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

保罗.克鲁格曼  著        朱富强、安苑*  译

原载<纽约时报>  中文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I.误将优美当真理

尽管现在难以相信，但不久之前，经济学家们还在为自己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庆祝。这些成就——或者是他们自己相信的成就——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促使经济学科进入了黄金时代。在理论方面，经济学家们自认为已经解决了内部争端。MIT的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他现在是MIF的首席经济学家，2008年在一篇题目为“宏观状况”（也即宏观经济学，研究诸如衰退等宏大问题）的文章中就宣称，“宏观状况不错”。他还认为，过去岁月的那些论战已经结束，而经济学家们日益呈现出一种“认知上的广泛趋同”。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们相信他们能够控制一切问题。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美国经济学会2003年度会长致辞中就说，“预防萧条这一中心问题已经被解决”。前普林斯顿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2004年还在庆祝前二十年经济运行的伟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表现，并且将之归功于经济制定政策的改进。

就在去年，一切都破碎了。

仅有很少几个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这场危机的来临，而且，这种预测的失败还只是该领域的所有问题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更重要的是，它对市场经济中潜含灾难性失败的高可能性存在学科盲点。在过去的黄金年代中，金融经济学家开始相信，市场是内在稳定的，确实，股票和其他资产总是被恰当定价。流行模型对去年发生的那类崩溃的可能性没有给出任何暗示。同时，宏观经济学家依照其观点而被分成不同流派。主要有两派，一派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从不会误入歧途，另一派则认为，经济可能时不时出现问题，但任何对繁荣轨道的偏离都可以且将会被全能的美联储所纠正。任何一派都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这种经济：不管美联储如何竭其所能，却依然滑出轨道。

而这次危机唤醒的却是，经济学科中的错误航线偏离得甚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大。卢卡斯认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次品经济学”，而他的芝加哥同事约翰·科赫然（John Cochrane）也说，这些计划是基于某些不可信的“童话”。作为回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赖德·德龙（Brad DeLong）指出，这是芝加哥学派“理智的崩溃”；而我自己也写道，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评论是宏观经济学黑暗年代的产品，其中许多来之不易的知识都被彻底遗忘了。

经济学科到底怎么了？它从此又会走向何方？

在我看来，经济学科的迷途在于，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误将优美——套上外表华丽的数学外衣——当作了真理。直到大萧条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迷信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体系这一幻象。尽管这种幻象在大规模的失业面前难以维持，但是，随着对大萧条记忆的消逝，经济学家们便又重返到对那个古老的、理想化的经济幻象的迷恋之中，其中，理性的个体在完美市场中展开互动，尽管当前它以想象的方程式进行装扮。可以确定，理想化的市场之所以重新获得青睐，部分是出于对政治风向变动的应对，部分则是对于财经刺激方案的反应。但是，尽管胡佛研究所的学术假期和华尔街的工作机会都不容轻视，经济学科失败的核心原因则在于对那种追求无所不包的智力优雅的研究方式的企望，它给了经济学家显示其数学能力的机会。

不幸的是，这种浪漫化的和经过净化的经济幻象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所有那些可能出错的事情。以致他们对很多东西熟视无睹，诸如：经常导致泡沫及其破灭的人类理性的局限、狂乱运行的制度问题、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它足以使经济运行体系遭受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崩溃，以及当管理者不相信规制本身所引发的危险。

更难预料的是，经济学科将从此走向何方。但几乎可以确信的是，经济学家将不得不学会与杂乱无章共处。也即，他们将不得不承认非理性和有时不可预测的行为的重要性，直面各种市场独特的不完备性，承认那种优雅的万灵药式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偏离很远。在实践方面，上述认识将会被转化为更谨慎的政策建议——降低那种因市场万能信条而拆除各种经济安全保障的倾向。

II.从斯密到凯恩斯及其往复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通常被归功于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随后的160年里，大批量的经济理论得以发展，而贯穿其中的要旨便是：相信市场。的确，经济学家承认市场有时也会失灵，最主要的情形是“外部性”——即，人们施加在他人身上却没有买单的成本，比如交通堵塞或污染。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其名源于19世纪后期的理论家，他们详细阐述了其“古典”先驱们的观念）最基本的假设则是，我们应该对市场体系充满信心。

