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容易引起流产的食物:[宝钢——「洋跃进」是怎麼回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1:40:03
中国人受不得穷，发家致富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最根本最真实的思想。文革偏离了经济建设的方向，因此不得人心。文革后政府和民眾都想搞经济建设，加快发展速度。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强烈剌激著中共，国民党是手下败将，他们能领导台湾实现经济现代化，我们为甚麼不能？当时全北京全中国都是这个心态。另一方面，七十年代头几年石油產量连年增加，日本愿意提供大笔低息贷款，条件是拿石油和煤换设备。很多人被这股洋风吹得头脑有点不清醒，以为地底下的资源挖不完，外国的钱得来容易。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这句描写刘少奇时代大跃进空想的话，到了七七、七八年，变成了，「人有多大胆，就借多少款」。 七八年二、三月间，华国锋主持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从七八年到八五年，要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田、三十个大电站等。按照规划，从七八年到八五年，八年的全国基建投资竟相当於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1] 七八年中国同外国签订了二十二个大项目，初步估计，建成这些项目，大约需要六百亿人民币，其中最大的项目宝钢要二百亿，是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2] 除了这些项目，规划还提出一九八零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实际情况是，一九七七年的农业机械作业率还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这个规划要在三年之内，使机械作业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可见其空想的程度。 规划的另一个目标是石油產量达到二亿五千万吨，而七八年石油產量只有一亿多吨，其中一半是靠大庆，它的年產量在五千万吨。石油增產要靠油田，但当时的地质勘探并没有发现第二个大庆油田。规划中钢的指标是从七八年的三千一百万吨上到八五年的六千万吨。 洋跃进的疯狂程度一点不比刘少奇大跃进时代的一大二公逊色。 七八年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洋跃进的风还在猛刮，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因此陈云制止洋跃进的意见并没有引起重视。在陈云发言的十天后，宝钢总协议书正式签字，二万多来自全国的工人在上海宝山县荒僻的海滩上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谁是洋跃进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因为最大的宝钢项目就是他决定的。[3]七七年十一月份，邓小平兴访华的日本经济界巨擘新日本制铁公司的董事长稻山嘉宽商谈时初步谈了这项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七八年十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参观了现代化的君津钢铁厂，最后签了合同。[4] 邓小平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一九七八年五月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有很多困难，资金没有出路，可是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又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麼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5] 怎麼才能经济快速发展？邓小平当时只知道以钢为纲，於是才有了宝钢。我们不能说邓小平在这上面有任何私心，邓小平这样做也是为了国家富强，我们应该理解他的这种心情。他也是因为不懂经济生產和科学技术才瞎指挥。回过头来，毛泽东何曾不是在同样的情况和心态下发动五八年的大跃进？根本的问题在於中共偶然赢了一场战争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硬要领导一切。 正是在邓小平拍板宝钢的带动下，华国锋的十年规划纲要於七八年二月份出笼。其他人都是受了邓小平宝钢决定的影响而盲目跟进，推波助澜。紧跟的人有余秋里、康世恩，还有李先念、华国锋和叶剑英。要说罪过，华国锋和叶剑英最小。虽然华国锋是总管一切的主席，但他和叶剑英一样，不管经济也不懂经济，以官场的道理，他们只是不能扫大家的兴，也不能不给邓小平面子。 《老虎第二册──中美关係中的惊天大案》已经出版，现在香港各书店出售。 除了陈云敢捋邓小平的虎须，别无二人，因此才有陈云在七八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才过了几个月，对「洋跃进」的批评就应验了。 应验是因为出现了两个紧急情况，一是中国的石油產量不见增加，反而可能下降，靠石油换设备的合同今后可能兑现不了，而合同又写明不能单方面改变。二是随著工程上马，当初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全出来了，比如厂址地质鬆软问题，电力水力不足问题，设备太先进致使不能用品质差的国產铁矿石，必须从澳大利亚进口等等。重新规划又要大幅追加投资，原先的二百亿预算完全不够，三百亿也可能打不住。 在中国政府开始著急的时候，宝钢的设备还是整船整船地从日本驶来上海港口，日本人甚至加快了发货速度，他们也怕中国中止合同。如果中国政府是一个公司的话，已经面临破產的危险。 国家的信誉受到了重大考验，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威胁。骑虎难下正是宝钢当时的写照。花了百多亿若不搞下去，白白浪费掉，继续搞下去，再花百多亿，能否填满，也令人担心，而且全国经济都会受到拖累，其它项目都没有钱了。久经考验的邓小平也著急了，决定立即请陈云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领导全国经济工作。 这不是邓小平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而是邓小平对七七年邓、陈之间一个默契或一项口头协议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个宝钢危机，邓小平可能还要拖一拖。这个邓、陈之外只有李先念和姚依林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默契或口头协议被党内高层称之为「邓、陈密约」。其内容很简单，就是邓小平管党务和经济以外的全面工作，陈云主管经济。 