头不是来自胡风，而是来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地方。社会太复杂了，连自诩为最“了解人间此牵彼挂的互相关联”的他也没有料到竟会如此。他曾在《小说结构原理》中写到：“人与人之间互相牵涉互相影响，此因彼果，果亦即因，因亦即果，正象是没有穷尽的连环一样。秦始皇统一和东罗马帝国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他使蒙恬北逐匈奴却成为东罗马帝国复亡的原因之一。”此语曾被某些人讥为故弄玄机，却不料终成谶语。
1945年年底，姚雪垠被胡风、邵荃麟派定为“色情作家”之日，正是他被传言诬为“特务”之时。事情经过大约是这样的，笔者曾经为此专程拜访过姚雪垠，他说，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一些来自国统区的爱国青年被怀疑为特务，在审讯过程中不堪刑讯，便乱攀乱“咬”，像滚雪球一样，特务越揪越多，还累及国统区的许多进步人士，他被“咬”了，碧野也被“咬”了，谁“咬”的却不知道。风声传到重庆，许多人对他们畏之如虎，《新华日报》也有段时间对他非常冷淡，他还愤愤地专门为此事找过徐冰辩诬。孙陵在回忆文章中也写到此事，写得有声有色：
第一个和我谈起雪垠做特务的人，是文协底干事梅林。三十四年夏天（注：1945年），我因事进城，住在文协，梅林给我铺好床，拿来一顶帐子之后，坐下来闲谈，不知如何话题一转，谈到雪垠，当时窗正在响着迅雷暴雨，梅林念念有词的说：“他妈的，雪垠那个东西，他硬把自己看成红姑娘，他根本就是特务。”
第二个和我谈起雪垠做特务的人，是臧克家。胜利之后，我由重庆回到南京，又去上海，和克家在一家报馆同事。有一次克家突然精神紧张地和我说：“雪垠来信了！”雪垠这时住在他的故乡——河南邓县。“说些什么？”我问道。“他说要来上海，住在河南太苦闷了！”“你回信没有？”我这一问，他越发紧张了，绷紧了面孔，恐怕别人听到一样低声说：“雪垠的信可不能回呀，你在桂林不知道，人家说他是特务哩！”
第三个和我谈起雪垠做特务的人，是田仲济。这时雪垠已经来到上海，住在仲济的家里。有一天仲济和我说：“雪垠为了共产党说他做过特务，很感苦恼。我劝他去告诉共产党说：‘你们讲组织，可以调查，真有特务关系不会查不出，不然还讲什么组织呢？’”
第四个谈起这件事的，则是雪垠自己。他在仲济家住了一个短时期，又搬到沪西一家出版社去住。这个时期，雪垠确是非常苦闷。因为我喜欢喝酒，他便常来我家里藉酒浇愁。喝过酒便叹着气说：“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视茫茫……”我看看他的两鬓，确是白了一半。眼睛也近视起来了！
有一次，他忽然一定要留下来，要和我作彻夜长谈。我便留他住下来。那次谈话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始终苦恼着他的特务问题。他很忿慨地说：“从立煌回到重庆，周恩来请咱吃饭，当然是看得起咱。后来不知为什么，忽然开始打击，连我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稿子，那个刊物到新华日报去登广告。结果广告登出来了，咱写的文章连项目带名字，却一笔勾掉了。既然收了广告费，为何可以随便改动别人的广告？这本来是可以打官司的。”“你为何不告发呢？”我问道。他却说：“我到新华日报找徐冰，质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徐冰说：‘听说你是特务！’当时我的眼泪刷的流了下来！”（《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孙陵的这段回忆不应被看作是妄言，笔者在拜访姚雪垠时也听到过类似的讲述，至于流言传播到重庆的时间是否确在1945年夏天，对姚雪垠的情绪有多大影响，流言当时是否已经澄清，似乎还有推敲的必要。姚雪垠1945年夏天在成都，7月至8月参加文协成都分会为大中学生开办的“暑期讲座会”，9月上青城山写作《长夜》，同月底返回，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上签名，10月开学，返回三台东北大学执教。如果姚雪垠此时被诬为“特务”，恐怕没有心情参加文协组织的那么多活动，更没有心情创作小说。我们找到了姚雪垠写于1945年11月的一篇文章，可以分析一下他当时的情绪，如果姚雪垠此时已被诬为“特务”，在文章中不应没有情绪，因为姚雪垠是个极其情绪化的作家。
我的唯一的武器是一枝笔，我的最高希望是做释迦牟尼，而不是当强盗“杀人放火”。我希望人们不要以猜疑的眼睛看我，给我充分的生活自由，行动自由，写作自由。我倘若像外国作家一样的享受到充分自由，我要尽快的去巴峡，穿巫峡，回到故乡，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我写作题材的伟大矿山。固然从来没有人禁止我回故乡搜寻资料，但那种猜疑的眼睛我害怕，那种离奇的谣言我害怕，所以单为着我的文学事业，让我也大呼着要求民主，求自由！（《自省小记》，原载南阳《前锋报》1945年11月3日）
姚雪垠是个豁达的人，些须的打击从不放在眼里，在这篇文章里却处处暗示人言可畏，多次提到人们的“猜疑的眼睛”和“离奇的谣言”，也许正是指的被诬为“特务”这件事；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估计谣言传出时间大约在9月至10月之间。
姚雪垠1946年5月出川，途经重庆，曾面见徐冰辩诬，徐冰只是表示“听说”，并未明确表态；姚雪垠不是特务，徐冰心知肚明，否则不会和他见面，但他也没有澄清的责任，于是，流言仍在蔓延。
随着大批文化人“复员”来到上海，流言也传播到了上海。胡风当时是否听到了这个流言，我们不清楚。但他继续攻击所谓“客观主义”的决心没有改变，继续打击姚雪垠的决心也没有改变。胡风离开重庆回上海前，与周恩来有过一次见面，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
临行前一天（从重庆去上海），到中央代表团去看望周恩来同志，向他请示如果被人问到内战危机时该如何解释。陈家康在座。周副主席对我作了国内外形势分析，说明共产党是要和平的，国民党挑起内战是自绝于人民（大意）。后来，他提到思想问题，说延安反对主观主义时，我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原文有删节）愚不可及的我依然没有理会，没有重视，只觉得我的观点是针对文艺创作来谈的，与哲学和政治无关。而我这种看人看事的思想方法，恰恰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它害得我可不浅。
周恩来都不能说服他，还有什么人能说服他呢？胡风决心已定，他委托上海俞鸿模翻印《希望》第1集（共4期），虽然销路不太好，先把战场转移到上海，仍不失为上策。
胡风原在上海有房子，自名为“蛇窟”。回来后，便住定了，兴奋而紧张地编辑《希望》第2集第1期，继续重庆未完成的“结算过去”的工作。离开重庆之前，他为《抗战文艺》终刊号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对抗战文学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彻底剔除他认为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
第一，对于流行广泛然而却是无力，甚至不健康的，甚至有毒的作品，如果要当作“史料”加以保存，那仅仅只能是为了当作解说某种文艺现象的例证，这种文艺现象底说明会帮助读者更丰富地理解到什么是正确的文艺方向。第二，对于曾经得到过评价但却带着否定的质素，甚至不过是文坛底喧传以至由这喧传而来的追随的读者底喧传，但并没有在读者里面发生积极影响的作品，如果也要当作“史料”加以保存，那就得认真地分析当时流行的文艺见解，使这个结算过去的工作能够负起思想斗争的任务，由这从理论底混乱和批评底滥用里面清整出被淹没的正确的文艺方向。（《关于结算过去》1945年12月）
1946年5月，姚雪垠离开重庆。其后他往返于邓县和开封两地。当年7月，《长夜》创作完成，开始在开封《河南民报》和上海《联合晚报》连载，另一部长篇传记文学《记卢镕轩》也开始了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姚雪垠和胡风都已离开重庆，但重庆打击姚雪垠的运动并未退潮。1946年3月，龚莺在《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１卷第４期上发表《骑士的堕马——评姚雪垠著中篇小说〈戎马恋〉》，对姚雪垠穷追猛打，这个刊物当时由何其芳接替邵荃麟任主编，是重庆左派刊物的大本营。也许是由于这个刊物的影响，全国的进步刊物都开始追随着“清算”姚雪垠，远在广州的《文艺生活》（光复版）第6期（1946年7月）发表黄阳《评姚雪垠的〈出山〉》，对姚雪垠落井下石；同在广州的中华文协分会的刊物《文艺新闻》竟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姚雪垠的恶意文章，其中最令人不堪卒读的是辛冰的《我所知道的姚雪垠》（载《文艺新闻》1946年3月17日第４期），它从姚雪垠的“私德”着眼，试图挖出姚雪垠“机会主义的本质”。这是一篇匿名的攻击文章。辛冰不知何许人也，却装出很熟悉姚雪垠的样子，谬托知已，编造出一个又一个流言，极力诽谤姚雪垠的人格。
