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中反贪之道——从贪官忏悔书谈知耻

    ——从贪官忏悔书谈“知耻”与反腐倡廉

    前些天，一位艺术家金锋做了个装置艺术品，他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贪官的检讨书，用了两百八十块大理石，把这些检讨逐字刻在上面，这作品名叫《忏悔者》。

    传统士人对骂名的畏惧

    在中国传统中，刻石是有象征意味的动作——象征着不朽。国家有大事要立碑，个人去世要刻墓志铭。那么流传不朽，人是不是就应该高兴呢？

    在古代，做官的人、贵族对于当时和后代的评价是有羞耻感、有畏惧的。所以史书上说，孔子写了《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什么呢？惧怕“遗臭万年”。古人害怕流传不朽的负面评价。

    《古文观止》上，有宋朝司马光写的一篇文章，叫《谏院题名记》。司马光也提到这种对刻石、对不朽的恐惧。

    所谓谏院，是当时谏官的办公室。而谏官，是宋代负责进谏，负责提意见、批评政府的官员。宋朝禁止百官越职言事，所以官场中能够畅所欲言的人只有谏官而已。 “谏院题名”，是当时谏官官场的一件大事——就是把所有谏官的名字刻在石板上，不但公开给当时的人监督，而且留名给后世，永远受人议论。

    这篇文章的最后，司马光向诸位谏官说：咱们的名字已经刻到石头上，要流传不朽了，后人将一一指着名字议论，“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这人好，这人坏，这人忠，这人奸，“呜呼！可不惧哉？”，这不是很可怕嘛！

    同样是宋朝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的欧阳修，有一篇同样谈及谏官的文章，同样被选在《古文观止》里——这就是中国“骂人文章”的典范之作：《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给当时的谏官高若讷写信，责骂他滥用言论的权力，附和权贵，打击忠臣。这封信文笔很精彩，层层铺排，骂到最高潮的地方，用了最激烈的言辞说高若讷：您“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这种议论，“可不惧哉！”。

    乡议，自古以来是官员的道德约束

    多数现代人都不了解古代传统的传承演变。所以以今天的思路去推断古人，会有很多难以理解之处。比如，不是都说中国古代都是“黑暗、专制、封建、独裁”嘛？那么独裁的官员，为什么要畏惧民间议论呢？

    其实，从上古开始，中国的官员体系就不是封闭的。有很多大官来自民间，可以出自非常低贱的职业，甚至出身于奴隶。仔细一数，奴隶出身的高官还真不少：成汤的宰相伊尹是个在古代被轻视的厨子，武丁的宰相傅说是个砌墙的瓦匠，秦穆公的执政大夫百里奚，那更惨了，赎身只卖了五张羊皮。上古如此，后代更是如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官员可以来自民间，反过来说，就是政府选官要在民间考察。那么，考察什么呢？除了以诗词文赋、悬河之口来“自我介绍”之外，当然也会考察乡邻故里对一个人的议论。

    所以汉代选官，用察举征辟制；汉末魏晋则有九品中正制度。这都是直接以议论、名声来选官的；一直到明朝，东林党人虽不做官，但是用社会议论来对抗朝廷官员，非常有力。大到朝政得失，小到官员的喜好，都难逃议论，这种民间舆论，成为左右官员升迁甚至性命的无形力量。

    所以，做官的的人追求名声，害怕坏的评价，也就很自然了。所以爱惜名声，懂得羞耻，畏惧羞耻也就成为一种道德传统——“为恶畏人知，恶中犹有善路”。
而古人讲道德，“廉耻”并称。官员的观念里有了“耻”，知道贪污是可耻，自然“廉”也就容易得来了。

    反贪 除了法律也要靠道德观建设

    这就回到一开始的艺术品了。面对这么多贪官忏悔，每个人都会追问——反贪，到底应该靠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不少人可能会脱口而出：要靠法律。这当然没错。但不能只靠法律。相信法律万能，和认为法律无能是一样错误的。

    这些年，不少人推崇“法治”，批评“人治”，可是把“法治”和“人治”对立并称，这本身就很有问题。法治并非不需要人，不是说有一个“不依赖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法”在那里自己治理。它还是要人依法治理。那么人制定法，人也可以违背法；人遵守法，人也可以钻法律的漏洞。如果人没有道德，没有法治素养，那么再完备再严厉的法律条文和制度，也不可能遏制贪官。