这个协议的意义十分重要，它是陈云同意与邓小平联盟，合力推倒华国锋，及其华背后的叶剑英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个协议，才会有彭真为首的原刘少奇势力和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原周恩来势力的相继加盟；才会有各帮派一起发力，不顾叶剑英老脸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有会前会后发生的许多事。 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最高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其他十个成员，除了王震，都是以前管经济的主要负责人。他们的确都很有经验，但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几乎都是指令性经济失败的经验。这是陈云藉以建立他的经济王国的队伍。 同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写了一封句斟字酌的信，提出了他们对财经工作的意见。这封名义上写给中共中央的信直接交给了邓小平。 这封信有六条简明扼要的意见，都是说给邓小平听的。其中第一条：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覆和出现大的「马鞍形」。第三条：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冲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第五条：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第六条，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些话都是经济学浅显的常识，任何一个搞经济的人都应该懂。其中没有一句讨好邓小平的话，甚至连官场常用的客气话也没有。邓小平嚥下了这口气。他说他完全支持陈云的意见，包括陈云用两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邓小平不得不忍，因为宝钢问题迫在眉睫。如果中国的经济因此出了大问题，邓小平将又一次下台。 邓小平很懂韜晦之计，他忍辱负重不是第一次。七四年他为了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写信给毛保证永不翻案。毛把邓的信公佈於世，但后来还是翻案了。 陈云是个温和的人，平时很少说重话说狠话，但在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生气了。因为他听到了来自一些人的批评，这些人急於向邓小平效忠。 他说「共產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產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麼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6]陈云没有点「有的同志」的名。 在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发了一通牢骚，满腔怨气都对著他的新盟友邓小平。如果不是新盟友的关係，陈云还不说呢。说出话要有人听，没有人听就不说，这是陈云的原则。 「要改善生活、要建设、要生產、要实实在在的有所作为，并不是去空喊几个口号，闭门造车的制定几项宏伟计划，规定几个指标，而是要从近看到远，从远推到今，一步步按部就班去做。」 「今天对我们来，说面临的困难很多，有些是客观造成的，有些是人为造成的。‥‥‥是不是这人为的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不是泼冷水，解放后三十年来，能真正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做好经济方面工作的领导，是很少很少的。不少经济学者讽刺我们说：共產党马上夺天下，不能马下治天下。不算全对，但也差不远了。」 「反过来问一下，我们有没有积累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力、物力、资金、经验与技术呢？有没有？大声一点说，不，我不是说将来，是现在，是今天。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呢？怎麼？不敢说？我说：『小有大无等於没有』。就是没有具备，这不是悲观论调，这是实事求是！从无到有，要有过程，这过程是不能少的。」「要害是资本和技术的不足。」 「由於长时期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苏联发展经济的模式：先重后轻，先工后农，先大后小，先中央后地方，因此，轻工业始终是引不起足够的重视，而农业也始终是处在落后状态。」[7] 同年六月，陈云在国务院的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再次批评说：「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係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二百亿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復考虑后再决定。」[8]陈云还是没有点名。 说归说，忙还是要帮的。陈云深思熟虑后有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宝钢一期工程[9]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按合同进行赔偿。以后按这个方案走，宝钢问题和中国经济才逐渐度过了难关。但从经济上来说，宝钢是否合算？何时可还清债务开始盈利？这些问题陈云一直没说，没有下这个结论，因为这很复杂，涉及许多经济数据，也取决於对一系列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评估，不好说。不好说的话陈云就不说。 因为宝钢的事，邓小平记恨於石油部那些人。要不是那些人打包票，说中国的石油储量十分丰富，原油可以换回大量外匯，足可买进一个现代化，邓小平也不会做这笔石油换设备的大生意，也不会有宝钢。邓小平认为他上了石油部那些人的当。 七九年底，出了「渤海二号」[10]事件，邓小平立刻报一箭之仇，把事故原因说成是官僚主义错误。为此石油部长宋振明丢了官，副总理康世恩记了大过，余秋里调离计委主任。但是公允地说，这些石油派官员多年来重开採，轻勘探，追求虚浮的高指标，是一个错误，但其中也有邓小平的责任。邓小平七五年就催著要求多出口石油。[11]以邓小平当时东山再起的权势，他的那些话必然给石油部很大的压力。 当石油部官员威风扫地时，邓小平却兴致勃勃上了黄山旅游，一路上接受群眾的欢呼。 《人民日报》说那艘钻井船翻沉造成的损失是三千七百万人民币。但是宝钢的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呢？ 一年后宝钢问题的风声有点透露出来，不明真相的人大代表群情激愤。他们预感到这个问题很大，但不知确切数字。他们的发言中出现了这样的话﹕「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12] (一个政协委员说，类似宝钢这样的项目，不论是哪位领导同志决定和批准的，都应作检讨，吸取教训。