30年代，姚雪垠因遭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被河南大学开除学籍，逃到北平自学，追随左翼文化运动，作品多发表在《光明》《芒种》和《国闻周报》，而辛冰却说，当年“姚雪垠在北方，是有‘死狗作家’的称号，意思是说他不长进”；40年代初，姚雪垠受钱俊瑞之邀，在鄂西从事救亡工作，来往于炮火之中，创作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及大量的战地通讯，辛冰却说，那时姚雪垠正忙着在老河口做生意，“但据说他所做的生意，与日用民生毫无关系，而是贩卖些残害人民的毒品”；40年代初皖南事变后，李宗仁奉蒋介石的命令，驱逐五战区的进步文化人，姚雪垠化名潜往安徽大别山中，而辛冰却这样写道：由于姚雪垠的狂妄自大，“在豫鄂边境的朋友，无形对他更疏远了，他在寂寞之余，只好进大别山去”；姚雪垠在大别山呆了两年，那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的黑暗年头，姚雪垠不仅创作出鼓吹抗战的中篇小说作品《戎马恋》和《孩子的故事》，而且撰写了大量时事论文，倡言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必然胜利，预言法西斯势力的必然溃灭。但辛冰却不齿地写道：“德军攻下基辅，突过聂伯河，深入乌克兰原野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篇《希特拉的最后一张牌》的国际论文，这篇文章估计希特勒最后必败，确有他的远见。终于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证实了。当时一般朋友读了这篇东西，都觉得姚雪垠又要挣扎了。”在辛冰的笔下，一切是非黑白都被混淆了。
在“胡风派”群攻的浪潮中，中国文协广东分会的刊物《文坛月刊》秋季特大号发表了周斯畲的《“差半车麦秸”论》，系统地评价了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小说作品，反击了《文艺新闻》的诽谤。文章首先提出一个呼吁，“勿让抗战时期那些作家们努力结出的‘硕果’弃掉吧”。接着具体地分析《“差半车麦秸”》的政治意识和艺术特色：
“这篇作品的写作意识则是：提醒大家（在抗战时期）去认识如这种‘不够聪明’的人物，他们就是挺坚实挺勇敢的精忠卫国的人，所以我们要多去发掘他，要多去培养他。作者不特是形象了中国农民潜力的伟大，而且指出了民族抗战的光明前途，在当时对于那些抗战悲观论者（如汪精卫之流），真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可惜认识这作品的人太少了，没有人作有意的阐扬，未免可惜。然而，事实上持久抗战，就是靠农村支撑着。所以这作品可以代表时代的意识，指示国人应认识的光明路向，就在这点上，故值得我们予以高的评价。
“它从首到尾，都能把握‘精彩’部分去描写开发，结构紧密，描写细腻，所用的表达形式，也能臻于‘形象化’的境地。”
1947年，在文坛一边倒的“清算”怒吼中，周斯畲的文章算是“空谷足音”，载有这篇文章的《文坛月刊》寄往上海二百本，被读者一抢而空。姚雪垠得知文章内容后，感到很大的安慰，但又苦于买不到此杂志，只得写信给编辑部，得他们惠赠一册。《雪垠创作集》
1947年1月，姚雪垠带着《长夜》和《记卢镕轩》的书稿，从故乡来到上海。上海是战后的文化中心，重庆的文化人战后大部分都“复员”来到此地，出版社林立，文化崎形繁荣，姚雪垠想在这里求得发展。
然而，上海居大不易，没有黄金，竟顶不到房子，姚雪垠找不到栖身之处，只得暂住在老友田仲济家里。重庆时期，他与田仲济、陈纪滢合办过《微波》杂志，有一段很深的友谊。田仲济不惮流言，热情接待了他。但姚雪垠感到长住在别人家里无法静心写作，踌躇不安。
就在这时，一个飞来的机缘来到了。一个新出版社的老板找到了他，不但给他提供了住处，而且答应给他出版《雪垠创作集》。这家出版社的老板就是后来的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他开的那家出版社名叫“怀正文化社”。
刘以鬯是个爱国青年，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孤岛”陆沉后，他不愿意在日寇铁蹄下生活，只身离开上海，1942年春抵达重庆。他当过《国民公报》《扫荡报》（后易名《和平日报》）的副刊编辑，发表过老舍、孙伏园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期开始文学创作，习作常见于报端。抗战胜利后，调到上海参加上海版《和平日报》的工作，由于爱好文学事业，不久便辞去报社工作，办了一家出版社。他自述云：
“先严名浩，字养如，家中堂名为怀正堂，均从‘浩然正气’取义。我为着纪念先严，所以将我办的出版社定名为‘怀正文化社'。上海是全国出版中心，书店林立，象‘怀正’这样的新出版社，想出好书，并不容易。不过，我很固执，除非不办出版社，否则，非出好书不可。‘怀正’成立后，出版范围很窄，不出杂书，专出高水准的新文学作品。”
刘以鬯喜爱姚雪垠的作品，钦佩姚雪垠的创作才能，称他为“文学天才”，可惜在重庆时无缘相见。一次偶然的机会，剧作家徐昌霖告诉他姚雪垠已到上海的消息，他大喜过望，姚雪垠的作品正是他急欲寻找的“高水准的新文学作品”的典范。他马上托徐昌霖与姚雪垠约定在国际饭店三楼见面。姚雪垠与他谈了自己的作品和近期写作计划，谈了《长夜》，也谈了计划中农村三部曲的另外两部《黄昏》和《黎明》，还谈到河南豫西的土皇帝别廷芳。刘以鬯越听越兴奋，当场拍板定下出版《雪垠创作集》的计划，并邀请姚雪垠住在出版社。此后一年多，姚雪垠就住在出版社放纸型的房间里，安心地从事写作。很快，当年5月至8月，《雪垠创作集》共四种出版。刘以鬯为创作集前三种撰广告词如下：
第一种《“差半车麦秸”》——
这个集子虽只包括六个短篇，却都是姚氏的代表作品，读了这个集子，可以看见十年来现实是怎样发展，也可以看出来作者的风格是怎样一步步的达到炉火纯青之境。这六篇作品，有的会使你拍案愤慨，有的会使你感动流泪，有的又使你惘然微笑。其中《“差半车麦秸”》及《红灯笼故事》两篇，不仅在国内被认为伟大时代的代表作品，且均早译成数种文字，传诵国际，被列入世界名作之林。
第二种《长夜》——
这是姚氏新近完成的长篇力作，充满了北方的原野气息。所写的人物是绿林好汉，生活是和我们陌生的绿林生活，使你一开始就被它的紧张的情节吸住，放不下手。然而这部书却是最有分量的，最深刻的，反映北方农村的作品。如果把现代中国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崩溃；第二个阶段是崩溃中的大黑暗，大混乱；第三个阶段是觉醒和黎明；那么这部书所反映的就是第二阶段的现实了。
第三种《牛全德与红萝卜》——
当数年前《牛全德与红萝卜》在重庆发表之后，立时轰动遐迩，被认为继《“差半车麦秸”》后中国新文艺之光辉收获。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描写北方农民性格的作品，还没有一部能超过《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兹经姚氏精心补充，使此有名佳作，更成完璧。这不仅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首朴素的田园诗。要明了姚氏风格之美，不得不快读此书。
从以上三则广告词可以看出刘以鬯对姚雪垠作品的喜爱和推崇。他希望姚雪垠能继续写下去，写出计划中的中国农村的《黄昏》和《黎明》，写出别廷芳这个土皇帝。然而，此时国统区经济已经崩溃，“币值大跌，通货出现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保留白报纸尚可随时售出；将白报纸印成书藉，非蚀本不可。出版社陷于半停顿状态，无法继续出书。《雪垠创作集》当然也出不下去了。”
《雪垠创作集》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出版商（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其中浸濡着温情和友情。在姚雪垠最困难的时期，刘以鬯给予了他热情的帮助，姚雪垠数十年铭记在心，念念不忘。数十年后，姚雪垠《李自成》创作成功，声名远播，刘以鬯谈起当年与姚雪垠的关系时，却恬静地说，“姚雪垠热爱写作，所以勤于写作，有理想，有抱负，有才能，且有艺术良知。就那时的情形来说，‘怀正文化社’谈不上给他什么帮助，充其量只是同事们的鼓励与一个清静的环境而已。”
然而，也就是这套《雪垠创作集》，又引起了胡风等对姚雪垠的一场新攻势。
这场战争应该说是由姚雪垠挑起的，事情出在姚雪垠为《雪垠创作集》所写的序言和跋上。他在《“差半车麦秸”》的“跋”中把一年多来蒙受胡风等攻击的委屈情绪一古脑儿地发泄了出来：
