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盐包功效与作用:长篇新作《民主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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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新作《民主课》

曹征路
来源:    6783[左岸特稿]


?蹚了鬼?对,硬是蹚了鬼。
  你跟我演戏?
  他古怪地瞥我,两片厚嘴唇错开,眉眼鼻嘴可笑地挤作一团,像只干透的老葫芦。这一瞬间,我泄气了,突然觉着腻歪。我能把他怎么样?把他怎么样我又能怎么样?没意思透了。
  江水开始混浊,一团团地扑上岸来。
  他说,其实你也该早撒手的。女学生,在哪没有?那个丫头是个疯子啊,你搂着一个炸弹睡觉,你不害怕?
  叫当官的说人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打倒,我发现。
  肖明那封公开信确实让我害怕。她的疯狂劲头比她的陶醉劲头更加迅猛强烈。可是这么多天我哪一刻不想撒手啊,我做不到。不离开这鬼地方我就无法做到。可你们不放我走。现在哪儿哪儿茅坑都占满了,你又让我上哪儿去?我噢地大叫一声,把带着体温的卵石片抛了出去,那东西在暮霭低垂的江面上划出一条漂亮的黑弧,又跳了几下才沉下去。我躺下,嘴角里渐渐感到苦涩。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
  笑了。他爬上来和我并排。起风了,江风湿湿的腥腥的,并不觉着冷。我们这样躺了很久。
  说实话,这地方是个好地方。他说,有山有水,沿江靠公路,是个好地方啊。就是人阴得很,太阴。
  我反驳道,其实这儿老百姓都老实得可怜。
  他噎住了。是啊,要是不搞派性就好了。
  什么派性?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你完了。
  他怔着:谁造的呢?
  我发现他这几年绞尽了脑汁,熬白了胡子,也怪可怜。他得到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得不到。还把老婆搞丢了。隔离审查,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他说,其实我早就想回老家看看了,那儿的山才叫个山。
  云贵高原嘛,是有点味道。
  他说,你知道我们家乡逮猴子怎么逮吗?钉个木头柜,柜上掏几个洞,墨水瓶那么大的洞。柜子里放几根木棒,撒上熟芝麻,爆米花,弄得香香的。猴儿来了,伸手就掏,抓住木棒就不撒手,死也不撒手。人来了,轻巧巧就捉了去,很少能逃脱的。
  为什么它不抓爆米花专抓木棒?
  说不上啊。他呐呐着,不再回答。过一会儿又支起身子问:听说毛主席原来只想搞三个月的,至多半年,有这话吧?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儿,总以为后边还有什么。后边有什么?毛主席都不知道,我们就能知道了?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他的话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
  他把眼睛瞪圆,不要瞎说!是我们理解有问题,执行有问题。
  我说,这些日子我天天把最高指示翻来覆去地看,我发现毛主席谈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反驳。不信你自己试试。
  你怎么敢这样想?
  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我觉得这还真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叶三虎发现了毛主席画像的奥秘,我发现的是毛主席语录的奥秘。
  他想了一下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我说,左派不是自封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我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说,可是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说,但毛主席还说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他说,毛主席又说,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是不清楚的。
  我说,所以毛主席才讲,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他说,毛主席强调,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要在斗争中求团结!
  我说,斗争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
  他说,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混进了一大批!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我说,说来说去,你没学懂,断章取义。
  他说,你才断章取义!
