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茎上长了些红疙瘩:中国古典十大名曲典故(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21:18:38

    行者按:存档待研。

 

    中华古韵,有十大名曲一说。

    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

    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 “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 “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王徽之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孝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孝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孝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五、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 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 “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
    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公元前20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 “楚歌声” 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

     六、江月何年初照人――《夕阳箫鼓》

    《夕阳箫鼓》是一首琵琶文曲,又名《夕阳箫歌》,此外还有《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有人认为《夕阳箫鼓》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如《浔阳琵琶》的曲名,即取自《琵琶行》中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事实上《夕阳箫鼓》的意境与《琵琶行》有较大差异。史上更多人认为《夕阳箫鼓》的音乐内容和其展示的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改编自《夕阳箫鼓》管弦乐曲,更是直接取名为《春江花月夜》。

    《夕阳箫鼓》的曲情基本来自《春江花月夜》的诗情。奇怪的是,从唐、宋到明代前期,各家诗评很少关注此诗,自然也无人承认它是一篇旷世杰作了。自明代以后的唐诗选本里才开始收录这首诗。明代钟惺在《唐诗归》中评价道:“浅浅说去,节节相生,使人伤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读,读不能厌,将‘春江花月夜’五字,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 清代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中说此诗“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其自然独绝处,则在顺手积去,宛然成章。”清末王闿运在《王志·论唐诗诸家源流》中评此诗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春江花月夜》只有一首,唐朝只有一个。《夕阳箫鼓》的琴声阵阵传来,绘声绘影,《春江花月夜》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尽现于眼前,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之万千气象。

     七、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渔樵问答》

    《三国演义》开篇词中的几句“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可做古曲《渔樵问答》的妙解。

    《渔樵问答》是一首古琴曲。存谱最早见于明代萧鸾撰写的《杏庄太音续谱》(1560年)。萧鸾解题为:“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近代《琴学初津》说此曲:“曲意深长,神情洒脱,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橹声之唉乃,隐隐现于指下,迨至问答之段,令人有山林之想。”
   渔父做为“圣者”与“道”的化身,由来已久。《庄子·杂篇·渔父》中曾记述了孔子和一个渔父的详细对话,对话中渔父对孔子大段阐述了道家的无为之境,孔子叹服,尊称渔父为“圣者”。
   历史上“樵”的代表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早年出身贫寒,常常上山打柴,靠卖薪度日,后妻子因忍受不了贫困而离开了他。
    《渔樵问答》一曲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尘世间万般滞重,在《渔樵问答》飘逸潇洒的旋律中烟消云散。这种境界令人叹服,然古往今来几人能够?虽向往之,实不能也。

    八、胡笳本自出胡中,响有余兮思无穷――《胡笳十八拍》

    以文采武功来看,曹操应该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个连魏武都欣赏倍至的人物,虽是女流,理应属绝顶人物。此人就是蔡琰。

    作为通晓音律的天才,她给后人留下了《胡笳十八拍》琴歌,名列十大古曲。文学方面,她留下了《东都赋》,《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杰作。郭沫若这样称赞《胡笳十八拍》, “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郭沫若还称《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而《悲愤诗》,近人以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相提并论。
    蔡琰生逢乱世,早年家门不幸,再加上自己一生三嫁,其命运甚为坎坷。也许苦难是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源泉,正是这些旁人不曾有过的经历,使得蔡琰给后人留下了传世杰作。她的成就,她的才情,丝毫不弱于建安七子。介于几千年男尊女卑的陋规,《后汉书》中蔡琰不被单独列传,这使得她无法与同期其他历史人物并列。她的事迹也不入《儒林》、《文苑》等列传,而是被列于《后汉书·列女传》,篇名为“董祀妻”。《后汉书·列女传》中关于蔡琰的文字不多,但评价极高,说她“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蔡琰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因而她通晓汉、胡音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乐曲。她在该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胡箔十八拍》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九、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汉宫秋月》

    《汉宫秋月》本是一首琵琶曲,后改编为二胡曲。《汉宫秋月》虽列十大古曲之一,但乐曲的历史并不长。乐曲要表达的主题不是很具体。不少相关文章对此曲解题时都模糊地称,此曲旨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幽怨悲愁的情绪。有的文章称,此曲细致地刻画了宫女面对秋夜明月,内心无限惆怅,流露出对爱情的强烈渴望。

    《汉宫秋月》很可能与《汉宫秋》有一定的关系。而《汉宫秋》是一出元末杂剧,作者是马致远。《汉宫秋》讲的是王昭君和亲出塞的故事。
      宫女身居深宫,不得自由,日久自然生怨。另一方面,西汉辞赋家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曾感叹:“女无美恶,入宫见妒。”三千嫔妃和宫女,整天想的事情是向皇帝一人争宠,怎能不妒。然《汉宫秋月》中的幽怨并非小家碧玉式的、弱不禁风的闺怨。汉代宫娥身材健硕,能陪皇帝骑马、打猎,宫内活动受到的限制也较后世皇宫为少。因而她们怨则怨矣,本身并不幽闷纤弱。
    汉代宫女中也有不怨的。有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讲汉代有一个宫女名叫元宵,做得一手好汤圆。她每天极为想念家里的父母姊妹。她的诚心感动了皇帝,以后每年正月十五,汉武帝批准家家户户做汤圆,点灯笼,允许娘娘宫女出宫与民同乐。那一天,元宵在自己的灯笼上写着“元宵”两字,带着自己做的汤圆出宫,与家人团圆。

    且把遥远年代里的幽怨抛在一边,听《汉宫秋月》,品十五元宵,岂非快哉?

    十、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