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 design 鹿头:熊十力、钱穆、潘光旦、钱锺书

熊十力--新儒家开山祖师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5月2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名为"明心"、"明宗"；以喻后辈对老人的纪念。据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现免试经推荐去德国深造。

往事略集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崧、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文化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哲学观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继梁漱溟之后，极具开创性的一代大师。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治学精神

　　我们看近现代主流学术，乃是形成了一种社群运作规程的科学活动。其本质上是科学性的、社会化的。虽然学术观点尽可以不必相同，但总有共同的纪律，共同的仪式，共同的关切点，共同的信念，甚至共同的刊物阵地、学会组织或师友网络，带领、推动大家做学问，你来我往地解决问题，开展学术，形成大致相同的理路与处理问题的方法，形成知识阶层存在的社会科层化、有序化与自律化机制。

　　再者，学术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旦形成，有关生活的种种因素自然有时也不免渗入理论的兴趣或知性的兴趣，甚而主宰这些兴趣。利害的权衡、权力的攫取、声名的诱惑，甚而利禄的直接导入，都难免有时使学术人在这个网络结构中，以学术为手段，为取胜而研究，为占地盘而著书立说。如此一路研究下来，著书立说下来，久而久之，亦能成为一大宗师，成一大格局。说得通俗一点，这叫做“吃学术饭”。

　　又有一种学术，也讲规则，讲学理，同时也对于时代问题有相当的回应与投入的关切。只是，他们的关切，或他们的“问题意识”，端赖外缘条件给他们提出、给他们刺激，他们就像一些“发烧友”或“应声虫”，一个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又那样。这难说是真实的“问题意识”与“存在感受”。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从他们的生命中自本自根地长出来的，因而这种学术缺乏长时段的大愿力，缺少了一份诸如熊十力所说的“穷深研几”之功，说到底，乃是缺乏熊先生所说的“孤往精神”。

　　熊著《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将王船山与李恕谷拿来作一对照：“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熊氏认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背后，其实骨子里正是“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所以“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卷四）”。

　　十力先生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对于他的那个时代痛下针砭。他又说：“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下文举例如前清考据之风、新文学、科学主义等，略）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卷一）。

　　熊先生这番话，细细想来，亦不啻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副清醒剂。“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汗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卷四）”。今天真正有志于学的青年，对于这一番告诫，当反诸己，思之再三。

　　学术独立与自由，说到底，是一个内心的自由问题。中国传统的辞语叫做“自得”，义涵似长。在解构了外在的教条主义权力言说方式之后，另有多元的价值与多元的声音，有时竟汇成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会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

友人追忆

　　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把握快谈——此便是彼此结交端始。

　　事情的缘起，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庸言》杂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他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而我在《究元决疑论》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而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

　　因此，见面交谈，一入手便是讨论佛氏之教，其结果便是我劝他研究佛学，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暑期我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同时即介绍熊先生入院求学，熊先生的佛学研究由此开端。他便是从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带说，此次或翌年，我还先后介绍了王恩洋、朱谦之两人求学内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则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后此曾名扬海外南洋云。

　　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一九一七年，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小册。因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未敢续出第三册。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征得蔡校长同意，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在聘请吕秋逸(澄)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

　　岂知我设想者完全错了！错在我对熊先生缺乏认识。我自己小心谨慎，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乃去聘请内行专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新唯识论》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无计。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时与南京支那内学院通讯中，竟然揭陈他的新论，立刻遭到驳斥。彼此论辩往复颇久，这里不加叙述。我自审无真知灼见，从来不敢赞一词。

　　计从一九二二年熊先生北来后，与从游于我的黄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处者历有多年。一九二四年夏我辞北大，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先生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然而踪迹上四十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有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如我所见，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的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北京作者：梁漱溟）

他人评说

　　熊十力先生是一代大哲、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一生著述丰富，生前出版的著作单行本就有二十余种，除了以《新唯识论》为代表的阐发自己融摄儒释的哲学体系的著作以外，还包括早期的佛学著作、书信语录集、政治历史哲学、思想学术史方面的著作。熊先生生前陆续出版的著作单行本系列即命名为“十力丛书”。此次世纪文景公司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熊先生著作系列，仍沿用“十力丛书”的旧名，以示为完成熊先生的夙愿。本次出版由熊先生的再传弟子、著名学者罗义俊先生担任学术指导，在此前各种版本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点校。并且得到了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大力支持，王先生为丛书作了总序。此次出版将分批陆续全面推出熊著单行本，首批出版五种：《佛家名相通释》、《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存斋随笔》。

