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保护肾功能的药有哪些:历史上的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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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
安徽歙县人。（1902～1965）原名尚惠、笔名怪君。
早年就读于皖南师范学校。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1926年春回国。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参加组织大冶兵暴。后任红五军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4月到张家口任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抗日同盟军工作。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石家庄市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0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史海钩沉]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青岛新闻网 2008-10-21 18:26:58 读报参考
建国后，此前历史上曾有过不良记载的柯庆施，屡获重用，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历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原因何在？《炎黄春秋》刊方海兴的文章，梳理了柯庆施在建国后的所作所为，给出了答案。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在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到华东后的柯庆施却是仕途青云直上。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在那个时期的共和国历史上，柯庆施的如此“官运亨通”实属罕见，个中缘由也就耐人寻味。1980年陈云谈《历史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一翻检历史资料，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最早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他对毛泽东的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毛泽东，并且对当时共和国历史的某些方面不无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天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判前，步伐一直是比较稳当的。但是在这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南方后，5月起，这一工作陡然间被毛泽东加快了，短短数月内一蹴而就，因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遗留了不少问题。近年来，不少人探询毛泽东“五月变化”的原因。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薄一波认为，柯庆施的这几句话“故作危言耸听，以打动领导”,“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一些类似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毛主席是不大愿意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种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早在4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经典公式。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他就一再号召全党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努力过好社会主义关。因此不难想象柯庆施的这个情况汇报的高明之处。恰如薄一波所说：“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三年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次提及柯庆施的这次汇报，可证薄一波此言不虚)。所以，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进农业合作化；不知内情、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进。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进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也许正是由于柯庆施的缘故，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华东地区格外青睐。1957年底，二次访苏归来、正在酝酿大跃进的毛泽东曾来此停留了近一个月。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际批评反冒进、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想法，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的雄心壮志，当时党内在言行上跟得最紧者当数这位上海党的领导人。这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他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了1956年的反冒进：“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柯庆施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一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说柯庆施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讲到激动处，他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一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在3月毛泽东继续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据吴冷西回忆：“柯庆施很活跃”,当会议发言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时,“接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吻”。而他的最佳表演，则当数他提出的这句类似当年周佛海吹捧蒋介石的经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句名言会后在全党作了传达，他也从此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多年之后，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件事情时曾心情沉重地说：“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1958年5月，正式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继续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果然，在大会的发言中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最为离奇者当数柯庆施关于文教卫生“大跃进”浪漫前景的发言：———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将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小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随着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大大加强，全国真正变成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柯庆施还说：“这样设想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据李锐说：柯庆施的这个发言“看来是张春桥的手笔”,在成都会议时柯庆施“似乎受到冷淡，他大概觉得这同没有交出一篇文章有关。于是柯庆施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在工业和农业大跃进的同时，也要同时做到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但谈不出多少具体内容，印象深的记得他谈了一条：十五年之内，全国人人都成为大学生，到处都办起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非常勉强写了一二千字交了卷。结果此文没有印发出来。后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对他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就必带张春桥了”。其实，柯庆施的这番对未来社会图解式的描述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未来社会设想作的具体阐发。果然，南宁会议以来屡屡得彩的他在此次会议上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便和西南局的李井泉作为地方党委负责人一同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因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岁月中，柯庆施的长于琢磨、进而逢迎更是“蔚为壮观”。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一马当先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华东区还规划到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薄一波说，这对毛泽东最终下1958年炼钢“1070”万吨的决心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是柯“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而1958年炼钢“1070”的目标对当年及其后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危害则是众所周知的。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曾说，去年的1070万吨钢，主席本来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与会的谷牧后来回忆说：“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据说，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柯庆施就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去参观，张发现那里搞吃饭不要钱，回去后向柯作了汇报，柯就把这个口号宣扬出去了。所以当时党内盛传“吃饭不要钱”是柯庆施的“首创”。李锐则说：“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过了，报纸上一宣传，就普遍推开。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于是，8月23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时，柯庆施就正式提议“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不少人立即赞成，只是最终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明确否定，会议制定的人民公社问题决议才没有写入。“吃饭不要钱”的提议没有正式获准，柯庆施则把毛泽东在会上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牢记于心，9月初回沪后讲给了自己的“军师”张春桥，张立即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举了鲁迅小说中的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的例子后，张文说，在旧社会，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而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果然，看到了此文的毛泽东很是欣赏。根据他的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全文转载了张文，毛泽东代写的“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引发了一场连续两三个月的大讨论，为当时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蔓延进一步制造了舆论。