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情人非要翻看手机:黄建国在团省委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青年干部健康成长应该把握好五个“度”
——黄建国在团省委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2010年3月9日，根据录音摘要整理）

青年干部健康成长这个题目是值恒同志给我出的，之前没有专门讲过，自己客观上忙一点，主观上不想太多讲话，也怕耽误大家的时间。尤其大家都是青年干部，70后、80后的比较多，90后的也有，给大家讲话也是个压力。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谈一些想法和建议，同各位作个交流，考虑还不太成熟，讲完以后请大家共同来完善。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想请语言学家李方桂到民族研究所当所长，李方桂坚决不去，“愚以为，第一流的人才应当去做学问，第二流的人才应当做教师，第三流的人才应当去做官”。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情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八十年代沿海一带父母亲教育孩子，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你再不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去当官了”。最近上海周立波在电视里面讲，“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东西是非逻辑性的，比如不会写作的成了作家，不会演戏的成了演员，不会唱歌的成了歌星，什么都不会的成了领导”。这些说法，反映了某种社会现实和社会心态，其中有客观的部分，但是也有不实之处。当官的并非都是无用之才，愿意当官的人现在也还是不少，想当官并不都是坏事，当好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通用公司总裁在回答什么是最重要的领导职责和最高明的领导艺术的时候说，“把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招揽到自己的身边，是最重要的领导职责；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是最重要的领导艺术”。这个话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我们党要成就大业，必须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党内和党的周围，必须让优秀的人才去担当重要的使命和职责。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也是干部队伍的摇篮。有志于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有志于为党承担重任的青年干部，应当着力加强自身修养，着力完善和提升自我，使自己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领导能力，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青年干部的成长，各人有各人的经历，在不同环境下，会有很大差别。就共性的问题来讲，青年干部健康成长，应把握好五个“度”：就是政治上有高度、思想上有深度、知识上有广度、心理上有气度、能力上有强度。
一、政治上有高度
政治上清醒而坚定，站得高看得远，这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内的理论专家，也是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专家，他说：“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领导干部要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和气魄。什么是政治家的远见和气魄呢？我想不用讲多少大道理，就讲毛主席的例子。毛主席当年说过，“要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这话就有远见、有分寸。“要搞一点”，就是不能不搞，因为没有一声巨响，世界是不会在乎我们的。陈毅同志就说，“如果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有能力，在世界上才有话语权。俄罗斯的普京讲，“没有实力的愤怒是毫无意义的”。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只搞一点，不能搞得太多。毛主席曾批示：“先写楷书，再写草书”，搞得太快的话，国力也承受不了。苏联的教训就很深刻，高科技很发达，在世界上很有地位，但人民生活保障不了，生活很困难，农副产品供应很成问题。很多国家因为军备竞赛被拖得疲惫不堪，牺牲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这个事情上毛主席很英明，很有远见。钱学森1955年回国，他是“导弹之父”、“航天之父”，他说：“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的薄弱，连汽车都没有造出来，竟然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种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这就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睿智英明。
