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何去何从——毛泽东挥师东征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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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先后逼迫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接着日本华北驻屯军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

　　历尽劫难走完长征刚到陕北的红军，又继续面临蒋介石的“追剿”和阎锡山的“协剿”。

　　红军何去何从？

　　1935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八天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思路：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先发展，后巩固。1936年1月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延长会议作出部署，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全军1.3万兵力全部投入东征。随即， 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开始实行浩浩荡荡的战略行动--东征战役。

　　神勇飞渡黄河

　　“秦晋相望鸡犬闻，黄河一派就中分。”红军在陕北的声威，引起仅一河之隔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极度恐慌，他进一步加紧了晋西汾河沿岸的增兵驻屯工作。同时，多管齐下，大搞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民众防共等花样。阎锡山自认为已建成了牢不可破的“钢铁山西”，红军就是插上翅膀，也难以飞过“固若金汤”的黄河东岸。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红军的各路东征大军已经厉兵秣马，誓师出征，极其隐蔽地向黄河岸边移近，悄悄地在黄河西岸集结了。

　　1936年2月20日晚，黄河两岸沉寂的山峦隐去了白昼的风采，远近村落也披上了一层凝重的水墨色彩。晚8时整，渡河战斗打响。由于黄河提前解冻，河面上浮动着数不清的冰凌，河里风大浪急，吹动着冰凌四处乱撞。渡河的勇士们迎着凛冽的寒风，躲闪着冰凌的撞击，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一梭梭子弹，奋勇划船前行……红一军团在绥德县沟口渡河，直捣黄河东岸的中阳县坪上村（今属柳林县），红十五军团在清涧县河口向着对岸石楼县回家洼强渡，很快，两路大军都胜利突破黄河天险。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渡河情况，在度过2月20日的不眠之夜后，他率领红军总部人员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河口村，视察大军东渡情况。23日清晨，毛泽东率一行人分乘3只大船，从西岸的西辛关出发，在山西石楼县东辛关登岸。在此前后，东征红军的大部队也都分别在预定的渡口进行突击强渡。

　　初战吕梁告捷

　　“红军飞渡敌魂丧，调兵遣将援吕梁”。阎锡山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坚固防线，竟然在一夜之间被红军神速突破。如惊弓之鸟的阎锡山加紧调整部署，企图四面“包剿”红军，他急调孙楚所部入陕晋军撤回河东，调驻守汾阳、孝义的周原健独二旅驰援中阳，驻守隰县的二〇三旅增援石楼。

　　为了打破晋军的堵截，2月24日，毛泽东等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主力则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地形，准备打击敌军的增援。

　　2月25日，红一军团经一夜激战，在关上村附近地区将敌独二旅3000余人全部歼灭。增援石楼的二〇三旅一营晋军，也在隰县西北的蓬门遭到红十五军团的迎头痛击，晋军官兵200余人当场被俘。

　　毛泽东在石楼县西卫村指挥红军势如破竹，在渡河不到10天内，就连续取得关上、蓬门两次大捷，攻占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5县交界的重要战役枢纽地区。号称“满天飞”的晋军精锐部队独二旅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毛泽东戏称其为“满山飞”。战斗打得漂亮，红军声威大震。时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红军3月10日正式改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按捺不住胜利的喜悦，在石楼城下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红军东征歌》，逼真地勾勒出红军东征时势如破竹的战斗场景：

　　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民族英雄们。摩拳擦掌志气高，我们的铁红军。

　　猛虎扑羊群，冲锋向前进。只见那白军，连跑又打滚。

　　猛打猛冲还猛追，追到石楼城。土皇帝阎锡山，太原坐得稳？

　　传来了警报，胆颤又心惊。沿河堡垒一扫平，骇掉汉奸魂。

　　红旗山西飘，同胞齐欢迎。“华北国”阴谋，受到当头棍。

　　抗日讨逆大家来，工农商学兵。

关上、蓬门大捷使红军攻破了晋军在吕梁山区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取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战略位置地位。红军两大主力在大麦郊地区会师后，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阎锡山急忙调两个纵队共8个旅的兵力，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地区，准备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同时又严令同蒲路沿线晋军加强防守，将东征红军围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吕梁山区。