　　一九六二年秋，我持韦卓民先生介绍信，往淮海中路二六八号拜见十力先生。去前，卓民先生嘱告：“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当我走上公寓西侧一座黄色小楼，在十力先生门上看到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墨尚浓。大意说，本人年老体衰，请勿来访。其中说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十分具体，记得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之类的话。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了几下门，开门的是一位六十上下的人。这就是当时正为他誊写《乾坤衍》的封先生。他把我延至客厅，即持介绍信入里间。等候了二三分钟，十力先生从隔壁走来。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铄，双目奕奕有神，留有胡须，已全白，未蓄发，平顶头，穿的是老式裤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询问我在何处工作，读什么书等等。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很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谈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熊十力二三事》

　　我是从我个人接触来谈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想以此推翻别人的说法，如说十力先生性格怪僻，脾气不好等等。平心生前就向我提到一些事，我想他说的是事实。十力先生自己也向我讲过，他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时和马一浮发生的一次争吵，尽管他们是相契的朋友，马一浮还曾以蠲叟别号为他所撰的《佛家名相通释》签署，为《新唯识论》写序。十力先生师友弟子多称他性格狂放，意气自雄，认为他具有一种慑服人的气概。他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他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诸如此类传说，不一而足，使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羁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大概由于太平凡罢，很少为人述及。我以为不揭示这方面，就难以显示他的完整人格。

　　我经十力先生允诺后，几乎每周走访一次。他身上有些神秘的东西。他在著作中曾记述，民国六年，他自武昌赴荆襄，参与守军独立。事败，辗转军中，七年入粤。一日午睡，忽梦他的五弟继刚陈尸在床，他不禁抚遗体痛哭，醒而泪痕犹湿。后离军返乡，始知五弟确已去世。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不能尽以变态心理去说明。我探访他不久，有一次，他很认真地给我看相，可能他把这当作识人的一种方法。我觉得他的神秘主义是和儒家思想有距离的。

　　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据我当时理解，他并不是菲薄佛学，而是对我这种学不干时的态度有所感慨。但他是随和的，同意我向他请教，并约定用通信方式笔谈。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熊十力二三事》

　　十力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自称晚年已由佛入儒，对于阳明、船山二王之学，最为服膺。那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他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曾说到自己“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其实当时他并未停止写作。我每次去看他，都在他的书桌上见到一叠叠经过大量涂抹删改的稿纸。这就是后来由中国科学院影印出版的《乾坤衍》。我认识他以前，还在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见到正在发售的他的另一部著作《原儒》。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儒学的。他的佛学著作是早年写的，解放后似乎并未重印过。依我的浅见，他可以算得上是“五四”后老一代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和汤用彤先生交谊颇厚，两人都以佛学名家。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引十力先生就鸠摩罗什赠慧远偈所作的诠释。我不知道此文见于十力先生何书，曾请问过他。据他说，这段文字不是引自他的著作，而是应汤先生所请托，为汤先生所写的。从这件事来看，可见汤先生对他的佛学造诣是很器重的。（作者：王元化）

著作目录

　　《与友人论张江陵》(熊十力,撰)

　　《新唯识论 : 语体文本》(熊十力,著) （中华书局 1944）

　　《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撰) （东升印务局 1949）

　　《明心篇》(熊十力著) （龙门联合书局 1959）

　　《乾坤衍》(熊十力造) （中国科学院复印] 1961）

　　《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熊十力著/唐君毅著/殷海光著) （牧童出版社 1978）

　　《体用论》(熊十力,著) （台湾学生书局 1983）

　　《明心篇》(熊十力,著) （台湾学生书局 1984）

　　《新唯识论》(熊十力著) （中华书局 1985）

　　《佛家名相通释》(熊十力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论张江陵》(熊十力撰) （文明书局 1988）

　　《论六经》(熊十力撰) （明文书局 1988）

　　《摧惑显宗记》(熊十力著) （台湾学生书局 1988）

　　《孔子文化大全.第2种,论著类》(苗枫林主编/熊十力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89）

　　《熊十力集》(熊十力, 著) （群言出版社 1993）

　　《存斋随笔》(熊十力,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体用论》(熊十力, 著) （中华书局 1994）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 : 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熊十力,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刘梦溪主编/熊十力,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十力语要》(熊十力著) （中华书局 1996）

　　《大海与众沤 : 熊十力集》(熊十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熊十力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熊十力全集》(熊十力,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生平年表

　　1885年 1岁夏历正月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张家湾。

　　1892年 8岁家境贫困，为邻家牧牛，闲时随父在家识字。

　　1894年 10岁入父亲掌教之乡塾读书，初习五经章句，次及史。

　　1900年 16岁长兄仲甫送先生从学于邻县圻水何昆阁门下。受其影响，喜读晚明诸先生书，尤爱船山书，并兴救国之志。先生从学何先生仅半年，因家贫及同学忌讽，辍学归家。

　　1902年 18岁与王汉、何自新共游江汉，同谋革命。入武昌新军凯字营第31标为兵卒，谋运动军队，联络党人。

1905年 21岁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学堂，仍密谋革命。  　

1906年 22岁 与刘子通等联合军学界有志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学社。由何自新介绍加入日知会。以后数年曾参与武昌起义、二次护国讨袁运动。