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情就是政治。”王兆国同志有一次讲话举例子说，毛主席曾经问一位领导何为政治，那位同志讲了很多，毛主席说你这个太复杂了，政治就是两句话：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毛主席又问什么是军事，也是讲了很多，毛主席说军事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主席是最善于深入浅出、把复杂的问题简洁化的大师。英国首相布莱尔说：“有的人可能看不起政治，但是我们从事政治的人都知道，人们站起来是因为它，跌倒是因为它。如果它偶尔沾染了卑鄙的欺骗，那么更多的时候它是为了追求高尚的目标。”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出身泥瓦匠的德国前国防部长舒尔茨，学历不高，名言不少。有一次记者问：“部长先生，做国防部长和当泥瓦匠两者有什么共性？”这里面暗含着对他出身的嘲讽，他回答说：“两者都必须站在高处而头不晕。”既巧妙利用自己低微的出身道出了做人做事的真谛，也阐述了做泥瓦匠和做政治家同样都不容易。政治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投资最多而顾客最少的生意，但社会还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政治家，人们对政治家也仍然很崇拜。宋楚瑜讲：“盖林肯纪念堂的是学理工的人，但是坐在里面供人们瞻仰的是搞政治的人。”汉高祖刘邦问韩信，自己能带多少兵？韩信说：“一千。”刘邦又问：“那你能带多少？”韩信回答：“多多益善。”刘邦不高兴了：“既如此，你为何沦为我的手下？”韩信说：“你能将将，我能将兵。”一个是领将的人，一个是带兵的人。将将之人，善用将领的才能，清楚其长处和短处，知道把他用在什么地方。将才和帅才是有差别的，帅才除了应当具备将才的素质以外，还应当具有统筹全局的眼光，破旧立新的远见，团结下属的胸襟，决胜千里的韬略，一锤定音的决断。
政治家要能够团结人。“团结而不结团。”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觉得自己很有本事，看不起周围的人，老是和别人搭档不到一起。有人讲，“搞不好团结是因为我能干，他们的水平太低了”。唯我独行、唯我高明是不行的。政治家一定要有胸怀， “一流的政治家没有敌人，天下无敌；二流的政治家没有私权，天下为公；三流的政治家友多敌少，免不了结党营私；末流的政治家是人民公敌，天下为私；政客有私敌私友，无同志道友”。当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过一句话：“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句话适用真正的政治家。领导者要待人以诚、许诺以信，才能为长远开拓渠道、增添人脉。事业成功是共同奋斗的结果，脱离了集体势必形单影只，丧失了民意将会独木难支。一个人再强，终归力量有限、时间有限。团结众人，学会合作，才可能有大的发展和成就。
政治家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不是谁都具备的。伏尔泰讲：“造就政治家的，绝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人格。”社会是这样，越是品牌的东西，人们对它的要求也越严格，人也是这样，你越优秀，社会就对你越苛刻。1988年12月，有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在空中炸毁，此后三年，“泛美”的航班八成都是空的，最后在1991年破产。在航空史上，美国的“泛美”航空公司有着骄傲的安全记录，被称为“天神”，因为优秀，所以公众不允许有瑕疵，不能有一点毛病。对于平庸者，人们本来没有期望。庸人犯了千百次错都可以得到原谅，真正的精英却不应有偶尔的闪失，这就是社会的苛刻。科学家失败99次，1次成功，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政治家成功99次，失败1次，就可能身败名裂。所以搞政治的人都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应该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都经不起失败。政治家不是创造思想而是识别思想。邓小平指出：“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没有主意不行，主意太多也不行。“政治家没有私生活可言，一举一动都有政治”。尤其是领导者，一切都在人们眼中，因而对于自己的行动言谈要注意、再注意。现在的社会对人很宽容，一般人在私生活上有点毛病，有点问题，大家不一定会揪着不放，但是对政治家的要求就特别严格。许多国家的政治家没有什么隐私，包括财产全部都上网公布，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但也规定了个人要申报的重要事项，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越来越严。过好“政治关”，离不开“生活关”。政治人物的一些个人爱好、生活细节都得注意。法国一位美食家讲，“餐桌上看得到政治的精髓”，不能以为吃饭是小事。伊壁鸠鲁说：“我们与谁在一起吃饭，比我们吃什么更为重要。”很多成果都是吃出来的，很多毛病也是吃出来的，这些方面，领导干部都应当严格要求自己。有人说，“政治家是利用别人，教育家是改造别人，艺术家是感动别人”，这话可能过于绝对，真正的政治家心中应有公众，懂得尊重人、保护人、理解人。“艺术家撒谎可恶，教育家撒谎可恨，政治家撒谎可怕”，政治家的追求、地位不同，很多行为方式及其后果也异于众人。“没有人性的政治是短命的”，讲政治不能不关心人。