  毛主席说!毛主席说!毛主席还说!我们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方,都觉着自己掌握了真理。然后突然地,都闭了嘴不再吭声。
  几十年以后,当我再次记忆起这段插曲,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那个真诚的年代里,我们有过多少这样的辩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目的的合理,过程的艰难,道路的逼窄,情感的沉重,还有种种的不得已,都是不必要的吗?不,也许这恰恰是一堂民主课,黑板上写着: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静静地躺了很久。这个游戏使我们贴近了不少。当我们重新平静下来,心里舒畅了很多。一枚朗月,几颗疏星,也变得妩媚起来。
  他说,到此为止,绝对不能扩大了。
  我瞧他一头雪白的疏毛,一脸大寨田似的沟坎,两只风铃般的眼瘤,忽然明白这才是他收获的全部。他的学问他的智慧他的魄力他的苦斗,连同他的阴暗他的脆弱他的好大喜功在今天上午都已经化作笑料。过若干年以后,人们只会说,当年这儿出过一个能干的小丑……
  肖明的公开信里说他一直想在省军区挂个职,哪怕挂个副职,似乎已经有了一点眉目。现在,这个副军级也变成猴子的木棒了。珍宝岛的孙玉国只打了一仗,我们可倒好,比美国兵陷在越南沼泽地还狼狈十分。现在,这个气贯长虹目光如电的人物终于倒下。对于将来,他会比普通老百姓抱有更多的宿命念头,他见得太多。现在,让他重新站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爆发战争。他是个军人,知道该怎么做。
  回来时,夜已深了,深秋的月色真是不错,清澈而且纯净。
  他说,喜欢女学生,就再找一个。
  那当然。我说,你也多保重。我们拍了手,没有说再见。
  穿过菜地时他大声嚷:唱个歌吧,当兵的别蔫了巴叽的。
  于是我就起个头,两人一起唱——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儿需要哪儿安家!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每当忧郁烦躁,我心底就会吹口哨似的响起这支歌。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可那透着西域葡萄酒香裹挟着大漠风雪的旋律却始终萦绕于内,不曾忘怀。
  拉多少米拉多少米啦啦啦少拉稀啦!
  1995年夏天,姜政委的小三子自己开了家公司,不知在哪儿打听到我,让我给他找点洋捞。我照办了。
  问到他爸爸,这神气活现的小子立马蔫了。现在的姜政委孤身一人在干休所里整天唱戏,而且只会唱一句:
  我坐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城外确实乱纷纷,城外确实说不清。可这一切,跟他们这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第十二章
  41
  我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失去了激情。干什么事都考虑得过于周全,对任何人都保持着警觉,故而也使一切都失去了美感。  
  这种心情叶三虎肯定可以理解。在一切游戏中,在一切圈套中,他应该有着比任何人更加深刻的理解。不然他自己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那么煽情地鼓动着我,自己肯定躲在哪个角落里偷偷地好笑!
  叶三虎,你究竟是个人,还是个鬼?我该相信眼睛?还是相信耳朵?或者我什么也别信?
  我们总是宽慰自己,过去的都已过去,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就算是……蹚了鬼!我们一次又一次大气磅礴地宣布:明天总比今天好!
  可我为什么还是疑虑重重?叶三虎已经修炼成了诗人,变成了精怪,可我怎么还是傻逼一个? 
  于是我对叶三虎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只是千万别去动我的孩子。还有,肖明的丫头。
  我的儿女们总是嘲笑我落伍了,他们感觉良好,被传媒炒作成“新新人类”。前不久,我的儿子伙同一帮年轻人振振有词地砸了家乐福;而我的女儿呢?不知为什么会崇拜贝克汉姆,把头发染得焦黄,装出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在大街上晃来晃去……
  这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游戏呀。假如历史真的重演,我相信他们一定比谁都疯狂。而且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比叶三虎、肖明更加优秀。我真的很担心啊。
