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行怎么提升固定额度:大学校长应当是哲学家——回归大学的本原

大学校长应当是哲学家——回归大学的本原 作者:姚国华   上传日期:2005-7-5  点击数:1482  [发表评论]     大学校长应当是哲学家，这离我们的常识太远了。然而，我们的常识离真理已经很远了。
     这些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很响。到底怎么建，中国人的方式自然是找一些榜样，从善如流，少不了顺应时代潮流，向“国际化”水平看齐。校长们频频出国考察，回来首先要大家在讲台上普及洋话。官方也一次次开高层论坛，请来外国大学校长，让中国校长们获得了当面问个究竟。一时间，国外大学那些鸡毛蒜皮在媒体间纷纷扬扬，教授标准，师生比例，学科配置，学科评价，研究生、本科生规模，怎么筹钱，怎么办产业，怎么办后勤，怎么分配资源等等。
     然而，似乎没有人意识道，一所真正的大学，作为一个民族的最高文化中心，一个容纳多元知识体系、汇集自由思想的殿堂，一个给全社会提供纯粹智慧与独立思维的象牙塔，它的首脑应当首先是一位高屋建瓴的哲学家。
     大学校长最应当具备的内在素养，是全面的知识视野和独立的反思能力，是把握现代文明的哲学思维。
    
     文明的文化核心是大学，它都是由哲学家创立的。
     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同一个民族的人们有共同认同的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及其中体现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文化中心，作为这种文化的统一象征与载体，象教堂、大学及博物馆、庙宇、寺院、广场、纪念地。其实，连原始部落都有人们无条件地服从、敬畏、崇拜的神山圣湖作为自己的文化中心。在那里，定期由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最具权威的祭师主持公共仪式，借以倡导一种基本的文化信念和思维原则，给人们生活的意义、规则、指引。
     大约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几乎同时，却又独立地在不同地方开始奠定。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佛陀，伊朗的祆教，巴勒斯坦的先知们，希腊的荷马，在各自的文明体系里挑战各种原始的蒙昧信仰，形成经典的文字表达、言论规则、思维原则、善恶标准，开辟了自己的哲学流派，并且形成各种学校、学园、图书馆，这就是原始的大学，让他们的思想流传于世，教化民众，从而构成一个文明体系的轴心。这个核心围绕各自的经典，凝聚一代代学者，形成一种代代相传的思想范式。迄今为止的东西方各大文化体系，都继承了这些“轴心”所奠定的原始基础。
     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同时是教育家，都与读书联系在一起。他整理删节的《诗》、《书》、《礼》、《易》、《春秋》成为儒家的经典。民俚说，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佛教、祆教、犹太教、希腊神话也都有各自的经典著作和学者群体。
     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在每一个犹太社区，学者拉比是人们心中最受尊重的老师，地位比父亲还高。他们在历史上受尽苦难，但内心的信仰支撑了这个民族的精神空间，还积蕴了深厚的心理能量，并且促成了他们的自信与团结。
     在中国，大学本有哲学的意义。大学首先就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至上之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在儒家里是最基本的人生哲学；其次才是对于成人的高级教育机构，与小学中学相对。现代大学源于西方意义上的University，这与中国古意也很接近，但后来却统称所有高等学校，包括各式高级专门学校，才离开蔡元培对它的规定。
     现代文明的源头在古代希腊。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柏拉图，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基础上建立了阿卡德米学园，Acaemy一词在现代通指学术机构，既源于此，它就是西方大学的最早形式，它开始了西方文化的稳定传承。柏拉图最有成就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又建立了逍遥学园，他的一个学生则是后来成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他跨越亚洲、欧洲、非洲的征战中，每征服一个地方，都要建立这种希腊式的学园和图书馆，普及希腊语言和文化，此后开始的希腊化时代，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成就。
     希腊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品位和高度，它超越现实生活之上追求最普遍的原则与智慧，主要表现在对信仰、对知识的探索，不以眼前的、个人的功利目的为转移，保持严格的逻辑和精确的计算。因此，西方文化具有巨大的智慧容量和发展空间，并且形成了稳定的传承体系。这一特征体现也希腊学园中，创立平面几何公理化体系的欧几里德，也建立了自己的学园。他的一个学生反问他，几何学很精美，可它于现实有什么用呢？欧几里德没有回答，只是让仆人拿两个铜板给这个学生，让他离开。
     柏拉图曾经说，未来应当由哲学家做国王。这是说，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人们是按着最普遍的理性原则建立的。虽然这在纯粹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实生活常常充满着欲望、非理性、偶然性的因素。但是，罗马时代，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被请去，用普遍的理性原则，为城邦制定法律，这就是罗马法的起源。在中世纪，教会的精神权威更是世俗世界的无条件统治者，教权一度高于王权。经院哲学的繁荣，渐渐形成了波伦尼亚、巴黎、牛津、剑桥等文化中心，这就是近代大学的先驱。
    