然而，这种信心被大萧条粉碎了。事实上，甚至面对整体性的崩溃，一些经济学家仍坚信市场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约瑟夫·熊彼特在1934年就声称道，“大萧条不仅仅只是灾祸，”而是“某种形式的不得不做的事”。但是，许多并且最终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转向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洞见，以寻求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做出解释并就未来的萧条给出解决方案。

无论你之前是如何听说的，事实上，凯恩斯并没有希望政府来操纵经济。他在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一名著中将自己的分析描述为，“蕴涵着适度的保守”。他想要稳住资本主义，而不是取而代之。不过，他的确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看守者就可以运作良好的理念，并对金融市场表现出了特有的蔑视，认为它为不重视基本法则的短期投机所主宰。为此，凯恩斯呼吁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对抗萧条期的失业，如印制更多的钞票，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大量投资于公共建设工程。

重要的是要明白，除了大胆的断言外，凯恩斯实际所做的要更多。《通论》是一部充满深邃、精到分析的作品，其分析令当时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折服。不过，经济学过去半个世纪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却是一段从凯恩斯主义撤退而向新古典主义复归的历史。新古典主义的复活最初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他早在1953年就断言，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实际运作方式的描述已经足够好了，从而“不但极其富有成果而且也值得充分信任”。但是，萧条又怎么讲呢？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反击始于广为人知的货币主义学说。货币主义原则上不同意市场经济需要审慎稳定这一观念。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后来声称那是被人断章取义了。然而，货币主义者断言，一个非常有限的、并被划定范围的政府干预——也即，指导中央银行保持国家的货币供应，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之和，以保持经济在一个稳定的增长路径上——就足以避免萧条。广为人知地，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认为，如果美联储适宜地完成其工作，大萧条就不会发生。后来，弗里德曼还列举一个雄辩的实例来反对政府试图将失业率控制在低于其“自然”水平（美国目前这一水平是4.8%）之下的刻意努力：他预言，过度的扩张性政策将导致通胀和高失业的结合——这一预测被1970年代的滞胀所证实，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可信性。

然而，最终反凯恩斯主义运动远远超越了弗里德曼的原先立场，以至于与其后继者所言说的相比，弗里德曼倒显得相对温和。在金融经济学家中，凯恩斯将金融市场蔑视为赌场的看法被“有效”市场理论所取代，后者断言，给定可获得的信息，金融市场总是可以给资产正确定价。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完全摒弃了凯恩斯用于理解经济衰退的分析框架。一些转向了熊彼特和其他大萧条辩护士的观点，把衰退视为一件好事，是应对变化而作调整的一部分。即使一些走得不是如此之远的学者也认为，任何与经济衰退作斗争的努力都是弊大于利。

并不是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愿意走这条路，许多学者成为自我描述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政府扮演的积极角色。但是，即使他们，也多半接受了投资者和消费者是理性的以及市场总体有效的观念。

当然，也有相对这些取向的例外：少数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质疑了金融市场可信的观念，并且指出了曾经破坏经济成果的金融危机的漫长历史。但是，他们是逆流而行的，在与一个影响广泛而回想起来却纯属愚蠢的自鸣得意的对抗中，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III.盲目乐观的金融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金融市场并未得到太多尊重。凯恩斯曾把它们比作“报纸上举行的某类竞争，竞争参与者须从一百张照片中挑出六张最漂亮的脸蛋儿，奖金将授予这样的参与竞争者：其选择与所有竞争参与者的平均偏好最为接近；因此，竞争参与者们在挑选照片时，不是选择那些他心目中最美的脸蛋儿，而是选择他认为最可能为其他竞争者青睐的脸蛋儿。”

凯恩斯认为，让这种由投机者们花费其时间互顾其尾的市场来作重要的商业决定的思想实在糟糕透顶，他说：“当一国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事情很可能就搞砸了。”

