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成都出租车电话:秋风、萧瀚、王建勋、郭玉闪致李庄案相关司法人员的公开信(2010-1-1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14:29:31
秋风、萧瀚、王建勋、郭玉闪致李庄案相关司法人员的公开信
承担司法之职而践踏正义者，是正义的最大罪人。
2010年1月8日，以付鸣剑为审判长的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合议庭，对引人注目的李庄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在当下重庆浓厚的政治运动气氛中，这样的判决结果似乎并不出人意料。但是，这样的判决已经践踏了法治的基本原则，而这个法庭之外、之上的“法治的高级法庭”已经对这个法庭做出了有罪的裁定。
李庄案件的不少重要证据，尤其是公安机关获得证据的方式，已为公众周知。任何一个熟知法律程序、尤其是证据规则的法律人，哪怕是具有正常理智的公众，都无法不对如此获取的证据的可信性表示严重质疑，甚至对逮捕及起诉李庄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判定李庄有罪的证据主要是一些证人的证言，而这些证言不仅是在证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而且是在没有一个证人出庭质证的情况下被采信的。这样的证人证言具有证明力吗？江北区法院能够依据这些证人证言定案吗？
但是，分别从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和第五分院空降到下级检察院担任公诉人的贺贝贝、么宁两位检察官，对公安机关如此获得证据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查，而在极短时间内，匆忙将其提交法庭。在法庭上，两位检察官对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关键问题和质疑拒绝作出回答。在庭审最后阶段，么宁检察官更是拿出道德审判的杀手锏，指控李庄曾经嫖娼，却未出示任何证据。
面对如此蛮横、拒绝对自己提交的证据承担责任的公诉人，由重庆江北区法院付鸣剑等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未对其采取有效措施，使其满足辩护人提出的对关键证据进行质证的要求。相反，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密切配合检察官，对被告一方明显不公。
这样的审判过程，透过媒体的报道，已经为法律人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所知晓。重庆方面在最初逮捕李庄后，通过不良媒体的宣传，成功地摸黑了被告。但随着其它媒体负责任的报道，尤其是关于庭审过程的报道，通过阅读陈有西律师的辩护词、李庄的自辩词，无数人已经改变了对李庄的看法。众多法律界人士和普通民众无不怀疑，李庄的罪名能否成立，本案是否系重庆警方旨在遮掩其系统性违法活动、刻意打击律师而人为制造的案件。令人遗憾的是，坐在公诉人席上的两位检察官，却不遗余力地为这些证据进行强词夺理式地辩护，而法官最终也依据这些常人均无法认可的证据，做出有罪判决。
我们不能相信，这几位检察官和法官是在心安理得地制造这起冤案。检索这几位检察官、法官的履历，他们都接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么宁检察官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她结合办案体会撰写过调研文章《死刑二审法律监督问题研究》、《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推进和谐重庆建设》、专著《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付鸣剑法官也曾于2000年在《现代法学》上发表论文《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
依据这些法律学术活动，我们相信，你们，贺贝贝、么宁两位检察官和付鸣剑法官是知道法治精义的，具有起码的法治信念，你们知道程序正义对于司法公正的决定性意义。但你们在司法操作过程中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法治的精神，不顾基本程序正义，使用了自己论著中明确反对的操作手法。
我们知道，你们有不得已的苦衷。从唱所谓“红歌”、发所谓“红色”短信开始，重庆就已陷入小型文革式狂热；在这种社会气氛中进行的重庆打黑，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超越法律框架的政治运动，就是“黑打”，司法也被当成随意玩弄的工具。我们相信，你们未必从一开始就愿意充当掌握强权者的工具，只是面对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对个人生计可能遭遇的巨大风险，你们选择了屈服。
当然，在这场反法治的运动中，并不只是你们背叛了法治的信念。就职于西南政法大学的陈忠林、高一飞、潘金贵、李昌林、梅传强等诸位法学教授，也匆忙而积极地为重庆公安的做法、为检察官的证据和法院的程序进行辩护。
这些检察官、法官、法学教授们，你们对法律已经犯下了罪，法律人共同体和公众会记住这一切。
对于接下来的上诉审的公正性，全国民众，包括我们自己，都在拭目以待。我们真诚地希望，承办这一案件的检察官和法官，能够在政治压力之下，认真而严肃地考虑一下法律的尊严，从而有资格在不远的将来，当真相大白后对法律人共同体和举国公众说，当时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来守护法律的尊严。如果你们没有进行这样的努力，那你们也将成为法律的罪人。
我们也想对那些正在滥用强权操纵法律的人士说，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黑打”、操纵司法打击为被告辩护的律师，最终必将遭到政治或者司法的超常规惩罚。那个时候，你们也会期待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为自己辩护。历史上，那些滥用不受节制的权力者，最终也都难免遭受这样的权力之祸，到时候你们必将投告无门。
我们对你们这些法律的罪人遭到法律及舆论惩罚的前景充满信心。因为，哪怕是观察李庄案件的整个过程，我们也对中国的法治前景保持一定信心。
确实，今天，你们利用强权或慑于强权而能够肆无忌惮地扭曲法律、强奸法律，但你们想必也已经看到，另一个更高级的法庭，同时在江北区法院、在重庆之外开庭了：接受审判的是那些罔顾新闻底线发表抹黑李庄和律师制度的不良记者与媒体，有滥用权力拼凑证据、伪造证据的公安部门，有失职的检方和审判人员，以及所有这些违反正义的司法活动背后的政治力量。起诉人则是坚守法治信念的法律人共同体，包括赵长青教授，包括李庄案的两位辩护人陈有西律师和高子程律师，包括那些积极地运用法律分析案情、证据可信性和程序的法学家，以及坚守良知的评论家。甚至也包括李庄本人，他虽然知道重庆正在进行一场政治运动，仍然承接案件，在法庭上也依据法律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坐在审判席上的是具有朴素正义感的人民，尤其是那些积极聆听、理性判断的网民。
这两个法庭同时开庭，而这个真正由人民组成的法庭通过聆讯，已经依据高级法，依据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已经先对李庄案作出了裁定，进而对以付鸣剑为审判长的合议庭的判决做出了裁定。这两个裁判已铭刻在法律人共同体和人民的心灵中，任何人也抹除不了。在今日中国，任何从事司法活动的人、掌握权力的人，都不应忽视这个法庭的存在及其裁决的效力。
而这个高级法庭的运作，乃是中国历史出现转机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长期在治乱循环中徘徊，不要说那些掌握权力者，即便是那些被强权压迫和剥夺者，也总是迷信强权，误把强权当救星。但今天，经历过无数灾难而接受了法治理念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只有法治能够救中国，只有把权力置于法律控制之下，每个人才能够免受强权之苦。法治不仅能保护弱者，也能拯救那些拥有权力的貌似的强者。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法治的高级法庭”在法律人共同体、维权公民、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众多官员的支撑下，逐渐地成形并有效地运转。它在每一起强权侵害弱者的公共事件中开庭，在每一起引人瞩目的公民维权活动中开庭。在这样的公共对话、论辩过程中，正义的法律的力量开始涌出压制强权，人的理性的力量逐渐浮现抗衡强力。如果说不受节制的权力和甘当这种权力之工具的法律工作者们在拖动中国社会向下继续堕落的话，那法治的信念、法治的高级法庭的运作，就是构建法治秩序的向上的力量。
这就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大趋势。面对这样的趋势，每一个司法从业人员都应当做出明智的选择。梅传强教授通过媒体辨明，自己当初没有无条件支持本案检方、法院的做法。这就表明，法治的良知即便被权力、财富压制到心灵最晦暗的地方，也依然能顽强地伸张自己。据此，我们仍然相信，法治的良知、哪怕一个正常人的良知，在即将接受李庄上诉案的检察官、法官的心灵中，不可能完全泯灭。
这种法治的良知，是法治的高级法庭的裁决依据，也应当是现实的法庭的裁决依据。我们希望，所有法律人，不论是律师、法官，还是法学教授，面向这种良知，把自己变成正义的仆人，用法律驱逐强权，推动公义早日降临华夏大地。
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9)江法刑初字第711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庄，男，1961年6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程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户籍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柏林南路3号40栋2单元202号，住北京市海淀区锋尚国际公寓702号。因涉嫌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于
辩护人高子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北检刑诉【2009】81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于
公诉机关指控，
为使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得到法院采信，李庄还引诱证人作伪证。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事实，并要求程琪为此出庭作证。