     作为民族振兴基地的大学，也是由哲学家主导的。
     每个现代民族的崛起，首先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复兴。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大学作为智慧的殿堂，为社会奠定了法理思维与科学思维的文化基石，让人理性地把握宇宙与人生。大学校长尤其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他当然必须是哲学家。
     近代大学就是在基督教内部形成的，人们相信上帝创造世界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规则，讲道理的，对万物规律的探索与争论形成经院哲学的繁荣，依托修道院形成的专门学校就是近代大学的始祖。从经院到大学，人们都试图寻求世界的普遍原则，前者从天国，从神启中获得，后者在地上，在经验与理性中探索。大学背靠神圣的教堂，却又相对独立，渐渐形成分门别类的独立学科体系，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寻求《几何原本》式的公理化体系。这种理性化的努力，在宗教改革中获得全面肯定。
     十九世纪初，被拿破仑打败的普鲁士要崛起，大学被放在突出的位置。现代大学之父洪堡说：大学是一个最高手段，唯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它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领导地位。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发表《告德意志人民书》，强调民族统一的前提是哲学观念的统一，由此而凝集的内在力量是强大的根本。这一思想影响力如此之大，他因此而成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德国唯心主义的另一位著名大师黑格尔，后来也成为柏林大学校长。正是给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培养的大批精英，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并赶超英法，积蕴了内在力量。
     德国大学培养了一批远离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崇尚内心自由的学者，他们代表理性与良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支校正力量，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起着积极作用。由于科学无边界，大学能够进行跨地区自由交流，因而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为德意志的民族统一准备了舆论基础。它优化了国民素养，提高了生产率，带来了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多的税收，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为德国的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德国大批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众多学科里取得了遥遥领先的成果，使它在19世纪中期就取代英法成为世界科学与文化的中心，当然地也成为经济、政治、军事强国。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说，一个民族没有哲学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尽管日本并没有深刻的、原创性的哲学体系，没有产生过世界级的思想巨人，但这个民族非常强调内在精神力量的觉醒，思想家和哲学家备受社会的尊重。
     日本本来是落后于中国的岛国，打开国门比中国还迟，但它的崛起首先是精神上的觉醒，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今天面额最大的日元钞票上的头像，不是天皇或者其他政治、军事人物，而是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福泽谕吉，他在明治维新之前九年，就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日本文化立国的起点就是从他开始。今天中国仍然落后于日本，但没有人反省其中的区别，我们回顾历史，看不到大学及其思想家、哲学家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只能看到政治、军事意义上的重要人物。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一回到巴勒斯坦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迫于政治外交压力，1918年希伯莱大学才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成为新的犹太文明的文化中心。它有三个目标：成为犹太人的大学，在犹太国家中发挥显著作用，赢得国际声誉。希伯莱大学的创立者、一位著名的犹太学者哈伊姆•魏兹曼，把希伯莱大学比作一个发电厂，给全体犹太人精神和知识提供动力。在该校奠基仪式上他说，我们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里，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院墙内找到了避难所，犹太人长期遭受迫害，然而知识和精神的能量却保存下来了，这种能量有助于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1948年魏兹曼成为以色列开国总统。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正是这些具有深刻见识的犹太精英，奠定了一个的发展道路。以色列惊人的竞争力归于它发达的文化、教育、科技，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是世界平均值的两倍。
    