然而，到1970年左右，对于金融市场的研究似乎被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1]接管了，他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最好的世界中。关于投资者非理性、泡沫以及破坏性投机等的讨论事实上已经从学术话语中消失了。该领域开始被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倡导的“有效市场假说”所支配，它宣称，给定所有公众可获知的信息，金融市场可以精确地基于资产的内在价值为其定价（例如，给定关于盈利、商业前景等可获知的信息，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总是精确反映了该公司的价值）。而到20世纪80年代，金融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争辩说，既然金融市场总是能够正确定价，那么无论是出于为自身还是整个经济的考虑，企业领袖们所能做的最好事情便是最大化本公司的股票价格。换句话说，金融经济学家们相信，应当将一国资本的发展交到凯恩斯所称的“赌场”手中。

很难说，经济学科的这种转换是受一些大事件的驱使。确实，关于1929年的记忆正在逐渐淡化，但是，伴随着普遍的投机过度，仍然是熊市接着牛市而来。例如，在1973到1974年间，股票市场损失了其市值的48%。而在1987年的股票崩盘中，道琼斯指数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一天之内骤跌23%。这些至少应该引起对市场理性的一丝怀疑。

不过，尽管凯恩斯将这些事件视作市场不可靠性的证据，却并未对那种追求优美的念头所迸发的冲击力造成多大削弱。金融经济学家借助于每个投资者都会理性权衡风险和收益这一假设所建立起的理论模型——所谓的资产定价模型或者CAPM（读作cap-em）——是如此的精致、优美，一旦你接受这一假定前提，它就变得极其有用。CAPM不但告诉你如何选择投资组合，而且，从金融业的观点看更重要的是，它甚至会教给你如何对金融衍生品以及由索取权产生的索取权进行定价。这种新理论的优美和明显的有用性为其创建者们带来了一连串的诺贝尔奖，而该理论的许多行家里手们也获得了更多的世俗利益回报：以这些新模型和令人畏惧的数学技能为武装——CAPM更神秘的使用需要物理学家水平的运算能力，商学院的温文尔雅的教授们能够且确实成了华尔街的火箭经济学家，赚取了华尔街水平的薪水。

平心而论，如果仅仅因为优美、方便和获利性，金融理论家们还不至于完全接受有效市场假说。他们也给出了大量的乍看起来有力支持其理论的统计性证据。但是，这些证据都带有一种奇特的有限形式。金融经济学家们很少问那些看似显然（却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给定真实世界的基本面，比如说收益，资产价格是否合理。相反，他们仅仅会问，给定其他资产的价格，资产定价是否合理。现任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经以一个“番茄酱经济学家”的寓言讽刺金融学教授，他们“证明了两夸脱一瓶的番茄酱总是确切地卖一夸脱一瓶的那种两倍的价钱”，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番茄酱市场是完全有效的。

不过，无论是这种嘲弄还是来自像耶鲁的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等经济学家的更为礼貌的批评，都没有取得很大效果。金融理论家仍相信他们的模型本质上是正确的，而许多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决策人也是如此认为。至少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就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他当时是美联储主席，也是金融去管制化的长期支持者；他对于要求控制次级贷款和回应持续膨胀的住房泡沫等的呼声之所以充耳不闻，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现代金融经济学足以控制一切这一信条。一个值得记住的时刻是，2005年在庆祝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长期任职而举办的一个会议上，一位叫做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的勇敢与会者（令人吃惊的是，他来自芝加哥大学）递交了一份论文警告说：金融系统正逐渐呈现出危险水平风险；但他被几乎所有的与会者所嘲弄——顺便提一下，其中也包括萨默斯，他指斥这种警告为“误导性的”。

然而，到去年10月，格林斯潘开始承认他处于一种“令人震惊的怀疑”状态之中，因为“整个智力大厦”已经崩塌。由于这种智力大厦的崩塌也就是真实世界市场的崩溃，其结果便是一场严重的衰退，从多种测度来看，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做什么呢？不幸的是，本应为如何处理经济衰退提供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自身也处于混乱状态之中。