　　1918年 34岁深感“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又自度非事功之才，遂志学术一途。是年，将1913年至1918年间，读书札记，书信，杂论，及为友人所撰传记、序文共25篇合刊为《心书》自印出版。

　　1920年 36岁由梁漱溟推荐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学欧阳竟无大师。次年草撰《唯识学概论》初稿。

　　1922年 38岁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

　　1923年 39岁唯识学讲稿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组正式出版，名《唯识学概论》。

　　1924年 40岁秋初，随梁漱溟先生赴山东曹州省立第六中学任教。

　　1925年 41岁春，应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学执教。秋，因武大校长易人，又返回北大。为讲授因明学之需，自秋涉冬删注窥基之《因明入正理论疏》，年底事毕。

　　1926年 42岁三月，开始改写《唯识学概论》。七月，《因明大疏删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因用思过劳，始患神经衰弱之症。

　　1927年 43岁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学休养，常与汤用彤、李石岑等论学。后移往杭川养病。

　　1928年 44岁应汤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作短期讲学。时唐君毅就读中大，始从游于先生。

　　1930年 46岁仍住杭州广化寺疗养。经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单不庵介结，结识马一浮。《唯识学概论》经重新修订，易名《唯识论》出版。由弟子高赞非、张立民记录校订先生在1924年秋至1928年秋四年间，与朋友、学生论学之语及书札，编辑成册，名为《尊闻录》自印出版，分赠好友。

　　1932年 48岁 10月，《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马一浮作序并题答。11月，返回北大继续教授唯识学。时牟宗三就读北大，始从学先生。常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林宰平、汤用彤、李证刚、郑天挺、陈政、罗庸、罗常培等往来论学。12月，内学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刊登刘定权（衡如）的《破新唯识论》一文，欧阳竟无师为之作序。

　　1933年 49岁 1月，太虚法师于《海潮音》14卷1期发表《略评新唯识论》一文。2月，撰成《破破新唯识论》，酬正内学院师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8月17日，在《大公报》发表《循环与进化》一文。秋，周叔迦的《新唯识三论判》一书，由北平直隶书局出版，对《新唯识论》，《破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提出批评。

　　1934年 50岁 4月8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无吃无教》一文。6月10日，又发表《英雄造时势》一文。9月20日，在《大公报》发表《易佛儒》一文。时与钱穆、蒙文通、张孟劬、张东荪昆仲相过从。

　　1935年 51岁 1月，在《史学》（北大出版）一期发表《请诰授奉直归州学正传雨卿先生传》。6月，于《安雅学刊》一期发表《读经》一文。10月，于《文化建设》1卷9期发表《文化与哲学》一文。28日，于《大公报》发表《答伍庸伯》一文。8月30日，就中国哲学会成立，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哲学年会进一言》文，提出中国亟需一种新哲学。10月，由弟子云颂天、谢石麟存录整理先生在1932年冬至1935年秋，三年间与友人论学书及笔札的《十力论学语联略》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1936年 52岁 2月1日，在《中心评论》第2期发表《答朱进之》文；21日发表《论不朽书》。3月20日，在《文哲月刊》1卷6期发表《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8月，始撰写《佛学名词释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干本。12月，在《哲学评论》7卷2期上发表《佛学名词释要》中的28条词释。始用《佛家名相通释》一名。

　　1937年 53岁 2月，《佛家名相通释》由北大出版组出版发行。是年，于湖南郴县创办“十力中学”，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1938年 54岁春，由鄂入川。夏，为诸生开讲中国历史，弟子记录整理成册，名《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若干册。冬，指导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文言本为语体。拟再译成英文做准备。

　　1939年 55岁夏，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于乐山创办，应邀担任讲席。9月17日，撰《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未几，与马一浮相处不和，离开复性书院，时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应朱光潜之邀，前往作短期讲学。冬，韩裕文续接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完成转变章，至是，《新唯识论》（语文体）上卷脱稿。

　　1940年 56岁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由吕汉财资印二百部。是年，梁漱溟创办勉仁书院于北培，约先生前往主讲。

　　1941年 57岁 4月，周封歧资助印行《十力语要》卷二四百部。秋，由先生自己翻译的《新唯识论》（语体文）中卷脱稿。10月，赴北培勉仁书院担任主讲。

　　1942年 58岁 1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由勉仁书院哲学组出版。6月，《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发表在《图书季刊》第2期。《思想与时代》刊物第12期起，连续发表《论体相》、《论玄学方法》、《儒家与墨法》、《谈生灭》等文。

