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交友软件是真的吗:王小刚：重庆模式与中国前途

王小刚

最近，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作出了一个重要决议：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在许多地方仍然片面追求GDP增速的时候，重庆能够以实际行动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着力点，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这个崇尚大一统，随大流的社会，可能会遭到很多非议。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希望，必然要有特立独行的勇气。同时，重庆把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中国究竟是要继续贯彻原来的先富战略，还是必须改弦易辙，对原来的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下面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当今中国之巨大的贫富差距

谈到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政府官员，无论是文盲白丁，还是专家学者，无论是直观感受，还是统计数字，实际上都有同样的判断：非常惊人。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行业间差距以及区域差距。

就城乡差距来看，近些年处于不断扩大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城乡差距有所缩小。而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8%，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仅有4.5%。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2007年扩大到3.33︰1.[1]这是仅仅就收入而言，如果再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

就行业间差距来看，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在行业内部，特别是国有部门，不同的级别差距也是非常巨大的。一些行业实现公司化之后，首先是极大地拉开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工资标准，其管理层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在私营企业，级别的差距不像在国有企业那样显著，但是打工者与老板的收入也有巨大的差距。

中国的区域差距也十分显著。比如2010年最富裕的上海人均 GDP 达到77205元，最贫穷的贵州省只有9214元。前者是后者的8.4倍。在一些贫穷的西部缺水地区，由于水窖在生活中至关重要，因此水窖的多少和大小就被看成是一家贫富的重要标志。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小学生，竟然发出这样的疑问：“一天为何要吃三顿饭？”原来她在家乡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巨大的区域差距，还在全社会造成了一种非常恶劣的地域歧视，那就是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大城市人看不起小城市人。

由这三大差距累积而成的总差距，令人触目惊心。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最富裕的0.4%的人口已经掌握了70%的财富。粗略计算一下，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拉美国家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正血淋淋地撕裂着整个社会。在少数人穷奢极侈、纸醉金迷的同时，下岗工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儿子考取大学却有母亲因为没法替孩子交上5000元学费而上吊自杀；许多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而患上不可治愈的职业病；马加爵因为贫穷而备受同学的嘲笑讥讽，以至于和那些人同归于尽；一贫困女大学生捡吃剩下的馒头充饥，一年伙食费只有8.35元……。这就是当前中国巨大贫富差距的悲惨写照。而且，这种贫富差距正在进行代际传递，“穷二代”、“富二代”、“民二代”、“官二代”，这些名词的流行就深刻地说明了这种现实。但是在这种社会极度分化、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一些主流学者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依然在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什么经济奇迹、太平盛世、万众一心、和平崛起。真是掩耳盗铃，自欺负人，以谎言误国。

二、贫富差距的成因

中国从改革开放前一个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平均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是人多的原因。说中国人这么多，资源有限，不可能每个人都富起来。但是日本也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国家，但是贫富差距比我们小的多。有的说是市场经济导致的，优胜劣汰，自然拉开差距。但是，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其贫富差距有的大、有的小，并不具有必然性。有的说，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在其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一直很小。而贫富差距拉大的国家，往往都是发展失败的国家。其中的典型就是拉美国家。因此，过大的贫富差距绝不是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相反倒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有的说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但这或许可以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但是无法解释国内的差距。还有其它一些说法，不一而足，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下面几组数据，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百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百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百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百万至2千万；江苏省，平均7百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百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百万至1400万。

除此之外，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还拥有大量的房产。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9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6百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百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8百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7百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百平米至850平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共产党3000名高干子女拥有的资产达两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5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从以上这些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导致中国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市场化，出现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社会财富分配依据的不是劳动，而是权力。权力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依据，导致社会财富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集中到少数当权者手里。这与主流学者宣称的是以要素的贡献来分配、企业家才能的报酬，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让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先富起来了。

三、推进政治改革，促进共同富裕

为什么权力在社会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关键问题是我们至今对于权力缺少制衡的机制。比如，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居然没有自己的工会。赵东民律师带领工人找省总工会帮助维权，非但没有得到工会的帮助，反而被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并羁押至今。我们可以看到，官办的工会非但没有保护工人的利益，反而成为资本家的帮凶，而警察机关也公然成为资本家的走狗。

相反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有发达的工会组织，资本家不敢肆无忌惮地欺压工人。因此，劳动力价格很高。比如在美国，理一个发，相当于人民币300元，买一张木头床，价格就相当于一辆汽车，而且搬运费很贵。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不仅如此，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中国的农民也没有自己的农会，导致农产品价格很低。在征地拆迁中，当农民面临地方政府和资本家的欺凌压榨时，也毫无还手之力。

因此，中国能否由权贵的、掠夺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人民的、共富的市场经济，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权力的制衡机制，发展壮大各种社会群众组织，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把腐败管住。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一些主流学者都对此视而不见，以至于不认为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是国家发展的大敌，主张所谓的“精英政治”，而人民民主则被蔑视为“群氓政治”。当然，如果“精英政治”能够解决问题，倒是一种省心省力的方法，但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

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既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的无能为力。更何况，整个社会是一台大机器，一旦运转起来，其中的每个个体，也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企改革总是牺牲职工的利益而向资本方输送，为什么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如此难产，为什么对百姓有利的政策总是难以出台并在执行中走样，为什么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窜通一气抬高房价，为什么政府“三公”支出居高不下，为什么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推进，为什么共和国总理要亲自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

民主政治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舍此手段不用，人民根本无法抗衡资本和权力的联合宰割。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声浪，其实质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保守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反映。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还深刻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由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模式为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迈开了重要的一步。比如2008年，市委书记本人亲自出面与出租车司机罢工代表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并允许出租车司机成立行业协会，搭建与企业、政府对话的平台；在此次重要决议中重庆提出要推进户籍改革，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房“三权”抵押融资的规模和范围。这些举措已经开始触及到政治改革层面。但是，重庆模式的最终成功，只有这些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政府还要勇于进行自身的改革，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成立各种群众性自治组织，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自觉接受人民制度化的监督。因为缺乏社会的异体监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中立，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持续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有可能建立利益共享的经济体，真正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这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对重庆模式的期待。

[1]《世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法制晚报》2010-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