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温斯顿和郎朗:国家崇拜与民族灾难

国家崇拜与民族灾难 孙立新  于晓华 

 

在《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中，著名德裔学者、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对19和20世纪的德意志历史主义传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分析。他指出：“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德国历史学家们所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的。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这是对历史研究最根本的贡献），与一种远非客观的、而是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结合在了一起。”这一见解颇为深刻、精辟。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德国历史学家的政治立场，揭露了他们为现行政治服务、积极充当普鲁士－德意志容克贵族统治的辩护士的真正面目。 从伊格尔斯的具体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德国历史学家“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中，对于国家的崇拜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德国历史学家之所以会对国家产生如此强烈的崇拜，原因多种多样。伊格尔斯在其著作中也进行了若干分析，并且指出了路德派宗教信仰、唯心主义世界观、乐观主义历史观、权力与道德的“同一性哲学”、迥异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以及德国“有文化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本性等等因素的影响。然而，在我们看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国家崇拜主要还是由德国近现代颇为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所决定的，是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畸形发展密切相关的。伊著因为侧重于理论分析，对于德国历史学家国家崇拜赖以产生的历史维度未展开论述，兹不揣浅陋，略加补充。 德意志民族主义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末，由菲力普?雅各布?施佩纳和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创立的虔敬派就已经把尊重个性、关怀普通人的需要和民众教育等思想因素引进了德意志人的生活。古典主义的复活又使公民爱国心和公民德行的理想得到传播。莱辛、克洛普施托克、哈曼和赫尔德尔则打破了德意志文学和德意志思想对法国模式的依赖，给民族文学和民族教育奠定了牢固基础；赫尔德尔甚至还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哲学。但是所有这些现象都属于文化民族主义范畴，还没有转入民族国家的轨道。德意志政治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在法国大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产生的。 对于法国大革命，绝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起初都热烈地表示欢迎，并且把这场革命看作是新时代的开始。然而，他们认识到“一切价值和权利都是有历史和民族根源的，外国制度不能被移植到德国土壤中”。于是，以反对革命暴力和外来侵略为特色的政治性民族意识迅速高涨，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而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先权。 在民族主义的鼓舞下，抗法运动逐渐形成为一场真正的民族运动。而1813年反法战争的胜利更给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被看作普鲁士国家的杰作和普鲁士历史的光辉篇章，受到不断的讴歌和赞美。 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卷土重来，自由和民族的希望受到严重挫折，尽管如此，精神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抗并没有停止，政治民族主义在德国继续发展，国家和普鲁士继续受到崇拜，其结果便是1848年3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召开。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法兰克福议会根本无法贯彻已经作出的决议，最终还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推翻。 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历史学家充分看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无能，看到了通过“自下而上”的立宪道路实现国家统一的不可能。因此，从50年代起，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都把目光转向了普鲁士。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国家才能实现统一。另一方面，1849年的反动并没有造成旧秩序的完全回归，普鲁士国王不仅颁布了宪法，而且总体上遵循了自由经济路线。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具有贵族与权威倾向及独特官僚制特性的霍亨索伦王朝能够比民主制更好地维护个人自由和司法保障。立宪君主制的“法治国家”是最为理想的国家。 德国的统一最终是在俾斯麦领导下，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为此，俾斯麦曾同普鲁士议会中的自由派发生了激烈对抗。他不顾议会的反对，强行推行军事改革，声称他将在没有符合宪法的预算情况下继续料理国家的财政事务，以至于引发严重的宪法危机。然而，俾斯麦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的，也满足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许久以来就怀有的殷切愿望。这就使大多数历史学家把俾斯麦当作“民族英雄”来看待了。德国历史学家完全被民族主义冲昏了头脑，彻底放弃了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和立宪主义等民主要求，并且成了“权力国家”的忠诚依附者。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意志工业的起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瓜分市场和殖民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一时间，军国主义、海军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等等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成灾，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组织，如海军协会、陆军协会、殖民协会、青年德国同盟总参谋部和泛德意志协会等，纷纷涌现，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宣传铺天盖地，气势夺人。在这种政治和社会氛围中，历史学家自然难以免俗。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利己主义，再次把德意志帝国推上圣殿，满怀着对于德国民族传统的价值的坚定信念而迈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霍亨索伦王朝的覆灭也没有使德国历史学家对支持民族权力的正当性发生怀疑。相反，凡尔赛和约的苛刻规定和法国的压力，使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于作为“民族的坚固支撑”的国家的信赖。他们虽然支持魏玛共和国，呼吁扩展民主政治，但又渴望具有卡里斯马特质的领袖，渴望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夺取政权，建立起法西斯主义的纳粹极权统治。对于希特勒政权，德国历史学家大都表示厌恶，很少有人参加纳粹党，但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仍有不少人对其对外政策表示同情。即使在德国再次战败之后，也有人把导致“德国的浩劫”的根源完全归咎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归咎于西方理性主义和民主制。认为希特勒攫取政权是一种欧洲的而非德国所特有的现象，与德国的过去并没有任何深刻的有机联系。 纵观德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我们认为，德国历史学家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是可以理解，他们的国家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然而德国的统一是以牺牲重要的自由原则而实现的，德国历史学家忽视国家的民主建设，一味顺从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现行政治，这就不仅损害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也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蒙受了巨大灾难。德国历史学家对于国家和普鲁士的崇拜，根源在于民族主义的畸形发展，而民族主义狂热即使在当今时代也经常会蒙蔽历史学家的眼界，使之成为国家现行政策的顺从者和执行者，丧失批判精神和自我抉择，其后果自然不堪设想。在此，德国近现代的历史无疑具有深刻的警戒意义。 2007年3月7日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