政治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应当关心大多数人。既要有指点江山的雄才大略，又要有悲天悯人的朴实情怀。政治家应该能大能小、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主角配角都能演，台上台下都自在。人的一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下，像毛主席、邓小平都曾经在党内被孤立过，邓小平是三落三起。“忍”，是对政治家素质更高一级的要求。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家关心的是由谁来治理国家，但老百姓只关心谁能治理好这个国家。老百姓不管你是什么党，谁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他就拥护谁。苏联的问题根本就在于没能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指出：“苏联、东欧出问题关键出在党内，根本的原因是经济没有搞上去。”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邓小平的目光不是放在怎么样使党纯而又纯上，而是首先放在有没有能力推动国家的发展上。在苏联解体一周年的时候，社会上流传这么一句话，“谁要是不为苏联的瓦解而痛心，谁就是没有良心；谁要是想再回到过去，谁就是没有头脑”，老百姓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去年是柏林墙倒下20周年，德国的总统默尔克说：“我们不能忘了在自由到来之前那些逃脱不了要蹲监狱的人。”奥巴马也讲：“我永远记得人们推倒柏林墙的景象，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谴责极权，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肯定自由。”普京说：“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总是反复上演，其原因就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的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当时柏林墙设置以后，每年都有很多人拼命要翻过去，有的人甚至坐热气球飘过去。即使不少人就此丧命，也仍然有更多人不顾一切地要跑到另一边去。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访问广东，当时有不少人偷渡香港，深圳的边防部队没有足够力量去守防，就把偷渡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沉默了半天，最后用肯定的语气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个事情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这句话成了深圳的福音，后来搞了特区，之后再也没有人偷渡，最早出去的人还带着资金回来投资。一种社会制度最终还是靠人民来选择。只有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制度，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张闻天说：“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地生活。”过去的皇帝都知道，为了让老百姓不造反，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贪生怕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让他们热爱生活。老百姓热爱生活，怎么可能还有人起来造反？搞社会主义，更要牢记宗旨，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努力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丘吉尔有一次去演讲，因为时间急，专车没有来，坐出租车赶到目的地后，对司机说：“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待会就出来。”司机说：“不行，我要赶回去听丘吉尔的演讲。”丘吉尔一听很高兴，就多给了点钱，司机眼晴一亮，想了想说：“那我就在这里等你，管他妈什么丘吉尔的演讲。”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比什么都重要。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执政18年，搞得很糟糕，开发西部失败了，和中国的关系也搞得很僵，没有威信。有一次在一家书店看到挂的都是自己的像，就说：“你们不能光卖我的像，还应当把列宁、斯大林的都挂上嘛。”人家气不打一处来，说：“其他的都卖完了。”政治家一定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政治上有高度，一要忠诚。忠诚是一种大德，忠诚离成功最近。人各有志，但是应当各有所忠，作为党员就是要忠于党、忠于人民，作为干部就是要忠于事业、忠于职守，作为公民就要忠于国家、忠于法律。二要为民。就是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名，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变得伟大起来，因为伟大是以为他人服务来界定的。”如果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百姓就不会拥护。三要宽容。当我们是少数人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勇气的时候，当我们是多数人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宽容的时候。培养出领导者是领导的最高境界，能让别人伟大的人才更伟大。四要守正。领导是榜样，是旗帜。只有把自己这个“人”写正了，才会有服众的底气和被崇敬的资格，真正做到不诱于誉，不毁于诽。马克思说过：“不可收买是崇高的政治美德。”凡是用金钱买到的东西，它原有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二、思想上有深度