IV.宏观的麻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篇题为《1930年的大萧条》的随笔中写道：“我们已将自己卷入一场巨大的泥沼之中，受制于一台我们并不理解其运作机理的精巧机器而铸成大错。结果是，我们的财富将暂时——也可能是长时间地被浪费。”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尝试解释当时正席卷全球的那场灾难。而世界财富确实长时间地被浪费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最终彻底终结了大萧条。

为什么凯恩斯将大萧条诊断为一场“巨大的泥沼”起初能够如此引人注目呢？而为什么经济学在1975年左右又基于对凯恩斯观点的评价而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呢？

我将尝试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的实质，这个故事也可看成是一个比喻，是一个能够体现困扰整个经济的混乱状态的袖珍缩微。下面考虑国会山婴儿看护合作社（the capitol Hill Baby-Sitting Co-op）的艰辛历程。

这个合作社的问题刊载于1977年《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合作社有150对年轻夫妇，他们答应互相照看彼此的婴儿，以备夫妇中有的需要夜间外出。为了保证每一对夫妻都得到公平的婴儿照看份额，合作社引入了一种临时票证：用硬纸做成一种息票，每张息票的拥有者享有半小时的婴儿看护权。起初，社员们加入时得到20张息票，并被要求在退社时返还相同数量的息票。

不幸的是，结果表明合作社的成员平均起来都想持有超过20张的息票，也许是为了防备他们想要一连出去好几次的需求。结果，相对地非常少有人愿意花出他们的息票以外出，而很多人愿意照看婴儿以增加他们的息票储备。但是，因为只有当有人出去的时候才会有照看婴儿的机会，这意味着照看婴儿的工作很难找，这使社员们更不愿意外出，这使得照看婴儿的工作更加稀缺……

简而言之，合作社陷入了一场衰退。

那好，你怎么看这个故事呢？别误以为它是愚蠢而微不足道的：自亚当·斯密从一个别针工厂里观察到经济进步之源时起，经济学家们就惯于用小例子来阐述大问题，而且也确实应该这样。问题是，这个由于需求不足——没有足够的看护婴儿的工作提供给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而引发衰退的特殊例子是否抓住了那些发生在衰退中的事情的本质。

四十年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种解释。但自那之后，宏观经济学就被分成了两大部分：或多或少以凯恩斯视角看待衰退的咸水经济学家（主要在美国海岸的那些大学）和视凯恩斯经济学为胡言乱语的淡水经济学家（主要在美国内陆的那些大学）。

淡水经济学家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的纯粹派。他们相信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始于人们是理性的和市场发挥作用这一假设，而这个假设在婴儿合作社的例子中被违反了。在他们看来，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总会调整以使供求平衡。如果人们想要更多的婴儿看护息票，这些息票的价值就会上升，譬如，它们将值40分钟而不是半个小时的婴儿看护，或者等价地，1小时的婴儿看护成本将从2息票跌至1.5息票。这样，就解决了出现的问题：流通中的息票购买力将上升，以致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储存更多息票，从而也就没有衰退了。

但是，衰退看起来不就是那种需求不足以使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工作的时期吗？淡水经济学家却说，明显的表象可能具有欺骗性。在他们看来，正确的经济学就是要说明整体性的需求失败是不会发生的——这意味着它们实际上不会发生。芝加哥大学的科赫然就说，凯恩斯经济学已经“被证伪”了。

不过，衰退还是发生了。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淡水派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争辩道，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工人和企业很难将由通胀或通缩导致的整体价格水平变化与由各企业自身具体的商业环境变化区分开来。而且，卢卡斯警告道，任何试图与商业周期作斗争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他争辩道，激进分子的政策只能使一切雪上加霜。

更甚者，到了20世纪80年代，甚至对衰退有害这一观点极有限度的接受也被许多淡水经济学家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是，该运动的新领导者，尤其是明尼苏达大学（你可以知道“淡水”这个绰号是从哪里来的了）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争辩说，价格波动与需求变化实际上和商业周期毫无关系。更恰当地说，商业周期反映了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波动，这一波动被工人的理性反应放大了：当环境有利时，他们就自愿工作更多，而当环境不利时，他们就自愿工作更少。失业是工人们出于想削减工作时间而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