公诉机关当庭举示了相应证据证明其指控，并据此认为被告人李庄的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的正常进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提请对被告人李庄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庄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定性均予以否认，辩称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是龚刚模本人所说，自己没有伪造证据；没有唆使龚刚模作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没有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法律对宣读同案人供述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之前，龚刚模就作出了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供述；公诉机关宣读的证人证言是在证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取得，没有证明力；不认识汪陵、陈进喜、李小琴，也没有指使龚刚华安排这三人作伪证；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应以实际发生后果为构成要件，在被公安机关捉获前已声明退出龚刚模案的诉讼，没有造成后果，因而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认为，受到刑讯逼供是龚刚模自己向李庄所说，并非李庄捏造，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龚刚模在李庄介入前就曾供述被樊奇杭等人敲诈；龚刚模是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的过程中揭发了李庄，但此时龚刚模案已进入审判阶段，公安机关无权再对龚刚模进行讯问，公安机关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龚云飞、马晓军等证人均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且均未出庭质证，无法判断其证言的真伪；指控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证据不足；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李庄的行为并未造成后果，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公诉机关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渝检一分院刑诉[2009]283号起诉书证明，
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流程管理信息系统案件具体信息证明，
3.李庄的律师执业证书（冀司律证字第9？297号）证明，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4.程琪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证明，
5.龚云飞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证明，
6.程琪作为委托人的委托书证明，程琪于
7.律师事务所函【09】第11号证明，
8.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证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9.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于
10.龚刚模作为委托人的委托书证明，
11.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证明，
12.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证明，
13.重庆市南川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入所境况检查登记表、在押人员出所健康检查登记表证明、龚刚模于
14.重庆市南川区看守所狱医谭帮胜于
15.重庆市公安局关于设立江北区看守所临时羁押点的通知证明，
16.在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证明，
17.看呀人员每日巡诊登记表证明，
18.证人龚刚模的证言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没有对他刑讯逼供，他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真实的。李庄、马晓军三次会见他的情形如下：李庄向他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说樊奇杭、张孟军、吴川江、付仕培在李明航被杀案的供述中没有收到刑讯逼供，李庄走到铁窗边靠近他小声地教他，在法庭上他必须说自己是被警察刑讯逼供了，并且假装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李庄就提出对他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李庄就会提出不再担任他的律师，法庭就会休庭。法院会让他在三天之内找到新的律师或者为其指定律师，这时候他必须拒绝另外委托和指定律师。李庄告诉他，如果他拒绝另外委托和指定律师，只能要李庄给他辩护，法院才开办了庭。李庄举例讲了在辽宁代理的一个涉黑案件就是用这种方法导致案件庭审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李庄叫他在委托书上写下内容大致是“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李庄叫他大声回答他是否被刑讯逼供的问话，胆子要大，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以此来翻供；李庄告诉他，他的妻子程琪会出庭作证来证明他是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并不想借钱给他们，要他配合程琪的说法；李庄告诉他在开庭时只承认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其他均说不知道；李庄告诉他在开庭时候不要承认给樊奇杭40%的股份，并告诉他唐筱没有被抓到。
19.证人马晓军的证言证明，他与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会见前后听到和看到的内容如下：
20.证人龚云飞的证言证明，
21.证人吴家友的证言证明，
22.证人程琪的证言证明，李庄给她讲让龚刚模在开庭时大声说自己被刑讯逼供了，并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才有机会救自己；李庄说要申请对龚刚模验伤，要求休庭，否则就退出法庭不再辩护，使法庭无法审理；2009年11月底或12月初，李庄对她讲，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他们找龚刚模借钱，实际上是敲诈龚刚模。李庄让她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不是黑社会，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李庄还教她在法庭上讲龚刚模只是做生意的，惹不起李明航、樊奇杭这些黑社会的人。他们找龚刚模借钱，龚刚模不借不行，龚刚模也被黑社会的人敲诈。
23、证人龚刚华的证言证明，
24、证人李小琴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下旬，她接到龚刚华的电话后到袁家岗奥运体育中心旁边的奥翔茶楼。龚刚华说能不能把保利公司关了，她说要同陈进喜、汪凌商量。她回保利公司给陈进喜和汪凌说龚刚华叫把保利公司关了的事情，他两人觉得不好办。她与陈进喜、汪凌又找到龚刚华，龚刚华就说不关门就让最早来保利公司上班的小姐走远点，多发些工资都可以。如果警察问保利公司的老板是谁就说是唐筱，不是龚刚模。公安机关在前几次对她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她说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是龚刚华教她这么说的，其实龚刚模至今都是保利公司的老板。保利公司所有的财务都是她负责管理，她在公司的地位仅次于唐筱了，如果有保利公司股权转让这事，她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25、证人汪凌、陈进喜的证言证明，龚刚华给他们及李小琴说如果警察问保利公司的老板是谁就说是唐筱，不是龚刚模。汪凌的证言还证明，保利公司的老板是龚刚模，他在前几次接受警察询问的过程中说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是龚刚华教他这么说的。
26、证人刘刚、王丽敭、唐勇（均系医生）的证言证明，龚刚模在押期间没有受伤。
27、证人吴鹏（龚刚模案负责看守犯罪嫌疑人的民警）、杨永康（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督察支队民警）的证言证明，没有发现审讯人员对龚刚模讯问的过程中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现象，每天对龚刚模等人的羁押室进行检查时也没有发现有任何违法违纪的情形。
28、证人张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负责审讯龚刚模案的民警）、何建洪（龚刚模专案组副组长）的证言证明，在对龚刚模羁押室、审讯室进行检查时没有发现民警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犯罪嫌疑人的各种权利都得到保障。
29、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证明，
30、重庆市公安局“
31、重庆市公安局关于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证明，
32、立案决定书证明，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于
33、重庆市公安局民警廖川江、甘立红出具的捉获经过说明证明，