　　在西卫村，毛泽东和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部署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提出“扩红、筹款、赤化”3大任务。3月1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主张停止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

　　3月8日，毛泽东等经交口、桑后峪挺进隰县大麦郊和冯家港一带（今属交口县）。在大麦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军东渡以来的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要坚决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晋军，扫清东进抗日道路上的障碍，并具体讨论了兑九峪战斗的部署。毛泽东集思广益，确定了具体行动。他站在军用挂图前，一边指点，一边部署：“红一军团主力为左翼，布防于兑九峪西北的张家庄、碾头和南阳一带；红十五军团主力七十五师和七十八师为右翼，集结于兑九峪东南的鱼湾和仲家山地区……使整个战役以兑九峪为中心，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如伸出的两把铁钳，对集结于兑九峪正面之敌形成半月形的反包围圈。”

　　同日，作战命令正式下达，红军在长达10公里的兑九峪谷地布下了一个三面埋伏的袋形阵地，静候敌军自投罗网。

　　3 月9日，晋军左翼杨效欧第二纵队首先向兑九峪以西之大麦郊、阳泉曲推进。晋军右翼李生达第三纵队协同动作，其先头部队二〇一旅连夜进占原庄、罗巴沟一带山头阵地，准备于拂晓时分配合杨效欧部发动突然袭击。

　　3月10日凌晨，毛泽东经西宋庄、温泉庙、范石滩抵达孝义县郭家掌村（今属交口县）。红军按部署各就各位，严阵以待。当时的指挥部就设在距敌人五六百米远的郭家掌村的金斗山上，毛泽东身披蓝布棉大衣，迎风站在山头上亲自指挥战斗。

　　随着一声令下，红军主力突然从左、中、右三面发起攻击，同时派出快速骑兵向两翼包抄，试图切断晋军两部之间联系，对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尽管晋军各部负隅顽抗，并调十余架轰炸机狂轰滥炸，轮番助战，但在红军的猛烈攻势下，还是渐渐不支。阎锡山急调王靖国总预队两个团从太原乘车赶来增援，同时又命令孙楚第四纵队、杨澄源第一纵队，向红军侧翼进击，威胁红军后路。晋军援兵源源不断，由原来的4个团猛增至15个团之多，数量显然已大大超过了红军。两军从日出打到午后3点多钟，一直处于对峙状态，战况十分激烈，其程度由获得的敌《阵中日记》中可见一斑：“……炮兵向红军占领的阵地猛轰……双方暂成对峙……村内几度被红军冲入，我军官兵伤亡甚众……但红军勇猛异常，前仆后继，向我军阵地猛攻。……眼见原庄局势危岌，自身不保，全营官兵恐慌万状……”

　　敌人的炮弹不时呼啸着落在毛泽东站立的山包上，警卫人员极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可毛泽东丝毫没有在意。突然，一阵风将毛泽东的帽子吹落，警卫人员赶着去捡，毛泽东反而关切地说：“要注意隐蔽，不要往前面乱跑，小心子弹打着。”

　　面对敌情的变化，又考虑到红军过河不久，没有根据地依托，加之地形不利，武器装备较弱，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确有困难，毛泽东当机立断，对彭德怀说：“我们已吃掉了晋军近3个整团，再一次狠狠地打击了阎锡山，目的已达到。敌人的增援部队已陆续赶到并投入了战斗，看来，我们要一次把这么多部队吃掉是不可能的。”于是下令红军撤出了战斗。

　　为保存实力，阎锡山也于当晚命令部队撤出兑九峪地区，放弃捕捉红军主力进行决战的计划，将晋军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介休一带，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垒线严密设防，防堵红军东进北上，等待援军的到来。