二喧嚣一时的“大跃进”并没能持续多久。1958年秋冬之际，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的毛泽东率先开始纠“左”。但是柯庆施却并不服输。在1959年初的上海会议上，据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当他在会上说四大指标都定得过高时，柯庆施就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而在另一个场合，柯庆施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果园摘苹果，当够不着时就要跳起来摘。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面对“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大多数与会者都能冷静地剖析问题，反思经验教训，说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感到心情沉重，而柯庆施却屡屡护短。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他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一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他批驳彭的“得不偿失”说：就得失关系，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正如上海工人说的,“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就促成了毛泽东的主观武断，认为彭德怀是在“挂帅反毛”,“魏延反骨”作怪。正如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指出：“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么，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在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柯庆施在随后的发言中立即说彭信的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是实际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这是小组讨论中最早批彭的“画龙点睛”之笔。在30日的发言中，柯庆施进一步攻击彭德怀在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为首反对党的总路线，决不是偶然的。于是,“神仙会”最终演变成了“护神会”,中国继续被推向大灾难之中。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但是对于困难形势和成因的估计，党内看法不尽相同。一些推行“大跃进”不遗余力者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这不仅严重影响着调整工作的深入，也逐渐生成了中央领导核心内毛、刘的分歧。在这方面，柯庆施则是典型代表。这年初，毛泽东号召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整年。2月初，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地方党的负责人听取关于纠正“五风”的汇报，柯庆施仍然在大讲特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所幸的是，毛泽东从其他渠道得悉公共食堂的极大弊端后，1961年底顺从了农民停办食堂的意愿。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一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柯庆施指示上海代表：“只带耳朵听，不要带嘴巴，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导演谢晋后来回忆说：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周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名。三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进”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进，开始频频瞩目文坛。这年底，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首先对戏剧工作提出了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于是，并不熟悉文艺创作规律的柯庆施立即标新立异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只有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他甚至还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但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2月下旬，江青来到上海，欲借此地建立她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柯庆施则早已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了江青的重要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于江青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而来，柯庆施就把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张春桥正式介绍给她。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就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符合“双百”方针；而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指示，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北京和上海的对立之势由此形成。会后不久，有了具备特殊身份的江青的支持，柯、张就在上海动起了真格。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有鬼无害”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展开了政治批判，从而拉开了60年代中期文艺界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的序幕，也标志着在上海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后，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中国的文艺舞台逐步变成了政治舞台。几年后，身为“中央文革”要员的江青曾不无感激地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进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道了他的这一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柯庆施同志提到，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故事员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很快，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一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也就是在这则材料上，毛泽东作出了他在“文革”前关于文学艺术两个著名批示的第一个：“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无疑，柯庆施是很快就获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的，这可由他在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会开幕式上指责戏剧工作的这一席话证得：“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就在这次用当时的话说———柯庆施亲自“领导”下、江青亲自“关怀”下召开的话剧观摩会上，特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连遭恶意排斥，当他得知闭幕会主席台上竟没有安排自己的位置时，不得不悄然离开了上海。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在他死后，北京及上海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中共中央的讣告中还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可谓哀荣备至。这一时期，江青则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点燃后来十年“文革”之火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在上海秘密炮制之中。“文革”大幕即将拉开，柯庆施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是不幸？抑或幸也？斯人已去，但看来是难以盖棺定论。时至今日，柯庆施仍然是“文革”前的20位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个人传记传世者。
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
《随笔》杂志2002年第4期（总第141期）上刊载的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文,是针对的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柯于1965年4月病逝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的革命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某些人对柯庆施生前在上海最后十年工作的某些方面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久前发表的冯文，不仅东抄西拼，把那些未经证实的批评收罗起来，而且妄加评论，说柯“幸运”地死于“文革”前夜，“尚不致与林彪、江青一类人物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还说，“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古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臧否人物的一个借镜。”于是，该文就来臧否柯庆施，将他和林彪、江青相提并论了。文中还自问自答：“有人也许会诘问：何以见得柯庆施倘不早死必与江青沆瀣一气？答曰：‘好学生’在上海的最后10年的做派。”
那么，柯庆施在上海的最后10年的“做派”是些什么内容？看看冯文所举，原来许多竟然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或是非混淆，或穿凿附会，令人为之瞠目。笔者作为冯文所举某些事件的亲历者，因择其中较重大的数例书叙于后，用以说明事实，辩明真伪，澄清是非。
（一）
冯文说，“1962年春，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不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陈毅发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长篇讲话。柯庆施不但禁止上海有关人员赴会，而且严禁传达有关会议精神，直斥陈毅讲话为‘右派言论’”。冯文在这里说到柯庆施的“禁止”与会、“严禁”传达等，有这回事吗？事实是，1962年3月，上海派出一批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的这次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代表中包括有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姚时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上海歌剧院编剧张渔、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院长、编剧任德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章力挥等（其中有的已逝世，有些至今健在）。会议结束后，4月5日作为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举行领导层参加的部务会议，听取了从广州回来同志对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包括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的讲话等。部务会议决定，由上海戏剧家协会组织向本市文艺基层单位创作人员传达这次广州会议精神；还指示，各单位对于原来意见较多的创作人员，应由领导干部主动找他们谈心，征求意见，消除隔阂，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会后，有关单位就照此执行了。同样，就在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时，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也在广州召开，上海也派了一批代表与会。参加科学工作会议的代表，和参加创作会议的代表，曾于3月2日和5日共同听取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比创作会议开得早些，上