     现代中国的革命性转折，同样是由哲学家在大学引导的。
     近代中国在一个多世纪的动荡中，最大的困境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国不得已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甚至以西方为蓝本，展开轰轰烈烈的制度改良、革命，但由于没有文化的重建，这一切对于一个古老的文明来说，都是换汤不换药，结果是一再被动挨打。直到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才有一批立于文明冲突之上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如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鲁迅，渐渐看清大学与文化对于中国重建的根本意义，他们的努力开辟了中国的全新世纪，他们的总代表是蔡元培。
     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大学教育，深受现代大学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他在专业研究方面并没有太多成就，但对各门学科都有涉猎，而且具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能力。他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柱。蔡元培也倡导进德会，戒酒，戒赌，戒嫖，培养正直的德行，但他认为大学不是道德楷模。他主张把宗教作为学问来研究，但他反对把大学当作宗教之所。他认为在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宗教。在人生的终极问题上，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启示，主张用美学代替宗教，以美育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情操。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维持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
     蔡元培认为，教育具有比政治更为根本的社会意义，大学是社会的特区，文化建设的实验场。他说，在专制时代，教育隶属于政治；在共和时代，教育则超轶乎政治。学校腐败源于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他主张的“超然人”教育独立于政党，因为：其一，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去抹杀个性。其二，教育是远效的。其三，教育不随政党更替而更替。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但不是做官吏，议员；要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做伸张正义的清流之士，做勇敢的人，与敝俗奋斗。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
     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延聘当时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文化精英荟萃北京大学，有传统的，也有反传统的，有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化思潮影响的学术名流，很快形成全国文化中心，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这些多元的文化杂合看起来充满矛盾、争执乃至冲突，但正是这样才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胡适曾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不过，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话，从上节叙述可以看到，大学校长以及类似的人物对众多民族的转折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在中国蔡元培也不是特例。
     在蔡元培之后，大学校长大都是有真正的学问家、思想家，而且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名牌大学校长的威望高于省级官员，后者见前者，称为拜见，而不是接见。连中学校长也与县长地位相当。这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里体现了文化权威性。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是引进并重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通过革命教育方式，形成一支精英队伍，进而以革命手段，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命运。毛泽东革命胜利的深刻微妙，其实并不在人们关注的军事、政治以及历史的偶尔性方面，而在他看准了中国面对世界强势力量的挑战，最迫切的问题是建立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并与西方抗衡的民族精神，以凝聚革命力量。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相信，收拾天下，必先收拾天下人心。用今天的话说，一种制度的生命，在于人们的精神认同。因此，他的建党工作不仅仅是权力运作，而且是意识形态运动。他把党组织、军队，甚至整个社会当作一个学校。