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举示的上列证据中除对证据1、2、3、4、6、7、8、13、14没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均提出异议，主要观点为：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是在被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取得，取证程序违法，不具备证据效力；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及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的内容存在矛盾；龚刚模专案组民警参与李庄案的侦办，没有回避，程序违法。
本院对公诉机关举示的证据、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意见评判如下：
其一，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取得，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证人证言之间相互印证，具备证据效力。
其二，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及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的内容并不矛盾。龚刚模供述未被刑讯逼供，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也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且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龚刚模的供述相互吻合。
其三，李庄案的办案民警是公安机关从多个案侦单位抽调人员组成。龚刚模专案组民警参与李庄案的侦办，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关于回避的规定。
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证明，李庄没有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是龚刚模误解了李庄眨眼睛的表情。
2、龚刚模的讯问笔录及龚刚模案件中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证明，龚刚模在李庄介入案件前就有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的供述；公安机关的审讯经常在夜间进行。
3、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证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龚刚模作了是否因外力因素造成其人身伤害及成因的司法鉴定，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龚刚模（除左腕外）未见确切伤情。”
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举示的上列证据均提出异议，认为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工作人员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主体资格；龚刚模的讯问笔录没有说到自己被敲诈；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与本案无关；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
本院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举示的证据及公诉机关的质证意见评判如下：
其一，刑事诉讼证据必须依法收集。录像作为视听资料虽然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但媒体从业人员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主体资格，因此，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资格。
其二，在李庄介入龚刚模案以前，龚刚模的讯问笔录中并没有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的内容；公安机关根据案侦需要在夜间审讯不违反法律规定；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于本案没有关联性。
其三，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并不能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且龚刚模本人供述未受到刑讯逼供。
综上，对公诉机关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除已当庭采信的证据1、2、3、4、6、7、8以外，本院认为其余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3予以采信，对其余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人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被告人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同年11月24日，在重庆市高新区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按照李庄的说法作虚假证言。同年12月1日，李庄就龚刚模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林丽（莉）、程琪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为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被告人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同志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庄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是龚刚模本人所说，李庄没有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和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坐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伪证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龚刚模供述公安机关是依法办案，没有对其刑讯逼供。证人龚云飞、马晓军、吴家友、龚刚华均证实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伪证。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刚模在李庄介入之前作过被敲诈供述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龚刚模在李庄介入之前供述过樊奇杭、李明航曾找其借钱，并未供述受到敲诈。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李庄是在有意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的同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不能将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来评价是否合法。该行为实际上是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从而达到推翻龚刚模以前供述的目的，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云飞、马晓军等证人均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且均未出庭质证，其证言没有证明力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故乡印证，具有证明力；本院在开庭前已依法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表明其在公安机关的证言是真实的，且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提出的不认识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也未指使、引诱三人坐伪证的辩解。经查，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龚刚华按李庄的指使安排汪凌、陈进喜、李小琴谎称龚刚模与保利公司无关的事实，有龚刚华、汪凌、陈进喜、李小琴的证言予以证明，且相互印证。故李庄提出的该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提出龚刚模是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的过程中揭发了李庄，但此时龚刚模案已进入审判阶段，公安机关无权再对龚刚模进行讯问，公安机关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的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的需要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提讯龚刚模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李庄的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辩护人提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应以实际发生后果为构成要件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根据被告人李庄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付鸣剑
审 判 员 黄 炼
代理审判员 刘 懿
二 O 一 O 年 一 月 八 日
书 记 员 曹晓燕
王 庆
李庄案辩护词
