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雪花》幼儿歌曲:忧患与批判

忧患与批判

字数：3295       来源：《读书》 2009年1期

因为独得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热门人物。虽然，这并不是他首次在世界上暴得大名。

　　十多年前，当他对亚洲增长模式的悲观预言，以《亚洲奇迹的神话》发表于《外交》双月刊时，引起的争议和批评都曾是空前的。对于他所指出的“亚洲奇迹其实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要幻灭”，不少亚洲政要和学者怒气冲天，直斥其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论。不过，他的预言很快被一九九七年惨痛的金融危机所印证，许多人，特别是亚洲政要和经济学家，不得不记住了他。当然那时大家表露出来的，多少还有些对危言耸听者侥幸言中的轻慢。

　　克鲁格曼最早成名于一九七八年，他经济学研究的黄金三十年，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相重合，虽然他对中国经济研究并不多，偶尔发表与中国相关的评论，也至多谈谈香港，或中国周边的东亚经济体。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而他作为经济现象与公共政策批评者的角色，主要还是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政、经两界比较耀眼。

　　与同样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弗里德曼、科斯等美国经济学前辈有所不同，克鲁格曼虽然也是以大学教授安身立命，但他又从来不只是书斋研究型的经济学家。

　　这得益于他的思想成熟期，正是美国经济社会接连发生巨变的时代，是美国与全球加速融合、又反复碰撞的岁月。这也得益于他所研究的经济学领域，首先是国际贸易及相关的金融危机，他着重解释了，为什么资源秉赋相近的区域或经济体之间，虽无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技术差异，也无二十世纪“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所强调的要素禀赋差异，却仍可以进行大规模双边贸易。在这方面的突破研究和理论解释，让他一夜之间扬名国际经济学界，并让他一九九一年获得颁给四十岁以下杰出美国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以及他二○○八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均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学术资本。

　　属于克鲁格曼新的重要时刻，定格在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当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克鲁格曼独享，他将获得的奖金仍为一千万瑞典克朗（约合一百四十万美元），不会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一人独享经济学奖，是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理由中说，克鲁格曼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经济活动的地域特征和金融危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颁奖声明说：“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有什么影响？全世界范围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保罗·克鲁格曼创立并阐明了一套全新理论，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他也因此全面整合此前全异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

　　对此，公众更愿意简单地解释说，因为克鲁格曼准确预言了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在几年前再度预警了今天发生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和华尔街金融风暴。其实，克鲁格曼成名、获奖的首要原因，与贸易有关。

　　比较优势的不足，规模经济与消费者偏好

　　在国际经济学界，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一九七八年那段颇难复制的学术传奇。在知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的鼓励下，当时克鲁格曼花了许多功夫撰写了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并在当年七月提交给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经过争取，名不见经传的克鲁格曼在这次重要学术会议上，获得了一个宣读论文的机会。但一开始似乎没有人愿意倾听一个初出茅庐者的初浅见识，会场在一片嗡嗡声中进入了垃圾时间。然而，随着克鲁格曼不紧不慢地宣读他的论文，会场越来越安静。最终，这些学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知名学者们，以无保留的热烈掌声，祝贺天才般的克鲁格曼，成为经济学殿堂的新名流。

　　后来克鲁格曼多次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九十分钟。”是的，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做的最正确的，就是不迷信传统经济学的解释，而是面对现实经济状况，针对那些无法用传统理论解释的新现象，进行有重点的开创性研究。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论是李嘉图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传统贸易理论，都难以全面解释当时的贸易新现象。克鲁格曼对比研究发现，像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地理位置相邻、发达水平相近、资源技术相似的国家之间，持续进行大规模双边贸易，并不是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解释的。他在一九七八年的研究突破，是不仅用语言，还建立一个全新的数学模型，严谨而精炼地论证出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和消费者偏好，是创造新贸易的重要动因。