[13] 宝钢的损失可能在几十亿至上百亿人民币之间，也可能更多。[14]一份资料说，仅仅因为谈判时急於成交，接受日方的一揽子交易，估价大约高出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些中国自己能搞的辅助工程，如交通运输和港口建设，也都由日本人承包了。[15] 《人民日报》没有完全在宝钢问题上保持沉默，它有一项报导，报导了全国人大代表向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的质询，这项报导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16]《人民日报》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把宝钢问题的责任推给冶金部。 比较一下这张报纸在「渤海二号」事件和在宝钢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是很有意思的。有关的两个报导表面上看很相似，好像都是反对官僚主义，但用意完全不同。后者掩盖了真正的责任者邓小平，前者是帮著邓小平打撀他的政敌，而那个邓小平的政敌实际上对翻船事件没有直接责任。 《人民日报》当时的主管是胡绩伟，中共党内著名的思想解放者，素常标榜改革和实事求是，但遇到事关他的大老闆──邓小平的声誉时，关係到他们的帮派利益时，他就不那麼实事求是和不那麼思想解放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党内异议人士的局限性，他们毕竟是中共官场老手。因此当我们肯定他们对异议运动的贡献时，不能忽略了他们的帮派印记。 更加不公正的是，八零年的冬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洋跃进」的责任按在了华国锋的头上，理由是当时他是党的主席。以后华的这个错误又被写进了中共正式文件。[17]以讹传讹，国际学者也因此受骗上当，权威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论「洋跃进」说：「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他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引向另一场灾难。」[18] 因为宝钢事件，姚依林从心底裡看不起邓小平，他曾经对他的兄弟，毛头阿姨的丈夫姚克时先生说，「这个人人品不好，欺世盗名，毛泽东再霸道也没有把大跃进的责任推给别人。」毛头阿姨还说，姚依林从来不吹捧邓小平。 民眾被蒙在鼓裡，完全不知道宝钢整个事件的真相。我哥哥七十年代末在宝钢资料组做翻译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误以为宝钢问题是中国单方面上了日本人的当。当时，工人们发现进口的一些设备是用过的，而按照合同这些设备应该是全新的；耐火砖也是从日本进口，据说中国的工厂其实有能力自行生產。尤其让人吃惊的是：打开箱子，每一块耐火砖都用特种纸分别包装，每一箱的包装费用抵几个工人的月工资。平时习惯於节衣缩食的中国人，心痛呀！ 注： [1] 《邓小平时代》第107页。 [2]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290页。又《国事忆述》第100页称：「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22项成套引进设备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项，一、二期工程共计划基建投资301.7亿元，其中包括47.8亿美元的外匯资金。该书作者陈锦华是当时分管宝钢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 [3] 《国事记述》第105页：「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日铁君津制铁所，他对陪同参观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第121页：「宝钢上马是邓小平决定的，……」 [4]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299页。 [5]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第67页。 [6]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301页。 [7] 〈陈云内部谈话──论解决当前困境之道〉《七十年代》80年4月号73-77页。 [8]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9页。 [9] 〈宝山钢铁基地下马的损失〉《观察家》第40期。文章说：「1980年3月至6月间中国与外国所签订的有关宝钢的七项合同，它们总值在十五亿美元以上。」这些合同都属於宝钢第一期工程。因此可以想像，即使单单宝钢一期工程，给中国经济的压力也很大。 [10] 79年底，石油部的一艘海上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造成72人死亡，官方结论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责任事故。 [11] 《邓小平》第102页，邓小平在75年8月18日讨论计委规划时说：「有一个出口政策的问题，要拿出更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第一是石油，要尽量发展，尽量多出口，这是最可靠的‥‥‥可以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页记载邓小平同一次谈话：「出口甚麼？要大力开採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 [12] 陈锦华：〈见证中国转轨二十年〉，多维网(2005年8月4日)转载《南方週末报》。 [13] 穆芝：〈宝钢事件终於捅出来了〉，香港杂誌《动向》1980年10月号。 [14] 《苦海餘生》第235页写到宝钢：「对中国所產的低级矿砂而言，日本製的溶矿炉设备过於复杂，因此中共领导必须向澳洲进口十分昂贵的较高级矿砂。然后是选来建造钢铁厂的位置竟然是在一处沼泽地上；必须用三十万吨的钢筋打椿支持，有一部份钢椿都沉没到泥土里去了。长江口的水深不够，无法容纳由澳洲载运矿砂来的十万吨级大货轮，因而必须要在南边一百三十哩处再建一个新港口和仓库，然后再用较小的船隻转驳矿砂来。这些意外的开销都是鉅大的花费。治金部的一位干部公开承认宝山厂的真正费用可能需要两百七十亿美元，是原估价的两倍，这在中共一九八一年六百五十亿的国家预算中，佔了天文数字的百分之四十。」 [15] 《1976－1982年中国当代史》第98页。 [16] 陈锦华：《国事忆述》第121-122页。 [17]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於建国以来当的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1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5页。该书这一小节的标题就是「华的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