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人事调整第二波

　　约定的一个月遴选期限到了，建行、农行即将迎来新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接近决策层的数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11月24日，决策层已在相关会议上确定了两行党委书记的负责人选，并完成了组织谈话。央行纪委书记王洪章和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将分别出任建行、农行的党委书记。

　　一般而言，这些机构的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均为一人兼任。但两位党委书记若要成为两行董事长，还需履行董事会的相应程序；在此之前，也存在一定变数。通常在决策层定调之后，国务院会发文到相关机构，启动公司治理程序。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相关机构已与大股东汇金公司进行了沟通。

　　10月21日，组织部门启动了对建行和农行前任董事长的组织考察，并于10月29日宣布，建行前董事长郭树清、农行前董事长项俊波分别调任证监会主席和保监会主席。两天后，组织部门在两行小范围召开会议，宣布由建行行长张建国、农行行长张云暂时主持工作，两行董事长的最后人选确定的期限设定为一个月。

　　权威人士介绍，在包括前任推荐人选在内的候选名单形成后，组织部门向纪检部门提交了一份银行系高管名单，包括建行、农行、交行和国开行四家银行的四位行长及一位董事长。选拔建行、农行两行新任董事长，在组织序列里，都属于同级（副部级）调动，虽不必进行大规模的组织考察，但为避免“带病”选拔，通常会征求纪检部门的意见。

　　两行新掌门人人选的厘清，拉开了此轮金融人事调整第二波的序幕，牵涉的范围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央行等金融主管部门。加之部分金融体系现任负责人的相继到龄，金融体系的高管队伍将将迎来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但总体来说，在“党管干部”的传统体制内，这仍是一次在“小圈子”里的交流和调整。

两大调整即将到位

　　如最终就任建行董事长，今年57岁的王洪章将是第三位来自纪检系统的国有银行掌门人。目前，交行董事长胡怀邦曾任银监会纪委书记，农发行行长郑晖曾任该行纪检组长。

　　王洪章调任央行前，曾在工行任职多年，历任工行青岛市分行行长助理、办公室副主任、资金计划部副主任、营业部总经理等职，基层经验和信贷管理经验应较为丰富。1996年他调任央行，先后任稽核监督局副局长、内审司司长及央行成都分行行长，2003年成为央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目前为央行排名第一的副职。

　　日前，王洪章率团出席了在新西兰举行的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第41届副手会及第10届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MFSC）会议。会议的议题，涵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及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等问题。

　　至此，建行目前的“三长”（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均为有工行工作背景的银行高管。

　　农行上市之后，如何在服务“三农”和商业可持续问题上真正找到平衡，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将出任农行董事长的蒋超良，现年54岁，从工艺美术厂工人起步，曾在农行工作多年，在信贷、资金、国际、综合等多个业务工作过。受访的一位高层人士分析，蒋超良此番回归农行，是高层寄望农行在探索商业支农方面有更大作为的信号。

　　蒋超良1996年调任央行，于2002年从央行行长助理任上调赴湖北，任副省长。2004年，交行股改引资的关键时刻，蒋超良被委任为交行董事长。目前，五大行中，惟有交行的战略投资者汇丰未有减持行动，至今仍是交行内部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股东。

　　2008年，蒋超良在国开行商业化改革前夕，从交行董事长任上调赴国开行任行长至今。

　　随着央行副行长马德伦的退休与王洪章的调离，央行的副行长将出现两个空缺，而蒋超良的履新，也使得正在商业化改革进程中的国开行行长一职需要填补。

　　此外，审计部门已于6月启动了对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经济责任审计，分多组对十几个省市分行的审计已于9月底完成。工行的领导班子一直十分稳定，姜建清主政工行已经长达11年，在其任上，工行完成了股改上市，成为市值最大的银行。各界预计，姜建清调赴新的岗位应只是时间问题。

金融高管选拔路径

　　对于此轮人事调整，有权威业内人士总结出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有多部门、多岗位的工作经历；二是体现了交流的特征，既有宏观管理部门与微观经营主体的相互交流，也有商业银行间的相互交流；三是个人操守也作为考察的重点，征求纪检部门的意见，体现出组织部门的相关意图。

　　上一轮调整中，商业银行董事长的选拔任用路径，主要有两种，金融监管部门调任或商业银行内部晋升、交流。

　　上一轮调整中，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董事长人选，有三位来自央行，分别是前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中行董事长肖钢，以及前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在履新前，三人均为央行副行长。当时的交行董事长蒋超良虽然是从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但此前也在央行工作六年有余。在此之前，央行出身转任四大行的也多有先例亦所在多有。据知情人士分析，此轮调整中，类似安排仍将重演。