思想无影无形，却无时不在、强大有力。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思想是最性感的部分，尤其是领导干部思想上更要有深度。思想使人立足。洪秀全讲：“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之所以为贵为灵，靠的就是思想。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因为我能够思想，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帕斯卡尔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花朵，是思想成就人的伟大。人是很脆弱的，人之所以伟大完全是靠思想。思想最有力量。雨果说：“思想就是力量。”法国数学家亨利认为：“思想仅仅是漫长黑夜中的一个闪光，但这闪光意味着所有一切。”拿破仑讲：“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个是剑，一个是思想，而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国际歌》唱得好：“让思想冲破牢笼！”有个外国总统讲：“你可以囚禁一个人，但是你无法囚禁他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监狱里的最后一块自由就是思想。思想影响久远。思想具有深邃广博的特点，可以在刹那间与几千年前的伟人交流，也可以遥望几万年以后的宇宙变化。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思想发展史，帝王统治国家不过一朝一代，而思想者的影响能够代代相传。深刻的思想像太阳、月亮一样，总是穿越时空的。世界上，人可以消弭，物种可以灭绝，但思想文化并非一朝一夕便可消亡。
古往今来的先知们，都非常重视思想的作用。佛学强调人的“双回向”，认为人先要往上超升，摆脱物质欲望、世间名利、价值观念的束缚，然后再回到现实生活中，在各种处境中怡然自得。庄子的可贵就在于既能向上也能向下，言行表现与人无争无怨，内心不受任何拘限，可以随遇而安。庄子讲“物物而不物于物”，这是以动词和名词交错而成的一种做人的方略，意思是既要立足于现实，又不受物质来限制，能够超越现实，是一种非常辩证的思想。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外国也有，像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上就推崇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他“生活俭朴、思想高贵”。托尔斯泰说过：“思想正如长出大树的种子一般，在眼睛里是看不见的，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正发生于其中。”赫鲁晓夫也说：“感受生活的好坏，有的人用胃囊，有的人用脑袋。”成就任何事业，既要有火一般的热情，更要有科学的态度和一颗平常心。传销组织有一句话：“想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这很荒谬。孔子讲：“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种工具，应当有更高的追求。有句话叫“眼高手低”，原意是说人要站得高看得远，但得从低处做起，在低处做事也要有远大的理想，不能忘掉了根本的东西。古人认为，君子既要能做具体的事，又要追求高远，思想深邃才可能有大的出息。
思想像钻石，未经雕琢的是石头，去掉杂质的才是瑰宝。思想像刀子，越磨越锋利。思想也像石头，碰撞生火花。陈寅恪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知识分子的第一宇宙定律和追求。华南理工大学的刘起林有一个“三无”的理论，他说：“思想无禁区，理论无权威，学术无顶峰。”宣传要有纪律，但进行学术研究，创造新的知识，产生更多的大师，就得有这种精神。哈佛大学《学习生活指南》开头一页有段话：“独立思想是美国学界的最高价值。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最严肃的态度就是反对把他人的著作和观点化为己有，即所谓的剽窃，对于任何一个有此劣行的学生，学校都必定给予严厉的惩罚甚至取消学籍。当你在准备任何的学术论文（包括口头发言、平时作业、考试论文），你必须注明你的文章中哪些观点来源于别人的著作或者任何形式的文字资料。”在哈佛大学惩罚最严的不是那些逃学的学生、偷窃的学生、旷课的学生、打架的学生，而是针对教学、研究、学习上的抄袭、剽窃和改头换面的移植，抄袭、剽窃成了师生的大忌。陶行知讲：“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做人最宝贵的。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尤其是党内同志间，要勇于讲心话、讲新话，领导干部要带头说真话、听真话。人要进步，很重要的一条是能听不同意见。如果刚愎自用，就算再优秀也难免有疏漏。有的领导讲：“从火线退到一线，再退到二线，最后退休，听到的真话越来越多。”现在我们的大环境比较好，但在有的单位、地方，有些时候还是很难吐真言、道真情。要努力营造人们能够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的氛围，因为思想是要碰撞以后才能产生火花的。如果大家都是说一样的话，跟着说，重复说，顺着说，怎么可能激活思想，怎么可能产生新的东西？