　　当时，许多产品可以连续用更廉价的方式生产，而同类同质但不同品牌的产品极具多样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各花色品种。另外，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可能会要求获得各种同类产品。其结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取代地域市场的小规模生产。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同一类产品中的某些品种，再与专业化生产同类产品其他品种的国家进行贸易，这样大家都可以减少自产的花色品种，却同时增加消费者所需要的更多花色品种。比如，日本为全世界的消费者生产丰田轿车，美国为全世界的消费者生产别克轿车，两国进行贸易，两国消费者就可以同时获得购买丰田和别克这两种轿车的选择权。

　　克鲁格曼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题为《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论文。因此在一九七八年暑期研讨会上的成功宣读，该文随后发表在一九七九年的《国际经济学》（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杂志上。三十年来，这也是他被引用得最多的学术成果。

　　其实，他在经济学研究上的重要突破并不止于此。一九九一年他发表论文《规模报酬和经济地理》，用一个“中心—外围”模型，解释了区域间人口与产业流动的原因，被公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同一年，他在另一篇论文《历史与偶然预期》中，论述了历史和偶然事件，是如何决定产业区位的发展，并影响各经济区域之间的贸易重点。这些被称为新贸易理论的重要成果，从理论和模型上两方面解释了二十世纪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结构。也就是说，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全球范围，可能都不可避免会划分为高新技术为主的城市化核心地区和劳力或资源密集的不太发达地区，新的贸易形式层出不穷，更加立体多元。

　　这些研究成果的实际运用，在中国其实还很不够。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主要用实践证明了，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面极具可行性与合理性。但当我们也面临新的外贸瓶颈时，即使中国最具声望的经济学家，仍然试图靠比较优势理论来释疑解惑，却少有人提及克鲁格曼并不算新的国际贸易模型，更遑论据此建言献策，这是令人遗憾的。能不能把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外贸战略分析呢？我们应当好好想想。

　　经济学家的独立、良知和学术水准

　　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让克鲁格曼与众不同。一是他见多识广，充满活力，除了经济与政治，从摇滚明星到好莱坞大片，甚至米饭腌菜他都津津乐道；一是他笔力雄健，冷静敢言，不仅可以写“希腊字母式”深奥难懂的经济学论文，可以和奥伯斯法尔德合著最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他还能适应现代报刊与阅读偏好，恰当讲解“失业型复苏”、“达不溜双底”、“存货反弹”、“产出缺口”等经济学概括，以优美文笔和诙谐措辞，为《财富》杂志、《纽约时报》等媒体，长年撰写清楚易懂的评论专栏。因此他也被称为是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是“米尔顿·凯恩斯之后文笔最优美的经济学大师”。

　　这本冠以《克鲁格曼的预言》之名的中译本，就是这类报刊专栏的结集。其时效性看似不够好，因为内容基本上是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最初三年的文章。文中谈论的热点多已成往事，主要关乎美国在世纪之交的形势与决策转折，关乎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权力与政策更替，关乎获得压倒性赞誉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可能的决策失误与监管放纵，自然也关乎身为民主党人的克鲁格曼，难以完全超越的与共和党的价值冲突和政见纷争。

　　在小布什即将卸任之际，重读这本四年前出版的畅销书，有利于公众更全面总结共和党执政八年的得失，有利于外界更深刻审视仍然蔓延的华尔街金融风暴的前世今生。眼见当初“非理性繁荣”埋下隐患，克鲁格曼对奥巴马推动的美国新“变革与希望”，有略为乐观的期待。用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的话说，就是“每一个关心美国未来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克鲁格曼对美国现状的评价”，这是克鲁格曼这本旧作给中国读者最主要的价值。

　　其英文书名更准确的直译，应为“谜局或难题大拆解”（The Great Unraveling），但改成更具市场号召力和营销热点的《克鲁格曼的预言》，也还算贴切。因为这并不只是一本记录历史的书，而是试图从分析与总结中，看到美国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未来图景。

　　针对美国新经济在二○○○年前后的动荡，克鲁格曼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和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以及高度有组织的右翼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对于欢呼股市上涨的政经要人和《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等媒体，克鲁格曼进行了严厉批评。