　　此外，也有一些银行董事长有过银监会副主席的任职经历，如现任交行董事长胡怀邦与光大董事长唐双宁，都曾任银监会副主席。

　　大行董事长也不乏在商业银行序列中直接晋升或交流。姜建清即是从工行系统内脱颖而出，蒋超良亦从交行董事长任上调赴国开行。

　　从这次人事调整看，金融高管在“小圈子”里的交流和调整仍是主旋律，最终结果仍类似于昔日八大军区首长对调。

　　多位受访的银行金融高管表示，在现有机制下，适度的调整和交流，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发展可能有益：“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些前任未能推动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改革使命，或许可以借由新的人选的出现，获得改革推动力。”

　　不过，在前述两种方式中，还含有根据“进班子”的时间和次序来遴选。有银行高管坦承，令人略感无奈的背景是，在经济上升周期，银行经营相对稳定，缺乏市场较量和考验的情况下，干部的差异化程度不高，缺乏显著的业绩差异和令人信服的能力衡量标准，如果“插队安排”或“破格录用”“进班子”时间较晚的人选，可能会造成后续日常工作过程中的协调难度。

　　对于未能出现明显提拔、加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有银行高管认为，考虑到金融部门的特殊性和国有金融机构的超级庞大的规模，如果急于按年龄划线推动“年轻人”进班子，或将缺乏基层和业务部门工作经验的干部推向关键岗位，也可能很难驾驭大型金融机构面临的复杂局面。

　　亦有银行高管建言称，鉴于国有银行在金融领域的支柱地位，不同机构之间的高管交流较同一机构内的近亲繁殖，或许更有优势。但是，更为透明的市场选拔机制，以及向基层和内部选拔倾斜，给更多技术官僚以机会，应是改革的大方向。

“党管干部”类型

　　至于上市银行高管表面上符合公司治理程序、事实上实行“组织任命制”的做法，境外投资者也久有疑虑，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两套规则（市场规则和行政规则）的冲突仍存在。

　　时隔多年，历经主要金融机构改制上市后，“党管干部”仍是中国金融体系人事安排的基本原则。

　　就银行体系而言，目前“党管干部”体现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中央（通过中组部）直接管理的中投、政策性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等大型金融机构；第二类是地方党委（通过组织部门）管理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如浦发银行、渤海银行；第三类是国务院部、委（通过其党组部门）直接管理的金融机构，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

　　2004年，在建行原行长张恩照因案被查后，汇金公司曾试图推动改革，摈弃国有银行经营班子由中组部任命、行内人事由党委部门任命、大小事务由党委书记“一言堂”等既有模式。时任建行董事长的郭树清亦提出，将经营权交给经营班子，党委和董事会更多考虑战略问题。但这一改革因有关部门的严厉批评而无果。此后在不同场合，大行董事长们谈得更多的，是如何探索党委会和董事会的协调发展。

　　如郭树清后提出，既要实行党管干部，又要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既要认真实行民主推荐，又不能简单地以票选人；既要符合各项内部程序，又要能被国内外市场所认可。中行董事长肖钢亦撰文指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需解决好两个“衔接”：一是党的领导与股份制改革后心的公司治理机制如何衔接；二是“党管人才”原则与现代银行制度体系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如何衔接，他建议“走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之路”。

　　最终，金融高管的选拔，走向了 “前后台合作”，即组织部门在后台考察后提出人选，董事会、股东大会则对人选进行前台表决。这是个现实的妥协，亦达成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但仍是一个中国金融业改革并未解决的机制难题。

　　多位受访的业界权威人士指出，境外战略投资者撤退后，大行面临股权进一步多元化，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诉求和“党管干部”的政治追求永远存在矛盾。与此同时，上一轮改革是自上而下，无论是监管和经营主体，都存在上下脱节、管理不到位的问题，由此产生各行战略趋同，行政色彩依然较为浓厚等问题仍亟待改善。

　　业界资深人士认为，主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依赖组织选拔，市场化的选拔机制还远未形成。经济金融领域的工作往往有较高的专业要求，区别于一般的政府和企业的干部选拔。“党管干部”机制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从市场中为金融机构选择人才，相应地，也无法用真正用市场机制来约束目前的金融高管。

　　建、中、工三行原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入股时曾表示，如实现市场化选任高管，可以考虑提高溢价。

　　“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为什么年薪只有一两百万，与管理的几千亿上万亿的资产不相称？那是因为不是从市场选的。”一位国有银行大股东代表曾如此直言不讳地回答财新《新世纪》记者，“业绩不好，股东也没权换！”

　　财新《新世纪》记者陆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