高子程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高子程律师和陈有西律师受李庄家属委托、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及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担任李庄涉嫌伪证、妨害作证案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参与本案审理。开庭前，我们从法院取得了公诉机关99份证据中的15份言词证据。我们三次会见李庄。本拟展开调查取证工作，无奈神速的自本案立案侦查到开庭仅有18天的诉讼进程已无暇顾及取证工作。开庭前我们向法院提交了申请法院向侦查机关调取最能还原本案事实的存放于侦查机关的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视听资料，我们也曾递交了申请提押龚刚模及证人（被控方控制）出庭作证，但在庭前均遭拒绝。
通过今天的庭审，已然确定这样一个控辩双方均无争议的基本事实：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未曾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未曾调查取得任何证据，且李庄希望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拒绝出庭，即李庄没有伪造或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和结果。
截止李庄被刑拘，龚刚模案控方证据均已固定且已提交法院，刑诉程序已进入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然关门，李庄没有也不可能毁灭或帮助毁灭控方证据。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未曾接触龚刚模案控方任何证人，且控方证人证言早已固定，案件已然进入刑事诉讼第三阶段即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关门，不存在尚有未被询问的控方证人等待询问，亦不存在控方尤其不存在侦查机关仍在寻找而未找到的证人作证问题。故，指控李庄妨害作证，与刑诉法冲突，与事实不符。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龚刚模。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回答，只是李庄的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这一访谈已然证明，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况且，眨眼是生命现象，李庄未曾亦无须在会见龚刚模时特例眨眼。
伪证、妨害作证罪侵犯的客体是法院的正常审理活动。截止李庄被拘，法院尚未开庭审理龚刚模案，不存在庭审活动被李庄侵害的客观事实。
辩护人认为，在此基础上指控李庄构成伪证、妨害作证罪，既背离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甚至违反现行法律，故此，我们依法提出如下无罪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据以指控的主要证据虚假或与本案无关。
庭审质证期间，辩护人曾真诚的的希望公诉人对其据以指控的下列核心证据中的足以导致罪名成立与否的矛盾予以解释：
1、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察自出证言显示，都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但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口供显示，李庄及龚刚模连夜、连续被审讯40余小时以上。期间不准吃、不准喝、不准睡。
2、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认识李庄之前多次证明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及多次被敲诈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3、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警察）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4、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作为证人被拘留后，为控方出具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公诉人如何审查和解释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又使证人无法出庭作证。
6、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缘何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被吊的伤痕。
7、公诉人及侦查机关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
8、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自揭谎言。
9、公诉人缘何不落实周永康书记有关“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的重要指示。
10、文强等另案在押嫌疑人的口供与李庄案何干。
公诉人在质证阶段曾表示在辩论阶段解释上述矛盾。但在公诉人发表公诉词的过程中，全无对上述令人吃惊的或虚假或矛盾的证据的任何解释。辩护人第二次真诚的希望公诉人对上述证据中决定罪名成立与否的矛盾予以解释，并告知合议庭上述矛盾存在依然可以定罪的对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导致法庭认定据以指控的核心证据虚假，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宣告李庄无罪。
二、控辩双方证据说明与比较分析
1、控方证据说明与质证
2、辩方证据说明
三、“法不诛心”与“腹诽之罪”
公诉机关提供的核心证据除了因虚假、与事实矛盾、自相矛盾不能成为定案根据外，或许仅存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似乎可以证明李庄有过或以明示的或以默示的行为表达过伪证、妨害作证的动机或犯意。
那么，仅有动机或有过以眼神、眨眼的动作亦或假设还有口语表达翻供的犯意，而无实施伪证、妨害作证的行为和后果，就能认定李庄构成犯罪吗？当然不能，因为缺少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的另外两个要件：客观行为和客体。
“法不诛心”是法得以称为法且有别于专制的根本所在。暂且遮盖起控方核心证据存在的虚假与矛盾，权且认为李庄因为表达过伪证、妨害作证的内心，即可认定李庄构成犯罪，则与“腹诽之罪”无异。
“腹诽之罪”是封建时代“春秋决狱”的准则，早已为新中国法律所禁止。所以，假设李庄有过以眼神、眨眼等动作暗示或干脆以口语表达过希望龚刚模及其亲友伪证、妨害作证的犯意，依国家现行法律依然不能定罪。况且李庄原本没有犯意，李庄申请伤情鉴定用以验证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就是明证。
四、辩护人特别强调，我们坚决支持重庆依法打黑，因为此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举措。但是在具体执行法律包括在审理龚刚模的个案庭审中，也必须同时依《刑诉法》、《律师法》等规定保障包括李庄等律师依法履职的活动，而不能因片面理解证据认为李庄有犯意存在或犯意表达为由对正在执业的律师刻以刑罚。须知，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就没有站在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对立面、对案件事实和性质提出不同意见和证据的一方，打黑案件就很难成为铁案，因为它缺少构成铁案的法定程序和因素。至于包括李庄在内的辩护律师的言行，在控方看来如有不妥之处，就本案事实而言，则属执业道德范畴，与犯罪无涉。历史的教训证明，律师执业权益和律师制度蒙受践踏之时，同时也是逼供信盛行之时，“文革”就是明证。
值得借鉴的是，拨乱反正期间，在审判四人帮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国家尚处在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尚不完备时期，左倾思想余毒尚未消除，法治思想远非今日，尤其不具备如今我们国家已颁行的完备的刑法体系，但是我们党旗帜鲜明的确立和坚持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审判结果至今令人称道。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客观形成的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为根据，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条文为准绳，衡量嫌疑人的行为涉罪与否。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没有犯罪事实与结果，依法不能定罪量刑。无罪推定、罪邢法定、存疑不诉、存疑不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新刑法原则。在李庄案中同样应予毫无差别的得以执行，这才是今天庭审的意义所在。惟其如此，才能贯彻周永康书记指示并强调的“打黑不是黑打，要严格依法办事，让事实说话，证据说话”。
就李庄案而言，落实周永康书记的上述重要指示，就必须让龚刚模出庭接受询问排除其检举口供的矛盾，必须让龚刚模当庭展示其手腕有无被刑讯逼供的伤痕这一事实说话，必须让被侦查机关拘押的证人获得证人应有的自由后到庭作证说话，必须通过专业鉴定机构鉴定龚刚模伤痕是否系刑讯逼供所致的科学结论说话，必须由公诉人出示有无被李庄伪造或帮助伪造、毁灭或帮助毁灭的证据说话，必须由公诉人出示有无因李庄妨害伪证所致的事实说话。否则，在没有上述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李庄构成犯罪，不仅于法无据，而且直接违反了周永康书记的重要指示。这一点请合议庭务必考虑。
五、特别说明
1、李庄案事发原因
李庄确有特别关注侦查环节的漏洞或瑕疵，挖掘刑讯逼供的疑点，不遗余力的寻找证据质疑办案部门及据以指控的证据，以使其委托人龚刚模减轻罪责和最终免除死刑的动机，这也是他独有的习惯和刑辩风格。这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甚至是一个良知深重的律师应有的道德操守。
打黑是全国性长期的政治部署，不仅在重庆进行。但唯有重庆做的声势浩大高潮迭起，吸引了媒体的更多关注。与重庆相比，全国其他地区的打黑审判中并未封闭刑辩律师质疑刑讯逼供的空间，律师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法院依法审判可以各得其所，在既可控制秩序也可控制传播的法庭审判空间内，与李庄类似的辩护方法和辩护观点，实际对打黑案件并不会构成总体的威胁，甚至没有任何威胁。