将抗战期中所写的极其有限的短篇小说，另外加上战前的两篇不成熟的作品，编为这个集子。分量是这么轻，使我对这伟大的时代和亲爱的读者双方面感到惭愧。虽然我自己感到惭愧，却有两种人看见这集子的贫乏会感到快慰：一种是被我的笔尖刺疼的，另一种是在新文学阵营中抱着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观念，除相信他们的小圈子是最正确和最进步的理论家和作家之外，决不相信别人对这时代也曾有些微贡献。我承认这两种人的立场是绝对不同的，但他们却不谋而合的有一个共同愿望，即是将我永远的放逐或轻轻的判处死刑。
幸而我是从风雨中，从原野上，从荆棘与野兽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曾遇过无数打击，尝惯了迫害和暗算。过去既然我不曾见利失节，畏威移志，今后当然也不会对任何强者低头。我是从窒息的环境中，从刀剑的威胁下，倔强的生活过来的，今后我还要倔强的生活下去。生活是战斗，我的武器就是笔。除非我真正死掉，我相信没有人能使我缴械。为了我对这时代应负的责任，而不是为要使前边所指的两种人感到失望，我今后更要仔细的，大量的，没有休止的创作下去。继这个集子之后，我还有许多作品将陆续的，一部一部的拿出来，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善意的批评我绝对接受，恶意的诋毁也“悉听尊便”。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
他在《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前言中公开地向“胡风派”宣战：
“正在这时候胡风先生所领导的小宗派向我展开了大的攻势。关于胡风先生理论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机械论色彩，以及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毫无所知，对人民生活的隔膜，他的刚愎的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一切不配做好批评家的弱点我今天都暂且不谈。今天，我尽可能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以讨论与《牛全德与红罗卜》有关的问题为主。至于关于《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一部分，保留在将来该书的一篇序文中去详细的向他们请教。我今天把问题的范围尽量缩小，并不是要对胡风先生留什么忠厚，而是今天正是我们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时候，胡风先生纵然处处要树立小宗派，要关闭起现实主义的大门，要破坏文化界的联合战线，但我承认他除上述种种的弱点外还毕竟有他的战斗力量，还有他的某些贡献，在没有朱砂的时候红土也是可贵的。当胡风派向我展开攻势的时候，他们决没有想到我在基本上还可以做一个忠实的‘同路人’，决没有想到我在这艰苦的时代中也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屑微贡献，决没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着黑暗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胡风派把我错看成他们的主要敌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种种造谣诬蔑的方法对付我，在当时我有点伤心，现在想起来觉得滑稽。我虽然有一个倔强的性格，但一直没想过用胡风派的方法报复胡风派。我对胡风派的作风虽极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真敌人，那便是黑暗势力，所以我期望将来他们会放弃了狭隘的宗派主义的作风，会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患难朋友。我决不嫉妒他们成功，更绝对不希望他们毁灭。”
“胡风派的朋友们，我确实一向把你们当做畏友，但你们太叫我失望。难道你们真看不懂这一章小说么？难道你们竟连一点批判的道德也不要么？对敌人还应该讲作战道德，何况我并不是你们的敌人！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中，你们忽而称我色情作家，忽而称我为市侩主义者，任意戴帽子，又称我的作品为‘娼妓文学’，结果我并没有被你们打倒。你们的努力只不过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
“胡风先生所领导的作风影响极大，所以虽然和他结合一起的不过三二人，但因为影响大，在国内俨然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小宗派。我衷心的承认胡风先生对文学运动有相当贡献，但我死不能同意他的作风。十年来，大家惟恐怕民主救国的联合战线不稳固，而胡风先生在理论上拥护这联合战线，在作风上破坏这联合战线。十五年来，大家都提倡口语文学，抗战后又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口号；胡风先生很了解这一运动的发展，很知道这一运动是多么必需，在理论上他拥护这运动，然而在实践上他却和这运动相背驰，他和他所领导的少数作家们偏要写出来使中国人头疼的文体。为什么胡风先生竟会这样的矛盾呢？这原因有好几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狭隘的宗派主义和刚愎的英雄主义在作祟。假若胡风先生还有一点虚心的话，我想他应该接受我这种善意的批评。我希望胡风先生及其一派的作家们今后不要再把我当做敌人，应该也把我当做一位尚有可取的诤友才好。”
“关于‘胡风派’这个名词，有朋友劝我不用，为的是免得别人说文坛上真有派别，其实胡风派的存在尽人皆知，用不着掩耳盗铃。我们希望胡风派能放弃过去的狭隘作风，为整个的联合战线而努力。我提出‘胡风派’这名词，毫无恶意，我认为宗派主义是巩固联合战线的一大障碍，不如揭穿了的好。两年来，文坛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艾芜，臧克家，ＳＹ等，没有不被胡风加以诋毁，全不顾现实条件，全不顾政治影响。青年本是热情的，经胡风先生一鼓励，一影响，就常常抛开原则，不顾事实，任意诬蔑，以攻击成名作家为快意。一般纯洁的读者见胡风派火气很大，口吻很左，就误认胡风派是左派的代表，于是风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坏的风气。”
姚雪垠还把这篇前言易名为《论胡风的宗派主义》，发表在北平《雪风》第3期上，有家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有着很大影响的文艺论文，据笔者所知，这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批评胡风宗派主义的文字。
关于胡风抗战后期理论上的偏差和宗派主义情绪，文坛上早有议论。备受他们攻击的茅盾、沙汀、刘盛亚、臧克家、碧野等自不待说，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作家也耿耿于怀，隐忍不敢言或不屑谈。
据近年来公开的《叶圣陶日记》，也记有对胡风不满的若干文字：
“十月十日上午，克家来，谈文坛情况，于胡风颇不满，谓其为取消主义宗派主义之尤，于他人皆不满，惟其一小群为了不得。余于此等事向不甚措意，然胡风之态度骄蹇，亦略有不满也。”（1947年10月10日）
“八时后白尘来谈，亦颇不满于胡风。”（1947年10月12日）
“下午，杨慧修来谈胡风之为人及持论。此君自命不凡，否定一切，人家之论皆不足齿数，而以冗长纠缠之文文其浅陋。余于文艺理论向不措意，唯此君之行文，实有损青年之文心。”（1948年10月19日）
“夜间白尘来，亦谈胡风之文与人。”（1948年10月21日）
1947年，胡风主编的《希望》已经停刊，但打击“反现实主义”的努力更加风发蹈厉。那个时候，楼适夷在上海主编《时代日报》的文化副刊，他是胡风的老朋友，他的副刊正缺少稿件，胡风便把组织来的稿件一批批地送给他。楼适夷回忆道：
“在编辑上第一个大力支持我的是胡风，报社一个青年记者老往胡风那儿跑，每次从不空手，总是带来好些文稿，供我选用，用不着为发不出稿子发愁。这些稿子大部分是有分量的文学小评论，有的评论还相当尖锐。我觉得只要内容讲得有道理就采用，不管作者是谁，也没多少顾虑。这可得罪了一些人。”（《记胡风》楼适夷）
“我们发了很多文章，其中不少是所谓‘胡风派’的。我同胡风很接近，他办《希望》我们接触较多，他把阿垅的文章、路翎的文章送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都给他登了，如批评马凡陀，批评臧克家、姚雪垠、田汉的，我都登了。”（《我谈我自己》楼适夷）