　　1943年 59岁春，《新唯识论》（语体文）下卷完成，将上、中卷合为一书，并做一些改动。

　　1944年 60岁 1月，在《哲学评论》8卷5期刊载《新唯识论问答》一长文。2月，始撰写《读经示要》，11月完稿。3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下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45年 61岁 9月，在《中国文化》第一期发表《论汉学》一文，12月，《三民主义》半月刊7卷8期上发表《说食》一文。  　

1946年 62岁 4月，回北京大学执教。夏，孙颖川主持黄海化学社，特邀请先生回蜀负责哲学部工作。发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讲词。刊于《黄海化学社附设学研究部特辑》嘱王星贤整理抗战期间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语要》卷三。

　　1947年 63岁春，由重庆返回北大。6月，《学原》1卷2期发表《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哲学评论》十卷五期发表《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龙门》1卷4期发表《论关老之学书》。7月，读《大智度论》，并作《读智论钞》。《东方与西方》1卷4期发表《读智论偶抄》。8月，就《学原》1卷4期发表《略说中西文化》。《哲学评论》10卷6期发表《论本体书与说理书》。《龙门》1卷6期发表《读汪大绅绳荀》。《世间解》第3期至第7期连续发表《读智论抄》。10月，“十力丛书”之《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十力语要》（四卷本）先后印行。

　　1948年 64岁 2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5月，《学原》1卷12期发表《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复观》。2卷1期发表《略谈新论旨要》（答牟宗三）。冬，南下广州，命黄艮庸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一长文，答辩印顺法师《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

　　1949年 65岁 1月，辑成《十力语要初续》，12月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印行。2月，《读经示要》由正中书局重版发行。

　　1950年 66岁 1月，《韩非子评论》在《学原》3卷1期直发表。仲秋，撰成《与友人论张江陵》一书。11月，《摧惑显宗记》由大众书局印行。是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请，由广州途经武汉返回北京。

　　1951年 67岁 5月，《论六经》一书完稿。

　　1952年 68岁中秋，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

　　1953年 69岁冬，《新唯识论》（壬辰删简本）印行。

　　1954年 70岁春，始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脱稿。10月，回到上海定居。

　　1955年 71岁夏，作《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一长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

　　1956年 72岁夏初，《原儒》下卷脱稿。12月，《原儒》上、下两卷，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1957年 73岁冬， 《体用论》脱稿。

　　1958年 74岁 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石印出版。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冬完稿。

　　1959年 75岁 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夏，开始撰写《乾坤衍》。《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

　　1960年 76岁继续撰写《乾坤衍》，体弱多病，写作艰难。  　

    1961年 77岁 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学出版社印行。  　

    1963年 79岁1月，开始起草《存斋随笔》，12月完稿。书稿由封用拙誊正，拟影印出版而未果。

　　1964年 80岁春夏之交，大病。

　　1965年 81岁董必武推介先生读《实践论》、《矛盾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言：“兄治哲学之背景，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1966年 82岁文革爆发，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残。

　　1968年 84岁春夏之际，患肺炎住院，病渐愈，乃返家。5月24日，心力衰竭；9时许与世长辞。

    熊十力的牛脾气

近代学人，牛气者不在少数，最牛者，当属熊十力。熊十力原名继智，十力是他自己起的号，后来以号署行世。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居然取来加诸自身，其“牛”可见一斑。难怪他到欧阳竟无的支内学院学佛，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惹得欧阳大师的弟子们斋饭都吃不香，做《破新唯识论》攻之，熊十力再写《破破新唯识论》应战。估计如果对方再应战的话，熊会一直坚持“破”下去。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其实，熊十力最早的志向是政治或者革命，一出道就投身湖北新军，原是个激进的革命党，只因为性急动手早了点，遭到通缉逃出了武昌城，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熊十力弃政从学，据说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让心高气盛的熊听了毛发倒竖，从此以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声名日盛。 
以佛和菩萨自居的熊十力，到北大教书的时候却碰到了对手。对手名叫冯文炳，是个文学家，大家知道的是他的笔名废名，写诗和小说都很有名。废名先生跟熊十力住邻居，忽然对佛学来了兴趣，有事没事，就跟熊十力讨论佛的问题。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打在一起了。争毕打完，明儿俩人还在一起讨论，再争再打。 
跟熊十力吵架的学者，当然不止废名一个，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梁漱溟也是牛人，从来都自信满满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俩牛人碰到一起，吵起来当然水平不会低，直到梁漱溟晚年，提起已经过世的老朋友，还是忘不了当年佛学上的争议。 
待平辈的学者如此，对待学生更是严厉，他的学生都说，熊先生很少夸人，却爱训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会要参与意见，如果不答应的话，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上手打。说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
最能彰显熊十力牛气的还是他对达官显贵的态度，他从来不管见的人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的发紫，前来问学，熊十力劈头就是一通臭骂，骂得徐复观记了一辈子，说这他求学路上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
那一代的学人，是牛气的一代，是不知道谦虚为何物的一代，牛的背后，是真性情，真的执拗。对学问，对师友，对弟子，莫 不如此。他们实际上是永远的孩童，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整个世界，整个的人生。 
这样的牛的学人，还有吗？