海与会代表回来后，于3月16日举行了上海市的科学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刘述周主持，由科委副主任舒文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和聂荣臻副总理的会议总结报告。在周总理的报告中，再次阐明十二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而且经过了几年困难的考验。报告中还对过去处理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关系上的缺点，作总的道歉。陈毅副总理的报告中则进一步说：有人听周总理报告后说觉得仍未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我就代表来行脱帽礼了。事实说明，上海派出戏剧创作、科学工作两批代表参加了广州会议，回来后按两个系统进行了传达，范围也较广。这就要问，冯文所说柯庆施不但“禁止”上海有关人员赴会，而且“严禁”传达有关会议精神，还批评陈毅副总理那一番话，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即使该文作者自己没有听到广州会议的传达，上海文艺界、科技界各有好几百人直接听到了传达，这些都有记录在案，为什么喋喋不休将这种未经证实的事炒个没有完呢？
冯文中还若有其事地提出，在上述广州会议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有恃无恐的柯庆施严禁传达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精神，弦外有音地警告与会人员，不要以为自己‘通天’，是党员的就必须听市委指示，服从市委领导”。而事实上，市委宣传部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工作部门，对上级下达的指示精神，是认真传达和贯彻的。笔者查阅手头的资料，仅在广州会议以前的半年多期间，就有这样几次关于文艺工作的传达讨论会议：（一）1961年7月至9月，市委宣传部多次召开本市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草案，征求修改意见；（二）同年8月14日，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传达6月间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即冯文又提到的“严禁传达”的故事片创作会义，或称新桥会议）精神，听取对文艺工作领导问题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文艺界党内外人士196人。周恩来、周扬等的讲话精神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传达。与会者并分组进行了讨论；（三）1962年3月3日，市委宣传部向本市文艺界骨干900余人传达了周恩来、陈毅、周扬的讲话，并进行座谈讨论。从这里，又那里找得到冯文所说“有恃无恐的柯庆施严禁传达周恩来和陈毅讲话精神”，把上海市委同中央对立起来的影子呢？这是冯文中的又一次无中生有。
（二）
关于柯庆施“支持”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说法，流传相当广，并被某些著作、文章中加以引用，冯文在提到此事时，也照抄照传，还对江青的心情描了一番。然而，如果寻根究底加以考证检验，却不难发现，这种似成“定论”的说法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经不起推敲的。“支持”之说，源出于1967年4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的一次发言。这个发言不久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她在发言中得意洋洋地表“功”，说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保密了七八个月炮制出来的，“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就这样，把柯同批判《海瑞罢官》挂上了钩。又因为这篇文章实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于是柯似乎又和“文化大革命”也挂上了钩。但是，江青的叙述，把柯与批《海瑞罢官》联系起来有什么事实依没？却一点事实依据也找不到。比如：
（一）江青说，搞这篇文章用了七八个月，即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该文前的七八个月开始与张春桥、姚文元搞这篇文章。如是7个月，则应是1965年4月10日开始，而柯已于1965年4月9日逝世，还如何“支持”呢？如是8个月，即应从1965年3月10日开始，而事实上，柯从1964年春因肺癌动了手术后，下半年起就离开上海到外地养病，先在北戴河耽了一段时间，继到北京，后又转广州，最后到了成都，没有回过上海，最后病逝在成都。他养病期间，上海市委的工作，柯不过问，又如何“支持”江、张、姚在上海搞这篇批判文章？
（二）那么，在1965年3、4月间，江、张、姚有否通过书信、电报、电话与在广州、成都的柯庆施联系、请示汇报？笔者曾就此当面询问过那时每天日夜都在柯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他郑重地说明绝无这方面的联系。那么，又何来柯的“支持”？1965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同志也说过，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与柯庆施同志毫无关系。
（三）2001年6月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上海出版的《中共上海党志》，是一部权威性的志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为该志书作了序，对该志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这部志书中，就“文化大革命”专门列有一个《特记》，共分三章，其中第一章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序幕》首先记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鉴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编者抱着对历史、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编写过程中，对于江青关于柯庆施同志曾“支持”她组织这篇文章的说法作了多方面的调查核实（包括查阅所有档案文件资料，向有关领导干部和经办的工作人员了解），均未查到任何佐证。经反复郑重研究，最后摒弃了这种莫须有的说法。那么，江青为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那样说呢？这就只能进行分析研究了，因为当年参加会议的多是老帅、将军，江青大概感到自己分量不足，需要找有更高地位、影响的人物来壮壮声势，于是柯就成为她的合适对象；因为柯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而且是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上海党政负责人，又已经过世两年，虽然他并未支持过仍说成他支持的，也已死无对证，于是就撒个谎，把柯拉来撑自己的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为纂党夺权，无事生非、造谣撒谎的事做得还少吗？！所以，上述推测是大有可能存在的。值得提出的，冯文对江青的说法不只是转述、传销而已，而且还有所创造，把说柯“是支持的”，变成了“鼎力相助”，上了一个台阶，不知这个“鼎力相助”缘何而来？
（三）
冯文在写柯庆施“在上海的最后十年的做派”时，写了他的“整人”，而且说“柯庆施在整人方面却有着自己的创造性”。文中举例：“最典型的是1963年下半年对主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陈其五的整肃。因为陈其五对包括‘大写十三年’在内的文艺方针政策，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柯庆施即发动对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其五不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且还被开除党籍，放逐到江苏某偏远之地。”这个问题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当时陈其五同志确是受到了批判，而且最后受到党纪的最严厉的处分。可是，实际的情况，如陈为何会被批判，后来为何会被这样处理，这一切同柯庆施是什么关系，却与冯文所说大相径庭的。陈其五同志并不是1963年下半年而是在1963年1月初开始受到批评的，同柯提出写反映解放13年来巨大变化、丰富生活的文艺作品的时间几乎相同，因此，陈其五也不可能因此“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批判陈的主要内容，还是因为陈在此前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三面红旗”发表过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尽管现在看来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有些还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即强调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不久，和总的政治气氛是不合拍的。批判这些言论，而且上纲上线，是过火、过头的，是在当时党内“左”的氛围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因
而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陈本人在3月份向市委就自己存在的问题作了书面检查。柯庆施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他在看了陈的书面检查后在上面批示：“按此报告在小范围内检讨，听取意见，再作补充检查好了。”此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主持陈的检查批判会、与陈个别谈话的，一般都是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他一会儿对陈说：“我们从此分手”，意即要开除陈出党；一会儿又要陈去看反修的绝密文件，说：“你可以放下包袱了”，反反复复。到1964年要对陈的问题进行组织处理，给什么处分呢？内部有开除出党和留在党内的两种不同意见，为此，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石西民，专门为此去北戴河，听取在那里养病的柯庆施的意见。石西民带去的处理意见的是：留在党内，作留党察看处分。柯对此没有异议。石西民回上海后，市委宣传部机关支部就据此于1964年10月下旬召开支部大会，陈其五同志参加，做出了给陈“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陈在会上除表示有一句话自己没有那样讲过外，服从组织决定。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4年12月中旬，宣传部又接到市委通知，说因陈的“态度不好”，应开除党籍，要重开支部大会。支部的很多党员对此都感到莫名其妙，但也只得奉命办事。在第二次支部大会上，张春桥亲自出席讲话，并宣布陈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的决定。陈其五同志对此非常痛苦，曾放声痛哭。1965年初，陈其五同志曾再次写信给市委并报柯庆施同志，要求允许留在党内。但此时柯已难以改变后面已被更改的处分决定了。3月，由华东局监察小组组长郑平同志转告陈其五同志：“你的信，柯老已看过。柯老指示，事已如此，再改变决定，影响不好。好好改造，过两年再回来。”6月，即在柯去世后两个月，处分决定才以市委文件的形式正式下达，陈被撤职、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到扬州苏北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四人帮”被粉碎后，陈其五同志写信给中央申诉，经复查，于1979年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和原行政级别，1981年恢复原来工作职务（宣传部党务副部长）。1984年因病逝世。从以上原原本本的过程看，冯文所提柯对陈的“整肃”，虽事出有因，但把陈受到撤职、开除、降级、下放的严厉处分等等也都归咎于柯，却是查无实据的不实之词。