晋西牵敌周旋

　　兑九峪战斗之后，红军主力撤至大麦郊地区进行休整，伺机东进。此时，应阎锡山的求援请求，打着消灭红军并乘机插手山西如意算盘的蒋介石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7个师的兵力，兵分3路，入晋增援；阎锡山也在调兵遣将，企图配合中央军将东征红军围困于晋西一隅的吕梁山区。

　　为此，3月1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再次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日”。12日，红军总部在郭家掌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商讨对策。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打到同蒲路、汾河流域去，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坚决消灭一切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反动分子，同时要加紧扩大红军，广泛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会议决定红军分兵3路：红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上晋西北，威逼太原；毛泽东率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为中路军，转战晋西，以牵制晋军。

　　会后，东征红军3路大军立即分头行动，开始了新的战略展开。为避开驻汾、孝晋军主力，红军各部一路餐风饮露，风雨兼程，以后撤之势向西绕行。

　　毛泽东率领不足500人的中路军，声东击西，开始在孝义、隰县、石楼、永和一带山区，与晋军孙楚、杨效欧部20个团兜开了圈子。同时，他也心系全局，指挥左右两路军在南北两翼迅速展开，伺机狠狠打击敌人，并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扩红筹款。

　　3月17日傍晚，毛泽东率中路军冒雪由郭家掌村转战到灵石县双池镇附近的西庄村（现属交口县）。在这里，毛泽东得知西庄吃水十分困难，立即指示部队，要千方百计帮助群众找到水源。于是，几支红军小分队，越过山山岭岭，找遍沟沟洼洼，经过一整天辛苦的查找，终于在村东的一条小河沟里找到一眼细小的泉水。战士们循此拼命地挖下去，泉眼越挖越深，泉水越流越旺。面对此情此景，群众喜出望外地奔走相告，连连称赞：“真是神兵！神兵呐！”

　　在转战晋西途中，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在石楼、交口、孝义一带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会议于3月20日在交口县上益干村召开，27日在交口县康城镇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立即偕李克农到延安与张学良作进一步的谈判；批准了王世英与杨虎城达成的4项协议，并决定由王炳南作为中共代表继续进行杨虎城的工作；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并把以发展求巩固作为红军的战略方针。

　　4月上旬，毛泽东率领总部转战回龙、秦王岭、王上坪、义泉等地。4月13日，进抵隰县康城镇。毛泽东一面指挥红军作战，一面亲自指导康城的地方工作。

　　中路军500人的队伍相对于身后穷追不舍的晋军20余个团的兵力来说实在太少，还整天在各路敌军缝隙间、眼皮底下转去插来，且相距红军主力部队又不是一两天的路程，将士们担心短兵相接，寡不敌众，危及毛泽东及总部的安全。跟随总部一起转战的张浩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你把主力都放出去了，如果让阎锡山知道了，只要派上两个团的兵力，我们就受不了啦！”毛泽东微笑作答：“我看，阎老西没有那个胆量，他不知道我们的虚实，等他摸清情况时，我们就和主力合拢了。”转战间隙的一天，毛泽东为打消战士们的忧虑，来到电台前，在询问了几位电报员一些情况后，便笑着问道：“这些天，你们有些提心吊胆吧？”接着，他向大家解释说：“我早闻听阎老西队伍战斗力不强，今天看来果然如此，我们一渡河他们就把河防堡垒丢光了。他们在石楼城里有守军4个团，被我叶参谋长指挥的一个小团围住不敢出来。他的那个‘满天飞’旅，在关上村战斗中，被我们一军团一击，就变成了‘遍地滚’。看来，很不经打。我们摸到了这个底，所以才敢欺侮他。”

