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识华西--一个越来越的怪胎

王哲驾着摩托，载着人，突突突地就从“天下第一村”门岗边上窜了进去。沿着直道，他骑行了一公里，路面两侧尽皆别墅，这儿是“塔家基”。东侧是墙，西侧是水，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外人莫入。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转型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土”，“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中心村村民贡庆丰(右)一家在2008年搬进这栋3层高的欧式别墅，花费了208万的股份。

周边村华西六村支部书记赵仁龙夫妇。赵书记2004年花费140万买了这栋400多平米的欧式别墅。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10年前，华西的周边村，也面临相同的诱惑。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从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你中国人到美国去，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发了。村委会搞城保，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真老了，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从2004年开始，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办了“失地农民”。而这件事，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认为，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

2010年8月18日，在华西村西侧的幸福大桥附近，华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来。“当时，有便衣警察混进了人群中，诱使人群走到澄阳路上，”周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到了澄阳路，特勤就冲出来抓人了。”

“百姓本来就是‘百心’，这么一恐吓之后，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

“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

“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王党告诉记者，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

“我们村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他问你家有几口人，三口，好，给三双袜子。”周毅说：“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矛盾对立中，10月8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娃娃从村外回来，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协警告诉她，必须等到11点半。11点半的时候，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贵宾，到金塔去吃饭。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

10月8日晚上更让人气愤，很多华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但因为民族宫正在表演节目，路全封了。好多村民顿时怒了，“凭什么表演节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我现在连回家的权利都没了？”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现在的华西，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说，“以前是同发展，村民都很幸福。现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挂出去，把面子继续保住，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总是会如此介绍：华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钱庄”，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粮仓”，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天堂”。

其中，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处看看，我们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问。

10月8日，江苏华西村建村50周年活动，华西龙希大酒店落成，酒店内部金碧辉煌。

控制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小华西帮助大华西，大华西感谢小华西”的良好氛围，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百度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吴仁宝说：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5万元，赵瑞芳则有24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但尽管如此，村民拿的现金，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形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

他们伤害了老书记

电话里，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向记者透露，他们计划于11月之内召开周边村村民的万人大会，揭露某村的一个“黑恶势力”，届时欢迎各媒体报名参加。这个消息，让65岁的戴进兴更加坐立不安。他认为，这个“黑恶势力”，显然包括了自己。

11月7日，为了见记者，这个华西五村的村民特地从北京赶回了江阴。在一家民房改建的小旅馆里，戴进兴露面了，脸上带着地下党接头时才有的那种谨慎。当天，他的裤兜里，有两部手机、四张手机卡，还有一个三星的录音笔。

就在前一天，在华西村金塔5楼的一号会议室里，村党委还在声讨戴对“老书记”造成的伤害，称“他（吴仁宝）不仅健康受到了损失，精神、精力、时间、声誉上的损失更是无法弥补”。

事情源于9月份，戴进兴在华西村的周边村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这篇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华西村近十年来都干了些什么？》的文中，他分七个主题控诉了“华西村的统治者”。在总结陈词中，他还发挥了一个农民的文采：

“华西村是一棵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树，这棵树虽大，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根须……”

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10月8日是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开幕日，就在次日下午，戴称，他便接到片警电话，让他去村委会一趟，领导要找他谈话，结果，村委会大门紧闭，门口站着几个警察。对方向他出示了传唤证，他被带到了派出所。

10月10日，他被关进江阴市拘留所，拘留十天。戴说，他一直都想搞清楚自己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不过直到现在，他和家人都未看到拘留证。

就在戴获得自由的前一天，10月19日，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吴仁宝在《江阴日报》“辉煌华西50年特刊”头版，发表了题为《“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一点看法》的长篇文章，逐条批驳戴进兴。这其实是吴仁宝在华西村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实录。2003年，他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位置“隐退”后，兼任了三总办主任，控制着实际局势。