坦率地说，这理论显得太愚蠢了——大萧条真的成了大休假？老实说，我认为这说法确实愚蠢。但是，普雷斯科特“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假设嵌入在精心构造的数学模型之中，并应用复杂的统计技术将其映射到现实数据上，以致这一理论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系里主导着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鉴于这一理论的影响力，普雷斯科特与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分享了2004年的诺贝尔奖。

同时，咸水经济学家们却在犹豫不前。若说淡水经济学家是纯粹主义者，咸水经济学家则是实用主义者。尽管诸如哈佛的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麻省理工的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罗默（David Romer）等经济学家都承认，将凯恩斯主义重视衰退需求方的观点和新古典理论调和起来非常困难，他们还是发现衰退是由需求驱动这一事实太明显了而不能拒绝。因此，他们情愿偏离完美市场或完备理性的假设中的一点甚或两点，增加足够的不完备性以容纳一种或多或少具有凯恩斯主义的衰退观点。在咸水经济学家看来，积极的政策以应对衰退仍是可取的。

但是，自称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还是很难抗拒理性个体和完备市场的魅力。他们试图对偏离新古典主义正统作尽可能的限制。这意味着，在他们所建立的流行模型中没有为诸如泡沫和银行系统崩溃之类留下空间。但是，这些在现实世界中继续发生的事实——如1997到1998年亚洲发生的严重金融和宏观经济危机，2002年阿根廷发生的一场萧条水平的经济衰退——并没有反映在新凯恩斯体系的主流中。

尽管如此，你也许仍认为 淡水经济学家和咸水经济学家的不同世界观会促使他们为经济政策而争吵不休。但有点令人吃惊的是，在1985到2007年间二者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基于理论而非行动方面。在我看来，其原因是，不像原初的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不认为以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或税收的变动——应对衰退是需要的。相反，他们相信，由美联储的技术官僚们所执行的货币政策，足以提供任何经济所需要的补救措施。在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原先多少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当时为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之一的普林斯顿教授本•伯南克就对大萧条作了宣示：“您（弗里德曼）是对的，（大萧条）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归功于你，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其传递的清楚信息就是，为了避免萧条，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更明智的美联储。

只要宏观经济政策掌控在大师格林斯潘手中，而没有凯恩斯式的刺激计划，淡水经济学家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他们相信货币政策没什么好处，但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只有一场危机才能揭示，这两派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如何之少，以及甚至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何变成了盲目乐观者。

V.没人曾经料到……

最近，在追悔莫及的经济学讨论中，一句最通用的妙语是：“没人会料到……”，这就是你针对灾难所说的。这场灾难本来能够被预测到、应该被预测到，而且，实际上也已经被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到了，但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却遭到了讥笑。

以骤升骤降的房价为例。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显著的是罗伯特•希勒，确实已经看出了泡沫并警告其一旦破灭带来的痛苦后果。不过，核心的政策制定者们却对这明显之事视而不见。艾伦•格林斯潘2004年还避谈房产泡沫并声称：“全国性的严重的价格扭曲”“是极端不可能的。”本•伯南克在2005年则说，房产价格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基本面。”

他们怎么会未察觉泡沫呢？平心而论，不同寻常的低利息率也可能部分解释了价格的上升。或许是因为，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想为美联储成功地将经济从2001年衰退的泥沼中拔出来而庆贺，而承认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制造的一个巨大泡沫则会给所有的庆祝活动兜头一盆凉水。

但是，也有其他一些因素继续存在：一个普遍的信条是，泡沫并未发生。当你重读格林斯潘的那些断言，令人震惊的是它们并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它们依赖于房产不会有泡沫这一先验的断言。而金融理论家们甚至对这种观点更加坚信不疑。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有效市场假说之父尤金•法玛声称，“‘泡沫’一词使我抓狂”，并接着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能够信任房产市场：“房产市场的流动性较低，但人们买房子的时候都非常谨慎。这典型地是他们所作的最大一笔投资，因此他们会到处仔细查看、比较价格。投标过程非常详细。”