思想上有深度，最重要的是坚定理想信念。信仰是把个人与更伟大的整体联系起来的东西。詹姆斯说：“一个人的信念，是成就他行为的最大因素。”有这样一个佛教故事：大车国的王子摩诃萨埵有一次见到一只产崽后无力觅食、奄奄一息的母老虎，旁边七只刚刚出生的小老虎也因为没有母乳快要饿死。摩诃萨埵决定要“当使我身，成大善业”，就是要舍弃自己的身体，拯救这八条生命。他脱掉衣服，躺在老虎面前，老虎却连撕咬的力气都没有了。摩诃萨埵于是爬到旁边的一个山包上，让自己摔在老虎旁边，又挣扎着用树枝刺破自己的脖颈。母虎舔舐了他的血，恢复了一些体力，然后吃光了他的肉。这是赞美自我牺牲精神的故事，它对后世佛教信众影响很大。我国的禅宗二祖慧可，在受到菩提达摩冷遇时，就曾经用这个故事来激励自己。现在世界上为什么那么多人体炸弹，可见宗教的力量是很厉害的。我们共产党人坚持信仰、牺牲自己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夏明翰被捕以后，写下了名垂青史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电视剧《潜伏》中的邱掌柜被抓以后说：“谁也不能动摇我的信仰，我绝不会出卖我的战友，宁死不会叛变。”最后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断了，也不说一个字。信念能让人看见无形的，相信难以置信的，接受不可能的。只要心中有信念，行动就会有力量。
现在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一个人不可能再拥有一种独特的思想，任何一种思想都像一阵风一样在我们耳边飘过，每一种东西都像口香糖一样被我们反复咀嚼过了。资源共享的现代机制使我们中间谁都难以成为真正的思想家，更不可能有一个大智慧的先知。我们，不分男女老少，差不多同时接受了观念的洗礼。一个惊世骇俗的思想，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常识。许多观念被谈到时，呈现在眼前的仿佛是一个龙钟老人，使人感到陈旧、平庸与心烦。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思想克隆的时代，重复着已有的重复，千篇一律的东西太多了。有人讲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情：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作家王跃文说：“今人的文章难逾古人，因为很多话前人都已经讲过了，古人笔下的东西今天还能看得见。”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主旋律不能动摇、主渠道不能失去。要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好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当然一定要与时俱进，要生动鲜活，要引人入胜，要讲求效果。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就得有智慧、有技术、有特色。美国经济学家乔治说：“财富并不主要存在于物质中，而是存在于思想之中。”思想富则国必富，理论强则党必强。我们党一直不懈地推动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就是这个道理。四中全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这“三化”，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思想有深度很重要的一点。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推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思想有深度，就是要做到“不惑”，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随波逐流，能够正确对待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太大了，社会发展变化太快了，一点好、一时好，就认为一切都好；一点坏、一时坏，就认为一切都坏，都是片面的，我们需要辩证地看问题。思想有深度、智者能不惑，就是要明善祛恶，能够明是非、辨善恶，能够贵知己、贵知人，能够知当务、识时事。网上有些话讲得很尖刻，不一定全对，但反映了一些现实、一些现象。如：“现在的社会假比真多，鬼比人多，钱比纸多，酒比水多，醉比醒多，恨比爱多，色比情多，露比穿多，妹比哥多，车比路多，二奶比大奶多，官员比百姓多。”还有“几见几不见”：“人体看得见人品看不见，交谈看得见交心看不见，品尝看得见品味看不见，流泪看得见伤心看不见，帮助看得见关心看不见，握手看得见友谊看不见，书信看得见思念看不见，成功看得见艰辛看不见。”曹雪芹说：“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己一个也难求。”人与人之间应建立一种健康、简单的关系，能够与人为善，能够真诚相见，不要让市侩习气、商业规则影响到党内、团内。王蒙曾经说：“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诚难。”现在一些单位空话、套话盛行，不讲心里话，除非是有什么利害冲突了才说心里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太正常。