姚雪垠向胡风挑战的文章在单行本、杂志和报纸三处发表后，胡风震怒，当即组织反击。阿垅的文章不久就写出来了，题目叫《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载《泥土》第4期，1947年9月17日）。文章发表后，阿垅把载有此文的《泥土》和其它稿件寄给胡风。胡风1947年9月22日给阿垅的回信中写道：
“信和论四则都收到了。信，刚才斟酌了一下，日内和另一文同时发出，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当然，还可以在别的地方爆发的。——这么一来，他底生活关系完全弄清楚了。”
当年人们所说的“生活关系”指的是政党组织关系，胡风的信中所指便是赞同阿垅在文章中暗示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同信中，胡风不赞成阿垅文章中引用姚雪垠的原作，他批评道：“但写法，我觉得愈少引用原作愈好，否则有一种辩解的气息，因而力量不浓。当然，这样写法是较吃力的。”
其实，阿垅在文章中很少引用姚雪垠的原文，也基本上没有艺术分析，但还是写得“较吃力”，且让我们摘引几段如下：
“农民我说我不清楚吧，但是兵士，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可以以我底差不多十五年的军队生活作见证：姚雪垠底兵士生活，底‘性格’，底形象，实在是完全出自杜撰的，——不管这个士兵原来是什么‘阶层’出身。”
“姚雪垠的杰作又是在什么出版机关出版呢？又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
“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罢了，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他的歇斯底里，就是他‘刻划’了他自己的‘性格’和‘穷窘’。”
阿垅当过兵，便以此来证明姚雪垠笔下的此“兵”非彼兵，这种逻辑显然不能成立；阿垅读到了《雪垠创作集》，应该知道出版社名称，为什么还要问“什么出版机关”，又要问作者“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显然话中有话；出于对“特务”的愤恨，阿垅可以破口大骂，但凭流言杀人，是否太武断了一点。
根据胡风给他的信，我们可以推断，阿垅的文章是根据胡风前信所提供的所谓姚雪垠的“生活关系”而措笔的，他暗示姚雪垠暂住地“怀正文化社”是国民党的文化机关，暗示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此时，胡风和阿垅已经把姚雪垠当成政治上的死敌！
胡风收到阿垅寄来的《泥土》后，把阿垅的文章交给《时代日报》的编辑顾征南转给楼适夷，分两期在《时代日报·文化版》上发表。姚雪垠读了文章后，非常气愤，找到报社来。顾征南回忆中写到了这件事：
有趣的是，阿垅文章发表后，有一天我回报社，楼老和我说，刚才姚雪垠上门来了，他责问我为什么要发表阿垅的文章，我说，你无权干涉我们编辑工作，你可以在那里骂别人，别人也有地方回答你。
1947年的上海文坛，只能用“混战”两字来形容，这边骂胡风等“宗派主义”“法西斯主义”，那边骂姚雪垠、陈白尘、马凡陀、李健吾等“客观主义”“市侩主义”“色情主义”。上海《大公报》有点看不过去了，便以纪念五四为由发表社评《中国文艺往那里走》，指出：
“近来有些批评家对于与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就文论文来指摘作品缺点，而动辄以‘富有毒素’或‘反动落伍’的罪名来抨击摧残。在国家患着贫血，国人患着神经衰弱的今日，这现象是大可原谅的。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予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意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
“谁能举出过去两年来可以与《阿Q正传》，《子夜》，《“差半车麦秸”》，《华威先生》伦比的一部作品呢？”
《大公报》此时已被“左派”人士诋为对国民党政权“小骂大帮忙”，无视它还有代表社会基本民主要求的一面。这则“社评”是否还有点道理，明眼人心知肚明。这是题外话，在此不论。两面夹攻
上海滩两派“内战”正酣，却不料香港正酝酿着另外一场风波，那里聚集着一批有组织的文化人，他们正准备以“整肃”回击“整肃”，全面清算和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刊，这刊物是由共产党文艺机关领导的，主编邵荃麟，主要撰搞人都是当年重庆党的文艺领导层中人，如乔冠华、邵荃麟、胡绳等。
1947年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加剧，在共产党的指示下，蒋管区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秘密迁往香港，准备分批转移到解放区。1948年初的香港简直成了一座文化城，比抗战时期的重庆还要热闹。香港是港英当局的地盘，由于自顾不暇，根本不管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只要不反对它，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甚至可以写文章骂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绝对无人干涉。解放军的胜利指日可待，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感到自己是站在新世纪门口的幸运儿。当他们第一次享有舆论自由的时候，便畅所欲言，狠狠地渲泄腹中沉积已久的怨气。天上地下无所不谈，政治军事放言无忌，当然，谈的更多的是文化和文学，这是文化人的本行。然而，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心境下，其实是并不太适合谈论文学的。
郭沫若首先吐出积怨，他受够了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也受够了胡风等对他的嘲笑和轻视。近几年来，从《希望》到《泥土》，从“无条件反射”到“斫樱桃树的故事”，他一直是人家的俎上肉。刚到香港一个多月，他便在香港大中学生新年团拜会上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演说，他呼吁“建立人民的文艺”，消灭“反人民的文艺”。他认为反人民的文艺有四种：第一种是茶色的文艺；第二种是黄色文艺；第三种是无所谓的文艺；“第四种是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他们骂《李有才板话》，他们骂陈白尘的《升官图》。对于这种文艺，应予消灭”。
郭沫若的文章传到内地，蒋管区内正“内战”着的两派都为之一震，叫好的有，蹙眉的也大有人在。文章传到北平，《泥土》立刻大哗，主编在“编后记”中一通大骂：
看到了臧克家主编的《诗创造》里面的“怀着伤蔑的暗箭”的《后记》，不久又有了陈白尘底劝《泥土》改请叶青题字的建议，同时著名的吹捧批评家许杰便大叫“批评的混乱”，那位惯于依老卖老的，才子流氓玄学家三位一体的无条件反射论者还下结论说《泥土》是托派刊物……（见《泥土》第5期）
茅盾也到了香港。他是胡风等人的眼中钉。从批判《论主观》开始，到《清明前后》的论争；从作《读书杂记》为姚雪垠等辩护，到实际上被胡风等作为“客观主义”的总头目进行“整肃”，茅盾凭籍他的渊博和儒雅，凭着他的不可轻视的创作和批评实绩，成了胡风推行其理论的最大障碍。胡风等在信中嘲讽他为“抬头的市侩”和“清明先生”，但无奈他何。在香港文协组织的新年团拜会上，茅盾也吐出了肚子里的怨气，同时他“建议香港文艺界应该加强文艺批评工作，纠正前一时期主要存在于上海的文艺批评的偏向。这种偏向表现在对正面的敌人不去批评，好象有危险，而对自己阵营却很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这些批评调子唱得非常高，非常‘左’，使青年以为这是最革命的，但实际上它是要引导青年到错误的方向：这种偏向，在上海本来应该提出来检讨和批评的，但没有做，希望香港的文艺界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郭沫若和茅盾的提议与文委（党在香港的文艺领导机关）的看法是一致的。不久，文委指示邵荃麟和冯乃超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对不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文艺思想的批评，胡风等的理论和创作成了主要的批评对象。