确实，房屋购买者一般都会仔细比较价格——也即，他们比较他们将会购买的房屋和其他房屋的价格。但是，这并不证明整体的住房价格就是合理的。这又是番茄酱经济学了：因为两夸脱一瓶的番茄酱花费是一夸脱一瓶那种的两倍，金融理论家们就宣称番茄酱的价格一定是合理的。

简而言之，对有效金融市场的信仰遮蔽了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是许多经济学家对历史上曾出现的最大金融泡沫的的视觉。而且，有效市场理论一开始还对泡沫的膨胀起了显著的推波助澜作用。

既然未获诊断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那些曾被视为安全资产内含的真实风险也即显现出来，而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获得了证明。美国家庭眼见13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了。超过六百万个工作岗位已经失去，而失业率也已经攀升至19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在目前这种窘境中现代经济学得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指导呢？而我们应该相信它吗？

VI.刺激性方案之争

在1985到2007年间，一种虚幻的安宁笼罩着宏观经济学领域。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之间没有出现任何真实的观点趋同。但这是一个大平和的年代——通胀受到控制而衰退相对和缓的漫长时期。咸水经济学家们相信，美联储已经将一切置于掌控之下。淡水经济学家们则认为，美联储的行动没什么实际好处，但也愿意听之任之。

但是，危机终结了这种虚假的平静。突然之间两派都曾接受的狭隘的技术官僚的政策不再充足，而对于一种更广的政策反应的需要将两派的旧冲突又公开化了，这一次比以往更加激烈。

为什么那些狭隘的技术官僚的政策不足够了呢？回答就一个字，零。

在一个正常的衰退期，美联储通常会从银行购入短期国库券——短期的政府债务——作为回应。这使得政府债务的利率下降，投资者开始转向其他资产以寻找更高的回报率，这又会使其他资产的利率下降，而通常这些较低的利率最终又会促使经济发生反弹。美联储就通过使短期利率从9%跌至3%来应对始于1990年的那次衰退，通过使短期利率从6.5%跌至1%来应对始于2001年的那次衰退，他还试图通过将利率从5.25%下调到零以应对目前的经济衰退。

但结果证明，零利率也不足以结束这次衰退。而由于在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上投资者宁愿简单地窖藏现金而不是将之借出，因而美联储又不能将利率调到零以下。结果，在2008年末，当利率已经掉落到宏观经济学家所说的“零下界”而衰退仍在继续恶化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就彻底没辙了。

那怎么办呢？这是美国第二次面临零下界，前一次是在大萧条时期。正是对于利率存在零下界的观察，促使凯恩斯倡导更高的政府开支：当货币政策失效而私人部门无法被说服增加支出时，公共部门就要代替私人部门去支撑经济。财政刺激便是凯恩斯面对诸如目前这般萧条式经济境况所给出的答案。

这种凯恩斯式的思考方式构成了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而淡水经济学家们则对之狂怒。在25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容忍美联储操纵经济的努力，而凯恩斯主义全面爆发式的复苏则是截然不同的。回到1980年，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写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此滑稽可笑，以致于“在学术研讨会上，人们已经不再严肃地对待凯恩斯主义理论了，听众们开始彼此交头接耳和轻蔑讥笑。”毕竟，承认凯恩斯主义大体上是正确将会带来羞辱性的境遇。

同样，芝加哥的科赫然对政府支出会缓和最近一次衰退的观点也是义愤填膺，他宣称：“自1960年代以来就没人用这个教研究生了。它们（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童话并已经被证伪了。有压力的时候就回到我们小时候所听的童话故事中具有很强的安慰性，但这并不能使它们更少虚假。”（这表明咸水派和淡水派之间的分歧是如何之深，科赫然认为没人会教的那些观点，实际上在诸如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和哈佛等学校中一直被教授着。）

