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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
向忠发 1880-1931)，又名向仲发。祖籍湖北汉川。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后被枪毙，终年51岁。
中文名：向忠发
外文名：xiangzhongfa
别名：向仲发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市
出生日期：1880
逝世日期：1931年6月3日
职业：中共早期领导者
毕业院校：初小文化
主要成就：参入、领导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
代表作品：《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
早期职业：造币厂工人，造船厂水手
双重党籍：共产党，国民党
历史评价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   向忠发
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那个顾顺章因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的中共机密比挂着总书记的空衔的向忠发多，所以被徐恩曾留在了中统工作。顾顺章不仅使恽代英丧生，而且还在香港抓获了蔡和森：那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蔡和森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遭到酷刑毒打。最后，他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亡。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以重用。因为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所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这招致顾顺章不满。尤其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眼去，更使徐恩曾恼怒。这样，在一九三五年，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柴夫：《中统头子徐恩曾》，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的理由，下令处死顾顺章。那位“迭破中共巨案”的蔡孟坚，由密捕顾顺章起家，升为武汉警察局局长，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已。一九四一年，蔡孟坚出任兰州市市长。接着，又“主持江西善后救济与建设”、“出入日本十年”。去台湾后，因与蒋经国有隙，所以在“中影任挂名常董”。后来迁居美国，写出两卷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内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一手经办的“顾顺章案”。在书中，他仍为当时未能利用顾顺章抓捕周恩来扼腕而叹。
史籍记载
向忠发叛徒事件质疑：
1931年8月24日瑞金当局以“向忠发同志被难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发布“8月24日到8月30日为向忠   汉阳兵工厂
发同志纪念周”的紧急通知。这就是说，向忠发牺牲了两个月，还没被指认为叛徒。
有个叫黄慕兰的女士“回忆”说第二天她就知道向忠发叛变了，簧女士还说参与营救了关向应！？而向忠发曾安排过营救关向应，那么，向忠发叛变后，中共还来得及通过律师和法官去营救关向应么？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两天后被处死，疑点有一串：
“由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上述是史家引用最多的说法，实际是24日遇害。从时间上可以推断：向忠发被捕后进行了最强硬的抵抗？
如果是叛徒，则口供多多益善，需要他带路去抓更多的共党。而且有可能获得比顾顺章更高的地位。下面是置疑：
1、与向忠发同时被捕的有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她是组织上派去专门陪向忠发的爱人杨秀贞的，在狱中向忠发并没有向敌人供出她的党员身份，最后被判无罪，保释后出狱。
2、在上海江宁路1141 号存放中央文件处工作的机关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后，向敌人提供虚假口供。当时在狱中的向忠发是知道他们的身份的，但他们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敌人最后以“ 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张纪恩有期徒刑5年，张越霞无罪保释放出。
3、当时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还关押着关向应、余昌生二人，敌人并不知道二人的真实身份。向忠发被捕前曾与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并设计过营救二人的方案，但二人的身份在向忠发被捕后并没有暴露，1931年二人宣布无罪保释出狱。
4、1931年春，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被捕，向忠发与周恩来多次研究如何营救乔出狱，向忠发被捕后此人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来也无罪出狱。
5、1931年8月24日瑞金当局以“向忠发同志被难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发布“8月24日到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的紧急通知。
6、毛泽东在文革初追问周恩来，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
针对史学界部分人士以推理得出的错误结论，有关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回忆当年自己亲眼目睹的情   向忠发
况，以澄清历史的真相。陈琮英算是历史见证的第一人，她的文章详细交待了向忠发被捕的一系列经过和最终结果，其他一些老同志也撰写回忆录，揭露向忠发叛变的真相。1931年4 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义时期，从工人中涌现出的工人领袖，后长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风糜烂，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武汉的公开场合演魔术被特务认出后被捕，而后便叛变了。他向国民党献计企图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向上海的党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及时转移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由原来的住宅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当时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住在楼房的一楼，党组织派陈琮英带着她自己不满一岁的女儿远志住在二楼，她的主要任务是注意杨秀贞的一切活动，为了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喊杨秀贞“嫂嫂”，当时陈琮英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阔商。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上海的形势异常紧张，为了找到向忠发的行踪，顾顺章首先找到他过去介绍给向忠发的老婆杨秀贞当娘姨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顾顺章叛变后就被解雇了，顾顺章就安排这个女人查找向忠发的下落，这个女人知道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里做的一件衣服还没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缝店里等待杨的出现，不久杨秀贞果然来取衣服，这个女人就暗中跟着杨找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幸好她的跟踪被察觉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向忠发的新婚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当时杨秀贞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养女，名叫鸽子。
生平
起家工运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工人领袖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 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入选党中央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得势原因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八七”会议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 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人脉丰厚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
   中共“五大”会议旧址
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当 “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双面红人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并未如愿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人员缺乏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权利欲望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扩大会议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召回莫斯科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已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政治局扩大会议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３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ｌ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一步登天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十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堕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８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署。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
