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苏湖高铁南浔站:《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

周作人遗著分“集内”、“集外”两部分。前者即所谓“自编文集”，包括周氏身后陆续印行的《知堂回想录》、《老虎桥杂诗》、《木片集》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末一种发现较晚，我经手的那套《周作人自编文集》未及收入。后者则有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一九八八年）、《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一九八八年）和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一九九五年）。其后钟叔河所编《周作人文类编》（一九九八年），对“集外”部分有所补充；“集内”部分则囊括“自编文集”中除《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过去的生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老虎桥杂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之外的各种，以及译文集《冥土旅行》。《周作人散文全集》与《周作人文类编》相比，除编法不同外，“集外”部分新有补充，“集内”部分则多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五种，再加上《如梦记》、《希腊女诗人萨波》两种译作。

    《周作人散文全集》“集外”部分的补充，应该看作从上述三种《集外文》到《周作人文类编》“辑佚”工作的继续。举个例子：据周作人日记，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间，他共著译文章八十余篇，寄到香港，当地报纸只发表了一半左右，余稿中的一部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四卷特辟作一辑。编者云：“从《敝帚自珍》至《诗与真实》二十一篇，是周作人最后的作品，寄往海外，未及刊布，他便去世了。现据鲍耀明、罗孚两先生提供的手稿复印件收录，统称‘存稿’。”这批文章未见于《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以后陈子善编《如梦记》（一九九七年），选取了其中四篇；全部二十一篇，均收进《周作人文类编》，但散在各卷；《周作人散文全集》则归并一处。不过这未必是周氏“最后的作品”。对照日记，至少可以确定其中几篇的写作时间。如：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上午……试译野间宏小文，下午二时了，共约二千字。”即《收集佛教书》。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下午译青木小文。”三月十八日，下午少译小文。”三月十九日，“下午……译小文颇多。”三月二十日，“上午托丰一寄罗承勋稿件。……译小文。”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译青木小文了，即寄予罗君。”即《肴核》、《鱼鲙》。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译山路闲古小文《普茶料理》，成其大半，晚□译了，共二千七百字。”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托丰一寄……罗承勋稿件。”五月八日，“上午作小文，关于驮果子者。……下午写文了，即寄予罗承勋。”即《陆奥地方的粗点心》。八月十三日，“下午又另写《果子与茶食》，未了。”八月十四日，“上午……续写小文，至下午了。”八月十五日，“上午丰一为寄承勋信并稿件。”十月二日，“译《妓女对话》一篇为小文，即抄了。”十月三日，“上午寄潘际坰稿件。”即《希腊小喜剧》。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写小文，至下午了。系记木村义乔者，其人盖《缀方教室》著者丰田正子师也，因加太文乃始知之。”四月十四日，“上午为寄潘际坰稿件。”即《无名的先觉》。日记提到的“推重汉字的旧论”、“说缀方教室的事”、“关于添田哑蝉坊之演歌者”、“说日本一月中年中行事”等作，或已亡佚。

    《周作人散文全集》新收录的“集外文”，第一卷有《民族之解散》、《个性之教育》、《共和国之盛衰》、《论社会教育宜先申禁制》、《国民之自觉》、《征求旧书》，第五卷有《从小乘戒到大乘戒》（松本文三郎作），第六卷有《指鬘故事的进化》（松本文三郎作），第八卷有《〈樱花国歌话〉小序》、《〈枝巢四述〉序》，第九卷有《闲话并耕》、第十二卷有《〈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译者序》、《欧里庇得斯传略》（残稿）、《十山笔谈》、《忒修斯的故事》，第十三卷有《〈绍兴儿歌集〉小引》、《〈希腊神话〉引言》，第十四卷有《赫剌克勒斯的故事》，等等，另外还增添了一些书信、题跋。——陈子善、钟叔河诸位多年搜求后，还能补充这些，已很不易。尽管还有遗漏，譬如《孙伏园译〈呆子伊凡的故事〉附记》（载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新潮》第二卷第五号）、《穆敬熙译〈自私的居人〉附记》（载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新潮》第三卷第一号）、《龙是什么》（未发表）、《〈圆目巨人〉引言》（辛蒙兹与廷柏雷克作）、《俄底修斯与波吕菲摩斯》（佛雷仄作）、《〈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编者引言》（赫德作）、《〈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说明》（以上四篇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中）、《“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载一九九九年《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百三十五辑）等。又，周氏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致徐訏信（载一九六八年一月香港《笔端》第一期）相当重要，《周作人散文全集》既涵盖书信，亦应收入。