同时，咸水经济学家们此前一直安慰自己说宏观经济学的巨大鸿沟正在不断缩小，但却震惊于那些淡水经济学家完全不在听他们的观点。那些对刺激方案痛骂的淡水经济学家也不像那种学者，他们权衡了凯恩斯主义的论辩并从中发现他们的需要。毋宁说，他们更像这样一群人，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什么毫无所知，并且正在复兴1930年以前的谬误而坚信他们的言说是新鲜和深刻的。

而且，不仅是凯恩斯的观点看起来已经被遗忘殆尽。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赖德•德龙在他关于芝加哥学派的“智力的崩溃”所作的悼词中指出的，这个学派目前的立场相当于也要全盘否决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弗里德曼相信，应该用美联储的政策而不是政府支出的变化来稳定经济，但他从未断言在任何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都无法增加就业。事实上，重读弗里德曼1970年在《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中对于自己观点的总结，就会吃惊地发现，其与凯恩斯理论是何等相似。

并且，弗里德曼从未有诸如大规模失业代表了一种工作努力的自愿性削减或衰退实际上对经济有益等观点。不过，目前这代淡水经济学家们却一直在持上述两种论断。所以，芝加哥的凯西•莫里根（Casey Mulligan）认为，失业如此之高是因为许多工人选择不去工作：“雇员们面临着鼓励他们不去工作的金融激励……就业的下降能够更好地用劳动供给的减少（愿意就业的人）解释而不是用劳动需求（雇主需要雇佣的工人数量）解释。”莫里根还独到地指出，工人们选择保持失业状态是因为这会增加他们接受抵押救济的几率。而科赫然则宣称，高失业事实上是好事：“我们应当有一场衰退。那些一辈子在内华达州敲钉子的人需要做点别的事。”

在我个人看来，这简直是疯了。为什么要以席卷全国的普遍失业为代价来使木匠迁出内华达？有人敢严肃的断言，我们失去了670万个就业岗位是因为愿意工作的美国人变少了吗？但是，淡水经济学家们会不可避免的发现他们陷入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你从人们是完全理性的和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假设出发，你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失业是自愿的而衰退是合意的。

当然，如果说危机将淡水经济学家们推进了荒谬的境地，那么，它也为咸水经济学家创造了许多的自我反思。与芝加哥学派的不同，他们的框架不仅允许非自愿性失业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但是，那些统治了教学和研究的新凯恩斯模型却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和金融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为了将类似目前的萧条等经济现象整合进他们的模型，新凯恩斯主义者们不得不引入一些会暂时抑制私人支出的又由于一些原因而未说明的捏造因素。（我自己的有些研究也是这么做的。）而如果将我们所处何处的分析都置于这种捏造的因素之上，那么，这些模型对我们将走向何方的预言又有多少可信呢？

总之，宏观的状态目前不怎么好。那么经济学科将从此走向何处呢？

VII.缺陷和摩擦

经济学作为一个领域陷入了困境，是因为经济学家们被完美的、没有摩擦的市场体系的幻象所引诱。如果经济学科想要赢回声誉，它就必须接纳一种不那么诱人的景象——市场经济具有很多优点，但也充满了缺陷和摩擦。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从头做起。甚至在完美市场经济学如日中天之时，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投入到了现实世界是如何与理论理想偏离的这一主题上。目前将要发生的——实际上，它已经正在发生了的——是，充满缺陷和摩擦的经济学将从经济分析的边缘走向中心。

在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经济学：被称为行为金融的思想流派。这种分析的践行者强调两件事：首先，许多现实世界的投资者们与有效市场理论中冷冰冰的计算者很少相似：他们太遵从羊群行为了，太受制于交织在一起的强烈的非理性和莫须有的恐慌。其次，即使有人试图将其决策建立在冷冰冰的计算之上，他们也会发现，信托、信贷和有限担保附属品的问题也会使他们跟风。