在这里，顺便说说柯庆施提倡文艺创作写十三年的问题。这是柯根据当年文艺创作、戏剧舞台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太少的状况，于出席1963年1月4日上海文艺界联欢会讲话中提出的。他说：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在这里，柯庆施提出“写十三年”，并没有如有人强加于他的认为“只能写十三年”，不准创作、演出十三年以外的作品、戏剧。当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同志至今仍然认为这个号召并不错。1991年11月他还写道：“当时在戏剧舞台上，演的尽是一些‘洋、名、古’的东西，并有人散布一种意见，认为现代社会生活，没有戏可挖，演现代戏，像喝白开水，淡而无味。这种现象，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我的理解是：‘写十三年’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倡戏剧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塑造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不让‘洋、名、古’完全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他还说：“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有些同志由于江青借提倡革命现代戏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使戏剧舞台上万马齐喑，因而迁怒于‘写十三年’和革命现代戏，一听到有人提‘写十三年’就认为替江青翻案，把江青的反革命活动同‘写十三年’连在一起，混为一谈。这是缺乏分析的。这不能不是十多年来困扰文艺界、戏剧界，使革命现代剧迟迟难以在舞台上出现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江青在戏剧界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写十三年’（现在是写四十年），大演革命现代戏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认真对待，并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这个问题孰是孰非，应该说是够清楚的了！
（四）
冯文在写到柯庆施的经历时也竭尽歪曲、诬蔑之能事。柯庆施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入党，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三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应该说，像他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后作这样的安排是完全属于正常的事。可是，冯文在介绍了柯的经历后，却笔锋一转，诬称“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果敢予以鼓吹和阐述，这又有赖于舞文弄墨的张春桥。”并进而认为，柯的“擢升”为“封疆大吏”，“实实在在是（毛泽东）对柯鼓励吹个人崇拜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回报。”——这可“实实在在”是作者体现自己意图的“舞文弄墨”，不仅把戏剧舞台上表现封建社会昏君佞臣的关系，搬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来，而且完全无视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实绩。就以冯文所提到的，195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柯庆施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前后上海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就足以说明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柯庆施在上海工作的十年表示肯定和满意是符合实际的，并不是冯文所诬蔑的那种庸俗关系所致。在1955年以前，上海由于处于东海之滨，属于对敌斗争的前沿，工业生产处于紧缩、内迁和维持利用之间徘徊，工业总产值负增长2.8%。1955年以后，国际形势趋势向缓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提出了“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重要思想，并派陈云同志到上海传达了这一指导思想和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根据中央指示，领导上海市委一班人，结合上海具体情况，制订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并分别经1956年7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和同年8月上海市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动员全市干部、群众贯彻执行。从此扭转了上海工业生产低速增长的局面，步入持续较高增长率的轨道。仅1956年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就比上年增长34.25%，高于全国增长28.2%的幅度。而后，从1956年到1957年，从1958年到1960年，以及从1962年到1965年，又对全市工业企业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调整改组，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设一批工业基地和卫星城镇，如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闵行工业区，以煤炭化工为主的吴泾工业区，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吴淞工业区，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高桥工业区，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彭浦工业区，以电子仪表工业为主的漕河泾工业区，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安亭工业区，还有嘉定的原子核研究基地等。这方面的工作持续进行，未因大跃进的冲击而停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在调整以后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到1965年，上海初步建成为中国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工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65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又比1957年增长1.1倍，而钢产量比1957年增3.7倍。使上海工业年生产能力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其中钢约占五分之一，钢材约占四分之一，机床约占四分之一，缝纫机约占三分之二，棉纱约占四分之一，手表约占十分之九；原子能、电子、激光、半导体、计算机等的新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有不少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有的已在生产上应用。对原子弹、导弹的研究、制造，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在全国的比重达到七分之一左右。这些成果，不仅在当年起了重大作用，也为上海今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他如农业、科技、文教、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也都有较大发展。总之，柯庆施在上海的十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在当时的体制下上海各方面的工作能够取得那样的进展，是上海全市的干部、群众在市委、市府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央方针的结果，其中包括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的一份重要辛劳。中央由此而给柯以更重的责任，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然而冯文却把这归之为柯的“极端善于揣摩领袖的
心态”，“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揣摩”，真不知叫人说什么好。
（五）
冯文中还有不少缺乏常识，主观臆断的内容。如说柯从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擢升”，其实，江苏省虽较南京市地域范围大，但南京市解放以后就是中央直属市，与省是平级，只是三地并省后南京才调整为副省级市。如说彭柏山于1955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实际上彭从未任过此职，而且此时已经没有华东局和华东局宣传部了。“胡风事件”时他是中共上海市宣传部部长，此前则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如说1964年10月，由周恩来、贺龙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节目<东方红>自在常理之中,而同时也有柯庆施陪同 “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说这表明了 “一个重要的迹象……”其实,这台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丶指导下完成的<东方红>正是取之上海一台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的旗职下高歌猛进》大力加工创作而成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党政负责人柯庆施手术后养病其间又正好在北京，请他来陪同，似乎也不必“出乎人们的意外”的。又如1963年12月12日和13日，毛泽东接边写了两件关于上海工作的批语，一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柯庆施抓评弹长篇新书目建设和抓郊区故事员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的情况，一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刊载上海地区有很多来信，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情况，毛泽东在后者批语中问：“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还叮嘱，“此事必须解决。”于是冯文提出：“全国最大城市的党政一把手，面临如此严峻的问题，却在‘亲自抓曲艺工作’！”这就奇怪了，既然是“党政一把手”，而两者都是工作，失业者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当然必须关心解决，但其他工作就不能抓，只能单打一吗？又如，冯文特别提到，“绝少公开露面的林彪，在上海文化广场参加柯的万人追悼会”，似乎在告诉人们林彪早与柯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据查资料，虽然文化广场举行追悼会时留下的照片中未见有林彪，但新闻稿却报道他参加了，可能是他到了一下现场随即走了。但他到过追悼会场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说明两人关系不寻常，则比这早一天在北京举行的柯庆施追悼会，由刘少奇主祭，由邓小平致悼词，又能说明刘、邓和柯是什么关系呢？至于冯文中摘引某些领导同志在某种场合批评某种现象的话，或其他个别人的议论，就拿来和柯庆施直接联系起来，说什么“这话等于是戳着柯庆施的脊梁骨”，“这番话几乎就是冲着柯庆施来的”，等等，用这种主观胡乱臆断的手法来代替严肃的历史研究，真是斯文扫地，不知其可也。
当然，柯庆施在最后十年的工作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柯庆施也不可能是“完人”。在工作中，主要是在政治运动中，如上海在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过程中，虽然有不少掌握政策、把握恰当的例子，但整体来说，批判、斗争的面扩大化了，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存在着“左”的错误。其原因既有主要是上面来的指示方面的问题，也有上海本身包括党政一把手更好实际掌握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但也是可以研究总结，进而就他的功过做出全面的评价的。这里，首要的一条，无论是评述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都要根据事实，搞清真相，然后放在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分析，对事件、人物提出符合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而绝不能凭若干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把有说成无，把无变成有，主观设一个框子去套，把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担任过要职的高级干部”，轻率地归为反革命“林彪、江青一类”，从而否定当年董必武挽柯的“长才未益寿”、陶铸挽柯的“世有良材天不永”等评语，否定中共中央在柯逝世后所肯定他的“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一生”。柯庆施同志去世37年了，今年正是他百年诞辰，既然有人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了解某些实际情况的人员也感到有责任阐明真相，澄清视听，于是写了以上文字。