李庄在重庆被捕的原因之一是他遇到了不容置疑的重庆办案机关。不容置疑的坚决打黑，甚至在李庄已在案发前明示退出龚刚模案后，依旧没有给李庄留出刑事辩护的余地，在开庭前就采取了强制措施。李庄错误估计了重庆的容忍限度。
2、虽然错拘错捕李庄，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
虽然有报道重庆打黑斗争特别聘有律师为案件质量把关，相信重庆有关办案部门在认定李庄伪造证据、决定抓捕时，应该先经谨慎论证，做到万无一失或十拿九稳。而实际效果是，李庄案件出现较大争议。作为辩护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根据本案事实、证据、法律，大多认定李庄不构成犯罪。
在某种意义上，我理解在高强度打黑斗争中，难以避免因专业能力有限或劳累压力太大出现闪失和动作变形。“小“如侦查程序出现逼供，“大”如开庭前抓捕辩护律师的重大行动。一旦论证不足、核实不周、证据虚假或矛盾，即做出决策或上报建议，则可能给领导机关传递不准确信息，进而会引发令人困扰的麻烦。
3、李庄军人出身性格刚烈、工作风格或有缺陷，或给重庆带来麻烦，但尚不构成定罪理由
对重庆，李庄案的发生和发酵可能出乎意料。李庄事件可能多少转移了在全国获得高度赞誉的重庆打黑斗争的关注重点，使外界此前对重庆打黑力度和声势的关注，部分转为对打黑质量和程序合法性的关注。
刑事辩护是现代法治、宪政的表现，也是刑事司法体系整体运作的不同分工。无论李庄行事方式、工作风格有多大的缺陷或毛病，无论其是否构成了对重庆办案部门的不尊敬或不敬畏，无论李庄事件给重庆市的打黑运动或领导引发多大困扰、争议和麻烦，都不宜据此进行定罪。
4、李庄已经被错拘、错捕、错诉，但愿法院勿再判错。
无须回避，李庄事件已被业界和学界归结为权力与法律的冲突，从李庄被拘捕、报道、起诉、审判的过程，难以得出“权力小于法律”的结论，并有众多权威人士认为最终事件如何解决也应决定于权力。我与陈有西律师的辩护可能都难以影响李庄事件的解决方向。理论上权力的边界应是法律，但对于在重庆审理李庄案，实际却难以形成如此共识。
重庆拥有基层与中高级共三级法院，李庄的审判显然跳不出重庆。对于重庆要将李庄案办成铁案，不同群体可能有不同解读――依靠铁证可以办成铁案，依靠铁腕也能办成铁案。作为辩护人我与社会公众一样，内心对李庄案既存有查清真相、独立审判的期待，同时又抱有对这种期望更为沉重的怀疑。
但无论如何，作为应该依法独立审判的法院，查清事实是审判的关键。虽然播放李庄会见龚刚模的监控录像对办案部门有些不便，但如果录像确有李庄教唆诱导翻供的信息，对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而言，这是最简单有效的还原事实和据以判决的事实基础。如果有录像但拒不提供和播放，而仅仅以将获死罪，努力求生的在押人员的自相矛盾的检举口供对辩护律师定罪，实际可能使李庄案再次面临争议。
李庄被错拘，是行使行政权力中的错误，如果李庄案被错判，则是使用司法审判权去维持或掩饰行政权力造成的错误，或将使李庄事件付出司法公正和政府信任的双重代价。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六、尾声
虽然李庄案尚未宣判，虽然外界并不知道案件事实真相，由于（中国青年报）颠倒黑白的报道，实际许多人自信已经知道案件结果。“不知真相，已知判决”这是特别值得警觉的社会心态和法治现象。
作为辩护律师，我与广大社会民众一样坚决拥护重庆依法打黑促进和谐保的重大举措。李庄事件虽然与打黑有关，但打黑和拘捕刑事辩护律师实际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应该混淆和捆绑。
重庆有三级法院，如果偏离事实、证据、法律，将李庄定罪，在现实情势下，李庄几乎难有翻案的余地。这对整个律师行业而言尤其对刑事辩护而言，是不寒而栗的局面。
作为负责任的辩护人，需要提醒法庭的是，李庄案件倍受社会瞩目，尤其被法律界高度关注，又因为李庄作为一个或有性格特点的普通律师，确实因此给重庆带来了麻烦或争议，因此该案的判决从“讲政治”的高度，更是攸关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司法形象、政府公信。更应该独尊事实，依法判决。
根据本案事实、依据现行法律，唯有判决李庄无罪，才是对法律负责，对国家利益负责，也是对重庆负责。可以使“乱麻缠住快刀”的局面正确、合法、有效的解脱。
李庄事件的最终处理实际需要政治智慧和磊落胸怀，需要国家、法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的无私勇气。
我不敢 预想案件的结果，只是心存一丝希望。
此致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李庄辩护人：高子程
2009年12月30日
[陈有西按]这份辩护词，30日公开开庭一结束已经交付法庭。全文12300字。迟迟不公布的原因，是考虑这样的真相公布出去，可能影响不好。想不到这三天来，全国媒体对本案的庭审情况，公开得比我们的辩护词还透明。连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重庆方面的决策内幕，记者们都深追披露出来了。网络时代，真的无法控制一件大家普遍关心的事件真相。由于这些报道，读者产生了很多的猜测；很多律师和新闻界朋友都向我要辩护词；本网上好多读者也要求强烈。有些同行认为我们可能只会说豪言壮语而没有辩到位；重庆方面组织的西政的两位教授甚至称关证人取证、只读证不出示是合法的。如果我再不公布这份辩护词，会产生更多的猜想和误解，把事实都搞混。因此，考虑再三还是将其公布。欢迎各位律师同行批评指正。
李庄律师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第一审辩护词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李庄的委托,分别受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和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出庭为李庄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进行辩护。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李庄本人对全案真相的介绍和自我辩解,分析控方《起诉书》和指控证据，分析《刑法》306条的构成要件同本案的案情，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不构成犯罪。李庄不但无罪,而且是一位非常优秀、负责任、敢于冒风险对当事人负责的中国刑事律师。因此，我们决定对本案进行完全的无罪辩护。
本案案情不大，但包含的意义重大。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为被告辩护权、会见权、调查权、法律帮助权、帮助控告权、不被监视干扰权，其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做才是合法的？怎样做算是违规的？怎样做是犯罪的？这个问题，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立法和修改开始，长期争论着。我国的侦查权和辩护权一直发生着冲突。全国人大法工委试图进行过协调，但一直没有解决。法学理论和法治观念上的碰撞，在李庄案中集中表现出来。中国的最敢说话的律师，最敢为被告负责任的律师，往往是公权机关最讨厌的律师、最容易出事的律师。李庄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在律师普遍不敢真辩的环境里，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这样违法现象，不幸成了这种观念碰撞中的一个牺牲品。法院审判的作用，就是通过公开证据和真相，通过控辩各方的质疑和争辩，让法庭兼听则明，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我们会认真听取控方和警方的证据和观点，也期望控方和合议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现在我向法庭发表辩护意见，请审查、采纳。
一、基础之辩：
《起诉书》本身直接违反《刑诉法》，概念明显错误，指控的罪状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法庭的调查和辩论，针对指控罪名和情节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审查《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的基本点能否成立。
《起诉书》在案情总述的头尾部分原文是：
“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被告人李庄的上述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就是控方认为被告犯罪的理由。（相关指控情节后面分别分析）。这一指控是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
第一，“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这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是合法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律师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律师的这一目的是合法的，不是犯罪。关键是看是不是进行了非法的帮助。而本案中所有证据显示李庄全部是合法地帮助当事人。
第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1）起诉书假定的前提错误。龚刚模案是确实被刑讯逼供，还是没有?这是一个前提。在龚案没有审判、龚刚模不能到庭的情况下，怎么知道他没有被刑讯？怎么能说律师在教他诬告？2）是被告先告诉律师被逼供，而不是李庄诱导而为。3）《刑法》306条只对“证人”的言词证据的影响构成本罪，对“被告”的言辞影响不构成本罪。控方指控在法理上错误。此问题下面我会专题陈述。4）“唆使”，法律上没有“辩护人教唆罪”，辩护人对被告进行法律帮助，保护自己不被误导，是基本辩护功能，指控没有法律依据。5）“编造对其刑讯逼供”，本案中公安机关自己的笔录中明确记载，被逼供吊打，是龚刚模自己先说的，李庄再追问查证的。哪来的律师“唆使编造”？
第三，“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这是《刑诉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和通信权”。是对被告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承认、事实有无错误进行核实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准律师这样做。律师不对口供、证言进行事先当面核实，根本无法判断真相，理出辩护思路，写出辩词；根本没有办法上法庭辩护。