    话说至此，涉及《周作人散文全集》的体例。卷首“编辑说明”讲“本集所收周作人散文作品”，又讲所收译文、书信、日记等“都严格限制在‘散文’范围之内”，也许应该对“散文”做一界定。查《现代汉语词典》，“散文”或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或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以后者论，《周作人散文全集》搀杂有小说，如《好花枝》、《女猎人》、《老什诺思》、《闺情》、《同命》、《江村夜话》（以上第一卷）、《Vita Sexualis》（第五卷）、《巴斯妇人的故事》（第六卷）等；有戏剧，如《希腊拟曲二首》（第一卷）、《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乡鼠与城鼠》、《老鼠的会议》（以上第三卷）；还有诗歌，如《古诗今译》（第一卷）、《波特莱耳散文小诗》（第二卷）等，第二卷中《小河》一篇，更给改了面目：“这篇无韵的散文诗未收入自编散文集，而收入了诗集《过去的生命》，有的句子本没有分行，这次则只分节，不分行。”作者原来明明讲过“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复以前者论，不讲究韵律的文章收录得又不齐全。

    另一方面，既然收入《希腊神话诸神世系》（第九卷），何以不收录整本《希腊神话》；既然收入《冥土旅行》（第二卷）、《论居丧》（第五卷）、《宙斯被盘问》（第十四卷），何以不收录整本《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呢。或者说此集只取单篇，不取专书，但是《如梦记》、《希腊女诗人萨波》却又全本俱在。而且，既然收入《希腊女诗人萨波》，也可收录《希腊的神与英雄》，乃至《枕草子》、《古事记》。同样，既然收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可收录《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散文全集》系编年体，较之《周作人文类编》，读来方便许多。然“编辑说明”所云“均依写作（始刊）时间顺序”，亦有不易擘画处：一篇文章“写作”与“始刊”容有时差，可能不在一年，甚至相差更远，假如两种时间都明确，首选何者，全书似乎应该一律。

此外个别文章系年或可商榷。如第八卷，《致周黎庵》一篇，作者只署“五月廿七日”，编者标“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作”，然看此信内容：“鄙人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希腊神话已写有二十余万字，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下学年功课，只有燕大友人为接洽，大约可有四小时，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鄙人个人行止所可以奉告者仅此，《大阪每日》所载不知何事……”可断定写于一九三八年。

第九卷，《小说的回忆》标“一九四五年四月作”，《报纸的盛衰》标“一九四五年年五月作”，前一文引用作者自己写于南京狱中的诗，后一文提到金圆券，肯定不是一九四五年的作品。又《孔融的故事》标“一九四五年三月作”，也缺乏依据。此文一九四九年二月载《好文章》第四集，署名“孟开舟”，与《周作人散文全集》系于一九四九年的《希腊运粮记》、《谈胡俗》刊于同一期。以上三篇曾编进《知堂乙酉文编》一书。我从前写《乙酉文编考》，谈过此书中混有乙酉（一九四五）年之后所作。

第十二卷，《关于伊索寓言》编者注：“本文当完成于校阅校样之时，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未另行署名，显系为译本出版而作，但当时却未能用上。”据周作人日记，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写《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未了。”五月十二日，“下午写前文了，约二千七百字。”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伊索寓言》，收有“附录  关于伊索寓言”，署名周启明。

第十四卷，《关于清少纳言》标“一九六五年十月作”，据周作人日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上午写《关于清少纳言》小文。”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系年，亦稍可议。先来抄录周氏相关日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应兼士之约，往辅仁大学讲演，五时了，即返。”三月三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五时回。”三月十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三次，五时返。”三月十七日，“三时往辅仁讲演第四次。”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往辅仁大学第五次讲演。”四月十四日，“下午往辅仁第六次讲演。”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七次。”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往辅仁大学讲演第八次。”六月十七日，“下午为邓恭三君校阅辅仁讲演，即为送交静农转交。”七月十七日，“上午邓恭三君来访，留下讲演稿一册。”七月二十四日，“重校讲稿了。”七月二十五日，“以讲稿送交慧修。”周氏共讲八次，邓恭三（即邓广铭）所整理的笔记厘为五讲。编者将五讲分别系于该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三日、三月十日、三月十七日和三月三十一日，如此则不知后来三次讲什么了。

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的某些成果，惜未为编者所采用。周作人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五年日记中用过别号“顽石”，以后又在《知堂回想录·我的笔名》中提及此事。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绍兴公报》上有署名“顽石”的一批文章，《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文类编》皆予收录，现又编进《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然而汪成法《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一文（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二〇〇七年第一期），已考证《绍兴公报》的作者“顽石”并非周氏。

第八卷有《新光抄》一辑，编者注：“自本篇至《流寇与女祸》凡十篇，皆一九四〇年所作，陆续刊于《新光》杂志，多谈妇女问题，收入《药堂杂文》集时单独作为‘第二分’。《新光》未得见，现据《药堂杂文》，由编者推定写作月份，并援《明珠抄》之例称为《新光抄》。”其实谢其章《〈新光〉杂志中的周作人文章》一文（载《鲁迅研究月刊》二〇〇六年第四期），已列出《新光》杂志所载周氏各篇文章的具体时间和期号。据此可知，编者推定的写作月份以及“新光抄”这名目似不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