  ……明知早已远离,还是要一遍遍回过头去,那小城早已看不清了,只有江岸那片铁青色的巨崖还兀自忧郁地伫立,像一本我永远读不懂的天书。是的,我无法忘却这片土地,如同我无数次诅咒过自己的青春。我明白远没到总结自己的时候,可还是一回回似乎是无意中与它错过。我无法躲避自己吗?我一定要回头去数清自己的脚印吗?我不知道。
  我还是喜欢坐飞机,我只能在九天之上翱翔,让这些故人往事或者云里雾里或者一览无余。我承认自己是个小人物,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过去的事情全部搞清楚,只是不想背着这个包袱走进自己的黄昏。也许这是江岸那片巨崖的幻影吧?我想多了就占据了头脑吧?它那样忧郁地存在着,做着奇形怪状的动作,不断把你带进它黑黝黝的无法解释的混沌中去。我反复对自己说,这不过是一块岩石,它毫无生命它绝对伤害不了谁,它说不出名堂,它就是它。但没有用处,它还是顽强地填满我的双眼,蚕食我的大脑,让我不得安宁。
  有意思的是,想得多了,竟然变成了现实。
  2002年有一天,公司楼下说有人找我,问是谁,答说是一个老大爷,还有一位小姐。
  我的心狂跳不已,一眼就认出了是叶三虎。
  是啊是啊,是叶三虎啊,只不过现在改叫胡治国了。怎么能是鬼呢?鬼有影子吗?怎么叫这个名?胡乱起一个呗,要上户口要领身份证,没有名怎么行?反正从前那个名你们也是不相信,你不也认为是假的吗?他说。
  一句笑话,又勾起从前武装部小院的那些误会和猜测,那些让人心酸的快乐和伤痛。我搂着他的肩,摇了又摇,捶了又捶。
  他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我们还买过你们公司的潜水灯!不跟你联系是有原因的,我们不想干扰你。你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他一口一声“我们”,好像我早就被监控起来了。
  他说,这次是因为她,这丫头一定要见见你!
  我这才留心到他旁边的小姐,一个漂亮的颀长的姑娘。我猜这是叶三虎的女儿,不然他不会是这个口气。我说你闺女也这么大了,跟我的那个一样。
  可是那丫头居然歪着脑袋叫道:哈,你差点成了我爸爸!
  晕了。胡治国,叶三虎,还有差一点就叫我爸爸的丫头。
  叶三虎说,你看仔细了,她是谁?
  再一看,我的天!这就是一个穿牛仔裤的肖明啊。这身材,这脸庞,这两只眼睛,这眉宇间的英武之气……只不过当年肖明是梳羊角刷的,她现在扎着马尾巴。
  叶三虎说,当年,是我搅黄了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连连摆手。说到底是缘分没到,说到底是我自己混帐,是我自己没长脑子呀。
  生命,是这样奇妙地在两代人中间传递。记忆,是这样不可思议地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我不是个脆弱的人,可那一刻竟是不住地抹眼睛,这是个光荣的瞬间。我太幸福了,真的,我太幸福了。这丫头居然一定要见见我!
  她解释说,她正在做一个重大决定,在决定行动之前她特别想见我一面,所以她求了胡叔叔。她说她读过妈妈的全部日记,她说她一定要见到曾经让妈妈刻骨铭心的那个人。
  我问是什么重大决定,是不是关于爱情?她嚷嚷道,跟你们说不清楚!这口气,真的和我女儿一模一样啊。
  原来,叶三虎并没有死。他是打算死的,又被一个老人拉回来了。那老人对他说,死有什么难的?活着才难。活着,活着,都活着,他老婆也活着,换一个活法而已。他说,冷尿饿屁穷扯谎啊,所有的故事都是为听众编的!所以叶三虎死了,胡治国活了,从此浪迹天涯。1983年他去探望丈母娘,见过肖明。1985年,他加入了肖明的互助搬运公司,现在是这家公司的监事长。他说那次在火车上的相遇确实是偶然,但他们的互助搬运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大公司却是必然。他说肖明,了不得啊。他说肖明的公司现在发展成了运输行业的庞然大物,手下有几十个车队和船队。他们的朋友遍天下。
  很明显,他不死是对的,他没有白活。现在他一个电话,全国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响起他的声音。所以他成了诗人,看上去他很豪迈,比当军长还过瘾。
  原来,肖明的丫头,王娅娅同志,还真是有一个重大决定。她说,中华民族不可能向外扩张,中国已经错过了侵略别国的历史时期,殖民主义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只有向内发展。向内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水,缺水,中华民族不解决水资源问题最后有可能渴死!所以她的志向是,利用中华地貌的三级落差,把青藏高原之水引入中原,再造几条黄河长江。她的重大决定,简单说就是参加一个“西水东调”的民间考察队,为此她辞掉了工作,跟妈妈大吵一架。她是学历史的,现在却要去搞水利了。看上去比她妈妈当年还要疯。
  我说,吵架总不是办法,你得说服她。
  这丫头说,她神经病!