在这篇回应中，吴还为戴进兴的牢狱之灾提供了注脚。他称，华西是一个集体，比作“大树”，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因此，“树根谁来挖，就有保安抓，害虫叶上爬，就用药剂杀”。

作为一个农民语言大师，83岁的吴仁宝创造性地总结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保安，民主法治就是药剂。就在今年5月份，吴曾透露，这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超级村庄，目前有民兵3000多人，联防队员200多人。

在表白了自己的政治忠诚后，“老书记”还备显委屈，“我吴仁宝一辈子都在爱党，这一生都在爱国，却被某些人以德报怨”。

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试图表示出他的宽宏大量，他说，对待“这个别人”，他会“耐心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不过，对于“反对派”，华西村和吴氏家族并未表现出足够多的耐心。10月、11月，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周丽多次主持会议，批判“戴进兴之流恶意造谣、污蔑、诽谤、攻击老书记”的行为。

1981年出生的周丽曾留学新西兰，后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双双回到了华西村，她的丈夫是吴仁宝的孙子。在各个场合，周丽为乡音浓重的吴仁宝担任翻译，和中央领导合过影，目前被吴仁宝视为是华西村的“第三把手”。

吴显然认为，戴进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批驳中，他暗示“五村有个自己说想当官、要当官，但一直当不了官的官迷，才是幕后的黑手”。

长久以来，作为被塑造的典型，华西村似乎跟阴暗面绝缘。不过，戴进兴们的出现，说明村民们并不甘心作为灰色的背景存在。在“反对派”和吴氏家族之间的博弈背后，是周边村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大华西”近十年来社会关系的重建。

“胜利闭幕，邪气暴露”

戴进兴习惯称本村为“朱蒋巷村”，尽管早在2002年，该村已经并入华西村，成为其周边村之一，但是他顽固地想要摆脱和华西的关系—在并村初期，和其他村民一样，他也曾憧憬着光鲜富足的华西村式的生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华西村。

他首先抱怨本村的污染和肮脏，在其对“统治者”的质疑中，包括“破坏生态、破坏环境”。

对此，吴仁宝回应称，华西村的发展一直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当做底线，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华西村是“首个通过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村”。

事实上，在记者的观察中，原本的朱蒋巷村，已被规划成了华西集团的工业园区。这个村庄的北边和西边被华西集团的钢厂包围，这些钢厂距离附近农民的住宅，只隔着一道围墙；村庄南边是华西集团的一个煤场。即便是白天，村里的人家也多是关门闭户，窗棂上颜色黝黑。

矛盾多由这些企业产生。村民们称，由于不堪忍受噪音，2008年，他们前去钢厂理论，但是钢厂出动了60个厂警，冲突中三个村民受伤，导致“民愤极大”。

戴称，自己一直在外做板材生意，偶尔回村一趟，正遇上钢厂和村民相持不下之时，于是出面调停。他读过初中，在他那个年纪，在村中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他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城市工作，大女儿是教师，小女儿在法院，算是体面人家，因此他在村里说话有点分量。

戴回忆，自己代表村民跟时任本村村支书刘元乾谈话，提出要求将村庄整体搬迁的方案，对方代表华西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村民们消停过后，村里并未按章行事。

这次事件后不久，戴本人便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工作，因为板材生意清淡，他接受了这份远在河北唐山的外放工作，年收入两万左右。戴认为，华西村当时就看到了他的号召力，所以把他“流放到千里之外”。2009年6月，戴换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为同村民营老板查解恩请戴打工，年薪4万元。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戴进兴与华西村的矛盾尖锐起来。

去年，由于煤灰污染问题，村民们要求煤场停止作业。在交涉无果后，戴进兴带领村民摔坏了煤场办公室里电脑的显示屏，还安排了村里的几个老人，在煤场门口静坐拦路。

就在今年3月份，他还写了一份《告全村老年同胞书》，征集到了本村165位老人的签名，去镇政府请愿，原因是“江阴市政府自2005年起向全市11.3万老年人发放新农保养老金，至今已6年来，周边村的老年人并未领到那张商储卡”。三个月后，戴又致信江苏省政府，要求派员调查此事。