现在出了一点成绩，做了一点好事，很多人也会胡乱联想，而且容易往歪处想。比如：“领导从媒体消失，人们习惯想到是出事了，而不是想到上调他用；美女提拔重用，人们习惯想到是色权交易，而不会想到本事出众；企业荣誉不断，人们习惯想到赞助费用，而不会想到质量服务；青年大龄单身，人们习惯想到有啥缺陷，而不会想到有情有缘；老乡突然来找，人们习惯想到借钱贷款，而不会想到叙旧谈心；生人主动来帮忙，人们习惯想到可能是另有所谋，而不会想到助人为乐。”有人说：“参加会议被废话污染，走进小区被宠物污染，听相声被噪音污染，看电影被色情污染，听演唱会被假唱污染，看二人转被低俗污染，翻开小报被绯闻污染，打开电视被广告污染。”还有人说：“没看广告偶尔受骗，看了广告经常受骗。”“魔术在提醒人们，亲眼所见也有假。”社会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多样性，需要清醒判断、正确识别。《易经》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也”，阴阳相伴、阴阳互换、阴阳难测。我们的思维方式应当辩证，非常敏锐，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正确的态度。希腊有句名言：“判断力不强，学问再高也没有用。”
思想上有深度，还体现在前瞻性和预见性上。有追求的领导应该永远看着前方，争取一个又一个事业上的高峰。列宁强调：“思想家就在于走在运动的前面。”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雨果也认为：“没有什么比一种适逢其时的思想更强大的了。”科学发展观就是这样一种适逢其时的思想。经过一年半学习实践，可以体会到科学发展观真的太及时了，如果没有这个指导思想，国家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有人认为，人类未来面对的最大灾难，不是瘟疫和战争，而是地球暖化。1945年到1980年，地球就在升温，气候就在变暖，但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结果错过了控制暖化的最佳时期。现在 2摄氏度是个临界线，地球升温2度非常危险，科学家认为若上升6度，人类和绝大多数物种就要灭亡。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逢其时，我们要贯彻好。早在1993年，邓小平就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现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还很突出，有的地方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但是另一方面，营养过剩死亡的人数又大大超过了营养不良死亡的人数，很多人在为胖发愁，分配不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过：“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何而出发。”“树是大地写在天空的诗，我们把它砍下来做成纸，记录自己的空虚。”环保部长周生贤讲：“坐宝马车，喝污染水，这是对现代化极大的讽刺。”现在越来越富的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差的环境中，这就是现代文明带来的“富裕环境病”，有人讲：“猴子如果知道人类把世界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当初它一定不肯进化的。”美国危机意识很强，《后天》、《2012》、《阿凡达》，都是在警示人们重视环境问题。 “文学是生活的寓言和预言。”有一点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会多一点主动。爱因斯坦曾经预言：“如果蜜蜂从世界上消灭了，人类也将仅仅剩下四年的光阴。”培根也曾经说过：“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过去我们讲改造自然多，今天还是该多讲一点怎么去顺从自然、适应自然，才有资格做自然的主人。


三、知识上有广度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在英国，只要活到100岁，就会收到来自女王的生日贺电，如果活到105岁，那么每年都会收到以女王名义发来的生日贺卡。按理，能连续收到女王的贺卡，非常值得庆幸和骄傲。但有一位老寿星却认为，女王还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连续五年收到的贺卡上，女王的照片都是一模一样的。她的意思是，哪怕你是女王，也得通过不断变换自己的照片，让人享受到尽可能的新鲜感。人与人打交道，领导和群众打交道，就是要彼此提供新鲜感。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为自己的身份、级别、地位胜过对方，就可以一成不变，就可以千篇一律，就可以在为对方创造新鲜感上不用力，不尽心。开会时有人打瞌睡，不能一味批评指责，还得要反思内容是不是太苍白？是不是总在老调重弹？就像进食堂吃饭，如果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大家都会没胃口的。学习就是一个不断地为对方提供新鲜感的过程，学习型的社会才能进步得更大一些，学习型的干部才能成长得更快一些。