　　听完毛泽东这番风趣的话，战士们像吃了颗定心丸，舒展了心情，更加坚定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
毛泽东率领中路军以少拒众，灵活机动地袭扰追敌，致使敌军一直摸不清中路军的底细。后来，红军一名新战士掉队被俘，敌人这才明白过来。于是，晋军起劲地向红军总部尾随追来。中路军随机应变，立即离开大路，向山里火速转移。刚爬上一座山头，敌骑兵部队两个连就顺着山沟追了上来。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向山下看了看，带着几分幽默的口吻说道：“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哩！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让他们见识见识。”说着，他一面命令特务团马上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吩咐电台人员到山顶老乡窑洞里去烧开水。不一会儿，只听见半山腰枪声大作，特务团居高临下，把敌骑兵打得人仰马翻，扭头乱跑，接着，又打垮了紧随其后的两个轻装步兵连。

　　等击退敌人时，水也烧开了，红军战士们便坐在山头喝水、吃干粮。毛泽东一边吃一边向远处眺望，好像在观赏周围景色，又好像是在思考什么。看着他从容镇静的神色，大家心里更加踏实了。

　　一天，中路军来到一个小山村宿营。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正整装出发时，敌人的炮弹打了过来。有两发炮弹落在总部特务团住房上面，震得窑洞里尘土飞扬。大家很关心毛泽东的安全，秘书几次催促道：“主席，快走吧！敌人朝我们打炮了。”毛泽东却泰然处之，平静地说：“慌什么！过一会再说，等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果然，敌人打了一阵后停下来了，毛泽东这才从容不迫地起身。

　　走了一程后，侦察员赶上来说：“部队离开没多久，敌人就又打炮了，有两发打在了主席住的窑洞上。”大家听了，开玩笑说：“连敌人的炮弹都听主席指挥哩！”就这样，毛泽东率总部在康城一带辗转了20多天，孙楚的第四纵队才寻踪扑来。为了继续吸引这部敌军于晋西，便于左右两路军向南北纵深发展，毛泽东、彭德怀牵着敌人逐渐转向黄河沿岸一带，虽每日宿营地距晋军仅约七八公里，但在群众掩护下畅游于千山万壑之间。途中，毛泽东成竹在胸地对彭德怀等笑言：“现在，敌人从南、北、东3面向我们压来，企图逼我们向西过黄河，回陕北去，我们偏不回去。”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中路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缝隙中猛折回头，向东穿插，急行军一天一夜，一下子把敌人甩开老远。当晋军赶到黄河边时，看见有几只运送物资的木船停靠在西岸，以为毛泽东已率部队过河回陕北了。其实，红军早已从敌人的胳肢窝里抄到敌人的屁股后面去了，而晋军还在做白日梦呢！

　　为策应左路军行动，刘志丹、宋任穷等率领红二十八军于3月3日渡河入晋。4月14日，刘志丹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噩耗传来，毛泽东竭力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低沉地说：“我初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乎意外，但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献身精神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不会磨灭的。”毛泽东盛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率领中路军转战晋西期间，不仅紧紧牵制住了晋军20多个团的兵力，掩护了左右两路军的顺利发展，而且每到一处，便大力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建立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在双池、康城一带，毛泽东多次作指示要深入下去开展赤化、扩红、筹款工作。

　　于是，在山西境内，红军所到之处，广受群众欢迎和拥护，红色政权不断建立，筹款、扩红热潮汹涌，一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春意盎然景象。

胜利回师西渡

　　1936年4月10日左右，正当红军兵分3路纵横驰骋于三晋大地之时，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展开会谈，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确定了一致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帮助等6项协议。而蒋介石的10万大军陆续开入山西，协同10万晋军，欲以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向东征红军压来。

　　4月18日，毛泽东在康城村接见了被俘的晋军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循循善诱地跟他谈民族危亡的时局，谈红军东征抗日的意图和意义，谈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并着重谈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3个方案：“第一个是在绥远给红军十几个县，作为抗日的根据地；第二个是在雁北给红军让条路，红军开赴河北、察哈尔去打日军；第三个是统一战线，‘联共抗日’，共产党打第一线。”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郭登瀛对毛泽东的远见钦佩有加。一个多月后，他带着红军送其沿途花用的90块晋钞、10块边币及一匹马，怀揣毛泽东分别写给阎锡山、赵戴文、李生达、杨效欧的几封信，回到太原联系晋军高层。