对于“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这一诉求，吴仁宝称其“煽动性极强”。他称，华西村给予老年人的保养金每月为150元，不低于市政府的120元。不过，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戴进兴，戴认为，目前周边村民从华西村获得的福利待遇，来源于他们作为农民出让的土地利益，但是华西村取消了他们享受政府福利的权利。

不过，戴的反驳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村庆五十周年的荣光过后，10月底，华西村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周边村职工会议，每天1000人，因为这次村庆“胜利闭幕，邪气暴露”，职工们除了要学习老书记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还要观看歌舞剧《地利人和》、锡剧《安居乐业》来加深认识，目的是“明白正确的价值取向，懂得和谐的真正内涵”。

据参与会议的人说，会议结束后，华西村还给每个参会人员发了5只螃蟹和5个鸡蛋。会议纪要显示，周丽在会上解释，螃蟹的含义是“有些人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对付他就要断其跑腿”。周还暗示螃蟹另有其人，因为戴进兴也只是“毛手毛脚，大钳都轮不上”。

鸡蛋则代表了至少传5代的美好含义，华西村希望大家要以村庆为契机，“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不要轻易受蛊惑，被煽动”。

夭折的“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戴进兴曾想过上访。去年，借工作之机，他抽空去国家信访办门口转了转，还掏10块钱买了一本《上访通讯录》。

在得出上访“没用”的结论后，他又跑去咨询北京的律师，由此产生了在周边村成立“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想法。他称，去年下半年，自己开始联络维权同伴“七零”，张罗此事。

“七零”是华西三村村民王玉虎的外号。综合华西三村多名村民的说法，去年8月18日，因为不满华西村为“被征地农民办城保”，华西三村数千村民聚集在当地的“钢铁大桥”上，周边村村民闻风而至，导致了村民和联防队员的肢体冲突。因为在之前的村民会议中比较积极，“8．18”事件后，王玉虎被要求每天去派出所报到，由此也成为周边村著名的“反对派”。

王玉虎称，自己反对的理由很单纯，因为加入华西存后，他的生活明显倒退了。

王的一双儿女都在上中学，负担很重。早在2005年，华西村以每平方米275元的价钱收购了他的宅基地，他的二层小楼作价只有6.5万元，随即他搬进了华西村在周边村兴建的公寓房，公寓房没有产权，每平方米要750元，车库每平方米1050元，王称一来一去，他倒欠华西村几万元，每年还要付五厘利息。

这种情况在周边村几乎是常态。在辗转腾挪间，华西村成了不少村民的债权人。村民们称，他们的土地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被华西村租用，每年的土地流转经费用于他们的生活保障，每年每人300斤大米、再加350元的补贴，不过，但每到年底分红时，总会有不少村民们领不到现金补贴，因为这些钱扣利息还不够。

对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回应称，“不是购买农民的宅基地，而是旧房拆迁，至于为什么要扣钱，是本着公平的原则，因为有些人欠钱不还，不过，这并不说明华西村没有人情味，有些村民房子塌了，生病没钱治疗，华西村也会帮他们。”

王玉虎认为，“反对派”在大华西还是很有民意基础的。在戴找到他后，他又联络了本村村民李建（化名）等人以及四村村民赵栋梁，后者曾为了土地问题去北京上访。

虽然协会还没成立，这几个人已经成为“默认会员”。戴进兴称，协会密集地“宣扬党的政策”，是从今年8月末开始的。他先是在村里分发单张的传单，号召老年人“拿起法律武器”，“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者脚踏小三轮”，去索讨市政府发放的养老金。

