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女人 百度影音:读 梁启超 《李鸿章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9:16:38
        读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有感于他公允的态度。不过分颂扬、也不妄加批评,所言之一切皆尽可能做到公正,全文之中深深渗透了他对李鸿章的惋惜、敬佩之情。不掩饰过失,不夸大功勋,史学家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开放客观的态度,史论正是要写成这样!

        梁先生写到世人对于李鸿章不公正的评价时说道:“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文忠公地下有灵,以他的个性,生前所遭非议已经数不胜数,今人或对其怨谤者,他想必也不过一笑置之罢了,何况俗儒议论。

        学生时代教授在讲“洋务运动”专题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李鸿章的书,已经对他的经历有了一些了解,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读了这本书之后,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李中堂仍然是是封建士大夫。尽管他和张之洞、翁同龢不同,那两个人最好名,他是最不好名,非但不好名,而且是集怨谤于一身不置一喙,但是他的骨子里仍然是为封建士大夫,认可并遵守封建道德,所以才会对满清忠心耿耿,为国事呕心沥血,梁先生称之为“犬马恋主之诚”。梁先生的传记中多次提到李中堂为国家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说他“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国家有难时,他从来都不避畏,也许是自信使然,常以一人之躯迎难而上,扛下所有的重担,苦心孤诣几十年,不为世人理解,直至临终之际犹心忧国事。

        梁先生对李鸿章的“不学无术、不知国事,不敢破格”这些评论,不免有些苛责的意思,毕竟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和他生活的时代不同,认识接触的事物、思想也不同。在那个时代,一些封建士大夫各顾妻子,巧言令色,曲意逢迎,妄自尊大,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缺乏起码的认识,正所谓梁先生所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官场之中,真正做事的少,会说空话的多,敢担当能担当的更是少之又少。做实事不易出成效,却易得罪责;说空话不费丝毫,却会得赞赏,至少不会惹来麻烦。李鸿章、恭亲王、左宗棠、张之洞、林则徐等人则与那些人不同,他们是一些有见识、肯做事的人,尤其是李鸿章,更是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不错的了,当然正如梁先生所说,李中堂是英雄,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李中堂是实干家,政治确非其长,说他不懂国事也算是公允。

       《李鸿章传》的开篇甚为沉重,讲的是李中堂和的德国宰相俾斯麦的一番对话,李鸿章问俾斯麦:“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梁先生在文中多次说道,李鸿章在国家革新中遇到的阻力,是其他欧洲日本各国的变革家们都会遇到的,其他变革家做到改革使国家富强了,而李鸿章没有做到。但是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并不相同。首先中国受到上千年封建思想的荼毒,这种思想对中国人民、官员影响深重,甚至李鸿章、梁启超自己都不能幸免;其次,中国的国家情况比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复杂的多,国土辽阔、人民众多、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绝不可能在历史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以一人之力变革整个社会,何况,李鸿章本人并没有变革社会的想法,他看到西方的长处只是西方的“技”而不是西方的“制”,制度这才是国家变革的根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李中堂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他的位置上,没有人会比他做的更好。这也是梁先生称“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

         这些年我国的文化氛围应该说算是日益开放了吧,很多历史人物都得到了重新的定位,对李鸿章的认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片面和单一,最起码决不能将其简单定位为“卖国贼”,至少,他是一个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兢兢业业,为改革做出尝试,并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努力和贡献的人。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辛丑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倡导“东南互保”不奉慈禧太后与十一国开战的诏令。剧中有一个情节,梁启超来拜访李鸿章,他传达了孙文的意思,叫李鸿章以两广独立,他们将拥护李鸿章做大总统。李鸿章当时沉默了一会儿说:“谋反啊?”然后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代人就应该做一代人的事情。”尽管这仅仅是电视剧不可以完全当做历史来解读,但是它所反映的心态现实中的李中堂未必无,他是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他知道世界形势变了需要维新革命,但是以他的位置、思想,他无法背弃他的君主,他选择的仍旧是北上议和,为国家为君主和八国联军谈判,而此举将又会被世人诟病为“卖国贼”,这不正是儒家所推崇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吗?他所该做的已经做完,也在他的能力下做到了尽心尽力,至于其他的留待后来人吧……

 

最后,以梁启超先生为李中堂所作的挽联结束: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