　　4月下旬，毛泽东率总部到永和县赵家沟村和桑壁镇一带红军团部所在地，连日召开了军事会议。考虑到红军渡河东征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战略任务，为了保存国防实力，毛泽东等商讨决定，改“渡河东征，抗日反蒋”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其他中央领导人：“方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顺利条件，我军决定西渡黄河。”于是，各路东征红军按照统一部署，陆续移向指定的渡河地点。

　　毛泽东科学地计算着各路敌军逼近的时间和进程，周密细致地组织红军西渡，使红军抢在敌先头部队迫近黄河渡口之前，全部渡过了黄河，毛泽东也随同最后一批掩护部队安全西渡。过河不久，敌人的炮弹便不断地从河东飞了过来。毛泽东笑着对战士们说：“听，敌人放礼炮给我们送行来了！”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专程从瓦窑堡赶来迎接东征凯旋的毛泽东和红军部队。这时，蒋、阎20万大军黑压压一片赶到了黄河东岸，却只能垂头丧气地望河兴叹。而沸腾的陕北热土上，到处激扬着庆贺红军胜利的欢歌。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精神抖擞，并肩同行，一路谈笑风生，率一行人踏歌而去……5月5日，毛泽东等抵达延川县杨家圪台。当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全国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说：“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进一步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广泛联合中华民族的一切力量，一致抵抗外族侵略的真诚愿望。

　　红军回师西渡后，蒋介石命令各路大军加紧“围剿”陕北红军。在红军东征期间被阎锡山从陕北撤回山西的晋绥军部队又被蒋介石强迫二度入陕。5月25日，毛泽东在给阎锡山的信中，希望沟通双方联系，达成谅解，共同对敌。毛泽东感慨地写道:“国难日亟，量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毛泽东的这封信，言词凿凿，情意切切，使阎锡山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问题。阎锡山在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显然，毛泽东的信已经与阎锡山的思想产生了某种共鸣。
毛泽东还大力礼遇被俘的吉县县长璩象咸，使这位等着被枪毙的阎锡山的县太爷变成了红军的同志。12月22日，毛泽东又致信阎锡山：“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璩象咸后来一直留在陕北工作。

　　1936年，太原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实施兵变，逼蒋抗日，晋陕乃至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山西之所以能够形成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可以说与红军东征有着密切的联系。

　　红军东征虽然没有实现经营山西，向河北、河南、绥远等省作战役跳跃，与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战略意图，但不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用毛泽东的四句话来概括，就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说：红军东征“充分表示他们是抗日的先锋队”。

　　毛泽东领导的东征红军，转战山西30余县，历时75天，击溃晋军的围追堵截，歼敌1.3万余人，俘敌4000余人；同时，东征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5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红军东征作为一次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曲，为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历史性基础，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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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记载、铭记和纪念红军东征这段光辉历史，山西省迄今为止共在三个地方建有红军东征纪念馆，一座建在石楼县，另两座分别建在永和县和柳林县。其中，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是创建最早也是唯一由山西省批准修建的。其馆内有许多珍藏，截至2011年上半年，共搜集到相关历史图片567张、文件图表298份和东征实物328件。最吸引人的是毛泽东在东征期间用过的墨盒、蜡台、马灯、茶杯等物品，睹物思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代伟人当年在油灯下工作的情形。谈起毛泽东，石楼县西卫村的张年拴非常激动，他说：“当时，主席就住在俺家，晚上经常是一整夜一整夜在开会。主席的夫人贺子珍每天都陪娘聊天、帮娘干活，还送给哥哥一个红花格的铁盒，送给姐姐一个绣花缎手绢。这不，托主席的福啊，姑娘、儿子都上了大学。”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廉政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红军东征将士的后代在内，每年有七八万人到这里来参观、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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