     毛泽东比其他人高明之处，在于他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任何时候都有自己一整套独立的思想理念体系。可以说，他是中国最大的大学校长。尽管他留下的遗产今天倍受争议，但是，他和蔡元培都是影响中国命运最深刻的人。
    
     大学校长无才无德，比省长、市长们腐化堕落更要命。
     大学内部高度的自治，而作为它的最高权威的校长，自然应当由具有学术权威的人来充当。直到今天，西方著名大学的校长都拥有最社会权威，尤其是精神权威。如英国大学的校长只是一个荣誉性的职位，副校长实际管理学校，因为早期大学得到强势力量的保护，校长由社会最有威望的人担任。西方大学仍然是一个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特区，校长也是社会最高文化权威的象征，地位与声望不亚于国家元首。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卸任之后，最热的传闻是他们将分别成为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不过这都没能实现。也许是因为，大学校长毕竟不一定是有声望的政治家能够做的，大学有自己的标准。
     在旧中国，尚有一批顶天立地的大学校长，为衰弱的民族培育着一线文化的生机。官方派到大学的政客，常被师生们拒之于校门外。然而，今天校长们人格、品德、思想的整体素养难以与过去相比，他们多是理工科专家，有些人以意识形态为专业，人文修养先天性缺乏。长期接受畸形的工具教育，缺乏教育家的基本素养。这是特定现实造成的困境。
     一，中国现代化是被动顺应西方强势文明，大学通常被定位为西方先进知识体系的仓库、加工厂、运转站、交易场，用以培养人才。关键是要了解西方最新动态，及时照抄、接轨，美其名曰国际化，完全不需要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探索。大学校长们经常出国，不过是走马观花，根本没有耐心进入西方文化的深层，更缺乏文明的反思，达不到哲学的层面。
     二，中国现代化主要是器物层面，经济建设主导一切，重视实用科技，因此大学过去主要是学习数理化的现成知识，为了能够运用，后来更是热衷于追逐社会直接需要的热门专业，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校长们处在这种急功近利的背景下，成天忙于应付这种现实需要，根本考虑不到更为基本性的人文素养的问题，更谈不上形成高屋建瓴的哲学修养。
     三，中国大学长期服从于政治目标，结果它的制度渐渐官僚化、工具化。大学校长即使曾经是学术出身，一旦进入体制就成为行政角色，其使命来自政府的授予，位子的光环，尤其是灿烂的仕途太具诱人力，让人沉迷于官场晋升的期望里。多年摸滚出来后，官僚色彩便越来越浓，热衷于现实利益的逢迎，与学术文化日渐疏离，根本不可能回到内心的反思。
     近年，大学校长的地位获得提升，一批名牌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提到副省级。然而一方面，大学校长对于社会的文化地位，显然是“副省级”不足以衡量的。另一方面，这种“官本位”体系里的提升，却令校长们更滑入官僚体制不可自拔。于是他们平常都在报告，举牌，揭幕，授奖，签字，鼓掌，照相，微笑，寒喧，吃饭。据说只有与平行的同僚们在饭桌上才表现他们真实的状态，这时不是讨论什么学术，而是讨论“哲学”——如何做人，说穿了就是官场上的人际关系。
     四，中国大学长期受意识形态的灌输，教条主义只是维持一种凝固的信念，窒息了独立思想的氛围，哲学尤其丧失了生机。大学文化被政治思想工作体系的长期控制，尽管现在人们思想的不再受它控制，但它却仍在大学体制内居支配地位。人们只会敷衍面子上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各种形式主义语言和表演里，不再有自己的时间，更不可能有独立的思考。
     五，中国大学生活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观念影响，近几年尤其臭名昭著地直接产业化，公开地以高收费和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校园内部也实行企业化管理，用生产东西的眼光来生产人才，培植学术，经济学家堂而皇之主导“大学改革”。
     一个把教育看得比经济更重要的民族，敢于牺牲当下的经济利益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有远见，有胸怀，有潜力，有后劲，正在不可扼制地自我崛起的民族。而一个把经济看得比教育还重要的民族，以经济思维主导教育发展，让教育服从于看得见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一个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的民族。后一种阴影，正笼罩着中国。
     1989年春，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教育失误是全面的，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丧失了文化之魂。
    
