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胤禛 （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10期，原题为：“雍正为什么不高兴”

　　公元1723年，康熙的第四个儿子胤禛45岁。

　　这一年，他问鼎中国。雍正王朝开始了。

　　这是康熙盛世之后的中国。表面上，帝国依旧强悍无比。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帝国的危机已是如影随形。那么，这亏空是怎么造成的，又该如何填补？依然没有人知道。雍正朝开局，繁华之下陷阱处处，帝国名声最响的那个男人面临空前挑战。

　　毫无疑问，这是盛世与危机并存的时代。好与坏各为里表，在这个王朝的肌腠间隐现浮沉，直将雍正缠绕窒息。雍正历史性地走到了大清朝的瓶颈部位，必须求得破解之道。

　　不仅如此，还应该追本溯源，厘清瓶颈的形成。这一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雍正困局不仅仅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人性之花的邪恶绽放。它是大清朝制度破局前最黑暗的时刻，人人都是欲望表达者，也都是牺牲品。包括雍正。

    兄弟

　　雍正的兄弟们很多。但是，对雍正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从康熙朝一路走来，雍正和他兄弟们一直是竞争关系，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是亲情的异化。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成了武器，对付其他兄弟的武器。当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兄弟之间的抗衡还处于平衡状态，起码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存在一个裁判者和制衡者，还因为谜底没有揭开，人人心中尚有念想。康熙不在了，谜底也揭开了，最不可能的那个人成了胜出者，人人心中的念想破灭了。这样的情况下，胜出者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雍正这一回就发现，自己虽然成了皇帝，却也同时成为靶子，成为一人敌众人游戏的孤独者。

　　手足之情的存无尚且不论，自己的人身安全现在成了第一位的问题。允禩、允禟、允祉、允这些人，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人人跟着欲望走而没有任何节制的话，很显然，雍正的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证的。

　　所以这是考验雍正处世技能的时刻，也是展示他帝王心术的时刻。在历史的夹缝间，雍正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在他身上，术道并举，阳光与阴影共存。光荣只属于他的父亲—康熙。虽然康熙也有惆怅，但那是阳光下面的惆怅，要说阴影，也是灿烂的阴影。可雍正不同，在如此的历史境况下，他只能是暗室里的人物。他的黑夜比白天多。只能以“术”取胜而不能以“道”取胜。他必须做到比小人更小人，比君子更君子，如此才能突破瓶颈，走出历史的夹缝，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雍正出招了，招招不同。对待不同的兄弟，雍正总能使出不同的招数，而这样的招数事后证明都是天才的设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野心家合谋的结果。

　　当然，细究起来，雍正兄弟们的被囚或死去，总是有一些言之凿凿或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名在历史的典籍间白纸黑字地存在时，却又经不起推敲。因为，当动机变得可疑时，结果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人心的微妙。

　　对雍正来说，一切可能是他的错，也可能不是他的错。这是历史的两难选择，雍正的囚徒困境其实也是康熙的囚徒困境。在立嗣过程中，康熙看到了一个不太美妙的开头，而雍正目击的则是更加难堪的结局。他是承受者，也是伤害者。在承受中伤害，在伤害中承受。雍正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只是他令人侧目的地方在于，将心机玩得太过。有时举重若轻，有时举轻若重，有时曲径通幽，有时殊途同归，有时欲擒故纵，有时欲罢不能，貌似诚恳，实则暗藏杀机，令人为之愕然。

　　不是说不可以玩心术，帝王之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帝王之术，但是雍正如此玩法，在功利层面上他是赢了，在心灵或精神层面上他却输了—毕竟他们是兄弟。

    制度突破

　　雍正的心灵应该说是痛苦的。当康熙的公开立储之举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人世间最丑陋的欲望表演纷至沓来时，雍正看到的，或许是制度破绽。

　　如果将这盒子关上呢？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乾清宫西暖阁。雍正发表谈话。谈话对象是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及九卿。雍正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当日圣祖因二阿哥（胤礽）之事，身心忧瘁，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

　　雍正的“八一七谈话”事实上透着三个“密”字：密封、密藏、密旨。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人间的好奇心扼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权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大厦将倾的那一刻，一切才水落石出。所以，争宠是没有意义的，相互诛杀也毫无意义。雍正这样的制度设计，似乎可以规避权力争夺导致的种种可能及严重后果，起码在其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不会自相残杀。

　　看上去很美。

　　但是，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