“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维汉，而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象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减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政治对手。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被捕叛变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联合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他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党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他实际上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是年底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却被王明等人所控制。1931年4 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义时期，从工人中涌现出的工人领袖，后长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风糜烂，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武汉的公开场合演魔术被特务认出后被捕，而后便叛变了。他向国民党献计企图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向上海的党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及时转移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由原来的住宅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当时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住在楼房的一楼，党组织派陈琮英带着她自己不满一岁的女儿远志住在二楼，她的主要任务是注意杨秀贞的一切活动，为了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喊杨秀贞“嫂嫂”，当时陈琮英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阔商。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上海的形势异常紧张，为了找到向忠发的行踪，顾顺章首先找到他过去介绍给向忠发的老婆杨秀贞当娘姨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顾顺章叛变后就被解雇了，顾顺章就安排这个女人查找向忠发的下落，这个女人知道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里做的一件衣服还没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缝店里等待杨的出现，不久杨秀贞果然来取衣服，这个女人就暗中跟着杨找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幸好她的跟踪被察觉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向忠发的新婚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当时杨秀贞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养女，名叫鸽子。
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总书记向忠发的安全，决定把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本来中央已决定同意向忠发在离开上海往中央苏区前，与杨秀贞见上一面的请求，见面时间定在6 月21日上午，6月21日下午一定要离开，向忠发却违背组织的规定，6月21日，在周恩来的住处趁周恩来外出之机，偷偷地溜出来，私自到旅馆内去看他的老婆，当时陈琮英在旅馆里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离开，但向忠发置之不理，并在旅馆内住了一夜，其实向忠发的行踪早被人盯上了，6月22日早上向忠发走出旅馆，到原来他经常要出租车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要车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当场抓获，出卖他的就是该车行的会计叶荣生，叶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识向忠发，敌人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向忠发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将向忠发逮捕。
当时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知道向忠发被捕后，即刻组织人员营救。但执行任务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向忠发已经叛变了。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从这个地方可以远远看见他自己住的地方的后窗户，看到的是窗帘拉开的暗号，知道敌人正在搜捕他的住所。其实向忠发被捕后就出卖了周恩来，敌人来搜查时，刚巧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及时知道消息后，又外出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家中只有两位老人，一位是邓颖超的老母亲杨振德，一位是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敌人打了夏娘娘，见是两位老太太，也就没有抓走她们，只是派人守在家中等周恩来回来。所以周恩来对此事十分清楚。1967年5月19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并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1972年6 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的见闻，他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出卖情报
向忠发被捕后，就向敌人求饶，他首先提供了陈琮英的住址，致使陈琮英与杨秀贞被捕，在巡捕房里，向忠发一看见陈琮英，就指着陈用湖北话告诉敌人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敌人并没有听懂他的湖北话，也就没有在意，向忠发又转过头对陈琮英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敌人接着问了陈琮英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按向忠发提供的地址去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去了。所以当时身为中央机关机要交通员的陈琮英亲眼目睹了向忠发向敌人卑躬屈膝的丑态。向忠发除了向敌人提供了在小沙渡周恩来的住处外，还向敌人提供了中央机要处的地址，这个地方是中央负责人看文件的机关，造成机要处人员张越霞、张纪恩被捕。女牢中当时党的负责人李沐英回忆说：“张越霞同志曾对我说，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了，对敌人什么都说，还说我党分成几派，等等。”
被捕的另一位机要员张纪恩在《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一辑上，发表了他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及其他》一文，文章中提出：向忠发是不是叛徒，值得研究。其实这种怀疑说不通，这个道理很简单，向忠发是6月22 日上午被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急于报功，立即给南京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蒋当时不在南京，电报又转至庐山，蒋介石接到电报就批复就地处决。向忠发叛变后，熊式辉又给蒋介石发去了第二封电报，恰在这时蒋介石的电报批复已到，加上向忠发提供的情报处处让敌人扑空，这让熊式辉十分失望，按蒋介石的电报，6月24日便把向忠发枪决了，而张纪恩是6月23日被捕，这样向忠发也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指认张纪恩了，更谈不上两个人去对质了。所以说是敌人没有给向忠发留时间去指认陈琮英、张越霞、张纪恩、关向应、余昌生、乔生发等人。 后续事宜
向忠发被枪决后，狱中的陈琮英等人，始终不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们还积极做杨秀贞的工作，杨秀贞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认，敌人没有任何证据，加上狱外党组织的积极营救，最终他们一个个出狱了。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外宾时说过，向忠发被捕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邓颖超在世时，又有人写文章质疑向忠发的叛变问题，邓颖超亲自撰写文章进行澄清。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仅从历史资料中找几个疑点就能推翻的。周恩来把他称作：“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当时特务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向忠发的身份。她摇头说不知道，特务们又动刑问她知道不知道。她还是说不知道。最后她终于说知道了，而其过程却是如此的让人愤恼。竟然是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先叛变了，然后走到杨秀贞的那里对着中统特务们依然说道：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