读书之益，“得于目而富于心”，读书不仅是养眼，更重要的是养心，而且越久越深。“唯书有色，艳于西子；唯书有华，秀于百卉。”以书为伍，可以少一份浮躁，多一份清纯；可以少一份庸俗，多一份儒雅。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李家声认为：“人都是自己吃出来的。在精神文化上也是如此，你吃进去什么，就将成为什么。”人靠吃饭养身，吃文化养心，吃啥养啥。有的人狼吞虎咽地吃，使自己变得有重量；有的人如饥似渴地学，使自己变得有份量。靠知识改变命运的第一人，是2500年前的孔子。最近《百家讲坛》在讲“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当时的“五经六艺”，“经”是代表经典知识，“艺”是代表专门技能，具备这两方面的知识，才能够成为“仕”。“仕”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务员。孔子二十岁的时候就什么都精通了。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就是靠知识。他幼年丧母，少年丧父，条件并不好，但通过刻苦学习，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孔子的《论语》，只有一万多字，至今还有研究价值，还有汲取不尽的信息量。反观现在有些东西，虽然眼前热闹，不知道能不能长久留传下去。
学习是生存的基础、服务的前提、进步的阶梯、成长的途径。只有更好的人，才能更好地为人服务。知识上有广度，就是要精学理论、深学业务、广学知识。对领导干部来讲，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因为有了知识、有了抱负，才能够从湖南走到南湖、走向中国、影响世界，他说：“我也是什么都学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讲，我们的眼力不够，所以要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少许多错误。马克思说：“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深刻地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科学是奥妙无穷的。”他认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这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们自己知识那么渊博，还没有一点满足感，很值得我们学习。邓小平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思想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领导干部有理论感，有理论兴趣，掌握了科学理论，理想才会坚定，政治上才会强。在用基本理论武装头脑的同时，还应广学知识，优化知识结构，精通业务，成为行家里手。
学习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技艺。善于学习的人，可能在单位时间里比别人汲取更多的营养，理解更多的真谛和精髓。有的人读书可谓不少，看样子也很勤奋，但不见有什么质的突破。所以应注意总结交流方法，以便提高得更快。学习，既可能“学生”，也可能“学死”。画家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戚继光强调“师其意，不泥其迹”。重在学习精神实质，而不应拘泥于别人的形式。有人讲：“读书钻不出来的是蛹，钻得出来的是蝶。”洪晃说：“知识只有消化以后才有营养，不然就是智商中的脂肪。”有人认为：“看书能倒背如流是知识消化不良的表现，就跟人吃了一顿大餐以后，抱着马桶在那里吐一样，那种营养没法吸收进去。”要防止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注重消化和领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在践行上下功夫。鲁迅讲：“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读书是为了致知，致知是为了践行。汉字很科学，智慧的“智”，上面是知识的知，下面是日子的日，由知入智就在于每天积累一点。学习贵在坚持，贵在点滴积累。金圣叹说：“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像毛主席治党治国的经验那么丰富，内政外交的事务那么繁杂，但他还能够坚持读书，真的是很难得。马英九说他的父亲送给他两句话，“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学习是领导干部增长才干、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应持之以恒不放松。歌德曾经讲过：“你所不理解的东西你是无法占有的。”佛教上有句话讲地好，“难来难去，易得易失”，学习知识也如此。
领导干部的魅力来自多方面，主要是人格、知识、能力。毛主席就是三位一体、非常全面，所以有强大的魅力。他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书法家。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新民晚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其豪迈的气势、开阔的意境、飞扬的文采，不仅为毛主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使国民党受到了震动。国民党中宣部就让会作词的党员写词，拟从里面选一佳作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从气势上超过毛泽东。然而那帮文人的作品，蒋介石看了不屑一顾：“你们的词带有一种从棺材里发出来的腐臭味，怎么能够和毛泽东相比？”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执政18年，经常讲一些历史的东西，有人建议他出书，他还真写了三本小说，有的还被提名为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但后来被披露是由枪手代劳，让其声名狼藉。领导干部尽量少出书，因为你在位的时候，有的东西容易失真，而且领导干部主要是干事，写多了人家觉得你不务正业。也有人很有本事，事情干好了，也写了许多好东西，这个很难得。多数人恐怕还是应集中精力把该做的事做好。