第四，“干扰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法院是否开庭，这是法院的权力范围。律师有什么权力？如果是律师的质疑导致法院发现重大问题不开庭，检察院退查，恰是法律要求律师辩护的功能所在，可以防止冤假错案，是职责所在。是有功，怎么说是“干扰”？本案中，李庄向法院指出了严重刑讯逼供问题，口供矛盾问题，申请对龚刚模有无被刑讯的伤情进行依法鉴定，何错之有？何来干扰？
因此，《起诉书》概述中，每句话都体现出了严重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的混乱，都出现了基本法理上的违背《刑诉法》规定的错误。体现了本案案情是建立在一种错误观念基础上，全案的案情本身存在基础性、全局性的差错。在这种错误的基点上，组织起诉指控犯罪，在本源上就是一种错诉。
二、程序之辩：从李庄介入龚案刑诉阶段看，不可能构成本罪
龚刚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诉，李庄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会见龚。这已经是在审判阶段。侦查起诉阶段李庄没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庄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还没有开庭。也就是说律师还根本没有举证。李庄什么证据都还没有形成，也没有提交给法院一份证据。这个阶段，说辩护律师发生了“伪证犯罪”，是十分可笑的。为什么这样说？
刑案审判阶段，侦查、审查起诉都已经结束，控方证据都已经固定完毕，案件和被告、证人、证据都已经移交法院。也就是说国家法律给予公安、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准备，已经全部完成。这个阶段，法律规定是辩方进行工作的时段。即通过法院阅卷知道案情，获取控方证据副本，对被告口供、证人证言、相关证据进行审查、核实、质疑，其功能就是找出指控证据的漏洞，保护无罪的人不被追究，罪轻的人不被重判。这种审查，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向被告本人进行核对证实。这时候出示所有法院提供副本的证据给被告，都是合法的。所有证据都是可以出示的。因为法庭上也是必须经被告质证的。他有权知道、必须知道。被告知道其他被告人的说法，确实有可能改变原供，但这种改变已经不可能影响原有在卷证据，包括他已经向侦查机关作的口供。只会让法庭多一种判断座标。其新的辩解，只会让法庭更加全面的进行分析，不可能因为这种辩解而会误导法庭导致错判。因为法庭的功能就是为了兼听则明，辩析各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客观事实。指控证据已经固定好，不会因为被告知情、辩解而改变其固有含义。如果被告的辩解被法庭采纳，恰说明原证据本身有问题，而不是因为被告的辩解。辩解只起发疑的作用。这种宣读、核对、交叉审查，是每个刑案律师都必须做的。除非只收钱不办实事的律师、害怕被整只想自己安全而不顾被告利益的律师，才会不去做这一工作，而且这种律师肯定不可能真正辩到焦点上。因此，说律师会见被告时不能出示口供和证言给被告，是根本不懂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一种特权观念。是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的。
进入审判阶段后，公安机关侦查使命已经结束。在没有退查的情况下，按《刑诉法》已经无权插手本案。看守所不是侦查机关。他只是法定羁押场所，除了在羁押管理中附带对在押嫌疑人进行狱侦深挖犯罪，他没有对其他社会人进行侦查的权力和职能。更无权监视、侦查律师。看守所不是公安局，在我国，只是把看守所交由公安系统管理而已，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由其他司法机关管理。用看守所行使警察权力，监视律师、干扰律师会见、甚至动员罪犯来检举律师，这是中国特色的非常荒唐的现象。已经结束侦查的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利对审判阶段的律师，还进行监视性质的＂陪同＂。那种认为涉黑案可以特事特办的观念和所谓的规定，是直接违法的。任何部门无权违反《刑诉法》自订政策，自搞一套。由于我们警察权力的长期侵越，使这种错误做法习惯成自然，违法成常态，提醒和制止其违法的律师反而成了违法的、可以抓的。
本案法院还没有开庭。伪证罪，必须有个“证”。本案这个“假证”在哪里？律师还没有向法庭提交一份证据。如果一个律师尚在会见、尚在调查、尚在向证人取证，其行动就要由指控被告有罪的警察一方来监视和评价，来判断其会见行为、调查行为是不是合法、有没有伪证，并由其作出判断，而且是该不该抓的判断，那么，所有律师、公安机关不高兴看的律师，都可以被罗织成罪。律师举证都没有进行，司法机关没有拿到任何的律师举证，证据的物质载体都没有产生，伪证“标的物”何在？他伪造了什么证据？伪证罪的侵害客体是法庭判断。法庭举证都没有开始，他侵害了谁？公安有没有权利去违法越权干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和证人调查权？因此，这一阶段，根本不可能产生辩护人伪证罪。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法律常识。但在重庆江北居然发生了。
三、事实之辩：李庄帮助伪证的事实不存在
任何案件，事实和证据之辩都是基础。李庄到底有没有进行证据伪造？他伪造了什么证据？法庭开到现在，一份也没有。这么全国关注的伪证案件，居然是一个没有一份“伪证”的案件。
查清本案其实很简单。伪证罪，一种是指影响被告，一种是指影响证人。控方指控的伪证，主要是指影响被告。因为龚刚模案的180多个的证人，李庄一个也没有找过，也没有间接影响过。因此“妨碍作证”就没有了。其他的辩方证人，由于没有控方的笔录，就不存在“改变”的问题。他们即使“被影响”，只要李庄没有带上法庭，都不是证人。不可能构成本罪。李庄也只是通过家属寻找中，没有直接接触，没有做过一份笔录，都是希望他们到法庭作证，何来帮助伪证？那就简单了，只要看他有没有影响被告。我们来看事实。
（一）被刑讯逼供，都是龚刚模先告诉李庄律师，而不是李庄律师指使编造
这有公安机关自己做的笔录为证。有刑讯逼供，是龚刚模先讲，李庄据此追查，并要其当庭指控，并要进行伤情鉴定。根本不是《起诉书》所称的李庄指使编造。《起诉书》同自己的证据体系直接矛盾。
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引诱他伪证的第一份笔录,（《检察卷》112页），就露出了马脚。龚交代说：“接着，他（李庄律师）问我被刑讯逼供了没有。我说被吊了的。”（P113）“他问我：‘在审查中你被打了吗？’我就说：‘被吊了几天，还不准吃饭’。他说：‘这些话你要在法庭上讲出来。’”（P114）“我在法庭上问你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李庄又向我提出，在开庭时他会提出对我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他就会提出不再担任我的律师。”（P113）这些公安机关作为可以立即抓律师的最主要的口供证据，就清楚地显示了被刑讯的情节是龚刚模先说给律师，律师才进行对策帮助的。
其实，龚刚模在律师会见时向李庄讲的刑讯逼供的严重程度，是令人发指的，龚被提出看守所外的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还被裸体吊打，捧大便，用内裤擦地板。一位副支队长看不过去，进行了制止，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为他进行过治疗。李庄听原在公安工作过的吴家友律师了解到了有人目击刑讯，也认识这些医生，因此请他动员他们出来作证。但从来没有说要去收买。吴家友的证言，因为自己私下收费等已经无法解脱，在公安机关审讯下，不惜作诬陷假证，说李庄要他去收买医生。公安机关将其悔过书让媒体公布发到网上。吴家友根本不是龚的律师，本案已经有李庄同马晓军两个律师，李庄也没有同意他同案辩护，没有给吴一分钱，哪来收买？
在会见中，李庄因发现案卷中龚承认樊奇杭的手下都听他的，同所有的手下交代、樊奇杭的说法不一致，就问：“这是你说的吗？”他说：“是他们打了我，我才签的字。”“在哪里打的？”“在铁山坪基地。”“他们打了我，在两米多高的地方吊了我八天八夜，很震惊了我。”（检察卷3-4，李庄笔录）。李庄是北京人，不知道重庆这些地址，这些地址和细节不可能是李庄编造。原话肯定是龚刚模所述。
到了12月16日，公安对龚刚模的笔录进一步完善，完全掩盖了龚原先向律师先检举刑讯逼供的事。为了自己立功保命的龚刚模，这时向公安讨好说：“我接受讯问过程中民警都是依法办事的，实事求是交代的。”（P132）然后公安机关就向媒体公布说是李庄引诱伪证。
重庆公安本次打黑办案中，刑讯和变相刑讯的事实，在本案和龚刚模案的公安笔录证据中即可以得到印证。（见辩方证据公安笔录通宵审讯的时间记录）龚刚模被逼供的事实基础可信，就更谈不上李庄编造的问题。李庄被抓后，作为一个北京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江北公安局同样对他进行了连续40多个小时的通宵突讯。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这不但有李庄的自辩控告，从李庄的公安笔录时间即可以看出：12月12日李被从北京抓到重庆，关进第二看守所。13日开始审讯时间是凌晨2时34分，可以看出一直没有让他睡觉。结束时间是天明后的8时32分。（检察起诉卷P1）一些看守警察笔录作证称，这个看守所没有夜审，显然是伪证，不符合事实。其他的夜晚审讯，在龚刚模同案犯的审讯记录中，比比皆是。如2009年6月24日审讯张孟军，到夜20：45时（龚刚模案卷P59）；8月24日审陈涛，夜晚20：55到25日的凌晨2：20时；（龚刚模案卷P14）。这只是时间问题。其他问题，只有得力部门组织力量才能查明。
感谢江北法院重视我们的一再申请,对龚刚模的手腕伤痕进行了鉴定。尽管离审讯时间已经有六个月（龚刚模是6月20日拘留，8月12日逮捕，11月12日才移送起诉，公安阶段将近6个月），但是，龚被刑讯吊打的腕部伤痕仍然清晰可见。色素沉着清晰。重庆法医验伤所的12月29日作出的《法医临床学鉴定书》（重法[2009]临鉴12字第5926号）报告显示：龚自诉：近期未受损伤，双手曾戴过手铐。检见：左腕关节桡侧有一1.5×0.5CM色素沉着区,其中有1.3×0.1CM色素减退区.左腕关节尺侧有一1×0.5CM色素沉着区。分析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皮肤擦伤（为钝性物体所致，如手铐、钝性物体碰撞等）愈合后遗留。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这一重要证据显示了龚刚模确实被长期悬吊过。刑讯的指控已经得到法医学鉴定证据的支持。这样一来，李庄穷追刑讯真相，要求龚如实当庭陈述，就变得完全有理的律师依法行政辩护权行为。而那些想通过抓律师掩盖刑讯逼供真相不败露的人，成了应当成立专案进行调查的人。李庄根本没有罪。
李庄发现龚的口供明显虚假，两份不同时间的口供（9月29日；10月8日）有明显复制后作可能，亲眼看到龚的手腕上有明显拷吊受伤的痕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他要求被告当庭指证刑讯逼供，以实现违法证据无效，排除龚的黑社会头目的错误指控。这是履行律师责任，是必须这样做的，是完全合法而得当的。现在被指控为犯罪行为。只有想掩盖违法刑讯逼供行为、想整治律师一手制造冤案的人，才会对这样负责任的律师进行罗织和下手。这个真相已经非常清楚。