刊物第一辑上，发表了邵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第二辑上，发表了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这两篇重头文章都正面地批评了胡风等的理论主张，虽然也承认抗战文艺存在着病态现象，文艺指导思想存在着“右倾”倾向，但病态的原因已不再是什么胡风所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分离”，而是“文艺上人民大众的集体主义意识的焕散，个人主义的意识的高扬，因而招致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想的抬头”；对于病态倾向的分析也不再沿用胡风的“市侩主义”“客观主义”的术语。而代之以“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等；文章还特别分析了胡风等“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它“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与上述病态倾向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毫无疑问，这两篇文章的立足点和参照系都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现状为基准的，但能否运用来剖析国统区（蒋管区）的文艺运动，能否据此以“右倾”概括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许多人另有看法。
我们特别注意到胡绳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两篇文艺批评，一篇批评胡风最赞赏的作家路翎；一篇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刊物上最有份量的文艺评论。
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载第一辑）批评对象是路翎小说集《青春的祝福》和未收入集子的其它几个短篇。他仔细地解剖了路翎作品中对工人的描写，结论说：
“在那里，不管作者所写的是什么矿工，但所反映了的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情；要写工人的恋爱，但写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恋爱；要写工人的思想，但写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一个最简单的解答是：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工人，而又不满足于仅仅在外形上来描画工人，想要‘深入’一点，结果就只能把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套拿出来垫空子了。”
他接着剖析路翎对知识分子的描写，结论说：
这个作家用他的作品相当明确地反映了一个苦闷的窒息的时代中孤立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和烦恼心理。但仅仅如实地反映不是艺术的目的，很显然的，作者也不满足于此。他企图从知识分子的苦闷的“内心”中找出崇高的一面足以引导他向前进的一面，于是他就——例如在《谷》中——赞扬起他的人物在恋情的高涨中与自然融化为一时的“生命力”的神圣崇高的感觉了，就把他在疯狂的苦恼下压制了失恋的伤痛当作是认识和工作上前进一步的契机了。但这难道是真的解决了矛盾么？这难道不只是知识分子的自欺自慰么？一面批判着知识分子，一面又用浮夸的自欺来迷糊知识分子真正向前进的道路，这正是读者从这样的作品中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原故。
胡绳《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载第二辑）的批评对象是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和《记卢镕轩》，几乎包括了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全部作品（除了《“差半车麦秸”》等短篇作品）。胡绳是姚雪垠的老朋友，抗战初期在老河口战区交往甚密，重庆时期也有来往，也许正是由于这层关系，他对姚雪垠的分析和批评更严厉，更苛刻。
他首先剖析《牛全德与红萝卜》，断定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两个主人公的性格描写全是失败的，主题表现与环境描写也是失败的：
作者自己说，这本书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移转”，如果企图是这样，我以为这企图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一方面在“旧”的牛全德身上作者只使我们看到流氓无产者的坏品性，如果有还值得发扬的“江湖义气”，也并未被具体表现；而在“新”的牛全德身上，也只是被“捧”以后，糊里糊涂地带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质而“跟着学新花样”，所谓“革命责任感”连影子都还没有。最可惊异的是，在这本小说里，使人完全觉察不到，在人民群众和游击队中有一点民族仇恨与对侵略者的敌意。
接着，他剖析《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认为这部作品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批判”：
作者在这书里诚然也写了农村宣传工作，写了旧势力对青年救亡工作的压迫等等，然而这些好像不过是作为背景的可有可无的画布，在这背景前出现的是一群集中兴趣于男女关系与恋爱事件的青年。抗战初期的救亡运动中也的确有许多缺点，青年们的确抱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生活习惯而涌入这运动；但照作者的写法，却断然是对于救亡运动的歪曲与侮弄。
他对《长夜》和《记卢镕轩》作了有限度的肯定：
但在《长夜》和《记卢溶轩》这两本小说中，我们至少不至于得到像读前两本书时那样不愉快的感受。这两本书是可以使我们读到一点东西的了。在这里面活跃的人物不仅是抽象性格的负荷者，而且是反映了历史现实的－侧面。这两本都是在抗战结束后的两年间所写。但其所以胜于《牛全德》与《春暖》，我想，并不能用时间先后来解释，而是因为在这两本小说里，作者是面对着真实的历史现实和实在的人生的缘故。《记卢溶轩》是一个实在的人的传记，作者相当熟悉这个人，又特别用各种方法来调查了这个人的生活历史。作者在这里不是用卢溶轩这个人来表现某种抽象性格，而是表现单纯的科工富国的思想与努力在旧社会的政治环境下，必然地到处碰壁而致成为悲剧牺牲者。《长夜》是写一九二四年的河南农村，由一个土匪帮而写出了善良的贫苦农民是如何在苦难的生活中挣扎着追求出路。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他是把他少年时代对故乡社会现实的记忆，保存了很久，到这时才写出来的。显然的，作者对于他少年时代目睹的悲惨的农村生活与农民命运，比较他在抗战初期所突然面对着的新的历史变化，是熟悉得多，了解得多的。因此，对于后者，作者只能拿出一些浅浅的而残缺不全的浮雕来交卷，而对于前者，作者却能给我们以多少具现着历史生命的立体雕像。
虽然是基本肯定，胡绳在文章中，同样毫不留情地剖析了《长夜》中由于作者的“地主少爷的‘浪漫’情调对作品所表现的历史现实和人民命运的损害”。但他不同意胡风等对姚雪垠的批评，他写道：
我不想用“客观主义”这样的说法来加在姚雪垠的身上，因为我们倒是希望他能够用忠实于客观的历史现实的态度来从事创作，——一个作家，只有树立这样的基本态度才为自己的思想情绪的改造奠下可能的基础。我也不想用“依照理论八股而从事创作”这样的话来批评，因为表现于姚雪垠作品中的主观内容并不是以什么八股教条为基础，而是泛滥着“出身于破落地主之家”的“知识分子”（这是作家自己的表白）的自我欣赏的情绪。在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思想已不够来认识在变化发展着的现实的时候（这种感觉是进步的契机），便去乞灵于还未和自己的生活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理论，这种情形是有的；但形成其创作的基本倾向实不在此而在彼。