安徽歙县人。（1902～1965）原名尚惠、笔名怪君。
早年就读于皖南师范学校。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1926年春回国。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参加组织大冶兵暴。后任红五军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4月到张家口任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抗日同盟军工作。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石家庄市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0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史海钩沉]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青岛新闻网 2008-10-21 18:26:58 读报参考
建国后，此前历史上曾有过不良记载的柯庆施，屡获重用，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历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原因何在？《炎黄春秋》刊方海兴的文章，梳理了柯庆施在建国后的所作所为，给出了答案。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在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到华东后的柯庆施却是仕途青云直上。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在那个时期的共和国历史上，柯庆施的如此“官运亨通”实属罕见，个中缘由也就耐人寻味。1980年陈云谈《历史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一翻检历史资料，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最早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他对毛泽东的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毛泽东，并且对当时共和国历史的某些方面不无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天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判前，步伐一直是比较稳当的。但是在这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南方后，5月起，这一工作陡然间被毛泽东加快了，短短数月内一蹴而就，因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遗留了不少问题。近年来，不少人探询毛泽东“五月变化”的原因。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薄一波认为，柯庆施的这几句话“故作危言耸听，以打动领导”,“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一些类似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毛主席是不大愿意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种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早在4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经典公式。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他就一再号召全党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努力过好社会主义关。因此不难想象柯庆施的这个情况汇报的高明之处。恰如薄一波所说：“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三年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次提及柯庆施的这次汇报，可证薄一波此言不虚)。所以，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进农业合作化；不知内情、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进。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进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也许正是由于柯庆施的缘故，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华东地区格外青睐。1957年底，二次访苏归来、正在酝酿大跃进的毛泽东曾来此停留了近一个月。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际批评反冒进、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想法，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的雄心壮志，当时党内在言行上跟得最紧者当数这位上海党的领导人。这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他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了1956年的反冒进：“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柯庆施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一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说柯庆施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讲到激动处，他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一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在3月毛泽东继续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据吴冷西回忆：“柯庆施很活跃”,当会议发言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时,“接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吻”。而他的最佳表演，则当数他提出的这句类似当年周佛海吹捧蒋介石的经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句名言会后在全党作了传达，他也从此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多年之后，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件事情时曾心情沉重地说：“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1958年5月，正式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继续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果然，在大会的发言中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最为离奇者当数柯庆施关于文教卫生“大跃进”浪漫前景的发言：———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将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小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随着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大大加强，全国真正变成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柯庆施还说：“这样设想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据李锐说：柯庆施的这个发言“看来是张春桥的手笔”,在成都会议时柯庆施“似乎受到冷淡，他大概觉得这同没有交出一篇文章有关。于是柯庆施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在工业和农业大跃进的同时，也要同时做到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但谈不出多少具体内容，印象深的记得他谈了一条：十五年之内，全国人人都成为大学生，到处都办起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非常勉强写了一二千字交了卷。结果此文没有印发出来。后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对他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就必带张春桥了”。其实，柯庆施的这番对未来社会图解式的描述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未来社会设想作的具体阐发。果然，南宁会议以来屡屡得彩的他在此次会议上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便和西南局的李井泉作为地方党委负责人一同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因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岁月中，柯庆施的长于琢磨、进而逢迎更是“蔚为壮观”。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一马当先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华东区还规划到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薄一波说，这对毛泽东最终下1958年炼钢“1070”万吨的决心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是柯“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而1958年炼钢“1070”的目标对当年及其后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危害则是众所周知的。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曾说，去年的1070万吨钢，主席本来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与会的谷牧后来回忆说：“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据说，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柯庆施就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去参观，张发现那里搞吃饭不要钱，回去后向柯作了汇报，柯就把这个口号宣扬出去了。所以当时党内盛传“吃饭不要钱”是柯庆施的“首创”。李锐则说：“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过了，报纸上一宣传，就普遍推开。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于是，8月23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时，柯庆施就正式提议“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不少人立即赞成，只是最终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明确否定，会议制定的人民公社问题决议才没有写入。“吃饭不要钱”的提议没有正式获准，柯庆施则把毛泽东在会上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牢记于心，9月初回沪后讲给了自己的“军师”张春桥，张立即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举了鲁迅小说中的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的例子后，张文说，在旧社会，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而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果然，看到了此文的毛泽东很是欣赏。根据他的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全文转载了张文，毛泽东代写的“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引发了一场连续两三个月的大讨论，为当时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蔓延进一步制造了舆论。二喧嚣一时的“大跃进”并没能持续多久。