一个政治家想凭借权力让自己挂上文学家、思想家的头衔很容易，但真相终有大白之日，一旦暴露出是水货或赝品，反而毁了自己的名声。历史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明朝对联很时兴，跟朱元璋喜欢有关系，他也亲自写一些对联。有一次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没有对联，一问，原来是阉猪的，不会写。朱元璋当即为其写了一幅：“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还比较形象。军阀张宗昌没有文化但爱写诗，还出过诗集。其中有一首咏泰山：“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若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文革中天津有个小靳庄，那里的老百姓个个都能写诗。后来江青推波助澜，全国学习小靳庄，领导干部带头写诗。有个干部写了一首诗，大家哭笑不得，但还都说好。诗是这样的：“我是革命的一条狗，守在祖国的大门口，帝修反胆敢来侵犯，我汪汪咬他几大口。”也有一些官员很有水平，包括有的皇帝还是有才学的，乾隆就是一个，有文化、懂诗词。有一次，乾隆巡视江南，见到一个扛锄头的农民，问这是什么人？张玉书说是一个农夫。乾隆故意问，农夫的“夫”怎么写？张说，就是两横一捌一捺，轿夫之夫、孔夫子之夫、夫妻之夫、匹夫之夫，都这么写。不料乾隆摇摇头说：“你这个宰相，连“夫”字的写法也辨不清。农夫是挖土之人，所以上面写个“土”，下面加个“人”；轿夫肩上扛竹竿，所以先写“人”再加两根“竹竿”；孔夫子上通天文，下晓地理，所以这个“夫”字写个“天”字出头便是；夫妻是两个人，先“二”字，再加“人”；匹夫是指大丈夫，先写“大”字，再加一横。用法不同，写法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啊。”王蒙说他的“蒙”字也是多音多义：有的作名词，像王蒙、蒙古；有的作动词，像蒙人、蒙骗；另外，还有的作形容词，像蒙蒙小雨。意思是说，这个学问很多，领导干部学无此境。明代有个诗人叫解缙，母亲在家里做豆腐，父亲挑到街上去卖。有人问他父母是干什么的？他写了两句诗，“肩担日月长街上，扭转乾坤斗室中”。文化具有这种化平凡为神奇的效果。纪晓岚不愿意趋炎附势，和珅盖了新房子让他题字，就写了“竹苞”二字，和珅很高兴，裱在那里，逢人就讲。后来有人说你上当了，竹子的“竹”是两个“个”，“苞”是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包”，是“个个草包”的意思，把和珅气得要死。纪晓岚也有不顺的时候，有一次，他的亲戚因为倒卖亏空公款，皇帝震怒，纪晓岚让人送了盐和茶去，暗示要“严查”了，亲戚看了明白其意，赶快转移了东西。此事皇帝知道了，纪晓岚被发配去新疆，后因编《四库全书》，受人举荐才回来。纪晓岚小时知书达礼、学习用功，《阅微草堂笔记》里讲他从四岁开始就没有一天离开过笔和砚，但也贪玩，课余时常抓鸟来养。因为家教颇严，他只好把鸟藏在墙洞里。先生怕他耽误学业，就摔死了小鸟。对句课时，先生出题“细羽家禽砖后死”。纪晓岚一看知道鸟被弄死了，很气愤，认为老师太残忍，于是接了个下联：“粗毛野兽 石先生”。老师姓石，非常生气，留他下来并责问。纪晓岚说，我是按先生的教诲对答。“细对粗，羽对毛，家对野，禽对兽，砖对石，后对先，死对生。”先生明知是狡辩，但为其机智折服，于是放下架子开导，终于让其明白了玩物丧志之理。有一次，纪晓岚和乾隆对对联，乾隆出上句叫“花甲重逢，增加三七岁月”，里面的数字相加是141。“花甲”就是60，“重逢”是2，“增加三七岁月”是21，60乘2加21等于141。纪晓岚不假思索就答出来了：“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人生七十古来稀，“古稀双庆”就是70乘2，再加个“一度春秋”的1，也是141，非常工整。知识能使我们自我完善，更好地表达自我，更好地与人沟通，更好地关切他人。
读书有三种境界，一种是“非我”，一种是“有我”，一种是“忘我”。“非我”是为了应付而读书，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应付事情而读书，这个比较被动，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容易流于形式。搞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求保证学习时间不能低于40小时，其实平时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啊，但人们往往不注意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媒体调查过，国民阅读能力在下降，当然这得全面来看，网络读书、立体阅读也是学习，不能只按购买书籍来算。但客观来讲，中国人读书确实跟国外还是有差距的。为应试、应事而学，这是“非我”。具有主动性，为了完善充实自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能够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但是还没有摆脱功利的思想，有的是做样子，有的是为了教育别人，这是“有我”。去掉了功利心，提升了高度，为了认识、适应、改造世界，为了全人类而读书，这是“忘我”。我们应当追求这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