  我说,怎么能这么讲呢?你妈妈她也不容易。
  她叫起来,她想参加我们考察队,那怎么行?
  原来是这样。我又弄错了。
  我叹息,你们母女俩,都是坐在中南海看世界的人啊。
  这丫头把眼睛瞪圆说,不可以吗?老百姓就不能谈论国家大事吗?那些尸位素餐的人才够资格吗?只有人人都对国家负责,人人都起来监督政府,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
  叶三虎拍桌子说,看看,厉害吧?
  看着他们高谈阔论豪情万丈,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学着电视小品中的人物暗自叹谓:人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我好像看见,又一个肖明在欢蹦乱跳,大喊大叫,指点江山,毫无顾忌。她不梳羊角刷梳马尾巴,不穿黄军装穿牛仔裤,脚下永远踩着弹簧,挺胸快步,活力四射……
  临了,这丫头还塞给我一叠复印纸,说是妈妈当年写的,永远也不打算寄出的两封信。她冲我夹眼睛。意思是,机密。
  她晃着高脚杯吟诵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啊哈,你知道诗中描写的是什么地方吗?就是今天的黄河流域啊。
  42
  亲爱的朋友:
  对不起,我实在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为曾经亲爱过,也曾经朋友过,就姑且这么着吧。因为我就要背叛自己了,我要对你有一个交待。
  明天,我这间屋子,准确地说是队屋,就要成为洞房了。是的,我要结婚了。对方叫王兴元,你可能没印象,他是我们的高三同学。他在另一个公社,明天就正式来我们石门关落户。我们生产队要为我办一个别出心裁的婚礼,既不是迎新娘,也不是倒插门,而是双生根。他们还要放电影呢。
  婚礼是一个男女结合的仪式。别人需要这个仪式,是为了让婚姻更隆重更美满。而我,是把婚礼当作了仪式本身,我需要这个仪式来证明自己落户生根的决心。在别人都把上山下乡当作灾难的时候,在乡亲们都用那种眼光看着我的时候,在一些知青宁愿回城受歧视也不愿当农民的时候,我必须这么做。
  理由有三:
  首先是来自妈妈的压力。在你们支左部队撤离之前,我曾经因为父亲刘查理的原因,给姜政委写过一封公开信,这件事在T市闹得很大,估计你也是清楚的。过程就不说了。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妈妈的身体垮了,去年医院还发了病危通知。很难说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父亲的原因,总之她一直在逼我结婚、生孩子,她希望能看到生命在延续,否则她就不能闭眼睛。我明白这是一种绝望,对自己对女儿都没有信心,只有生命的简单繁衍才是最实在的安慰。她甚至在医院里当众对我下跪磕头,我真不知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事情是因我而起,由于我的固执使她经受打击,她认为我是个不孝女。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说服她。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冤屈,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尽头。我知道她这是把自己还原成一头动物。然而舔犊之情,同样感天动地。如今她快要撒手人寰了,我必须让她亲眼看见,我顺从了她,然后合法交配,然后细胞分蘖。
  其次是郭卉的出走。郭卉是我的同学,最知心的朋友,她是全县知青中第一个嫁给农民的。她的突然逃离,不仅令亲人痛苦,令生产队错愕,也令我抬不起头。毕竟,我们曾经都信誓旦旦过,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而且,由于我们的家庭出身,一直遭受歧视的经历,也都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宁静和快乐。
  现在,听着她儿子的哭闹声,我觉得那就是对自己谴责。那些乡亲嘴上不说,眼睛里已经流露出愤怒和不屑。也许他们认为这些城里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清楚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尽管他们的婚姻谈不上幸福,她的丈夫倪大荣也有缺点有过失,但一个抛弃了亲生儿子的母亲,说上天去也得不到同情。
  1974年的中美关系改善,给郭卉带来一个从天而降的姑妈。这位姑妈好像还有点地位,一下子就能把郭卉弄走。在她看来,郭卉嫁给农民就是嫁到了地狱,她要拯救郭卉。我猜郭卉一开始也是不愿意的,也是有过内心痛苦的,我了解郭卉,她不是那种心狠手辣无情无义的人。但最终,她是以不露面的方式,通过县政府结束了这段婚姻。而且无论我们怎样联系她,均不回答。
  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行为,告诉这里的乡亲,我不走,我要在这里安家。尽管我们最初下乡时,乡亲们仅仅是看热闹,他们认为我们是“下放”学生,甚至还害怕着提防着我们。而现在,他们又是在我们身上测量信任,理解世道人心。他们已经麻木了,不知道上面又会变出什么花样来。你可以责怪他们狭隘保守自私,但你不能不承认,也是他们在坚守着人的底线。
  再其次,是我不清楚你的现状。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究竟在哪儿?你找到爱人了吗?为什么不愿意说哪怕只言片语?