     作为社会的文化向导的大学，应有哲学的宏阔视野。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我们这里所说的哲学家，并不是指职业化的哲学家，而是指有独立思想，尤其是具有自觉的全面的反思能力的人，不管他从事什么专业，不管他有没有专业哲学的知识背景。实际上，有很多懂得哲学术语、专门吃哲学饭的人，并不具有独立思想，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在任何领域，不管他是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工程师、实业家，还是普通工人、农民，只有对人与世界的根本问题，能超越具体现实约束，作出独立的理解、反思、判断，便是真正的哲学家。
     现代民族的文化中心就是大学，中国大学曾是动员、引导、组织现代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全社会享有崇高威望，它独立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中国需要真正的教育家，而不是教育官僚。大学校长是最高的文化代表，他当然是思想的权威、智慧的象征，是良知的倡导者和文化战略家，是拥有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文明的视野与思想的哲学家。
     第一，大学必须强调人文学科的基础地位，把它当作整个学校发展的灵魂。大学的学科林立，各专业学科分工细化，象枝繁叶茂的大树，不断向上伸张，却常常掩盖了它思想的源头，而且相互之间无法达成联系，整合为有机体。大学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基础学科，为所有学科提供基本的思想方法，历史发展的坐标。作为大学的校长，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人文学科的核心地位，把握众学科的思想基础，开发人的想象力之源，为学术发展找到正确的定位。
     第二，大学必须强调价值理性的地位，为社会提供全面深刻的思想指引。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肆意扩张，知识被当作有效的工具与机器，社会生活高度技术化、工具化，哲学似乎退到边缘。物质增长空前迅速，经济的增长，GDP和各种经济指标成为人们的焦点，少数人掌握着高效率的社会控制力量，成为新的统治者，普通人们的自由生存成了问题。大学不应当成为这种畸形变异的温床，它的使命不是制造一堆东西，而是培养健康、正直、智慧的人。因此，大学校长应区别于政治家、实业家及其他各式风云人物，不只有经济学思维，更有立于人的自由与尊严之根本的哲学思维，使大学始终提供文明健康发展的活水源头。
     第三，大学必须超越不同集团、民族的利益，发展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共同智慧。现代化的浪潮把各个不同历史背景、相互隔绝的民族带到关系密切的开放世界，也带来了空前复杂的民族矛盾，国家冲突，文化冲突，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平等与效率、独立与发展、尊严与利益、人权与主权的对立。大学作为现代理性的载体，而不是某个狭隘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应当有立于文明之巅的气度，有理解所有人类文化的悟性，有给不同人群带去智慧的说服能力。大学校长首先要拥有这种胸怀与智慧，才能给这所大学的文化成长带来正确的引领。
     第四，大学必须关怀人类的深层命运，引导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现代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打破一切固有的关系和和自然的平衡，却带来了欲望的放纵和消费主义的泛滥，引起环境的失衡，资源的枯竭，人口的暴涨。大学作为整个社会最有远见的文化机构，不能漠视这种威胁，更不能以自己的技术力量助纣为虐。大学校长不能混在市场行情、经济需要、实用价值里打小算盘，应当以自己的创造引导世俗生活，不被现实潮流所裹挟，这就需要内心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五，大学必须成为21世纪中国的北大、黄埔、延安、西南联大。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仍未完成，官本位的体制必然瓦解，意识形态的束缚终将解开，社会呼唤新的文化认同，既能尊重个人人格独立，又让不同群体和谐共处，带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协同发展。中国大学在这一转折中任重道远，只有兼具全面的宏阔的知识视野，又有超越现实的哲学思维的人，能为中国的未来找到方向，才有资格充当大学的校长，以完成二十世纪那些伟人没有完成的事业。
    
     大学校长的遴选，应在知识群体里以公开的程序进行。
     大学校长应当沉浸在深层的文化见识与思考里，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不是被时尚所裹挟，更不被功名所诱惑，为权力所支配，被人云亦云所蒙蔽。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学术同行的典范，是青年学生的表率，是社会文化的旗帜。
     市长、省长、部长们无能和腐败固然是社会的祸患，但只在此时；而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做大学校长，它的学术文化没有支撑，整个民族将没有精英，社会将没有智慧和良知，它造成十年、几十年以后整个民族的腐败和萎缩，这才是致命之患。
     西方大学校长通常是在遴选委员会主持下，在公开竞争中遴选出来的。这个委员会充分体现作为学校主体的学者意志，还包括本校学生、毕业校友及社会人士。进入遴选范围的人，公开发表自己的治校思路，展现自己的气质与才能，能够实现各方面的沟通。这样遴选出来的校长无需显赫的权势，他们对学校本身负责，与选举者保持着先天的沟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中国大学校长要从官本位的体制里摆脱出来，需要由文化与知识界组织公开的遴选，这需要三个环节：
     一，需要一个能广泛代表教师、学生、校友、社会各方面意见，有公信力，文化素养较高的委员会，主持遴选工作。