钱穆----“北胡南钱”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生平事迹

　　“为钱家保留读书种子”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受大家的喜爱。后来换了新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却很欣赏，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顾颉刚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北胡南钱”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精神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的前夕，钱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携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穆的门下弟子更为发扬光大。

　　定居宝岛 魂归故里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此期间，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梳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1986年，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慨叹道：“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盘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趣闻逸事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曾看到一则记录，是说钱穆经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介绍到师范去教书，跟钱基博是同事，那时钱穆还很年轻，年龄大概在钱基博与钱钟书之间，大概钱穆小钱基博10多岁，而钱穆比起钟书来，可能也要长个10多岁。而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所以就按年龄来称呼了。于是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即刻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双重年表

　　生平年表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于今江苏省无锡市。

　　1900 七岁入私塾读书 。

　　1903 十岁进果育小学就读 。

　　1905 十二岁父逝 。

　　1906 十三岁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

　　1918 廿四岁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

　　1923 廿九岁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

　　1927 卅三岁转任教苏州中学 。

　　1928 卅四岁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

　　1930 卅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

　　1939 四五岁《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 六二岁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欧访问。

　　1961 六七岁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撰《八十忆双亲》 。

　　1976 八二岁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

　　1978 八四岁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 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著述年表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1929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出版。《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1957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1958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1960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1961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1962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1963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1968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1969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1970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1971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1973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出版。

　　1974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1975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八十忆双亲》，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1975年出版。《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出版。

　　1976 《灵魂与心》，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1977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出版。

　　1979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1981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1982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1983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1984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1987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1989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1994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著，共五十四册。

　　注：钱穆先生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文章从略。

钱学论著

　　1．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八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韬晦主编《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l0月号，香港法言出版社。

　　4．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冬，台北民间史学杂志社。

　　5．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粼——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出版。

　　6．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亚学报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月出版。

　　10．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齐勇、汪学群《二十世纪学术经典·钱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潘光旦----以优生学名世

潘光旦，14岁丧父，是在母亲沈恩佩的精心抚育下成长的。母亲是位知书达理、性格坚强、处事通达的女性。她对子女管教严，她的两个儿子都毕业于清华。儿时潘光旦与玩伴争吵打架，她总先找儿子“算账”，还要加点轻微的体罚。她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战乱时从乡下逃到上海，她舍弃家中好多物件，却带了四担子书。晚年体衰，无事，用木制小梭为儿子织花纹各异的彩色带子，系在儿子的竹制书签上。对母亲的爱与教诲潘光旦铭于五内，有诗云：“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棉。”母亲去世时，潘光旦极为哀恸，在小阁楼上独处三天，不下楼吃饭。

潘光旦家教有方，他言传身教，把“礼让”的美德和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女儿们的心田。昆明岁月，乡居简陋，晚上备课或写作点油灯，他自制一个八片玻璃条灯罩以防夜风，挑灯夜战。在那个艰苦岁月，他还要求孩子们每日耐着性子练大楷小楷各一篇。纠正孩子们写字姿势，还为大女儿乃定制一只“乃习字”墨盒。曾给四女儿乃谷习字作批语：“十二月三日，潘乃谷小字总是写得太硬，固然用五紫羊毫是原因之一，但不会运用笔锋，总是至要原因。阿爹。”还规定孩子们要背《论语》，读中外名著，纠正英语发音。给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注重德育教育，吃东西时不准挑食，不许讲话；对人要有礼貌；在昆明收割时节，孩子们在田间玩耍，偶在田野里拾点遗下的稻穗，潘光旦立即制止。他说那是社会留给孤寡老人的唯一东西，别人不可去拿。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一副严父慈母的胸怀。抗美援朝，乃和入伍，他还代表家长到学校讲话。关怀、引导女儿们自己独立学习生活。

早在潘光旦上清华时，家中给他订有旧婚约，因他的腿截去一只，对方突然毁约。表妹赵端云看上他的人品与才干，下嫁于他。赵女士贤惠过人，含辛茹苦相夫教子，是个贤内助。抗战岁月，吃了上顿没下顿，为补贴家用，她与梅贻琦夫人一道做一种上海糕点名“定胜糕”（抗战必胜之意）到集市上去卖。相濡以沫32载，将一群儿女培育成人。1957年的反右，潘光旦在劫难逃。他虽被打为右派，但他不多做解释，不怨不尤。令他深感愧疚的是由于他的灾难，使爱妻赵端云精神负担过重，于1958年10月先他而去。

潘光旦-生平简介

1899年出生。

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清华学校，编入1921（辛酉）级，后因运动伤腿致残（截去一腿），因养伤耽搁功课，改读1922级。作为中国现代性心理学的先驱学者，潘光旦在那时就已崭露了头角。