胡绳的文艺批评，从局外人看来，好像是对“内战”不休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在胡绳等站在新时代门口的人们心中，“内战”双方的理论与创作实在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差别，他们距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真正的革命文艺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姚雪垠和路翎的小说作品较之根据地（解放区）的小说作品，无论从主题、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他们二者之间倒是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譬如说，被胡风所痛诋的“客观主义”，胡风等可以从茅盾、沙汀和姚雪垠等的作品中看出来，而另外的许多评论者也能从胡风最为赞赏的“主观战斗精神”最强的路翎作品中看出来。何其芳当年与吕荧论争“客观主义”时，就曾证明路翎的《求爱》与被说成“客观主义”的沙汀作品别无二致；李健吾是较早给予路翎作品较高评价的评论家之一，他在《三个中篇》里这样写道，“我们翻开《饥饿的郭素娥》，恍如当着高揭自然主义的左拉的理论，我们不期而在这迢迢的中国为他找到一个不及门的弟子。”有的批评家还指出路翎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受到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影响。进入新时期后，严家炎在一篇文章中论及所谓“客观主义”的实质，他说，当年“批评家们所谓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无非是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而已。今天，我们应当从这类‘左’倾文艺思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求实集》）
姚雪垠与路翎都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之间当然存在着“客观主义”的共同点，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大众文艺丛刊》的这种不兼容不并包的态度，胡风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对反“客观主义”的否定，无异于否定他在抗战中后期全部的理论成果；而把他的理论主张与他所批判的“客观主义者”和“主观公式主义者”等量齐观，无异于是对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嘲弄；尤其是那些措辞峻激的文章出自邵荃麟和乔冠华等人之手，更使胡风觉得悲愤莫名：他们早些年都曾受过他的影响，接受过他的理论术语和理论观点，如今他们却“反戈”了。胡风收到冯乃超寄给他的刊物，翻看了一下：
“没看内容，只看目录就明白了八九。《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是对我而来的，但很多地方误解了甚至歪曲了我的原意。更使我难以接受的是胡绳对路翎小说的批评。我感到有一种恶意的歪曲，一开始就给路翎定了调子，自然成了一无是处的小资产阶级作者。”
“看到《大众文艺丛刊》第二期《人民与文艺》，里面有乔木（乔冠华）直接批评我的文章。使我不解的是，许多他自己（于潮）曾同意我的观点，现在却一起批判，但又不和自己联系起来。他能不负责任地忘了过去，我可要向读者负责，不能今是昨非地乱说一通，我必须慎重严肃地想想。”
胡风的眼前出现一片沼泽，他觉得“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但丁《净界》，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题头语）倔强的胡风无论如何是不会自动放下思想武器的，他不习惯于“奴从”，他决心为捍卫“现实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战斗到底。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撰写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写成后交给文协会刊《中国作家》，纸型已经打好了，编委会却不同意发表，于是他把纸型买了回来，由《希望》社印刷出版。
愈挫愈勇的胡风不但自己迎战，也联络友人共同作战。路翎的反击文章也写成了，题目叫《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交给胡风审阅后，发表在北平《泥土》第6期（1948年7月20日）。胡风还写信给朋友们打气：
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由那些公子们一直联到姚端木之流。主要对象就是几个人。……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战争已经发动了，做得好，可以推进一步，否则只好丢开不管，做自己的事情……（胡风致舒芜，1948年9月27日）
无辜的姚雪垠再次被卷入这场论争中，成了双方的箭靶。
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大不恭地把香港同人讥为住在“岛球”上的“一般性的原则人”，而把最大的憎恶给了姚雪垠。他在文章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它们对于最恶劣的堕落文艺都可以和平共处，握手言欢，甚至仗“义”辩护，但对于现实主义的这一点要求却一直当作眼中钉，好象不连根拔去不过成心安理得的日子，有时甚至跳起来或潜下去，造谣中伤，借题发挥，向它涂上了泥污。
文章中他忧心忡忡地预测，在“一般性的原则人”的“反映活的群众及其实际斗争”的鼓励和纵容下，将来“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一定会兴奋地抱着脖子结成‘统一战线’”，而已被打倒的姚雪垠这样的作家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一个说，本店雇有大批熟练的老师父和学生子，可以遵照图样，造出大量傀儡来表演活的群众及其实际斗争；一个说，本店聘有大批上等的技师和助手，可以遵照指定范围，拍摄大量照片来反映活的群众及其实际斗争。而且，如果要化装富于肉感性，布景多添花样景，还可以随时敦请多年至交的高等化装师兼布景师，蜚声华洋两界的姚雪垠博士们来客串相帮。
路翎在反批评文章中，极其憎恶胡绳把他的创作归于“小资产阶级”一类，他认为“小资产阶级”中的徐志摩、姚雪垠、吴祖光、张恨水、梅兰芳与他不能相提并论，前者是“没有人民的内容的”，不管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好，因为他们的本质就是“投机”和“市侩”；而后者，是战斗的“小资产阶级”，无论放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自觉地和工农结合，完成自身的改造：
“‘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范畴，无论就出身说或思想要求上说，都是如此的。例如，在严格的阶级意义上讲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象先前的徐志摩和现在的某些作家），他们原来就和工农敌对，怎么会走到工农里面去？例如，以人民，民主为投机手段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象姚雪垠之类），问题也就不能放在到不到战场或工农中间去这个提法上面。例如，面对现实，有进步要求的，在创作里面追求这个时代的人生真实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和人民的结合有强有弱，他们带着的本阶级的弱处或多或少，但他们是在斗争着的，象现在的许多作家，那么，他们和工农的更强的结合也不可能是一律地直接地到战场和工农中间去，而是推动他们通过他们的各种道路各种过程来加强他们在生活上在创作上的斗争，也就是和工农的道路的汇合的斗争，等等。
“这样的原来没有人民的内容的作家，即是拖到战场上去，也是不中用的。姚雪垠之流不就是战场上回来的么？而原来就从人民里成长，服从着他底脱离本阶级的历史要求的战斗的作家，是到处都是战场，到处都在斗争。
“他们更应该记着，他们那个‘首先，是对于自己的批判’里面所轻描淡写地指出来的抗战期间在文艺底统一战线问题上，在文艺思想要求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正就是由于他们自己底纵容；那时候，被他们现在所歪曲的这个主观的精神要求即内在的真实的思想战斗要求，正是坚决地反对着那一切错误的。反对着对姚雪垠之流的色情文艺和市侩路线的纵容，反对着放弃思想要求去和张恨水梅兰芳的‘统一’，反对着他们即在现在也一字不提的，在城市工作中最主要的戏剧这一部门底特别的堕落，反对着对才子神童吴祖光之流的纵容的。现在他们收获果实了吧。却仍然那样地轻描淡写，这，就不能不是对于历史和人民的罪恶！”