    如果不相信，请翻开历史书看看。古代用严刑峻法来治贪官，没有人超过明太祖朱元璋。当时大明律，规定受贿一贯，杖责70。一贯是多少呢？明史记载，当时“钞一贯抵米一石”，受贿的钱够买120斤米，打70下。而如果贪污银子有六十两以上，就要直接处死——处死还不算，要“剥皮实草”，即是说把人皮剥下来，填上稻草，扎成稻草人，挂在县衙的土地祠里。前任县官受了这种处分，后任的县官接任，就直接能看到这位老前辈挂在上面！

    可是，这样的严刑峻法，结果怎样呢？朱元璋自己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明朝一代，官员贪腐可称得上是历代的高峰。

    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07年国家药监局反腐风暴，局长郑筱萸被枪毙，成为一时舆论的焦点。然而过了没有几年，还是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卫良等5名官员，又陆续因为腐败被双规。对一位部级干部执行死刑，执法不能说是不重了，可为什么还会“朝杀而暮犯”呢？

    可见，只靠严刑峻法，吓阻不了腐败。

    所以胡总提出八荣八耻，这就显得很重要——教人知耻，这承接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如果现代人都真正拥有荣耻观念，如果官员在面对贪官刻石都能感到羞耻，畏惧这种羞耻——那么在这种人心环境之下，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律监督体系，贪腐现象就难以长久了。

    要点回顾：

    中国官员曾经畏惧公议，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了“廉耻”传统

    只靠法律难以吓阻贪官污吏，反贪倡廉，必须法律与道德并重。

谈谈知耻

“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    
   知耻，也就是知道羞愧和荣辱。它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禽兽没有羞耻感，完全依*本能而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把这种道德感看成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知耻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康有为也曾说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这也就是说，凡为善之心，皆起自人的正确的荣辱观念；凡为恶之念，皆起自人羞耻感的失。     
    “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   
      不仅个人的文明生活与人的知耻之心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的治乱也总是与人们的知耻之心联系在一起的。人人知耻，则正义流行；人人无耻，则邪恶大行其道。因此，历史上知耻所有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国的同时，无不注重人心的治理。行自身出，身由心使。俗语云：“人心齐，泰山移。”说的就是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巨大力量。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虽有唯心主义的意味，但其中确实包含有深刻的道理。
   电影《焦裕禄》中有这样的镜头：焦裕禄一到兰考，正值无数灾民“大逃亡”。此情此景，使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百感交集，他对县委一班人说：“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正是这位有着“知耻”之心的县委书记，抱病带领全县干群奋力拼搏，终于征服了风沙、盐碱和洪涝这三大灾害。可谓：“知耻者，近乎勇”；为官知羞，惠及于民。      陈毅同志有诗“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
    我们现在很多党员干部，扪心问问，自己还有知耻心吗？
    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不为民众办实事儿；只对上级负责，不为百姓操心；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担心的是上面什么时候查你、问你、罢你。虽然我们的体制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但是百姓逼急了，天天告你，向上级反映问题。总有一个问题、一个人会对你产生影响。而你，敢保证你哪个庙都烧香了？你们呀，办点实事，多点羞耻吧。廉耻廉耻，知耻才能廉洁。民无廉耻，不可治也。官无廉耻，其道非远。非修礼义，廉耻不立。  
    同志们呐，醒醒吧。 谈知耻而近乎勇  中国古代流传了很多名言,知耻而近乎勇则是其中比较被人熟知的一句.

   作为一个国家,要想使公民道德达到一定规范,就必须令公民产生对自我意识的自觉,只是这种自觉将会是如何自我发生的呢?

   国家作为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集合体,它的首要任务是令公民能够得到合理的安全保障,合理的就业机会,合理的公民权益,合理的社会环境,合理的家庭秩序,合理的公益教育等,这些东西集合起来,我们才能认为我的会有一个更好的、更具希望的未来，作为公民的我们也愿意为建设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有人会问：“那么这和题目有什么关系呢？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应该在哪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呢？

   一：有关集体的，国家的，民族的，荣誉问题。这是其一。

   二：有关他人的，偶发的，自觉的、人格问题。这是其二。

   三：有关自己的，利益的、名誉的、自尊问题。这是其三。

   四：有关社会的，被动接受后，认识到自身问题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危害的如国家秘密等。这是其四。

   由我举出的这几点来看，如果要谈知耻而近乎勇，那么我们最应该知到羞耻的应该是自己在社会中的自我表现行为。而社会上的一些行为，国家屡次说明，在一个人的能力无法达到控制事态发展的情况下，公民第一意识应该是象有关部门反应，除非你觉得你有能力控制事态的发展，而这种认知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在这里并不是要阐述到底要不要尽自己临时义务的问题，而是说，勇气对正常人来说，必须得有很强大的实践经验做保证，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给有关部门多添麻烦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处理一切社会问题。所以勇气就是一个被夸大的词汇。

