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抢班夺权：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10月21日 20:37  新浪读书
毛泽东逝世后遗体告别现场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9月11日晚、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士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笔者在1990年7月15日访问了米士奇。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二十四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米士奇记得，他来到紫光阁休息室，用那里的两部电话── 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十七部电话机”)，往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内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9月10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人，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们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辈。他不是高干子弟，也向来没有跟中南海沾边。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国的政治神经中枢。

　　那是六十年代初，中南海发生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那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提议装个录音机录下来，以便整理、保存。那时的录音机很大，显眼地放在会议桌上，压根儿不是什么“窃听器”。有一回开会，毛泽东看见负责会议事务工作的刘吉顺在摆弄录音机，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刘答：“先进设备，给首长讲话时录音用的。”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这件事就一飞而逝，直至“文革”风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绎成安装“窃听器”，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自从毛泽东说了“我叫安的时候安”那句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意识到毛泽东不大喜欢录音。为了能够完整地记录毛泽东等首长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加强速记工作。

　　于是，着手物色八名速记员。从哪里物色呢？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八名“根正苗红”的学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从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选中了！

　　米士奇确实是“根正苗红”的学生。他被查过“三代”——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本人是学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没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学六年，他六年当选三好学生，五年当选优秀团员，两度当选北京市优秀学生。

　　像米士奇这样“根正苗红”的应届毕业高中生，最初选了八人，后来筛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这四人被送去学速记，不久调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为中央的会议当速记。米士奇还负责整理过毛泽东讲话的录音带——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录音，大约二三百盒录音带。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是四名速记员中第一个入党的。此后，他一直在中办工作。

　　1974年，他担任中办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时，2月1日被调往王洪文办公室临时协助工作。这样，他成了“王办”的工作人员。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刻，虽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进驻”紫光阁，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写了揭发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发的文件上，称他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为“老米”。当我来到他家，他和妻子张素花(当年在钓鱼台工作)笑谈往事，颇为感慨。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对于江青来说，手中最重要的“王牌”，那就是“毛主席的旗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1985年接见美国作家、《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R·特里尔时，曾这样深刻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毛主席同江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主席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很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无情的人，是个野心家。他们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

　　但为什么她在“文革”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并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极左的思想。

　　因为我跟毛主席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

　　假如要写个人传记，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

　　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责任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1992年4月2日至3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0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张春桥所说的“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注：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伫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瞩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延总统庇隆(1895~1974)死于任内。 　摄影记者杜修贤近距离目击了这一幕，他这么回忆道：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三声，将新中国二十七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重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主席也走了。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最小。

　　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儿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得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料，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注：顾保孜：《红镜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9月21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9月23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就要到末日了。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华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当时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9月29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9月19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1984年6月15日，当时的会议参加者汪东兴在医院接受中共中央研究室负责人采访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9月29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研究毛主席刚逝世，国庆节怎么过。他们(“四人帮”)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去开学习会，我们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会，请各方面代表参加。结果按前种意见办了。”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曾详细回忆他1976年9月29日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情景。以下是秦城监狱的笔录：

　　审判员：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姚文元：下面我想交待一下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审判员：好，你说吧。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以后，除了讨论两个文件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就是国庆节前一两天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主席的病情。因为有一部分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医生汇报完了之后，又讨论了一个外交部的文件。

　　审判员：是什么文件？

　　姚文元：就是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对这话，没有提不同意见，我只提出要加上中央的两个文件。

　　审判员：哪两个文件？

　　姚文元：即《告人民书》和华主席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也同意，后来就加上了。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接着华主席宣读了一封毛远新的来信，大意是：我是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来工作的。毛主席逝世后，我要求回辽宁。当然中央如果有新的指示要我留下来，我服从决定。李先念同志说：“还是让他回去吧，有事还可以再来嘛。”张春桥说：“他的事还没有完，办完了再走。”所谓事情没办完，是指整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当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提出戴黑纱的问题。先是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看了会有意见。江青说：“黑纱统统拿掉，毛主席逝世不再戴黑纱了，我带头，我第一个把它拿下来。”她说完就把自己臂上的黑纱拿掉了。并让其他人也拿下来，还站起身一个一个把别人的黑纱给摘下来。她摘了一部分。这也太过分了。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这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讲了很长一篇话。

　　审判员：江青都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讲话的大意是，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她还没有讲完，许世友同志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江青解释说：“我并没有说你嘛。”许世友很愤慨地批评了江青一通。有些老同志就劝说。江青还在那里讲。我看到老同志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吧，让她一个人去讲吧。叶剑英副主席就先走了，最后就剩下几个人。在那个会上，江青骄气是很大的，盛气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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