公安局和村领导循着传单，找到戴进兴。戴称，当时在场的有个江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徐队”，答应他回去了解养老金的具体情况。在迟迟得不到对方的答复后，他才加强了“宣传力度”，写出了《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由其他兄弟们帮着他分发。

在这些“反对派”中，王玉虎被公认为最积极的人。大家津津乐道他的“勇敢”：骑着电动车，走村串巷，往每家每户塞小册子，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一度怀揣菜刀。

王说，“老戴指控‘统治者’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为失地农民办城保是阴谋这些观点，说到我心窝里去了”。

不过，吴仁宝却坚信自己深受群众的爱戴。他在《江阴日报》上回应称，办理“城保”，是大多数村民的民意，是惠民的阳谋，在华西一、二、三村，要办“城保”的民意达到了91.6%，在三村，还有部分村民表示“不要城保要仁宝”。

在回应的开篇，吴仁宝便高度赞扬了村庆让领导和嘉宾“不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更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真正能够富华西”。同时，他特意指出，戴还准备了“四条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五十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吴仁宝和影响村庆活动”。

显然，此举已经被看做严肃的政治问题。“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命运，也因此注定出师未捷身先死。

“某些别有用心之人”

“反对派”的民意基础，并未像戴进兴他们想象的那么牢固。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透露，戴进兴他们是被人检举了，检举人原本是个多次上访的同志，“现在在老书记的等待下，不仅理解了，而且有立场、有觉悟”。

检举人被华西村赞扬为“既关心了大华西，又关心了闹事人”，如果不是事态得不到及时控制，“恐怕戴进兴也不只是依法抄家，处治安拘留10天，罪责将更加严重”。

华西村村委认定戴进兴有鼓动游行的嫌疑，但戴本人坚决否认。他澄清说，《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并没有吴仁宝说的10万之多，只印刷了4000份，另外，他还以“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名义转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也是4000份。

他用手敲打眼前的这份《规定》，告诉记者，“你一定要仔细看看，每个条款都契合华西的情况。”

至于村庆期间的游行，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他只是想挑个合适的时间，给自村的村委会施加压力，“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会到华西村的土地上”。

对此，王玉虎透露，9月份，他们本打算动员老年人，10月7日为了养老金去各村村委请愿，但是考虑到当天国庆假期，于是作罢。10月4日晚上，五村的民营企业家查永恩请老戴和他去喝茶，劝他们“别人办喜事，你们别发传单和闹事”，他们也完全取消了村庆前后有所动作的打算。王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查，后者的生意做得大，在当地有口碑。

不过，华西村显然还是不放心戴进兴。10月9日，戴进兴被带走，当晚9点至12点，警方搜走了他家中所有的小册子和传单，还有四条横幅和200个白底泡沫的牌牌。横幅和牌牌上书“还我蓝天”、“还我土地”、“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要求村务公开”等内容。

戴称，对方抄家抄得很仔细，那份有百名老人签名的《告全村老年同胞书》的原件，他一直压在床头柜的下面，也被抄走了。这让他深感惋惜，因为“这东西将来是有历史价值的”。

他对拘留所的唯一印象就是“冷”，年纪大了，不御寒，家属送到拘留所的羊毛衫和袜子都没收到。他称，提审时，问来问去都是那些—材料谁写的、谁指使的、复印的费用哪来的？戴自己一直坚称这都是自主行为。

不过，在吴仁宝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在《江阴日报》上，吴称，“戴进兴之流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忽悠了”，“某些人承诺，如果为此被拘留，一天付工资1000元，如果为此被判刑，吃了官司，一年付年薪30万”。

戴否认了这一点，称对方并没有证据，“胡说八道”。

戴进兴的人品也受到严厉指责，华西村称其是“不讲诚信，不讲原则，出尔反尔”的人，原因是他拿了两套公寓房，转手卖掉赚了28万元，至今仍赖在已经作价给集体的老房子里。

对此，戴本人承认属实。作为并村中少数没做赔本买卖的人，他将此归结为自己的“强硬”。他认为，这些实惠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商机，此外，自己“懂一点政策”，知道丧失宅基地、新房没有产权意味着什么。