我为了弄清李庄为什么要“剑走偏锋”，自己冒这样大的风险，准备不惜自己用“罢庭”来达到查明被告龚刚模被刑讯的目的，认真审查了龚刚模涉黑案的所有被告的口供。结果以我的刑事办案经验和法律水平，得出了同李庄律师完全一致的结论：龚刚模根本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的头目，而是一个软弱的、被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利用、裹挟甚至敲诈勒索的企业主。他有为樊私藏枪支的犯罪、行贿的犯罪，但指控的其他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杀人罪、非法经营罪、贩毒罪、贩卖枪支罪，根本不能成立。由于今天不是为龚辩护，我不多展开。把龚的合法经营所得财产理解为黑社会经营所得，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可能导致错判错杀的大案，李庄律师体现了自己对律师职责的忠诚和一种大无畏精神，在重庆律师已经对涉黑案不敢辩的环境下，进行了尽职的辩护。
为了涂黑李庄律师，侦查机关不惜创造出“眨眼串供”的情节，通过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向社会上散布，把李庄宣传成一名很坏的黑律师。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的回答，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而是用“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况且，李庄是否曾在会见龚刚模时眨眼，尚未可知。而中国青年报所称的李庄教龚刚模的“翻身五招”，基本上是法律规定的律师法律帮助权范围行为。指责这些行为，是不懂刑事诉讼法的人的误解。
（二）《起诉书》指控的李庄指使龚妻程琪编造龚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不存在。
首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律师权利，怎么在重庆成了犯罪？律师不作笔录，直接把证人送给法庭来作证，他作了什么假？证人上庭，要受法官、检察律师盘问，得出案情真相，律师伪证何在？如果向证人进行调查，要求他出庭证明哪一些真相，就算是引导伪证，那等于取消了辩方的证人制度。
其次，程琪一直不敢出庭作证，一直因病住院开刀，李庄也没有提交证人名单，法院也没有开庭，也就是说这个“证人”连身份都没有确定，怎么符合306条？
第三，程琪是被告的妻子，律师向其核实案情非常正常，因为龚刚模说给樊奇杭70万，他妻子不同意，这怎么成了引导证人？如果这样，律师还能办案吗？
第四，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对龚刚模的敲诈勒索，在龚案的在案证据中，事实很清楚。九月份李庄尚未介入本案时，这个说法已经在卷．一个是70万的买奔驰车款，程琪坚决不肯，龚为安耽给了；一个是高利贷问题，龚根本不用借钱，樊一定要给他，拿取高息；还有拿他的钱去放利，200万只给10万利息。另有200万收回的钱连本也不还。这样的情节，李庄要其妻子作证：到底是谁控制谁，是不是都象起诉说的整个团伙“都听龚刚模的，龚是大哥”，这又错在哪里？怎么成了引诱伪证？
（三）李庄从来没有直接见过保利公司员工，也没有安排人做工作要他们作伪证。连人是谁都不知道。
《起诉书》指控，李庄在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说龚不是公司老板。这一点也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证据。
首先，李庄从来没有同保利的任何员工见面，没有见过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三人。也不认识。他们三人也没有同意出庭作证，李庄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人名单。他们的身份还根本不是证人。法律要件上就够不上。
其次，龚刚华自己怎么说，怎么问员工提要求，证据显示李庄根本没有授意也没有指使，他的行为同李庄无关。他找了谁，李庄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要李庄负责？
第三，书面的工商档案显示，龚刚模在保利娱乐公司没有股份。李庄根据这一点，告知其员工按法律性质，这个公司老板不是龚刚模，这算什么伪证？这是法律常识。公安为了把保利定性为涉黑基地，硬说这个公司是龚的，这才是不顾公司法规定作假证。对于实际控制权，李庄根本没有否认，也没有要他们去作假证。
第四，龚刚华是龚刚模的亲兄弟，又是请律师的经办人。李庄到重庆后同他进行洽谈、研究办案思路，分析对被告不利和有利的焦点，这是律师必须做的工作。根据《公司法》的知识和查档结果，告诉他们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老板不是龚刚模，是完全合法的。这样的话算什么伪证？
（四）李庄从未要吴家友律师去贿买警察作假证，这明显是罗织罪名、诬告陷害
第一,吴家友关在看守所,但审讯笔录中“告知权利和身份”却是证人。取证地点违法。由于其自己有问题，有利害关系，在审讯情况下的孤证不能作为证据。
第二，李庄不可能知道吴有朋友在打黑专案组，是看到刑讯的在场的医生。这一消息来源证明吴才是主谋。
第三，李庄要求找这样的警察医生来，不是要他作伪证，而是为了揭开刑讯逼供的黑幕，还原龚刚模被吊打的真相。这怎么是贿买伪证？
第四，康达所已经有李庄、马晓东两位律师，没有要吴配合，李庄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何来贿买？
第五，吴家友交代，他没有去找过警察，也没有去送过钱。那么，这个“证人”又是谁？证人都没有出现，犯罪对象都没有，影响证人进行伪证的罪就成立了？是不是新中国也要搞个“腹诽罪”或者叫“密谋罪”？触犯了306条的那一个要件？侦查机关、指控机关也太想定李庄的罪了，罗织也不讲个基本的法律概念。
（五）龚刚模案180个证人，李庄一个都没有找过，也没有见过。
截止李庄被拘留日，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一个龚刚模。李庄妨害谁作证了？他找的证人都是控方没有作为证人的，而李庄想要其作为辩方证人的，他们又不愿不敢。一个也没有产生，一个也没有见面，一个也没有作笔录，一个也没有向法院出示证人名单，这样的影响证人妨害作证，又从何谈起？警方是不是也太急了一点，等到李庄向法院举证后再来找他的罪名，可能会更方便些。可是现在抓得太早了。搞得全局被动。
四、证据之辩：本案全部指控证据均无法证明李庄有罪
本案为了办成“铁案”，又没有证据，就采取了数量战术，生拼硬凑了一些完全无用的东西算作证据。
控方举证连补充证据共99份，庭前复印给辩方只有15份。这些证据没有一份可以证明李庄犯了指控之罪。
1、99份证据绝大多数同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是无用证据。
一类是李庄根本没有见过接触过的。象保利员工，不认识的警察、大多数证人根本没有见过李庄，怎么证明他进行了帮助伪证？
一类是同本案指控情节毫无关系的物品。李庄包里的办案材料和出庭函，会见室照片，律师收费发票、专家意见书等等，同想证明李庄伪证的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拼凑成本案证据。
一类是莫名其妙其他案的证据。象文强案、黃代强案的证据，也跑到本案中来了。（楚注：这一点揣摩许久，不得其解。或许检方真的是忙晕了。）李庄从来没有辩过那些案，控方想证明什么？
一类是关着审出来的律师的证言。象李庄助手马晓军、重庆律师吴家友，都是同案被抓的，审讯出来的口供，又不同案起诉，不出庭作证，硬凑成控方证据。而且他们也没有说李庄进行了伪证行为。
因此，别看本案举证好象多，难掩虚夸不实的案情。关键证据一件都没有。
2、伪证的“证据标的物”不存在
本案庭审到现在，作为一个伪证罪，伪造的证据一份也没有。被影响的证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按李庄自己的话说，哪怕一个烟头大的纸片也没有！我们问一下控方，李庄伪造了什么证据？这个证据现在在哪里？影响了哪一份证据？影响了哪个证人？妨害了哪个人作证？查遍99份证据和所有证人，没有一个是龚刚模案中的证人和证据。没有一份假证据出现的伪证案，在重庆这样隆重地被告上了法庭。我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3、法庭没有出现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
由于伪证的物质载体一份也没有，本案没有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控方想用一些举报、证言，来证明李庄“想”进行伪证。但是这个伪证实施了没有？李庄直接指使了没有？无证据可以支持。
4、关于证据虚假性
一是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的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员自证言宣称，只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与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连续40余小时被审讯的口供直接矛盾。
二是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在李庄会见之前早就说过的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三是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侦查人员已不可能对龚刚模公司的员工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遣散员工，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四是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五是我们用警方自己的证据,就可以证明他们的伪证。我们举的八份证据中,七份证明了对龚刚模案各被告审讯时间都是夜里,有的是从晚上8:45时开始,有的是到凌晨2:15分,可以直接证明控方证据中一些警察的证词“每天都是白天审讯，只审六七个小时”的证言是伪证。（见辩方证据八份）
5、关于证据违法性
我们申请了八个控方证人出庭，没有一人到庭。而且，七个证人是在押的控方证人，完全能够出庭作证。这直接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也有违法治公平正义，严重损害本次审判的公信力。
《刑诉法》97条规定，证人作证应当在家中、单位，必要时可以传到办案机关。《刑诉法》49条规定：公检法要保障证人和亲属的安全，不得限制、威胁证人进行作证。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实际上是逼取口供当证言，真实性根本不具备。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进行取证核实。