1958年秋冬之际，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的毛泽东率先开始纠“左”。但是柯庆施却并不服输。在1959年初的上海会议上，据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当他在会上说四大指标都定得过高时，柯庆施就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而在另一个场合，柯庆施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果园摘苹果，当够不着时就要跳起来摘。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面对“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大多数与会者都能冷静地剖析问题，反思经验教训，说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感到心情沉重，而柯庆施却屡屡护短。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他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一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他批驳彭的“得不偿失”说：就得失关系，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正如上海工人说的,“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就促成了毛泽东的主观武断，认为彭德怀是在“挂帅反毛”,“魏延反骨”作怪。正如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指出：“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么，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在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柯庆施在随后的发言中立即说彭信的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是实际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这是小组讨论中最早批彭的“画龙点睛”之笔。在30日的发言中，柯庆施进一步攻击彭德怀在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为首反对党的总路线，决不是偶然的。于是,“神仙会”最终演变成了“护神会”,中国继续被推向大灾难之中。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但是对于困难形势和成因的估计，党内看法不尽相同。一些推行“大跃进”不遗余力者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这不仅严重影响着调整工作的深入，也逐渐生成了中央领导核心内毛、刘的分歧。在这方面，柯庆施则是典型代表。这年初，毛泽东号召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整年。2月初，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地方党的负责人听取关于纠正“五风”的汇报，柯庆施仍然在大讲特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所幸的是，毛泽东从其他渠道得悉公共食堂的极大弊端后，1961年底顺从了农民停办食堂的意愿。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一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柯庆施指示上海代表：“只带耳朵听，不要带嘴巴，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导演谢晋后来回忆说：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周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名。三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进”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进，开始频频瞩目文坛。这年底，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首先对戏剧工作提出了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于是，并不熟悉文艺创作规律的柯庆施立即标新立异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只有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他甚至还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但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2月下旬，江青来到上海，欲借此地建立她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柯庆施则早已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了江青的重要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于江青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而来，柯庆施就把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张春桥正式介绍给她。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就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符合“双百”方针；而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指示，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北京和上海的对立之势由此形成。会后不久，有了具备特殊身份的江青的支持，柯、张就在上海动起了真格。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有鬼无害”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展开了政治批判，从而拉开了60年代中期文艺界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的序幕，也标志着在上海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后，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中国的文艺舞台逐步变成了政治舞台。几年后，身为“中央文革”要员的江青曾不无感激地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进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道了他的这一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柯庆施同志提到，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故事员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很快，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一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也就是在这则材料上，毛泽东作出了他在“文革”前关于文学艺术两个著名批示的第一个：“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无疑，柯庆施是很快就获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的，这可由他在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会开幕式上指责戏剧工作的这一席话证得：“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就在这次用当时的话说———柯庆施亲自“领导”下、江青亲自“关怀”下召开的话剧观摩会上，特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连遭恶意排斥，当他得知闭幕会主席台上竟没有安排自己的位置时，不得不悄然离开了上海。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在他死后，北京及上海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中共中央的讣告中还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可谓哀荣备至。这一时期，江青则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点燃后来十年“文革”之火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在上海秘密炮制之中。“文革”大幕即将拉开，柯庆施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是不幸？抑或幸也？斯人已去，但看来是难以盖棺定论。时至今日，柯庆施仍然是“文革”前的20位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个人传记传世者。
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
《随笔》杂志2002年第4期（总第141期）上刊载的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文,是针对的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柯于1965年4月病逝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的革命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某些人对柯庆施生前在上海最后十年工作的某些方面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久前发表的冯文，不仅东抄西拼，把那些未经证实的批评收罗起来，而且妄加评论，说柯“幸运”地死于“文革”前夜，“尚不致与林彪、江青一类人物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还说，“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古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臧否人物的一个借镜。”于是，该文就来臧否柯庆施，将他和林彪、江青相提并论了。文中还自问自答：“有人也许会诘问：何以见得柯庆施倘不早死必与江青沆瀣一气？答曰：‘好学生’在上海的最后10年的做派。”
那么，柯庆施在上海的最后10年的“做派”是些什么内容？看看冯文所举，原来许多竟然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或是非混淆，或穿凿附会，令人为之瞠目。笔者作为冯文所举某些事件的亲历者，因择其中较重大的数例书叙于后，用以说明事实，辩明真伪，澄清是非。
（一）
冯文说，“1962年春，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不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陈毅发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长篇讲话。柯庆施不但禁止上海有关人员赴会，而且严禁传达有关会议精神，直斥陈毅讲话为‘右派言论’”。冯文在这里说到柯庆施的“禁止”与会、“严禁”传达等，有这回事吗？事实是，1962年3月，上海派出一批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的这次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代表中包括有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姚时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上海歌剧院编剧张渔、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院长、编剧任德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章力挥等（其中有的已逝世，有些至今健在）。会议结束后，4月5日作为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举行领导层参加的部务会议，听取了从广州回来同志对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包括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的讲话等。部务会议决定，由上海戏剧家协会组织向本市文艺基层单位创作人员传达这次广州会议精神；还指示，各单位对于原来意见较多的创作人员，应由领导干部主动找他们谈心，征求意见，消除隔阂，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会后，有关单位就照此执行了。同样，就在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时，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也在广州召开，上海也派了一批代表与会。参加科学工作会议的代表，和参加创作会议的代表，曾于3月2日和5日共同听取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比创作会议开得早些，上
