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1年05月25日06:12

　　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和刘少奇冤案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五年一届，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1961年召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九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没有举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提议在1967年“适当时候”召开九大，由中央政治局筹备此事。但是，当时党中央的实际状况以及后来的动乱局势，使九大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1967年秋，毛泽东又就九大准备工作及召开时间等问题要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作些调查。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11月初，毛泽东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要“吐故纳新”；党纲党章要修改。11月间，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主要内容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写一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要大力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通报中的这五条，实际上成为准备九大和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12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又先后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除以上准备工作外，准备提交九大解决的还有关于刘少奇的最后定性和处理问题。“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虽然提出刘少奇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的问题仍被认为是党内问题，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1]。1966年12月，中央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目标指向刘少奇的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历史进行审查。1967年一二月间，毛泽东在一些场合还表示在九大要选刘少奇做九届中央委员。3月，康生利用群众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建议进行专案审查并得到批准。随后，江青、康生、谢富治指示王光美专案组“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企图将历史上“一贯反动”等罪名强加给刘少奇，以便为最后打倒刘少奇制造罪证。此外，还有大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党政军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打倒、审查和监禁。
　　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经毛泽东审改，在《红旗》杂志发表。《人民日报》于4月1日头版转载。全国报刊舆论按照大体相同的口径，掀起集中批判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浪潮。这种批判肆意歪曲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些重要观点:认定刘少奇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是“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认定刘少奇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坚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政策”，“使资本家继续掌握企业的领导大权”；认定“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认定刘少奇“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认定刘少奇鼓吹“流通决定生产”，反对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从流通领域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污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等等。同时，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许多工作横加否定，认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认定17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相勾结，“篡夺了文化界的领导权”，“在文化领域中，向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等等。诸如此类的“大批判”，不顾事实，断章取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竭力诋毁刘少奇，否定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这些都成为召开九大的政治思想准备的一个重要部分。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2]。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52.7%。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允许出席的中央委员中许多人是刚刚从被监禁的地方解放出来的[3]。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总数为97人，除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到会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数。开会时决定从被允许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增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98人，除增补为中央委员10人和去世12人外，只有9人出席会议。而被扩大吸收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达74人，占出席会议人员总数的55%以上。
　　毛泽东主持全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他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要求全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全会期间，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发言中对所谓“二月逆流”横加批判，诬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等[4]老一辈革命家“反毛主席”、“为王明路线翻案”、“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二月逆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同时，会议还攻击所谓杨、余、傅事件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是“一贯右倾”。林彪在会上发表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讲话，鼓吹“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他还大谈古今中外的所谓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四次“文化革命”[5]的意义，称这次文化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
　　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关于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还通过决议，批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即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采用“逼、供、信”等种种非法手段，制造大量伪证拼凑出来的。而调查过程中得到的那些证明刘少奇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则一概扣压，只字不提。通过这个审查报告，是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当时，相当数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仍继续遭受诬陷和批判，许多与会者根本不能行使正当权利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会根据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送交的这份充斥诬陷不实之词的报告，给刘少奇强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作出了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时的刘少奇不仅不能参加全会，还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与会中央委员陈少敏[6]仍对这项决议拒不表示同意。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公报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公报还对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给予全面肯定，同时称赞实际为江青所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在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九大应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等。他要求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制止了林彪、江青等鼓噪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图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认真复查，确凿的事实证明，强加给刘少奇的全部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在“左”倾思潮泛滥、党内外民主遭受严重破坏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1969年10月，重病中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11月12日含冤病逝于开封囚禁处。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多达2.6万余件，涉及2.8万多人。刘少奇冤案的酿成，是党的历史上继30年代苏区肃反扩大化之后最为沉痛的教训。全会对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攻击、批判，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赞扬，都是完全错误的。
　　九大的召开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确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2200万党员绝大多数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与会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大会预备会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7]。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按照会前的酝酿，毛泽东当选为九大主席团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旨在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的和历史的论证，并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
　　政治报告从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错误地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认定“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而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此出发，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一方面，把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作为正确的加以肯定；另一方面，把党在八大以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包括纠“左”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政策和积极成果，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被完全颠倒了。
　　报告专门以一节论述了党的整顿和建设，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又说:“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历史已经证明，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完全错误和失败的。
　　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这个理论是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论点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这个理论的主要论点基本形成。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这篇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文章把这些论点概括为六条，正式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确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称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称这个理论是照耀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航向的“光芒万丈的灯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根据这个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8]。“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在于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它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脱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从4月2日起，代表们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这个草案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引人注目地写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9]。讨论中充满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颂扬。各组还结合文件内容，大搞所谓“斗私批修”，对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批判和攻击，迫使他们作检讨。4月14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文件。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各组召集人会议，讲述党的历史经验，强调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的问题，要求注意政策，加强团结。他指出，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他还提议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些老同志要选进中央委员会。
　　自4月15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预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根据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提出的选举办法，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不超过250人。由于存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使酝酿、预选过程延续达十天之久。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而许多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和经过党多年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被排挤在外。
　　在4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19%，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29%。在选举中，有的代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不设书记处。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他指出，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他表示，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他号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他要求:“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八人为成员。中央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彪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他来说，也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流于落空。九大的召开，并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注:
　　[1]1966年10月1日，刘少奇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现在公开场合。
　　[2]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但从60年代初期起，中央全会的会期就不正常了: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四年后才举行的；而八届十一中全会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间隔了两年之久。
　　[3]与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样，在公开发表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中，没有照过去惯常的做法，公布出席和列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数。
　　[4]参与“二月抗争”的主要成员谭震林被剥夺了出席全会的权利。
　　[5]林彪所称“世界历史上四次文化革命”，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6]陈少敏，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7]1969年3月上中旬，苏联边防部队两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省东部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之后，中苏其他边界地区关系也趋于紧张。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强化了党内高层对国际形势严重性的估计，也给九大以重要影响。
　　[8]《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17页。
　　[9]《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