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谷牧汇报考察情况长达7小时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8日12:09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长达7小时的汇报

　　谷牧汇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考察团于1978年6月6日回国,10天后完成了考察报告。30日下午3点半到晚上11点多,谷牧用了7个多小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考察情况。

　　考察团的汇报是具体而详细的。在农业部分,他们讲到了丹麦养猪站复合饲料的成分比例:竟然有大豆粉、肉以及骨粉。后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刊发这部分内容,用了20多页A4纸。

　　几乎所有的元老和决策层都沉默不语

　　谷牧集中讲了三个问题:二战后西欧科技进步迅速,中国落后了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值得借鉴;西欧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出路,看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采用国际经济运作中许多通行的办法。

　　谷牧汇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随后,邓小平又单独听了谷牧的汇报。谷牧在1998年撰写的《中国对外开放的风风雨雨》中提到,邓小平听后说了三件事: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

　　报告对经济、科技乃至对外工作都提出了建议,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方面,这些都在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体现。

　　“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具体建议大都被中央采纳了。”杨波说,“据我所知,它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杨波回到山东后,用了几个小时时间在全省主要干部大会上详细介绍西欧的见闻和思考。“开完会大家就围住我问啊 ,大家以前知道先进,没想到这么先进。”

　　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就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达成共识。

　　随后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

　　“对于对外开放没有太大争论,中央领导都认为要向世界学习。”杨波说,在对外开放中争议最大的,还是后来广东的特区。不仅地方负责人,包括主管这项工作的谷牧都受到很大压力。

　　至此,事实上开放大局已定,虽然还要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但邓小平等人以及一批高级官员, 已经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及从外国发展经验中,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向东看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供了两条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

　　另一路由李一氓、于光远率领的东欧考察团就担负了这样的任务。1978年春天,他们造访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

　　与西欧考察报告不同,这个报告的结论更具政治意味: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

　　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只是苏联计划经济一种。

　　8月,华国锋出访东欧,贝尔格莱德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形式被引进国内。几乎在一个月内,全国有36个单位开始试点这种叫做“贝科倍”的经营体制。

　　多个考察团陆续被派往南斯拉夫,全面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访问南斯拉夫归来总结说:“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坏,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好。南斯拉夫的方针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好东西, 排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坏东西。”

　　这可以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萌芽。

　　随后,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又吸引了中国人的关注。与南斯拉夫市场化经济不同,匈牙利并不完全否认国家计划 ,而是改变了国家计划的形式。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计划只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取消下达到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国防工业等重点工业部门除外。其次是将国家投资预算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但规定信贷总额。

　　虽然都脱胎于波兰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供了两条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

　　选择的结果,看起来更接近匈牙利。南斯拉夫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困难,而且其完全市场经济理论让中国人感觉距离太大,以至于其后10年,“姓社姓资”的争论依然炙热。

　　1979年9月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说,改革开放其实是先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主要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于东欧的借鉴。

　　杨波觉得,改革开放伊始最大的任务是补充基础。而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讨论则要等到80年代末东欧巨变之后。那时,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彻底失败,苏联解体,中国真正开始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 了。

　　先不要谈政治,先谈经济问题

　　因为企业家都想和中国考察团见上一面,联邦德国方面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甚至用军用直升机争取时间,有时一上午走3家企业。

　　对于副总理谷牧率团到访,西欧五国给予了非常高的礼遇。除比利时外,其他4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都提前回国,到机场迎接。在比利时、丹麦,都是首相迎接并主持会谈,王室首脑在皇宫内设宴招待。

　　“西欧那时经济停滞,资本、设备、技术和产品都过剩,想找出路。”杨波说,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的10年规划和23年设想这时已传到国外,被西欧各国看作新的投资机会,“和法国总理巴尔会谈时,他说先不要谈政治 ,先谈经济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各国纷纷向中国考察团许诺:法国大使说120个大项目中他们要10个;联邦德国黑森州州长说可以提供200亿,北威根州州长说当场就可以签50亿。

　　因为企业家都想和中国考察团见上一面,联邦德国方面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甚至用军用直升机争取时间,有时一上午走3家企业。一个月时间,考察团在西欧五国参观了80多个各类机构。

　　1980年杨波带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许多企业家都很怀疑,怕到中国投资被没收。“有一个西德商人,就是那次考察时认识后到中国投资的,他当场站起来说,到中国投资很安全。”

　　为了打消外商的疑虑。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时特意邀请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到中国投资。这位时年81岁的老人曾在20年代打破西方封锁与苏联做生意。

　　邓小平同意哈默破例乘专机到达北京,随后更多外商循踪而至。到1981年底,已经有26个非香港企业在经济特区以外地方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记载,1979年到1982年间,签订利用外资协议949个,金额205 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与当年的期望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增势不小,最终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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