海与会代表回来后，于3月16日举行了上海市的科学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刘述周主持，由科委副主任舒文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和聂荣臻副总理的会议总结报告。在周总理的报告中，再次阐明十二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而且经过了几年困难的考验。报告中还对过去处理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关系上的缺点，作总的道歉。陈毅副总理的报告中则进一步说：有人听周总理报告后说觉得仍未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我就代表来行脱帽礼了。事实说明，上海派出戏剧创作、科学工作两批代表参加了广州会议，回来后按两个系统进行了传达，范围也较广。这就要问，冯文所说柯庆施不但“禁止”上海有关人员赴会，而且“严禁”传达有关会议精神，还批评陈毅副总理那一番话，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即使该文作者自己没有听到广州会议的传达，上海文艺界、科技界各有好几百人直接听到了传达，这些都有记录在案，为什么喋喋不休将这种未经证实的事炒个没有完呢？
冯文中还若有其事地提出，在上述广州会议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有恃无恐的柯庆施严禁传达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精神，弦外有音地警告与会人员，不要以为自己‘通天’，是党员的就必须听市委指示，服从市委领导”。而事实上，市委宣传部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工作部门，对上级下达的指示精神，是认真传达和贯彻的。笔者查阅手头的资料，仅在广州会议以前的半年多期间，就有这样几次关于文艺工作的传达讨论会议：（一）1961年7月至9月，市委宣传部多次召开本市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草案，征求修改意见；（二）同年8月14日，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传达6月间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即冯文又提到的“严禁传达”的故事片创作会义，或称新桥会议）精神，听取对文艺工作领导问题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文艺界党内外人士196人。周恩来、周扬等的讲话精神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传达。与会者并分组进行了讨论；（三）1962年3月3日，市委宣传部向本市文艺界骨干900余人传达了周恩来、陈毅、周扬的讲话，并进行座谈讨论。从这里，又那里找得到冯文所说“有恃无恐的柯庆施严禁传达周恩来和陈毅讲话精神”，把上海市委同中央对立起来的影子呢？这是冯文中的又一次无中生有。
（二）
关于柯庆施“支持”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说法，流传相当广，并被某些著作、文章中加以引用，冯文在提到此事时，也照抄照传，还对江青的心情描了一番。然而，如果寻根究底加以考证检验，却不难发现，这种似成“定论”的说法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经不起推敲的。“支持”之说，源出于1967年4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的一次发言。这个发言不久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她在发言中得意洋洋地表“功”，说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保密了七八个月炮制出来的，“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就这样，把柯同批判《海瑞罢官》挂上了钩。又因为这篇文章实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于是柯似乎又和“文化大革命”也挂上了钩。但是，江青的叙述，把柯与批《海瑞罢官》联系起来有什么事实依没？却一点事实依据也找不到。比如：
（一）江青说，搞这篇文章用了七八个月，即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该文前的七八个月开始与张春桥、姚文元搞这篇文章。如是7个月，则应是1965年4月10日开始，而柯已于1965年4月9日逝世，还如何“支持”呢？如是8个月，即应从1965年3月10日开始，而事实上，柯从1964年春因肺癌动了手术后，下半年起就离开上海到外地养病，先在北戴河耽了一段时间，继到北京，后又转广州，最后到了成都，没有回过上海，最后病逝在成都。他养病期间，上海市委的工作，柯不过问，又如何“支持”江、张、姚在上海搞这篇批判文章？
（二）那么，在1965年3、4月间，江、张、姚有否通过书信、电报、电话与在广州、成都的柯庆施联系、请示汇报？笔者曾就此当面询问过那时每天日夜都在柯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他郑重地说明绝无这方面的联系。那么，又何来柯的“支持”？1965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同志也说过，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与柯庆施同志毫无关系。
（三）2001年6月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上海出版的《中共上海党志》，是一部权威性的志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为该志书作了序，对该志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这部志书中，就“文化大革命”专门列有一个《特记》，共分三章，其中第一章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序幕》首先记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鉴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编者抱着对历史、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编写过程中，对于江青关于柯庆施同志曾“支持”她组织这篇文章的说法作了多方面的调查核实（包括查阅所有档案文件资料，向有关领导干部和经办的工作人员了解），均未查到任何佐证。经反复郑重研究，最后摒弃了这种莫须有的说法。那么，江青为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那样说呢？这就只能进行分析研究了，因为当年参加会议的多是老帅、将军，江青大概感到自己分量不足，需要找有更高地位、影响的人物来壮壮声势，于是柯就成为她的合适对象；因为柯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而且是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上海党政负责人，又已经过世两年，虽然他并未支持过仍说成他支持的，也已死无对证，于是就撒个谎，把柯拉来撑自己的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为纂党夺权，无事生非、造谣撒谎的事做得还少吗？！所以，上述推测是大有可能存在的。值得提出的，冯文对江青的说法不只是转述、传销而已，而且还有所创造，把说柯“是支持的”，变成了“鼎力相助”，上了一个台阶，不知这个“鼎力相助”缘何而来？
（三）
冯文在写柯庆施“在上海的最后十年的做派”时，写了他的“整人”，而且说“柯庆施在整人方面却有着自己的创造性”。文中举例：“最典型的是1963年下半年对主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陈其五的整肃。因为陈其五对包括‘大写十三年’在内的文艺方针政策，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柯庆施即发动对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其五不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且还被开除党籍，放逐到江苏某偏远之地。”这个问题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当时陈其五同志确是受到了批判，而且最后受到党纪的最严厉的处分。可是，实际的情况，如陈为何会被批判，后来为何会被这样处理，这一切同柯庆施是什么关系，却与冯文所说大相径庭的。陈其五同志并不是1963年下半年而是在1963年1月初开始受到批评的，同柯提出写反映解放13年来巨大变化、丰富生活的文艺作品的时间几乎相同，因此，陈其五也不可能因此“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批判陈的主要内容，还是因为陈在此前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三面红旗”发表过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尽管现在看来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有些还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即强调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不久，和总的政治气氛是不合拍的。批判这些言论，而且上纲上线，是过火、过头的，是在当时党内“左”的氛围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因
而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陈本人在3月份向市委就自己存在的问题作了书面检查。柯庆施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他在看了陈的书面检查后在上面批示：“按此报告在小范围内检讨，听取意见，再作补充检查好了。”此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主持陈的检查批判会、与陈个别谈话的，一般都是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他一会儿对陈说：“我们从此分手”，意即要开除陈出党；一会儿又要陈去看反修的绝密文件，说：“你可以放下包袱了”，反反复复。到1964年要对陈的问题进行组织处理，给什么处分呢？内部有开除出党和留在党内的两种不同意见，为此，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石西民，专门为此去北戴河，听取在那里养病的柯庆施的意见。石西民带去的处理意见的是：留在党内，作留党察看处分。柯对此没有异议。石西民回上海后，市委宣传部机关支部就据此于1964年10月下旬召开支部大会，陈其五同志参加，做出了给陈“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陈在会上除表示有一句话自己没有那样讲过外，服从组织决定。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4年12月中旬，宣传部又接到市委通知，说因陈的“态度不好”，应开除党籍，要重开支部大会。支部的很多党员对此都感到莫名其妙，但也只得奉命办事。在第二次支部大会上，张春桥亲自出席讲话，并宣布陈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的决定。陈其五同志对此非常痛苦，曾放声痛哭。1965年初，陈其五同志曾再次写信给市委并报柯庆施同志，要求允许留在党内。但此时柯已难以改变后面已被更改的处分决定了。3月，由华东局监察小组组长郑平同志转告陈其五同志：“你的信，柯老已看过。柯老指示，事已如此，再改变决定，影响不好。好好改造，过两年再回来。”6月，即在柯去世后两个月，处分决定才以市委文件的形式正式下达，陈被撤职、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到扬州苏北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四人帮”被粉碎后，陈其五同志写信给中央申诉，经复查，于1979年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和原行政级别，1981年恢复原来工作职务（宣传部党务副部长）。1984年因病逝世。从以上原原本本的过程看，冯文所提柯对陈的“整肃”，虽事出有因，但把陈受到撤职、开除、降级、下放的严厉处分等等也都归咎于柯，却是查无实据的不实之词。