10月9日，王玉虎也被传唤到派出所，在那待了一天一夜才被放出来。出来后，王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去上班，月薪两三千，每天要求去报到。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在讲话中称，“如果他（王玉虎）继续恐吓，无理取闹，也就不是去派出所谈谈话那么简单了”。

“非党管党的较量”

当戴进兴极力否认时，华西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主谋。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不点名地指向了华西五村的某个民主党派人士。10余天后，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直指“查三毛恐吓撞骗，狗胆包天”。“查三毛”就是五村民营企业家查永恩的外号。

今年53岁的查永恩为华西五村“查家基”人—当地的小村落几乎都是以姓氏开头的宗族，血缘仍是联系村民的纽带。查永恩家族兴旺，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三，这个出身贫穷的供销员在发达之后，还带动了老四查解恩、老五查新华的兴旺。

王玉虎称“五村情况复杂”，主要指这个家族内部的分化和整合。在村民们看来，目前戴进兴的老板、老四查解恩和老三查永恩是“一条心”。另外，查的大姐夫吕育才去年刚被提拔华西五村的村支书，享受专车、司机，还有30万的年薪，这被村民解读为华西村“想搞平衡”。其弟查新华跟吴仁宝四子、新书记吴协恩的连襟成了亲家，被村民认为是“华西村的人”。

戴进兴认为，对方之所以非要指认查永恩为其幕后老板，是因为后者的乡村慈善扩大了其民意基础，导致引起了对方的“妒忌”。查曾出资5000万成立了环保科技公司，回收附近的工业废酸，去年，他还倡导成立了“江阴市朱蒋巷村帮扶基金会”，用于资助村里的鳏寡孤独、老人和穷人。这些行为都曾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今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的介绍下，查又加入了民建。

查的政治动机由此备受华西的质疑。在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集中批判了“查三毛”的“三假三大”：假代表，大官迷；假慈善，大骗子；假民主，大流氓。

会议称，查表面上做慈善，实际上都是“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他经常炫耀在镇里、县里、市里、省里，甚至在北京中央都认识人，“小人得志，四处张扬”；另外，查虽然加入了民主党派，但他不是真民主，“不是真的拥护、支持共产党”，因此，这就成了“非党要管党的一种较量”。

会上还罗列了查永恩的一些错误言论，比如说，他曾告诉老书记要多关心民情，“不拆老百姓不欠债，拆迁了，拆得老百姓一身债”，由此说明查是一个“妖言惑众的政治流氓”，甚至他的属相也被拿来说事，属狗的查永恩成了“疯狗”、“冷脱狗”、“赖皮狗”。

这几乎已经接近于村妇吵架。

查永恩本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其查姓本家透露称，查永恩最担心的是华西村指其用“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会使其信誉受损，从而影响他的生意。另外，当地的民营企业家都存在互相担保的关系，查也担心，华西村对其的批判，会引起其他老板的恐惧，从而不敢与他产生往来。

不过，华西村并不打算收手。华西村村党委扩大会议甚至提出，要另外划出一个“查家村”，“有人愿意到查家村的就到查家村”。另外，“幕后的策划者到底是谁，一定要大白天下”。

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戴进兴，在上过报纸后名气大涨。10月下旬，有6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找到了戴进兴的院子，要做调研。其中一位李姓女生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们准备排练一出《理想国》的戏剧，来华西村是为了采集素材。

不过，他们进院子不久，村干部便带着大队人马匆忙杀到，要求他们离开。情急之中，李姓女生借着上厕所之机，塞给了老戴一张面纸，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次经历，显然让戴进兴更感不安全。11月8日，记者再见他时，只隔了一天，他又添置了一部新手机，一个新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