　　早在二○○二年八月的评论中，他就直斥格林斯潘所推行的货币政策，是要“创造一个住房泡沫来取代纳斯达克泡沫”，他还以日本的教训提出警告：“如果美国的确存在房地产泡沫，当泡沫破灭时，我们将会与日本同病相怜。”

　　不幸的是，克鲁格曼的忧患预言，在六年后再度逐一变成现实。而且，这一次不同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系统虽然陷入严重混乱，但其实体经济并未元气大伤，尤其是东亚以外的各经济体，多处于增长与繁荣之中。但十年后，当克鲁格曼对美国经济的种种担忧变成现实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谁都难以独善其身了。也正因此，克鲁格曼迅速升温为美国最锐利、也最大众化的经济学家，这应当是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作为身处巨变时代的经济现象和政策研究者，克鲁格曼怀着对他的国家前途的深切关心，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进行尽可能的独立思考、理性批判和传播努力，这代表了经济学家可贵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心，显示了经济学家重要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引导。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总能在看似混乱的局面里，不断自我调校前行的方向。

　　面对世纪之交美国不可避免的极盛趋衰，克鲁格曼代表了深爱其祖国的忧患者，代表了“悲观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习惯”，这也是美国崛起并保持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满意保守势力的以权谋私，他们很担心创新能力的逐渐消散，他们其实是更忠实的美国价值与竞争优势守护者，他们的理性批判之声，最终形成支持奥巴马创造历史的汹涌民意。当然一切也许才刚开始，这位已经改变了白宫颜色的非洲裔候任总统，会不会比小布什做得更好，能否重现并超越十六年前克鲁格曼参与推动克林顿开启的美国经济强势和全球强权？

　　这位的民主党新代言人，会否在接下来四年里，避免成为克鲁格曼新的批评对象，现在还难以预知。从克鲁格曼“经常被指控为一个习惯性的自由主义者”来推测，奥巴马得当心，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社评版上每周两次的专栏，可能就是监督与轰炸。

　　而这与克鲁格曼的政见无关，更应视为他作为独立经济学家的价值回归和道义驱使。在序言中，克鲁格曼毫不掩饰他作为大学教授的光荣与独立，他不是“居住在华盛顿并参加同一个晚餐聚会的”评论家群体一员，因此不会成为“一种集体看法”的弱智应声虫，比如，既不随便在小布什就任总统之初挑刺，也不会在“九一一”后肉麻吹捧小布什为英雄。

　　他始终关心的，只是美国正在发生和面临的激烈变化，究竟是延续其强盛，还是加速其衰落。正如他在二○○一年十一月的专栏文章《官商同流合污》中指出，“在一个大多数专家都在赞美我们领导人的勇敢见地、技能和高尚道德的时代里，我看到混乱、无效和不诚实”。这让克鲁格曼深为忧虑，他不得不公开讨论“令当局十分不舒服的那些事情的真相”。比如一定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开战吗？必须像小布什所主张和推行的那样减税吗？美国公司体系如何腐化堕落了？克林顿留下的两千三百亿美元财政盈余怎么变成了小布什手上的三千亿美元赤字？格林斯潘在推动美联储进行所谓独立的货币政策选择方面，在不恰当推进美国金融市场“非理性繁荣”方面，都存在哪些问题？加州电力危机和安然丑闻之间为何密不可分？取消管制的局限性是否导致了电力灾难？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争取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环境？能否在享受新兴市场巨大增长潜力的同时，尽可能预防其不确定风险对美国的冲击？

　　透过克鲁格曼这些并不难懂的专栏文章，我们看到了世纪之交美国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另一种解释。在共和党八年治下的美国，经济模式和政治生态的确出现了不少问题，“真实的政治世界要比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更为严峻和可怕”，因此需要有远见的忧患见证和理性批判，特别是来自一位有独立学术思想和公众信誉度的经济学大家。

　　美国没有大问题，自由富裕最可贵

　　不过，千万不要因此以为，克鲁格曼试图根本否定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也不要从这本书的满篇责问中，真的以为美国出了根本性大问题。克鲁格曼是非常深切的爱国者，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位经济学家，利用其专业知识和公众影响的吹毛求疵“大全”，克鲁格曼说的并不一定都对，许多判断甚至表现出他的书生意气和不谙世事，或者是故意装糊涂。