路翎的这篇文章是胡风的文章的有力补充，令人惊诧的有三点：第一，他断然地把姚雪垠等作家判定为从来就坏，而且不堪改造，不知有什么根据；第二，他们竟自诩为不需要自我改造，这种优越感不知从何而来；第三，他们不仅自认为是抗战文艺运动中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党的文艺领导，这种自信何由产生。
姚雪垠同样是被批判者，但他当时并没有站出来替自己辩护。他了解胡绳，素来钦佩胡绳的才华。胡绳对他的批评虽则严厉，但他始终把胡绳当作“诤友”。他最大的遗憾是，胡绳在撰写这篇批评文章时竟没有看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的第三分册，在第三分册中，小说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场景已渐次展开，各种矛盾的冲突日趋激烈，人物性格的多层面发展已现端倪，绝非“三女性”可以概括。笔者曾多次访问过姚雪垠，他谈到这个问题时，总是喃喃地说：“要是他看到第三分册就好了。”当笔者继续追问胡绳当年为什么要苛评这部作品时，姚雪垠笑着说，去看看胡绳在《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后面的“附记”吧，那里写得很清楚哩。转录“附记”全文如下，以飨读者：
我在文章里批评了雪垠的《春暖》这部小说，同时也是批评着自己。因为这本小说的初稿是在一九四Ｏ年我所主编的一个杂志上连载过的。我所特别引出的《春暖》中的两段文字中的前一段（黄梅初次见到林梦云的笑容）就是在初稿中有过的。足以证明在初稿中已经充分表现着这种有害的倾向。——现在我没有这杂志，所以不能作详密的检讨。——但当时我不但没有能看出朋友的缺点，反而无形中支持了这一倾向。雪垠在以后扩大和修改它的初稿时，显然是更充分发展了这一倾向。因此直到最近，我读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后，我觉得，无论对于雪垠，对于读者，我都有义务提出这样的包含自我批评在内的严格的批评。
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构思于1939年湖北老河口，那时姚雪垠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挂名秘书，胡绳在战区报纸《鄂北日报》担任编辑。闲暇时，两人总爱呆在一起，谈天说地。姚雪垠小说的“三女性”有两个是有原型的，谈天时，姚雪垠爱把构思中的情节当作故事来讲，胡绳常常帮他进行人物形象或思想心理分析，以丰富人物塑造。1940年胡绳去重庆主编《读书月报》，致函姚雪垠，要求把小说先给他发表，姚雪垠欣然同意。这部小说在《读书月报》上连载了一年，直至皖南事变发生刊物被迫停刊。
历史总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是什么人。遥想当年，当那么一大批进步文化人站在南海之滨，翘首期盼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多么渴望涤尽身上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以适应那崭新的人民的世纪。他们或许对别人有所苛求，但对自己又何尝不是更苛责。他们觉得，他们在反动派的压迫下艰难地开展着的进步文艺运动，其成果不能与根据地（解放区）的《李有才板话》和《王贵与李香香》相比，他们多年努力探索的理论成果不能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煌煌大论相比。他们站在那越来越逼近的新世纪面前，颇有点自惭形秽，颇有点无地自容，他们否定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成果，他们否定自己的奋斗历史，也否定别人的血肉搏斗，他们惟恐自己不纯粹，也惟恐别人不真诚，所谓“清算”，所谓“整肃”，不都是为此吗？然而，这种“自发”的“清算”和“整肃”运动，也只算得上是一个序曲，真正的大戏还没有开始呢。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所作的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总结报告，其谦恭与压抑就是从这里来的；解放初期，胡风奔走南北，得不到合适的安排，怨气愈大，终于酿成悲剧，其根源也是从这里来的；路翎后来的作品动辄挨批，姚雪垠更被视为异类，其原因也是从这里产生的；再后来的反右，再后来的文革，都与有关方面对知识分子的着意摧残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贬抑有关。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从此就象孙猴子头上的那道金箍一样戴在了中国知识分子头上，只要如来佛念一下紧箍咒，就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1948年的最后几天，胡风终于被蒋天佐劝离了上海，乘船驰向香港。“岛球”上的“一般性的原则人”仍未放弃说服胡风的努力，邵荃麟委托楼适夷找胡风恳谈，要求胡风放弃“自己一套”，胡风断然拒绝，楼适夷黯然而返。胡风拒绝了文委对他的最后一次挽救。不甘寂寞
香港与上海大战落幕了，似乎并没有胜利者，但失败者却有一个，那就是被双方抛弃的姚雪垠。
1948年的姚雪垠孤零零地留在上海，没有谁来“挽救”他，更没有谁来找他谈一谈。他被抛弃了。他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姚雪垠是打不倒的，他不怕孤立。他常说，没有谁能打倒谁，只有自己才能打倒自己。他深知，作为一个文学家，最可怕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作家的生命是自己的作品，哪怕人不在了，生命仍然在作品中延续。晚年，他把这个信念凝结成了两句话：“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
1948年的上海，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国共两党，能离得开的都离开了。姚雪垠去到高行农业学校教书，与其说是谋个饭碗，不如说找个住处。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时代大交替，他早已忘了自身的荣辱，他在想，他应该为这伟大的历史变革留下点什么。
他仍埋头创作。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万里哀鸿》——表现40年代中原的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大饥荒；他发表了《杜甫与李白的友谊》，这是计划中的《杜甫传》的准备；他创作了《崇祯皇帝传》和《明代的特务政治》，虽着意影射蒋家小朝廷，却成为以后创作《李自成》的张本。但，他总觉得不够，还应该再做点什么。忽然，他有了一个大计划。
他有一个叫孙陵的朋友，正在上海办一个叫《文艺工作》的刊物，此君前文已经提及，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东北流亡作家，抗战前夕来到上海，以报告文学《边声》蜚声文坛；抗战爆发后，曾在三厅就职，在郭沫若手下当过机要秘书；还去过延安，因与蓝苹（江青）的旧关系未被接纳；回到内地后投身战区文化工作，曾与姚雪垠、臧克家一道参加过随枣战役，有《突围记》传世；曾任过《自由中国》的主编，发表过毛泽东的题词；40年代与巴金交厚，在桂林创作出长篇小说《大风雪》；东北光复后，受反苏事件的刺激，转而反共，1949年赴台湾。
就是这个孙陵，姚雪垠由于投稿的关系，和他交往甚频。孙陵与他交谈中，常谈起未来的打算，大陆呆不住，便到台湾去，还吹嘘说他有办法在台湾找到房子云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姚雪垠灵机一动，就说，你能找到房子，那就帮我找一间吧，上海盘间房子都要金条，真是居大不易。孙陵一口应允，答应稍待时日便有好消息。
孙陵晚年在《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中谈及此事，他说，“雪垠非常想来台湾而不能来，真是一个悲剧”，还发表了姚雪垠当年写给他的信的影印件：
“陵兄，台湾事望加紧进行，因在沪找房子实在困难极了，没有安定住处，什么也谈不上。弟已托人在杭、苏、锡等地进行。但因非假期，殊少希望。好在只有一个人，伙食费用钱还可维持，问题只是在住处，如台湾万一不行，杭州张××处是否可借住一个月？
祝文安
弟雪垠   上
下星期一下午去虹口一带，当至兄处”
孙陵哪里知道，姚雪垠托他在台湾找房子，根本不是害怕左派作家对他的打击，更不是对共产党的失望，他不是想在台湾找个避身之处，而是想去台湾考察一番，为另一部长篇小说作准备。