   如果我们不能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表现作出最好的答卷，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心情去问自己什么是自己的荣誉，人格和自尊呢？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你到底应该为什么事情寻求自己的答案，你怎么会不知道？又怎么能不知道呢？

杂谈知耻明理
最近，在《嘉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粗心大意的银行工作人员，将1万元存款连同存折一同返还给存款人，事后，银行因对方拒绝归还，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存折所有人陈女士返还银行错给的1万元。日前嘉定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陈女士返还1万元不当得利，并承担410元的诉讼费……这是一起存款人蒙混谋财案和法院判决的报导。
　　法院的断然处置，勾起了我的一些似乎多余的想法。我想存款人在交接现场，及时向银行工作人员挑明：是存款，不是取款，工作人员一定会醒悟过来。这是存款人在最佳时候的最佳昭示自己正直坦率之举。那末，错给存款的事也不会发生。事发后，银行在追讨存款的时候，如果存款人能够立即承担过错，如数退款那就没事，知耻改错就好。
　　光天化日之下，在银行人员的眼皮底下，存款人故意拿走了1万元的作为，说得好听一点，叫不当得利，说得难听一点，是明知故拿。这跟街头飞车抢劫的强盗行为虽然性质不同，但无耻是一样的。
　　事实上，存款人做的是一件“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蠢事——退还了该退的存款，交纳了诉讼费了事，活该，410元的额外支出，买了个教训。
　　此事的根不在贫，而在于贪，贪源于无耻，无耻就是居心不正。因此，做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要认真学习“八荣八耻”，知耻明理，尤显重要。
　　在这里，还想说的是银行工作人员太粗心，也该批评。但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作者　龚高
巫程豪?從盧自殺談知恥文化Created 05/27/2009 - 20:56

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因涉嫌在任時貪污而被調查，而後竟自殺身亡，引起韓國人普遍同情，認為是現任總統李明博政治報復所促成。以如此激烈的手法結束一個人的生命，似乎令人難以置信。無論如何，盧武鉉的過失與否，自他自殺身亡後，令人難以追究。比起陳水扁的死賴不認賬、“堅持到底”的態度，盧武鉉的自殺行為，對東方社會道德是一項很大的打擊和矛盾，但以自殺來“洗清”罪名，則是一種難以令人接受的方式，也顯示東方社會面臨社會清廉的道德危機。

韓國所有近代前總統都涉嫌貪污而官司纏身，證明東方社會難以逃脫裙帶風的封建思維。金大中在任最後一年，也因兩名兒子賄賂以及逃稅被判刑。金泳三的兒子也因貪污入獄，前兩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也因接受秘密政治獻金而被判刑入獄，這是證明東方社會領袖較容易貪污，還是韓國的肅貪行動特別嚴格，抑或韓國人擅長政治報復？這基本上是東方社會的危機，無法擺脫封建社會肥水不留外人田的裙帶思維。

對於社會文明建設來說，陳水扁的周旋到底以證明“清白”的精神，對與社會的正負面建設是好的，至少陳水扁能活著證明他是否清白，無法刻意轉移視線，所以陳水扁千萬不好自殺，他活下來證明清白抑或貪污有罪，對於台灣和東方社會是件好事，至少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道德矛盾和危機。

在西方社會，近代政治領袖貪污的個案鮮少，主要是嚴格的監督行動以及政治領袖道歉、辭職的負責任文化，造成社會道德標準一致性。法治精神和社會道德不在於置人於死地，但培養認錯和道歉的勇氣，也是一種懲罰行為，認錯和內疚的表現，可以成為減輕法律上懲罰的籌碼，但不是否定行為錯誤的標準。

清廉、肅貪已經是馬來西亞社會的虛偽口號，多少朝野政黨領袖高喊清廉、肅貪，背地裡“污”了多少不光彩的錢財，若被採取調查行動，肯定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聲稱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大馬和社會正處於如此矛盾的十字路口，小偷不能苟且原諒，更何況是人民的大盜呢？

崇拜領袖和允許裙帶風氾濫，這也是公民社會必須負起的責任，即使是在政壇上被證明貪污退下的人物，依然可以毫不尷尬的擔任社團要職，這是社會和人民的寬容態度造成貪污的回收特大，沒有知恥文化來控制貪污，即使有再好的法律條文，也無法肅貪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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