在这里，顺便说说柯庆施提倡文艺创作写十三年的问题。这是柯根据当年文艺创作、戏剧舞台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太少的状况，于出席1963年1月4日上海文艺界联欢会讲话中提出的。他说：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在这里，柯庆施提出“写十三年”，并没有如有人强加于他的认为“只能写十三年”，不准创作、演出十三年以外的作品、戏剧。当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同志至今仍然认为这个号召并不错。1991年11月他还写道：“当时在戏剧舞台上，演的尽是一些‘洋、名、古’的东西，并有人散布一种意见，认为现代社会生活，没有戏可挖，演现代戏，像喝白开水，淡而无味。这种现象，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我的理解是：‘写十三年’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倡戏剧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塑造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不让‘洋、名、古’完全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他还说：“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有些同志由于江青借提倡革命现代戏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使戏剧舞台上万马齐喑，因而迁怒于‘写十三年’和革命现代戏，一听到有人提‘写十三年’就认为替江青翻案，把江青的反革命活动同‘写十三年’连在一起，混为一谈。这是缺乏分析的。这不能不是十多年来困扰文艺界、戏剧界，使革命现代剧迟迟难以在舞台上出现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江青在戏剧界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写十三年’（现在是写四十年），大演革命现代戏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认真对待，并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这个问题孰是孰非，应该说是够清楚的了！
（四）
冯文在写到柯庆施的经历时也竭尽歪曲、诬蔑之能事。柯庆施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入党，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三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应该说，像他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后作这样的安排是完全属于正常的事。可是，冯文在介绍了柯的经历后，却笔锋一转，诬称“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果敢予以鼓吹和阐述，这又有赖于舞文弄墨的张春桥。”并进而认为，柯的“擢升”为“封疆大吏”，“实实在在是（毛泽东）对柯鼓励吹个人崇拜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回报。”——这可“实实在在”是作者体现自己意图的“舞文弄墨”，不仅把戏剧舞台上表现封建社会昏君佞臣的关系，搬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来，而且完全无视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实绩。就以冯文所提到的，195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柯庆施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前后上海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就足以说明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柯庆施在上海工作的十年表示肯定和满意是符合实际的，并不是冯文所诬蔑的那种庸俗关系所致。在1955年以前，上海由于处于东海之滨，属于对敌斗争的前沿，工业生产处于紧缩、内迁和维持利用之间徘徊，工业总产值负增长2.8%。1955年以后，国际形势趋势向缓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提出了“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重要思想，并派陈云同志到上海传达了这一指导思想和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根据中央指示，领导上海市委一班人，结合上海具体情况，制订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并分别经1956年7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和同年8月上海市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动员全市干部、群众贯彻执行。从此扭转了上海工业生产低速增长的局面，步入持续较高增长率的轨道。仅1956年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就比上年增长34.25%，高于全国增长28.2%的幅度。而后，从1956年到1957年，从1958年到1960年，以及从1962年到1965年，又对全市工业企业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调整改组，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设一批工业基地和卫星城镇，如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闵行工业区，以煤炭化工为主的吴泾工业区，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吴淞工业区，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高桥工业区，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彭浦工业区，以电子仪表工业为主的漕河泾工业区，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安亭工业区，还有嘉定的原子核研究基地等。这方面的工作持续进行，未因大跃进的冲击而停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在调整以后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到1965年，上海初步建成为中国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工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65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又比1957年增长1.1倍，而钢产量比1957年增3.7倍。使上海工业年生产能力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其中钢约占五分之一，钢材约占四分之一，机床约占四分之一，缝纫机约占三分之二，棉纱约占四分之一，手表约占十分之九；原子能、电子、激光、半导体、计算机等的新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有不少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有的已在生产上应用。对原子弹、导弹的研究、制造，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在全国的比重达到七分之一左右。这些成果，不仅在当年起了重大作用，也为上海今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他如农业、科技、文教、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也都有较大发展。总之，柯庆施在上海的十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在当时的体制下上海各方面的工作能够取得那样的进展，是上海全市的干部、群众在市委、市府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央方针的结果，其中包括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的一份重要辛劳。中央由此而给柯以更重的责任，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然而冯文却把这归之为柯的“极端善于揣摩领袖的
心态”，“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揣摩”，真不知叫人说什么好。
（五）
冯文中还有不少缺乏常识，主观臆断的内容。如说柯从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擢升”，其实，江苏省虽较南京市地域范围大，但南京市解放以后就是中央直属市，与省是平级，只是三地并省后南京才调整为副省级市。如说彭柏山于1955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实际上彭从未任过此职，而且此时已经没有华东局和华东局宣传部了。“胡风事件”时他是中共上海市宣传部部长，此前则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如说1964年10月，由周恩来、贺龙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节目<东方红>自在常理之中,而同时也有柯庆施陪同 “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说这表明了 “一个重要的迹象……”其实,这台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丶指导下完成的<东方红>正是取之上海一台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的旗职下高歌猛进》大力加工创作而成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党政负责人柯庆施手术后养病其间又正好在北京，请他来陪同，似乎也不必“出乎人们的意外”的。又如1963年12月12日和13日，毛泽东接边写了两件关于上海工作的批语，一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柯庆施抓评弹长篇新书目建设和抓郊区故事员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的情况，一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刊载上海地区有很多来信，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情况，毛泽东在后者批语中问：“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还叮嘱，“此事必须解决。”于是冯文提出：“全国最大城市的党政一把手，面临如此严峻的问题，却在‘亲自抓曲艺工作’！”这就奇怪了，既然是“党政一把手”，而两者都是工作，失业者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当然必须关心解决，但其他工作就不能抓，只能单打一吗？又如，冯文特别提到，“绝少公开露面的林彪，在上海文化广场参加柯的万人追悼会”，似乎在告诉人们林彪早与柯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据查资料，虽然文化广场举行追悼会时留下的照片中未见有林彪，但新闻稿却报道他参加了，可能是他到了一下现场随即走了。但他到过追悼会场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说明两人关系不寻常，则比这早一天在北京举行的柯庆施追悼会，由刘少奇主祭，由邓小平致悼词，又能说明刘、邓和柯是什么关系呢？至于冯文中摘引某些领导同志在某种场合批评某种现象的话，或其他个别人的议论，就拿来和柯庆施直接联系起来，说什么“这话等于是戳着柯庆施的脊梁骨”，“这番话几乎就是冲着柯庆施来的”，等等，用这种主观胡乱臆断的手法来代替严肃的历史研究，真是斯文扫地，不知其可也。
当然，柯庆施在最后十年的工作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柯庆施也不可能是“完人”。在工作中，主要是在政治运动中，如上海在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过程中，虽然有不少掌握政策、把握恰当的例子，但整体来说，批判、斗争的面扩大化了，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存在着“左”的错误。其原因既有主要是上面来的指示方面的问题，也有上海本身包括党政一把手更好实际掌握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但也是可以研究总结，进而就他的功过做出全面的评价的。这里，首要的一条，无论是评述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都要根据事实，搞清真相，然后放在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分析，对事件、人物提出符合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而绝不能凭若干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把有说成无，把无变成有，主观设一个框子去套，把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担任过要职的高级干部”，轻率地归为反革命“林彪、江青一类”，从而否定当年董必武挽柯的“长才未益寿”、陶铸挽柯的“世有良材天不永”等评语，否定中共中央在柯逝世后所肯定他的“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一生”。柯庆施同志去世37年了，今年正是他百年诞辰，既然有人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了解某些实际情况的人员也感到有责任阐明真相，澄清视听，于是写了以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