姚雪垠的这个非常浪漫的创作计划，只有极少数朋友知道。1948年3月，河南的一个老朋友因事来上海，与他盘桓数日。闲聊中，老朋友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进逼到黄泛区一带，家乡马上就要解放了，他这次来上海会过朋友后就转程去北平，伺机投奔解放区，他劝姚雪垠同他一起走。不料姚雪垠却笑了起来，他告诉这位老朋友，他准备到台湾去，朋友大吃一惊。姚雪垠便分析道，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解放大军决不会与蒋家朝廷搞南北分治，看看上海的局势，国民党支撑不了多久了，解放全中国是迟早的事情，老蒋已经开始在经营台湾，台湾海峡的大战势不可免，处在这个天翻地复的大时代，一个作家要是不能用作品来表现真是太可惜了，这是一个大题材，大题材！他要到台湾去考察一番，搜集写作资料，战后便可以写一本长篇小说。老朋友只当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深知姚雪垠夸张的个性，却不料姚雪垠真的已经托人在台湾找住处了。
姚雪垠委托了孙陵，孙陵却有辱使命。孙陵没有想到，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早已狡兔三窟，台湾的住房比上海还要贵，像姚雪垠这样的穷作家，根本不可能租到象样的住房，姚雪垠慢慢地死心了。
日子一天天在等待中过去，解放大军已经压到长江一线。国民党匆忙把金银财宝、文物档案撤往台湾，一批亲蒋的文化人也随之撤离。此时，孙陵也决意渡海，姚雪垠得知后，极力阻挠。孙陵回忆说：姚雪垠等“对我的反共活动痛加斥责，认为我是‘头脑顽固’，或是‘愚蠢无知’，或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或是‘法西斯少壮派’”，孙陵还猜测道，“他曾经劝阻我前来台湾的动机，也许是自动的，也许是被动的，当时共党急盼‘解放’京沪，他是否已为上海匪党工作，我不能断定，但其目的为投匪邀功，则无待研究。而当时像他这样作为的人，何止千万？”
姚雪垠当然并非如孙陵想象的那样，企图“投匪邀功”，他本来就曾是共产党的一员，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脱党，但一直与党的组织有着联系，开封时期是这样，重庆时期是这样，上海时期也是这样。他对未来的人民的世纪充满热爱和憧憬，正如他在《记卢镕轩》东方书社版的的“再版序”中所写：
初版时，内战正开始进行；再版时，内战已接近尾声。初版时，我的故乡正颤栗在最顽强的、野蛮的、半封建的反动势力的血腥的统治之下；再版时，那儿的一切反动政权和武装组织，早已被人民解放的洪流冲毁无余。初版时，我的心何其沉重；再版时，我站立在东海之滨，遥望中原，默默的为故乡祝福，我的心啊，何其兴奋而轻松！
本书所写的是故乡人与故乡事。如今，故乡的人民正在翻身，不知又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将归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用火焰一般的句子，写出来他们的传记！（1949年4月22日）
姚雪垠刚刚放下修订后的《记卢镕轩》，不几天，上海战役打响；5月23日晚，解放大军攻进上海。上海解放了。幸与不幸
大陆解放后，共产党关心文化事业，建国前夕便召开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名单中有胡风，在上海出席文代会的名单里却没有姚雪垠。胡风是幸运的，姚雪垠是不幸的。然而，幸运的人有幸运人的烦恼，不幸运的人有不幸运人的烦恼。幸与不幸，谁知道？
从1949年到1954年，党和政府给予了胡风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委，华东文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却没有一个实职。而姚雪垠只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先是在上海大夏大学任兼职教授，后代理文学院院长并兼任副教务长，后调回河南文联当专业创作员——没有一个虚衔。
胡风为不能参与新中国文艺领导核心而烦恼，为得不到组织上的信任而忧虑，为自己及周围的作家不能发挥作用而焦虑。而姚雪垠为不得不参加下乡土改而奔忙，为不得不赶写通俗的宣传读物而烦躁，为不能撰写计划中的“农村三部曲”而饮泣。
胡风不得志，他认为这一切全是文坛上的“渺小的恩怨关系”造成的，中央全不知情，只要情况通天，马上云开日出。他于是密切地“窥视”着政治动向，看准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后提倡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机，递上精心撰写的三十万言书。姚雪垠也不得志，他把自己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小部分归咎于当地的文艺领导，大部分归于自己的创作成绩。他于是日夜盼望能在创作上打一个“翻身仗”，发奋地写作，一边写上级布置的任务，一边写自己热衷的题材，挨批了便作检讨，检讨过了再照样干。
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通了天，他乐观地等待“老先生”（胡风给方然信，1954年11月25日，老先生指毛泽东）改变文艺政策。却不料，“老先生”下定决心要打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年底号炮响起，“我们必须战斗”，胡风束手就擒。也是在这一年，姚雪垠秘密创作的《白杨树》已有二十余万字，他兴冲冲地送给当地文艺领导审阅，期望领导从此改变看法，让他从繁琐的“赶任务”中解脱出来。却不料，领导痛斥小说“没有描写共产党的领导”，要他停笔。一气之下，姚雪垠流着泪，把全部小说稿付之一炬。
反胡风运动开始后，当地文艺组织按照中央的部署，组织过多次作家座谈会，姚雪垠也曾叨陪末座。他在会议上像其它所有作家一样愤怒声讨着胡风的“反动言行”，也许他有点兴灾乐祸，也许他有点落井下石，但他确实对胡风不满，他无法对胡风不不满。我们试想，倘若当年姚雪垠与胡风换个位置，胡风会不会也这样做？答案也许是肯定的。
兴灾乐祸也罢，落井下石也罢，历史就是历史。人不能因为明天出太阳今天就不打伞，更不能因为躲不过明天的那一劫今天便自绝。同是在批胡风运动中，胡风的老友楼适夷也无法不因为自己侥幸逃脱而“兴高采烈”，他在回忆录中老老实实地写道：
有人找我谈话，1946，47年在上海《时代日报》工作时，为什么发表了“胡风分子”那么多文章。果然“东窗事发”，这一回不是隔岸观火，而是火烧到身上来了。其实那时《时代日报》除了我这个副刊，还有水夫编的一个《星空》，算起来也发表不少这类稿子。《时代日报》负责的是姜椿芳，三个人检讨得不坏，《文艺报》发表了，《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而且都得到了稿费，便联合在北京的陈冰夷、林淡秋“时代”同人五个人到四川饭店大吃了一顿。吃得酒醉饭饱，高兴自己过了“关”，可没想到胡风怎么在过日子。（《记胡风》）
顺便再写几句，楼适夷等侥幸过“关”的缘因，是因为另有一人顶了罪，那人便是当年《时代日报》派往胡风处拿稿件的小编辑顾征南。顾征南因胡风事件当了二十五年的反革命，直到1980年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到上海去看楼适夷：
虽然他已年过七十，但仍如以前那样坦率。他一见我说，“反胡风的运动”时，因胡风与《时代日报》的关系，“我们老姜、冰夷、水夫自然要揭发、表态，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我们的批判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拿到稿费，几个人去吃了一顿，”说完哈哈大笑，我听后真不是滋味。（《我所认识的胡风先生》）
解放后的历次无端的政治运动，就像是一块又一块磨石，逐渐磨平了知识分子的棱角。他们真以为自己是一撮毛，非要附在一张什么皮上不可。胡风是如此，姚雪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无意苛责前人，我们也无意无视前人，历史就是历史，不是随人心愿打扮的小姑娘。个性使然也罢，时势使然也罢，私欲也罢，派别也罢，话语可以随风而逝，而文字却是刻在石板上的东西。最无情的不是人欲，而是历史。
胡风的晚年是无悔的，他最后的遗言却是让后代“不报文科！不报文科！”
姚雪垠的晚年是恬静的，他含笑回顾了他的一生，说了一句俗语：“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
2000年5月一稿
2002年7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