1920年，他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很费了一番周折把图书馆书库的当时还不公开的蔼理士《性心理学研究录》6大册逐一借出读了一遍。在同学中间俨然是一位性心理学的小权威。蔼理士不仅是性心理学大师，也是英国出名的文豪，他的著作并不好读，而潘光旦正当弱冠之年就能通读原书。

1921年，他读了一些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颇有收获。当他读到支如增的书《小青传》时，便试用精神分析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在梁启超的《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课上作为历史学习和研究习作交上去。梁启超读后大为赞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滥。”转年，潘光旦又将此文整理成书稿交梁师审阅，梁又批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的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1922年，潘光旦赴美，入美国东部素以学术著称的达茂大学插入三年级攻读生物学。当时清华毕业生赴美一般是插入二年级，能插入三年级的已是不错的了。他读了一学期以后，教务长Laycock给他写信说：“对不起，你应该读四年级。”

1924年，他在达茂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

1926年再获硕士学位。

1924-1926年，他每年夏天利用暑假在纽约、长岛等地学习优生学、人类学、内分泌学、单细胞生物学等。留美4年，他奠定下深厚的生物学根基。那时美国大学里实行通才教育，学生知识面较广，潘光旦对于这种情况十分适应。他兴趣十分广泛，心理学、哲学都在他涉猎范围之内。当时美国大学允许上半年成绩优异的学生下半年多缺课（最多可缺5个星期）。潘光旦就利用这个条件自己入库广泛阅览，最后转入社会学研究的道路。由于有这种独特的学术经历，所以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和路数异乎常人。其最大特色就是具有深厚的生物学根柢，往往从生物学的角度立论。

1926年，潘光旦学成回国。其后一直在大学任教。先后在上海的吴淞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职。

1932年，即“九·一八”事变次年，潘光旦发表《中国民族生命线之东省》，说明东三省本是中国的土地外，还证明它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滋生地，呼吁“决不可沦入日人之手”。

1934年，应梅贻琦校长之聘，回到母校，从此成为清华最重要的核心和骨干之一。曾任教务长、秘书长、社会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还曾两度出任西南联大教务长。

1941年，潘光旦加入民盟，在昆明参加筹建第一个省支部，积极参加抗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历任民盟一、二、三届委员，第一、二届中委等职。

1946年1月，他与闻一多、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四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本质。6月，代表云南民盟支部，三次召开座谈会声明民盟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坚定立场。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后来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学校将潘光旦由教务长改任图书馆长。

1952年院系调整，转任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至终。潘光旦主要转向民族学研究，成绩卓著。国务院曾根据他的研究确认了土家族。晚年，在处境非常艰难的情势下，与人合作翻译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

1967年文革中备受迫害，1967年6月10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8岁。

潘光旦-学术贡献

潘光旦学识渊博，他有深湛的生物学、心理学素养，熟稔中国古典文献，经史子集之外，对小说、方志、年谱、家谱也很在行，也很注意统计手段在学术研究中的运用。他的外文（以英文为主）水平，备受同辈人的赞许。他喜欢背字典，把从英译本《英汉综合大字典》背得很熟。他的晚辈曾好奇地“考”过他，他不但能说出词的意思，还能讲出词的来源和掌故。他的英文写作“词汇丰富，文采风流”；据说他的口语发音，“隔室不辨其为华人”。总之：“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根基，再加上他那过人的天资，他能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运用自如。”　

潘光旦曾以优生学名世。他的优生学，或者叫人文生物学，是以生物遗传的基础来探讨社会进步的一门学问。他从20年代起，先后写成7本总名为“人文生物学论丛”的论文集，对于与优生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性心理学、人才学与优生学关系很密切，潘光旦先生出版了《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译注了蔼理士的《性的道德》、《性的教育》、《性心理学》等书，又曾写成《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人才著作。潘光旦十分重视优生学的教学和研究，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之一。提出健全的社会不可偏废和忽视两纲六目，即个人之纲的通性、性别、个性三目和社会之纲的社会秩序、种族绵延、人文进步三目。主张实行只包括年老父母、未成年子女等直系亲属组成的折中家庭，认为这最有利于个人发育和社会进步。

他在家谱学、人才学及妇女问题等领域的研究均有一定的成就。著有《家谱学》、《优生概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史观》、《优生原理》等。译有霭理士《性的教育》、《性的道德》、《性心理学》，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论》，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

潘光旦-学人轶事

一、潘光旦的书斋

潘氏任教于清华大学时期，曾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1936年，院子里的藤萝架上结了一对并蒂葫芦。一位内行告诉他，结出这样的葫芦的概率是亿兆次不见得一遇。潘氏遂请其舅父沈恩孚写了“葫芦连理之斋”匾，挂于书房。

