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为女生哭心理学:被废弃的人

努力破译了现代性密码的人，鲍曼在80岁的高龄以《废弃的生命》再次引发知识界的震惊：通过对现代性的重新解读，从所谓进步的“现代化”，发现了常人所未见的本质。

　　鲍曼认为，对“人类废品”的制造——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废弃的生命，对移民、难民和其他被逐者这些“冗余”人口的制造——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经济进步和对秩序的追求是现代性的特点，而对“人类废品”的制造则是这两者的必然副效应。

　　传统现代：“垃圾”设定和生产的不同机制

　　“现代化”的图景对于中国无疑是一片应许之地。经过“五四”对传统经典的颠覆、多年来对与传统有关的社会结构、思维模式的全方位荡涤，“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确已经可以界定为一个“现代社会”。

　　在社会学家看来，在传统社会，人们是一个共同体，而在现代社会则被解构成了一堆相互离散、只靠利益才吸附在一起的社会原子；政治学家则往往认为，“现代”使个体权利得到凸显，而以往他们被淹没于“集体”之中；心理学家发现，很可能“现代”对于人们的心理生活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在传统社会，人们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不与外界分裂，他是“存在似”的，而在现代社会，随着一个人从共同体中分裂出来，其存在是“占有似”的，充满了“自由”、不确定性和选择的焦虑；哲学家则指出，在传统社会，事实和价值融为一体，意味着人对于他所生存的世界有一种基于精神结构的确信，而在现代社会，事实和价值是分裂的，正如人的认知和价值观念是分裂的一样。假如要恶狠狠地用一个词来概括现代性之下人的存在状态，那么，他可以说是“变态的”。

　　鲍曼当仁不让地也成为这一关于“传统——现代”二元区分的著名建构者。从奏响他的“现代性三部曲”开始，他就认为，“现代性”关于“秩序建构”的渴望会制造出异端、陌生人、流浪者这些被排斥、敌视的人群。

　　在《废弃的生命》中，鲍曼更是进一步指出，把很多“过剩”而“无用”的人在社会中像垃圾一样扔掉，并不是毫无来由的人性之恶，而是内在于现代性的逻辑之中。

　　然而事实上，把一个社会中的很多人抛弃到社会的中心之外，甚至加以隔离，并不是“现代性”的独创，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任何一个社会都概莫能外。

　　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仅仅因为这种现象还出现在现代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法则的“现代性”就是祸根呢？

　　作为一个超越了特殊主义而号称在法律、权利等方面具有普遍化特征的社会，现代社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越特殊主义，只不过把特殊主义巧妙处理为一种无主体的社会经济法则，通过中心-边缘、社会价值排序这样一些设计来把人垃圾化。

　　具体来说，在把人垃圾化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是：第一，从“秩序建构”的意义上讲，传统社会对某些人的排斥是以共同体属性为标准的，一些人不被认为具有某种可以容纳于一个共同体的属性，因此而被排斥和驱逐；而现代社会对某些人的排斥和垃圾化，则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看起来并没有拿人不可改变的身份或自然生理属性说事。第二，在传统社会，把一部分人垃圾化的预设是这部分人和共同体不是同一种“人”，而在现代社会，对一些人进行垃圾化，它的预设却是他们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即先对它们进行了物化。

　　对人的物化：作为垃圾丢弃的前期工作

　　传统社会把一个人逐出主流生活空间时，诉诸的常常是把他当成动物，忽略了他身上的道德属性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如此一来，人们也就没有了道德焦虑。而在现代社会，把一个人淘汰，情况则简单得多，仅仅需要抽掉执行“抛扔”这一行为的主体，把这一行为看成是似乎无主体的市场法则、地位、心理竞争的无形结果。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作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社会，以及作为“熟人社会”的传统社会的各自特征，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可以略微补充的是，熟人社会在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预设上，表现的是一种情感联系，是具体人对具体人的关系，相互熟悉意味着与一个人打交道的另一个人必然是一个有其情感、思想等特质的人，这样的人无法用契约或符号的方式加以抽象界定。

　　人被物化，意味着他已经被预设为潜在的垃圾，因为其不能适应鲍曼笔下的现代社会。同时，也不排除一些人“出人头地”逃离被抛弃的命运。

　　从今年3月开始风靡网络的乞丐“犀利哥”，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被社会淘汰的物化形象。只有在被公众关注后，他才从社会的最底层破土而出，又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下，凭借演绎自己的“原生态”而成为公众眼中的“明星”。当然。这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个案，因为产生的前提是以牺牲其自我空间及尊严为代价的。

　　具体来说，现代社会对人的物化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在契约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私人情感上已失去任何联系，每一张脸看上去都是面具。工作、谈判、雇佣、购物、聚会，都没有涉及到每个人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往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人的价值被异化为经济成功，或他能够给某人带来多少好处。第二，人成为一种商品或原材料，具有某种使用价值，这个社会几乎每个大一点的公司都有的“人力资源部”，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价低的是“廉价劳动力”，价高的就是“人才”。在这里，人被异化为一种商品。

　　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废品”生产机制

　　现代化进程并不仅仅如鲍曼所说，消灭了一些人所赖以为生的生活手段，并宣布他们是不合时宜的和过剩的垃圾。更重要的是，为保证权力资本攫取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以及一些群体的利益，某些阶层必须被驱逐出既有的经济社会系统，或另一些群体只能被隔离而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中心。

　　因此，弱势群体的出现，绝不仅仅是经济进步所产生的一种副作用。正如讲究“更新换代”的现代生活必须把“利用”过后的东西视为垃圾予以抛弃一样，被利用过后且垃圾化的某些群体，也必须被逐出权力资本以及城市市民所置身的生活空间，因为他们无论对一个城市的形象、公共资源，还是利益独占、秩序美学，都是一种威胁。

　　就“农民工”来说，按照“现代化”的逻辑，城市化和工业化本来意味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将在经济发展中变成城市居民，而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无疑是首先应被“市民化”的人群，即从“农民工”变成城市里真正的产业工人。然而，在政治、经济秩序的设计中，他们往往只被当作取之不尽并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此，整个社会将农民工“物化”已经心安理得，一些人甚至以中国拥有这么廉价的工业原材料而沾沾自喜)。正是如此，他们必须恪守不伦不类的“农民工”身份：只是流动到城市里作为一种原材料投入使用，本质上还是农民，他们的劳力投资和丧失劳动风险的购买只由农村承担，城市不需对他们的使用承担多少成本，更不需对他们承担一个政府对“城市公民”的义务。

　　第一代农民工，整整走完了这一“现代化设计”的过程。在中国的现代化中，他们完全是一个极度边缘化的历史客体。

　　而“80后”、“90后”的“二代农民工”有可能在将劳动用于“交换”之后，继续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一种新型的边缘人的身份出现。

　　《废弃的生命》【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