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风不能吃哪些东西:民国时期的大学：大学之大的典范

民国时期的大学：大学之大的典范

一九一二年，作为维新变法硕果仅存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正式拉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序幕。而一九二八年清华大学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和理念的成熟。抗战时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更谱写出“大学之为大学”的华美篇章。至一九四九年，门类多样且各有宗旨的大学层出不穷。
　　　　京师大学堂与之前成立的北洋大学堂一样，均在中学的基础上开设新学，但新学科的引进并没有改变传统书院的教育模式，并且新学也仅局限于便于富国强兵对付外夷的机械交通等门类。同时，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统领各地学堂，其行政机构的作用远远大于作为教育机构的功用。
　　　　一九一七年之前的北大如同沼泽一般，死气沉沉。所谓的国立大学其实延续的是“国子监”的“官学”传统，遂成为政客仕途进阶的跳板。与其他当时尚不能称为大学的留“外”预备学校相比，北大只是一架没有灵魂的躯壳，屹立在皇宫的断墙残垣边，在中西的文化冲突中摇摇欲倒，亟待灌入新鲜的血液。
　　　　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门开出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壬子癸丑学制”的《大学令》和《大学章程》的颁布，勾画出大学的制度框架。但是与《临时约法》命运相同的是，制度的设计在社会习惯的倾轧下被束之高阁。而教育的三驾马车——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则在框架的夹缝中获得蓬勃的发展，混乱不堪的社会不能不感受到大学咄咄逼人的魅力。当是之时，所缺乏的是，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具备引领整个大学体系变革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肩负起社会变革的重任。
　　　　然而“老大”的北大没有继续沉睡下去，这不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更与一个积极寻求变革的青年集体有关。而蔡元培无疑是这场大学改革运动的领军人物——有其人者未必有其学，有其学者未必有其识，有其识者未必有其位——何为大学的概念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蔡元培学在欧美，将先前日本式的学堂教育转变为欧美式的大学教育。虽然北大仍旧受控于军阀政府，但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人为陈旧理念所支撑的躯壳式的北大注入新的血液。“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一旦确立，改革势必如火如荼的展开。古老的孔孟之道与时髦的尼采杜威，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极端的全盘西化主义，民主与极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在北大的“研究室”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改革容纳各种各样的争端，没有人利用权势打压异见，也没有人因为利害关系违背自己的主张。对于学生，则也提出了何为大学生的要求——“抱定宗旨，研究高深学问”、“砥砺品行，敬爱师友”、“肩负责任，一往直前”，而校政则采取“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其他大学纷纷效仿此种模式，或是以此为蓝本，或是以此变革思想为基本出发点，巍巍而有大学之观。
　　　　 五四运动的爆发暴露出改革后的大学的一个弊端，即参与政治的欲望远远高于钻研学术的欲望，是以以大学为主动力的思想运动在中途夭折，政治运动应运而生。而且从此之后，大学始终难以脱离政治的羁绊，也难以改变政治对学术的越位动作。而统治者，则千方百计拉紧教育的大网，企图将大学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新文化运动下的旋风式的改革只注重改革的成果不在意学理的探讨，废除科举，开办新学，同时取消传统书院，这些雷厉风行的措施对通识教育的贡献非同寻常，然而由于师生单向教育和普遍教育的局限，大学难以培养出学识渊博的“大师”，也难以形成具备社会影响力的学派。为解决这一弊端，清华学校，以传统书院讲学之精神，与西方导师制的管理方式相结合，组办清华国学研究院。随后建立大学部，即为清华大学之前身。
　　　　一九二七年以前的中国教育，政教处于对立地位，由于教育对政治产生影响，而政治的变动又使大学改革不能安定的进行，是以有识之士认为教育若想有突破性的进展，必须具有独立地位。而一九二七国民政府的成立，则提供了契机。是年，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开始施行，大学院作为独立机构，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和学术研究机关，其“承国民政府之命”，但不隶属于国民政府，享有“经费独立，立法独立，人事独立”。由于“教育独立化，学术研究化”对官僚体制和党政教育的冲击，这一良法美意，实行不到两年便告夭折。其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隶属政府，统制全国教育。
　　　　虽然大学院改革的计划搁浅，但是三十年代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在相对自由和安定的环境下，得到蓬勃的发展。由于私立大学的存活全凭所培养出的学生的社会影响力，是依靠市场的存在，是以没有一所私立大学成为财团的附庸。南开大学则是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其办学资金来源为个人捐款和基金会资金，迫不得已之时才会寻求政府的补助。相对高的独立地位加上张伯苓所提倡的“允公允能”和“土货化”的宗旨让南开在民国强手如林的大学中一枝独秀。而教会大学，则完全采取与国立大学迥异的纯西方式的教学模式，前期受“传教”目的的支配，成绩平平，后期则不拘于形式，不受政府的约束.“自顾自”地发展着，亦在民国大学之林中蓬勃生长。
　　　　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团体在大学中逐渐形成，统一政府的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均被强有力的驳回。所谓的教授，皆有主见，不为强力所逆转，不以人情而缄默；虽然意见相异，道义不同，但彼此之间均不以政治衡量，更不以利益衡量；讲课自由，不受教育部统一教材的约束，更不屈服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所谓的学生，或以富国强民为目标，或以高深学术研究为宗旨，每遇不平之事，必是群情激愤奋起而维护正义；没有学生相信绝对的权威，更没有学生同意绝对的真理，对待教授如此，对待政府更是如此。而制度框架内，大学常设门类逐渐齐全，各类研究机构逐渐制度化。虽然国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但大学校长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政府也不得干预大学事务。制度的基础和知识分子的集体社会效应共同创造出诸如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等一些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的高校。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大学大举内迁，并以各种形式组合成联合大学，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组合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三校历史不同学风各异，但西南联大却将北大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之“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和南开之“允公允能”等理念结合，将中国传统治学的精神融入西方大学的制度框架之中。
　　　　在民族救亡压倒一切的社会环境中，在基础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生存环境中，政府巧立名目提出“国防教育”，明令“全国统一教材”，更有“大学领导必须入国民党”之举措。而联大内部采取教授治校，对内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的独断专权，对外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对教育和学术的侵入和控制。
　　　　学生更是以天下为己任，或是潜心学术，以待收拾旧山河万象更新；或是投笔从戎，将己与国融为一体；或是奔波来往，以民主运动对抗专制暴力。教授之间，抛却文人相轻的传统弊病，精诚合作。或是在后方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潜心治学；或是进入社会支持学生开展民主运动。
　　　　八年的联合大学，树立中国大学制度和精神的模板。正如联大纪念碑上所言，（西南联合大学）“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随后的三年间，中国大学按照西南联合大学的模式不断向前发展。虽然大学对政治的过多参与使大学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念”依然为大学之大的根基，并且不断推动社会的变革，虽然时时都有被阉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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