潘氏一生爱书，手头稍有余钱就会去买，不少书店老板与他熟识。琉璃厂的书商常带着布包到潘府送书。他见到好的版本和稀有的书，总要留下，为此时常欠账。潘氏珍爱的《达尔文全集》，是他1926年从美国带回的。当时的中国，私人拥有此书者很少，多是大图书馆收藏。为买此书，他倾其所有，回到国内下船时，身上仅剩一元钱。

如此日积月累，书满四壁。1953年，潘氏调任中央民族学院，书太多，家里放不下，学院专门在研究楼给他一间屋子做书房。1956年12月10日的《文汇报》上说，“他的屋子里四壁都是书，……办公室里四分之三的地方被书占去了”。因其收藏丰富，朋友、同事、学生时常上门求问，他也常为别人查书。当年为研究中印边境问题，寻找边境史料，周恩来曾借用潘氏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并附亲笔信。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选·书房》里描述潘氏书斋说：“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保存在潘光旦女儿手中。连系两块木板用的彩带，是潘光旦母亲的手工。1930年代，老太太“虽已年老体衰，却不肯闲坐无事。她手握一个木制小梭，用彩色的纱线织出宽窄不同、花纹各异的带子”。潘光旦诗句“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绵”，即言此事。母亲织出的彩带，他自用之余，亦送亲朋。雷海宗教授夫人的遗物中，还存着一卷。

二、学者之死

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他们不相信只有这么多钱，质问说：别的教授都有几万块钱，你怎么只有一百多块钱？潘光旦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全买书了。”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搭建的一间小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难以人眠。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给他们用，费孝通还用粗毛线给潘光旦织毛袜穿，那时费孝通处境也很艰难，夫人被赶回苏州，自己连饭都难吃上，只能在潘家搭伙。　

“文革”前潘光旦的身体基本健康，没有病，被批斗后，由于腿疾，虽然没让他和费孝通等人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的腿不能蹲下，带着一只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被迫坐在地上拔草。红卫兵还要强迫潘光旦站队跑步，后来被别人制止。当时潘光旦已有67岁，从那时候开始，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从前列腺发炎逐渐发展到尿毒症。由于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未能及时就诊。他在北大的两个女儿，是被群众监管的“黑帮分子”，两家四口都被批斗，没有行动的自由，每天要在指定地点学习、劳动，接受审查，她们不了解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况。　

叶笃义也被靠边站，常常去探望潘光旦，潘光旦对叶讲了他的三个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笫二个S是SUSTUIN（坚持），第三个S是SURVlVE（生存）”。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叶笃义用潘光旦自己的话来劝他：“SUSTU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

1967年6月10日，回家9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潘光旦请保姆向住在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潘光旦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属在身边，他的女儿们，不是被批斗关押，就是被下放边疆。而且他的一个在边疆的女儿，直到他逝世一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潘光旦-主要著作

《冯小青》

《中国家庭之问题》

《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

《读书问题》

《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近代苏州的人才》

《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

《家谱学》

《优生概论》

《人文史观》

《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优生与挑战》

《自由之路》

《政学罪言》

《优生原理》

《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

《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

《湘西北的中国“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潘光旦文集》，14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

《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

此外，还译注了蔼理士的《性的道德》、《性的教育》、《性心理学》等书。

潘光旦-人物评价

二十世纪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中国学者之一，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广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其涉及学科领域之广，对中西文化造诣之深，可与陈寅恪等学人并列，堪称学界翘楚，屈指可数。由于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根基，再加上他那过人的天资，他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运用自如。”因此，所提出“人文史观”，“新人文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早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梁启超赞赏曰：“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滥。”推崇至此，罕有他人。

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独树一帜、卓尔不群。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徐志摩称胡适之为胡圣，而称潘光旦为潘仙，以其与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相像为由。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

谢冰心评价说，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冯友兰写过一副对联赠潘光旦：“学擅专长功精谱牒，斋有殊号连理葫芦”。

钱钟书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九八年病逝于北京。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注：“钱锺书”的“锺”字简化后本作“钟”，故本应称“钱钟书”，但锺，是“集聚”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感情专注”之义，如“锺情”，“锺爱”等。钱锺书周岁抓周时，一手抓住了书，父母认为孩子爱书，便取名“锺书”，意思是“锺爱读书”。锺字简化后与钟（古代打击乐器）意义混淆，根据钱老生前意愿，故作“钱锺书”。）

　　钱锺书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妻子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生平年表

　　宣统二年（1910年）出生

　　农历庚戌年十月二十日（11月21日），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爷钱基厚（孙卿）。

　　宣统三年（1911年）一岁

　　钱锺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 “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至此周岁抓周，抓了一本 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

　　1916年六岁

　　在亲戚家的附塾附学，曾念《毛诗》。以后由伯父教他读书。读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以及《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