  当然这件事我承认自己有错。我一直认为自己还小,不应该过早掉进爱情陷阱里,我甚至还认为这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虽然激动过,窒息过,刻骨铭心过,但自己始终不敢面对。然而岁月催人韶华易逝,转眼我也27周岁了。按照这里的说法,女过三十三,倒了半边山,我也倒了四分之一的山了。
  过多的猜测没有意义,我不相信你是个见异思迁的人,你肯定有你的苦衷。在我写这封信的现在,往事还鲜活着,记忆还湿润着,那些美好的瞬间我永远不会舍弃。那些骤然的心跳,那些灼热的目光,那些不知所指的暗示,那些莫名其妙的笑声,还有那些令人烦恼的小冲突,值得回味的小计谋。这是你我生命中的一次散步,是你支左生涯的一部分,也是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是个秘密,也是个戏剧。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我只能把它写下来,并且不打算寄出去。
  妈妈已经睡着了,呼吸正常,她已经放心了。也请你放心,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我有多么委屈。毕竟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会活得很充实。王兴元人挺老实,对我也一直有意思,只是我对他没有那种激情罢了。妈妈对我说,找不到你爱的人,就找一个爱你的人。从他们湖湾公社到我们沙河镇,有三十里地,如果坐摆渡船可以省十几里,船票一毛钱。王兴元这几年每次来看我,都是绕路走山道,他舍不得花那一毛钱。可是为我买书,他从来没有吝啬过。这算是一种证明吗?如果爱情有价,这一毛钱胜过千万。
  我们石门关有一景,叫相思树,是两棵跨河相拥的榆树,人们用这个比喻来证明爱情。我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婚姻:扎了根才能相爱,这是王兴元答应我的先决条件。我们要在这里一直坚守下去,尽管心中还有很多迷惘很多苦涩,但总比回城看人家白眼强多了。农村自然比城市艰苦,但农民会打趣说,在城里你看的多得的少,在这里你能看到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和快乐,我们凭什么不行?
  祝福我吧,亲爱的朋友!我也祝福你和你的爱人!