     二，要在一定范围内展开竞选，参选者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包括辩论、对话，展示自己的气质、素养。
     三，最后，要在遴选委员内，举行公开透明的选举程序。
    
     健康的社会需要具有反思、质疑、重构精神的哲学家。
     柏林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典范，它不是脱胎于教会，而是与现代德意志民族的崛起相联系。在19世纪末出现第一所以柏林大学模式创办的霍普金斯大学以前，美国根本没有一所完全意义的大学，今天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尤其体现着柏林大学的办学原则。柏林大学的开创者洪堡被称作“现代大学之父”，是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人物。洪堡高屋建瓴地阐述大学与科学（Wissenschaft是指所有学问与智慧，不是Science）的五个原则：
     一、科学是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它总是处在某种被发现、寻找的状态中，因而没有完全的结论，它取决于人们不断研究、创造以及对自我行动的反思。
     二、科学区别于苍白的手工业操作技艺，它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外部世界、生活现实及人的行为的反思、研究与综合。
     三、科学是自由的行动，以探求真理为根本目的，它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实用性是外在的、第二位的。
     四、高校只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及对世界的整体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学生要掌握的不是结论，而是对结论的独立理解与判断，然后才能获得自由、技艺和力量。
     五、高校生存的条件是孤寂与自由，国家必须保障大学的独立，保护科学的自由，科学中永无权威。
     洪堡主张，国家服务于教育，教育服务于理性的国家。大学的相对独立和学术自由并不是特权生活的保证，不是要摆脱社会约束和责任，也不是摆脱公民责任的，而仅仅是为了献身学术事业。学术开阔学者们的视野，增强他们的判断能力和责任感。学者应当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科学自由是精神的自由，作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力量，把社会引向健康的方向。
     威廉三世皇帝也表示：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德意志的大学区别于实用学科的专门学院，它的使命是通过相互独立的各专门学科给无所不包的现象以普遍的理性解释。大学的学习是完全自由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选择不同的课程，独立进行研究，自由进入图书馆，与同学交流。
     在德国大学里，“为谋生而学习”是受人鄙视的。爱因斯坦认为，为谋生而学习会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不只是技术进步使人类直接面临危险，而且务实的思想习惯造成对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在人类关系上。他强调：“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他感叹说：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名逐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啊！
    
    
     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堕落。尽管在我们周围仍然能够找到一些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但他们都被卡在一个僵化而腐朽的体制里，遭受着普遍平庸、市侩与争夺的压榨，而整个知识群体则完全沦入一种迩谀我诈、蝇营狗苟的泥沼里。昨天看起来还挺正常的上进青年，还愤世嫉俗，还痛击专制，今天当了一个小头，就不能容忍部下在自己发表施政学说时打哈欠，以至于当庭发起彪来。80年代，我们把从意识形态里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看得很高，甚至是社会进步、良知、公正的代表，由此抨击过去压制、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错误，的确，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充当着一种积极建构者的角色。然而，到了90年代，当知识分子经过了经济大潮的边缘化之后，一方面言论受到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却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收买，他们开始变得颓废而卑微，整个知识界被江湖气和流氓气所支配。以至于我们再想到知识分子经历一种外力的冲击时，一点都不会有什么怜香惜玉的感觉，尤其当这种力量代表真正的正气与良知时。在过去了的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理想的确支配着人的正气与良知。问题时，事实上它可能沦为专制与暴政的工具，真正受打击的人常常时那些尚有正气与良知的君子，而施暴者却是那些迎合意识形态权威的伪君子。
     我到各个高校讲座，绝大都是学生邀请。偶尔也会些院长、主任，甚至校长级的人物出面，还会给予很高的礼遇，但当他们一再尝试着用他们所处的体制内的套路拉我，却发现我不能进入时，回头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