　　1920年十岁

　　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锺书改字“默存”，有要他少说话的意思。

　　1923年十三岁

　　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大量阅读《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

　　1925年十五岁

　　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大型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十九岁

　　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成绩不及格，因中英文成绩特优而被录取。

　　1929—1933年 十九—二十三岁

　　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观念，知识结构正式形成。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

　　1933—1935年 二十三—二十五岁

　　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

　　1935年二十五岁

　　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

　　1937年二十七岁

　　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得B．Litt学位。同年，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二十八岁

　　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

　　1939年二十九岁

　　夏，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开始写作《谈艺录》。

　　秋，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1939—1941年 二十九—三十一岁

　　在湘西两年。其间于1940年暑假曾回家探亲，因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非卖品）。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

　　1941年三十一岁

　　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时值珍珠港事件。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

　　1944—1946年 三十四—三十六岁

　　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由开明书店出版。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 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而止。是“开明文史丛刊”之一。

　　1949—1953年 三十九—四十三岁

　　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干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

　　1955年四十五岁

　　翻译德国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刊载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集刊》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版）。

　　1955—1957年 四十五—四十七岁

　　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

　　1958年四十八岁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

　　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袁水伯任组长，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年五十六岁

　　“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锺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9—1970年 五十九—六十岁

　　1969年11月，钱锺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锺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5年六十五岁

　　此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锺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六十六岁

　　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六十九岁

　　4月至5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 《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七十岁

　　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七十二岁

　　《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七十三岁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七十四岁

　　《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5年七十五岁

　　《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七十九岁

　　《钱锺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锺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八十岁

　　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八十一岁

　　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锺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八十八岁

　　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著名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著名长篇小说集）（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先生其人】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钱先生其书】

　　《管锥编》是钱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锺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钱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锺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七嘴八舌话锺书】

　　●写《围城》时的钱锺书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钟情于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简直把钱锺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锺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锺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锺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锺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锺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锺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锺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锺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锺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锺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锺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目光睿智的钱锺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锺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柯灵赞叹道：“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锺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锺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锺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纪念钱锺书】

　　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7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钱钟书的少年生活】

　　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他刚满周岁“抓周”，抓到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钟书四岁，伯父教他认字。六岁，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因为一场病，伯父让他呆在家不再上学。后来进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干脆自己教钟书。上午伯父出去喝茶，给一铜板让他去买酥饼吃，给二铜板让他去看小人书。钟书经常跟伯父去伯母娘家，那有一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贪玩，耽误些功课；伯母娘家人都抽大烟，总是半夜吃夜餐，生活无规律。一回来，父亲见钟书染上许多坏毛病，大骂，但他总不当着其他孩子的面骂。钟书十一岁，考取东林小学，而伯父不久也去世了。尽管父亲负责他的学杂费，但其它开支无法弥补，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钉起的旧本子；笔尖断了，他就把竹筷削尖替用。钟书十四岁考上桃坞中学，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对钟书的作文始终不满意，他从此用功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渐渐地他可以代父亲写信、写诗，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补充资料】

　　●钱钟书故居

　　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建于1923年，占地面积为二亩四分八厘八毫，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西式建筑之特点。目前，除小部分被拆毁外，大部分尚保存基本完好，是无锡不多的书香宅第。这所宅第，系钱钟书的祖父钱福炯于1923年筹建的，是一组江南常见的具有传统风格的民居建筑：前后共两进，面阔均为七间。 1926年钱钟书的叔父钱孙卿先生因子女较多，在征得其父同意后，于后园西北角添建楼房三楹；之后又接建楼房一楹，因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故名“梅花书屋”。

　　故居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除最东一间是家祠外，其余两间为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教授寒暑假回家期间课子讲学之所，名为“后东塾”。先生少年时期常和几位堂兄弟在此读书、听讲、习字、作文。钱教授所著的一本散文集，就是以此塾为书名的，叫作《后东塾读书记》。

　　钱氏旧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具历史人文价值。仅从本世纪以来，在“爱国、爱民、爱学习”的家风熏陶下，江南钱氏家庭中人才辈出。仅“钱绳武堂”一脉，有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这样的文化学术泰斗，也有钱钟韩、钱钟教、钱钟鲁、钱钟泰这样的科学院院士、学者教授，还有著名工商人士钱基厚、钱钟汉父子。在迎接黎明的日子里，钱钟汉受父亲委托，代表无锡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先生过江到苏北解放区，同我党领导人洽谈迎接解放大军解放无锡事宜，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有年仅22岁为革命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钱钟仪烈士。钱氏家庭的众多成员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有的走上科学救国之路，有的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有的走上武装革命之路。他们按照自己的抱负，走各自的道路，但他们最后又都集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

　　●民国第一才子

　　钱钟书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

　　●钱钟书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密，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载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皇皇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

　　来源：《钱钟书文集》

　　钱锺书：七律一首

　　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馀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