  肖明写于1975年劳动节前夜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对我的牵挂!到了这个年纪,又经历了沧桑剧变,已经知道了语言的贫乏,懂得了情感的复杂,明白了道路的狭窄和青春的短暂。其实说什么都是苍白的,你来看我就说明了一切。舍此,我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更多,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人了。我已经非常满足。
  这么激动,大概是因为来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关口。
  你走后,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我已经够饶舌的了,不能让你讨厌。现在把它记下来,只是倾诉而已。当然不会寄给你的,不会给你增加负担。
  首先是回城。我曾经下定决心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远离T市这个伤心之地。结婚,生孩子,甚至父母亲的平反昭雪,招工上大学等等诱惑都不曾令我动摇。可最终,我还是回来了,原因是我已经失去了在农村坚持的现实基础。
  我曾经那么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农村需要知识青年,而知识青年可以大有作为的前提是集体化道路,扶弱济困共克时艰。离开了集体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是什么?现代文明是什么?不过是个人牟利的工具。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当我也有可能成为个体农民的时候,那么坚守就变成了滑稽戏。一个孤独的歌者可以忍受没有掌声,却不能唱得毫无内容。
  我们的县委书记屈尊找我谈过话,他很坦白,说如果他不分田单干,他就要下台,换上别人来也还是一样。他出身淮北农村,了解农民的说话方式,知道凤阳是个把讨饭当作艺术的地方,明白用集体摁血手印的办法闹单干是表演是笑话。但当笑话成为行政命令的时候,他劝我顺应潮流。
  我知道潮流是强大的。1971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凭我那封公开信是撵不走姜政委的,那时候我也赶上了潮流。
  我们的队长说,散就散吧,别人能行我不行?谁怕谁啊?其实要论能力,他木工瓦工都在行,早就发大财了。他说的是气话,这些年他为队里操了不少心,我们队的集体经济也确实看到了前景,添了不少机械,山林经济正在恢复,我们移植的银杏也让滴水崖上的老母树坐了果。看着这些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他心痛。他对我说,你们也回城吧,你们上哪找不到这几个口粮钱?分一两亩地对你们屁用不管!他说的对。
  行前,我们上山给倪永茂和安明远夫妇上了坟。这几个革命老人是我心中的偶像,是我自作主张把他们的坟修在了我们天门山的主峰上,让他们永远朝着日出,永远向着光明。墓碑是大队出钱刻的,碑文是我写的。这是他们一生忍辱负重、追随革命、无私奉献理应得到的待遇。尽管理想正在蒙羞,主义遭遇低潮,可在我心中他们就是大写的人。
  接下来就是离婚了。那天我不愿跟你谈这件事,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王兴元是个好人,只是不适合我。他也认为我这个人可以当好朋友,却不能当好老婆。共同生活了这几年,他的体会是真切的。我确实是这样的人,我想的太大,而生活又太小。由此我也想到,假如我们俩成了,结果可能也同样。没有激情,我是无法去爱的。
  回城后通过插友的介绍,他进了一家食品厂。因为劳动局有规定,两口子只能安排一个,这样我只有去码头打零工。艰苦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何况我们还有自己家的房子。平庸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本来就是普通劳动者。老实说我还不大看得起那些依靠祖荫趾高气扬的人。真正的考验是昏昏噩噩,看不到目标。
  有一天我买了好些吃的喝的慰劳了他,然后提出离婚。我答应一定替他找一个好妻子,一定替他安顿好生活,请他把女儿留给我。他自然是要发几天脾气的,要死要活,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明白这样是一种理智。他更明白,这样对我对他都是解脱。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开始。现在他生活得很好,又养了儿子,像个老太爷了。每逢过年我们还有来往,女儿偶尔也会去看看他。当年他为我省下的每“一毛钱”,都见证着爱情,我不会忘记。
  这两年在搬运公司,我和工友们处得很好,又学到了不少东西。你来的这几天,正是他们鼓捣我出头办公司的当口。在农村当过会计的经历,也许让我在这个“承包”的时代有一点优势,所以这帮小年轻希望我来领头。可我顾虑的是,公司里的老弱病残怎么办?规模小,养不活这么多人。规模大,又没有本钱。你的到来,让我忽然又有了一种充了电的感觉。当初那种藐视权威挑战成规的劲头似乎又回来了。这一代青年,比我们当年少了许多束缚,也少了许多责任,不变的永远是不安于现状。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眼看就快到40了,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其实我是个真正的无产者,失去不了什么。
  亲爱的朋友,请给我力量!
  亲爱的朋友,该逝去的已经逝去了,该珍惜的当永远珍惜。在我看来,爱情之可贵,蒹葭之美丽,是可望而不可得。于是它幻化了,变成了一个传说,一种象征。这没什么不好,也许胜过婚姻许多倍呢。
  亲爱的朋友,愿我们永葆青春。
  肖明写于1983年夏
  43
  亲爱的朋友:你好!
  首先给寿星佬拜寿!没记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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