　　按理说，美国是充满机遇的地方，一个人在美国一生的成功，应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干劲，而不是取决于谁是你的父亲。这个大前提，是克鲁格曼不愿放过的嘲弄小布什兄弟和共和党人的重要原因。他看到，在美国“地位可继承的现象又死灰复燃了”，在收入不平等基础上，社会和政治倾向于使今天富人的孩子，比那些穷人的孩子更具优势。

　　他看到，完善的教育体系已经被关闭，小布什执政期间积极推动取消遗产税，会进一步强化地位的可继承。克鲁格曼认为，这等于是支持公共政策和公共观念仍倾向于采取便于富人获利的措施，从而使得美国社会阶级分化日益严重。而这也是一种惯性，因为“美国精英的普遍观念仍然是精英统治制度，就像我们的政治领导乔装成平民主义者一样”。

　　屡屡批评这些不尽人意之处，恰恰表明，克鲁格曼说到底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信奉者和维护者。在基本的学术思想上，他从来没有违背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他始终是自由竞争的坚定维护者。一九九七年九月底，他曾对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香港发起的那场针对投机者的金融战争，会令全世界自由市场放任者惊呆，因为香港赖以生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干涉原则”出了问题，他称之为“香港的深刻教训”。在他看来：“资本市场是全球化的市场，然则支持和管理资本市场，使其得以运行的机构依然是主权化机构。很难想象真正全球化机构怎样才能成为现实。比方说，我们怎样才能起诉在英国从事金融业务的美国商人操纵了中国市场呢？”

　　综观克鲁格曼的公开忧患和尖锐批判，其指向主要还是对“自由市场的一个反省”，而不是彻底的颠覆，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因为克鲁格曼比谁都更明白，“即便是一个很好的事物，有时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错”。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是其最基础的支撑。在“九一一”之后，许多人支持小布什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打击恐怖主义，但克鲁格曼最关心的，却不是这样简单的因果推理和政治表态。

　　在他看来，美国当时面临的挑战不是根除恐怖主义，“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他认为美国最需要找到的是如何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应付恐怖主义的威胁，又不至于失去自由和富裕，而后者才是美国最终需要争取和保持的。他甚至以堪称“伟大”的民主党领导人林肯在一八六一年对美国《人身保护令》不恰当的质疑为例，强调“更重要的是法律自由和公民自由的问题”。可以说，克鲁格曼所关注的美国政治经济问题或政策争议，仍然不过是要像他所尊敬的经济学前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里反复强调的，要坚决维护经济自由这一目的，并通过经济自由这一手段争取和维护更大的政治自由。

　　这也是他从根本上不会对共和党治下的美国感到绝望的重要原因，毕竟“美国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修复的问题”，他的忧患和批判，是一种爱之深而恨之切的责备求全，是一种原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监督与边界设定。他深知，小布什再弱智，保守财团再贪婪，终究无法永远占据白宫和国会山，格林斯潘再滑头，华尔街再张扬，终究难以超越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批判声音和反对力量，忧患反省和创新求变，在运行了两百多年的美国式民主与市场体系里，随时有翻盘的机会，不是四年前，就是四年后。你看，四年前民主党没有完成的取代共和党执政的任务，现在不就非常顺利地通过奥巴马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吗？

　　难怪普利策奖得主大卫·刘易斯早就评价称：“这部充满智慧的著作，可以在事实还未太迟之前唤醒民众。”是啊，克鲁格曼在今年总统大选一个多月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多像是在提前宣告共和党和保守财团势力退位，并提前庆贺奥巴马代表的超越求变民意登场。

　　但这一次克鲁格曼就满意了吗？他的忧患和批评之声，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一周两次出现呢？他所关注的美国法律自由和公民自由，会不会在奥巴马任上出现令人侧目的政治变异？他所担忧的美国极盛而衰，能否找到避免之道呢？

　　（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by Paul Krugman. 《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美] 保罗·克鲁格曼著， 张碧琼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二○○八年十一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