法律规定取证不能限制证人自由。但本案所有重要证人，都被关押。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但他们声称是“证人不愿出庭”。这是很明显的谎言。李庄的助手马晓军怎么可能不愿出庭？真相不是明摆着？他们有“不愿”的自由吗？
《刑诉法》规定辩护人可以申请证据鉴定。现在《鉴定报告》已经证实了有伤痕。应当进一步查明伤痕的原因，不能视而不见。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也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的伤痕。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这不是自揭谎言？
另一个要指出的问题是：对辩方异议的证言只宣读不让看，是直接违法的。证据必须当庭质证。不出示，我们如何相信控方没有断章取义地读？又如何发现其没有读的证言中的问题？如果知道其审讯时间、地点是不是合法？审讯人员有没有必须回避的状况？我在全国开庭的刑事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荒唐的现象。
本案中，我们的法庭显然无法解释这种证据质证中的缺憾，使得本次审判成为有众多缺陷的审判。如果在证据认定上不能客观公允，那么势必导致一个缺陷的判决。我们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严格按照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进行审查。不要被违法证据、无关联证据、无用证据混淆了真相。
五、法理之辩：李庄行为不符合辩护人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306条原文是：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徒刑。
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因此，306条规制的行为对象有三种：
a)一种是律师本人毁证伪造证据；
b)一种是帮助被告人毁证；
c)一种是引诱证人伪证。
这三者犯罪特征不重合。前两个是对有物质载体的有形的证据的毁证、伪造；后一个是对言辞证据的影响。
本案中，龚刚模的对象是第二种b)。只有帮助毁灭伪造有形的书证、物证才可能构成犯罪。言辞证据的影响不构成犯罪。而会见中的提醒和引导，即使是引诱说假话，都不可能犯罪。而本案中，起因恰恰就是对被告的会见口供影响。公安立案原因就是认为被告在会见龚刚模中有不当行为。这是不了解306条的要件。李庄凭这一条就是无罪的。
证据对被告的帮助伪证，只有毁灭伪造证据才构成，是对有形的证据的改变，不包括其本人口供的改变。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没有说改变其口供的律师影响也是犯罪；
影响言辞的伪证行为，只限于“证人”的范围。不包括“被告”。是指“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只有改变“证人”的“证言”，才构成本罪，改变“被告”的“口供”，不构成本罪。
因此，这三种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构成要件不重合。因此刑法306条的罪状构成，根本不包括影响被告本人口供的改变。这是公安机关、“联合调查组”没有准确理解《刑法》306条，再加上对阻挠其“严打”的律师的偏见和敌视，导致的一个错误定性。
解决了这个对象范畴和特征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件。即306条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即使控方以为李庄有指使伪证行为，同我们认为的根本没有这种行为有分歧，那么，在本案没有犯罪结果这一点上，控辩双方则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份证据成形，没有一个证人被影响。其实连龚案的证人都没有出现。
那么，306条是按行为定罪，还是有了结果才能追究？显然是后者。
请看第二款：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倒推过去到第一条，只有“故意伪造”的“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才构成犯罪。因此，“提供、出示、引用”行为，是本案主体构成犯罪的必备行为要件。没有“提供、出示、引用”的，不构成犯罪。
伪证罪直接损害的客体，是法庭秩序和司法公正。李庄连法庭都没有上，笔录都没有做一份，证人都没有申请，根本没有“提供、出示、引用”任何证据。哪里影响了法庭？
因此，李庄从法理上也是无罪的。其会见中、调查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合法行为。
六、公义之辩：
本案如果有罪判决，将严重影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执业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李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却受到警察的违法“陪同”干预，被监视窃听，被指手划脚，引起冲突后，违法的却抓了合法的。他因为自己认真负责的执业行为，被自己的保护对象举报，而他被举报的所有的所谓“犯罪行为”，则全是为了查明他的案情，为了他不被判死刑，保护这个举报人的应有权益。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这真是一个哭笑不得的悲剧，体现了当前中国的一种法治乱象，一种特定时期的中国法治西洋镜。这是对刚修订的《律师法》的一记响亮耳光！
实际上，谁都明白，这个举报并不是真正来自于龚刚模，而是来自于个别公权力人士的精心安排和动员。而他们的动机，又明显是想镇住真正的正义的声音，掩盖自己无法见人的那些东西。为什么龚的“检举”会发生在凌晨二点多？这个时间江北看守所为什么还允许打黑专案组的警察去审他？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法院，人已经换押，侦查已经结束，公安深夜审什么？
因为法院审判阶段，没有退查，警察无权再去提审被告、调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和警察处在指向目的对立的双方。如果允许一方可以不经法官同意就立案抓对方，那这个另一方是可以经常被抓的。（楚注：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法律设计上的这种错位，观念上的对立，往往会立即变成付诸后果的行动。
其实，我们如果客观公允地看一下，李庄案立案启动程序是违法的。楚河汉界，互守一方。《刑事诉讼法》其实划分了各自的权力界线。警察、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也有自己的空间。本案如果不是公安机关违法地在审判阶段还去限制、监视律师会见，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李庄律师根本不会闯祸。《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还是指侦查阶段。审判阶段，警察和律师则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公安已经不能参与。本案不是李庄律师去侵犯他们的职权范围，是他们滥用职权来无辜地干扰律师。由于违法的限制干预，导致了合法的抗议；抗议又导致了对李庄的进一步的迫害。现在，有过错的、违法的一方，反而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抓了被欺侮的一方。这充分体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强权和专橫。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舆论居然还要谴责这样的弱者，鼓吹这样的专横。律师的权利不是律师的，而是代表着基本的公民权利，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警察的权利。如果这样依法执业的律师可以送上法庭判掉，那么中国刑事辩护将进一步倒退，刑事律师将进一步畏惧刑事法庭，最后就是导致大量的刑事被告得不到负责的、高质量的辩护，冤假错案必将更多产生，刑事法庭上只有强权的影子而不会有法治的光辉。
今天这个案件，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李庄。是中国律师基本权利的一个缩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请求法庭支持我们这样的呼声！
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坚信李庄无罪。期望法庭能够在这种快侦快诉的态势下，坚守司法的公正、独立、理性，排除一切法庭外的因素，真正对现实和历史负责，对人民法院负责（楚注：敲打的恰到好处。），依法公正判决李庄无罪。
谢谢法庭。
李庄辩护人：
京衡律师集团 陈有西律师
康达律师事务所 高子程律师
2009年12月30日
关于李庄案，您站在什么派别？
徐昕
关于李庄案，一些专家纷纷走上前台发表高见。有趣的是，这些专家明显分为两派：北京派和重庆派。12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组织的“李庄案”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学术研讨会上，贺卫方、赵秉志、何兵、阮齐林、王进喜、易延友教授、张思之律师发表意见，认为李庄不构成伪证罪。重庆方面迅速组织了一次“还击”，西南政法大学高一飞、梅传强、潘金贵、重庆大学陈忠林通过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等重庆媒体发表与北京派针锋相对的意见，西南政法大学的何志辉通过法律博客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二点感想：
1、西南政法大学组织了大规模的队伍进行打黑的课题研究，许多教授可以就此抛头露面发表高见，重庆打黑居然为重庆的法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不过，真心希望打黑的研究者能够站在正义的立场，为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做些贡献。
2、如此旗帜鲜明的观点交锋，凸显了专家的派别性。诸位看官，以及诸位所谓的专家，您站在什么派别呢？
我的观点？不用说也看得很明显吧。
2010/1/1
http://justice.fyfz.cn/blog/justice/index.aspx?blogid=510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