    关于第一点：即使在有效市场理论如日中天的时候，珍视世界的许多投资者看起来也不像流行的模型所假设的那样充满理性。拉里•萨默斯在一篇金融论文的开头就曾宣称：“到处有白痴，环顾四周吧。”但我们说的是哪种白痴呢（学术文献所偏爱的术语实际上就是“噪声交易者”）？从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的更广运动中获取营养的行为金融，尝试通过将投资者的明显非理性和人类认知中广为人知的偏差挂钩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些认知偏差包括：将小的损失看得比小的获益更重要的倾向，或者利用小样本轻率地进行推断的倾向（比如，由于房价过去数年一直在上升，所以假设它还将持续上升）。

直到危机之前，有效市场理论的提倡者如尤金•法玛等仍然指斥代表行为金融观点的证据为一堆没有实际重要性而仅作“好奇心项目”的收藏物品。但是，当一个巨大泡沫的破灭将世界经济推入瘫痪状态的时候，这种强硬立场就很难维持了。显然，这个泡沫曾被耶鲁的罗伯特•希勒等行为金融学家们正确地诊断出来，他将其和过去多个时期的“非理性繁荣”相联系。

关于第二点：假设确实有白痴。那么，他们又会产生多大问题呢？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极具影响力的1953年论文中认为不会产生多大问题：精明的投资者会在白痴卖出时通过买入来赚钱，而在白痴买入时通过卖出来赚钱，这个过程会稳定市场。但是，行为金融的第二点却认为弗里德曼是错的，金融市场有时是高度不稳定的，而现在看来这种观点的确很难否定。

这个脉络上最有影响力的恐怕当推哈佛大学的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1997年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相当于是对“市场非理性的持续时间比你能够在溶剂呆的时间还长”这一老调的形式化。正如他们指出的，套利者——那些被认为低买高卖的人——需要资本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而资产价格的骤跌，即使对经济基本面毫无影响，也会倾向于使资本大大减少。结果，精明的资金（持有者）便会被迫退出市场，价格便会呈螺旋式下降。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扩散看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由金融不稳定风险产生的活生生教训。而金融不稳定性模型蕴含的一般思想又被证明是与经济政策高度相关：对于金融机构资本耗竭的关注有助于指导雷曼倒闭之后的政策实施，看起来（交叉你的手指来祈祷）这些措施会已经成功地防止了一场更大的金融崩溃。

同时，宏观经济学又怎样呢？近期的事件已经非常决定性地否决了衰退是对由技术进步产生的波动的一种最佳反应的观点。一种多少有点凯恩斯主义味道的观点是唯一似乎还可信的说法。不过，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为像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危机留下多少空间，因为这些模型在金融部门上大体上接受了有效市场理论的观点。

也有一些例外。其中，一条研究路线的先驱不是别人而正是本•伯南克和纽约大学的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他们的合作研究强调，缺乏足够的担保会阻碍企业聚集资金和追求投资机会的能力。另一条相关研究路线很大程度上是由普林斯顿的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摩尔（John Moore）建立的，他们指出，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会遭受自我强化式的下跌，结果导致整体经济的萧条。但迄今为止，金融机能失调的影响甚至还不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显然，这不得不作些改变。

VIII.重新拥抱凯恩斯

因此，这里给出了我认为经济学家必须做的事情。首先，他们必须直面不理想的现实：金融市场远远不完美，它们受制于非同寻常的错觉和群体的疯狂。其次，他们必须承认——这对那些取笑凯恩斯经济学的人来说相当困难，凯恩斯经济学仍然是我们理解衰退和萧条的最好框架。第三，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将金融的现实整合进宏观经济学。

许多经济学家会因这些变化而深感不安。当然，在这种新的和更现实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学分析体系能够像新古典体系那样清晰、完整和极度优美之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对一些经济学家来说，这也正是他们坚持新古典主义的一个原因，尽管它对于理解三代人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完全失败了。不管如何，这看起来像是回忆亨利•路易斯•门肯（H. L. Mencken）的话的好时候：“每个人类问题总会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简洁、看似合理和错误。”

当涉及到衰退和萧条这类实在很人性化的问题时，经济学需要放弃基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和市场运作是完美的这一假设之上的简洁却错误的解决方案。经济学科对其基础进行反思的景象似乎还远未出现，这种经济学的分析当然不会是简洁的，但我们能够期望它至少具有部分正确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