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erotic story:毛泽东：“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

“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

——毛泽东与《三垂冈》诗的感情共鸣探秘

彭明道

一

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之类的出版物，都提到过他曾对五代史中“后唐灭梁”的史实很感兴趣，并对光绪戊戌年湖南思贤书局校本《通鉴纪事本末》中的这一段，做过圈点批注。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书中，说到毛在读《五代史.庄宗纪》时，“突然想起有一首后唐庄宗打的三垂冈战役的诗”，但记不清作者是谁，“就写了张条子，让秘书田家英查一下”〔1〕。在同是陈晋主编，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中，我们读到了这张“条子”，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导：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查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的这幅手迹，由北京出版社收入了《毛泽东手书墨迹逊(中央档案馆编，1993年版)。该书收入毛氏手书墨迹较全，光是抄录的诗词文赋和楹联，就有230多幅。诗词从屈原、宋玉直至晚清的林则徐、康有为的作品都有，比较广博(其中甚至还有“上大人，孔夫子”、“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人手口，刀牛羊”以及“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随意之作)。这幅《三垂冈》，是书写在十行纸上，无题，也无款。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上看，应属毛泽东的力作。笔者赏玩再三，觉得似乎不像上述那张“条子”所附的那个原件，可能是他另有所感所书。

杨子才先生曾在《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论述这幅墨宝。杨文说：“毛泽东所以把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写成一幅如此精美的书法作品，是因为其中有 ‘三奇’，即奇山、奇战、奇诗。”杨文对于读者欣赏和理解这幅书法作品，很有帮助。但据笔者研究，当年毛泽东之所以想起、追寻和书写这首诗，似乎另有深意焉。

二

毛泽东给田家英的那张“条子”的准确时间，是写于1964年12月29日。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干什么?他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想起了这首《三垂冈》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时，他正在经历一嘲斗争”，他在生气，他很烦恼。烦恼中有一种莫明的忧伤，甚至是痛切。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三垂冈》诗。诗中的句子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于是，他写了那张“条子”，叫田家英查一查诗的作者。田是他的秘书，也是晚辈，而在这里他却称田为“同导”。这在毛泽东的通信之类的文牍中，好像是绝无仅有的。这恰好是他心境纷烦的写照。

纷烦何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的史实。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国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继续当选为国家主席。大概就在人大会议开幕前不久，毛泽东建议利用这个机会，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一下“社教问题”，即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准确时间，是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即早于“人大”开始，晚于“人大”收常在“人大”会议期间，党内又同时召开一次“工作会议”，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开得比“人大”的时间还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研究《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加深了。这使毛泽东对由他亲自选定、并已经得以全党确认的“接班人”刘少奇，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和动遥

“接班人”问题就在这时，忽然深深地困扰着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忧虑、烦恼、愠怒，甚至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切。

在党内，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其实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就确定了。虽然在七大选举中刘的得票排名第三(排一、二者是毛泽东、朱德)，但从这时开始，协助毛处理党务，在特殊情况下代替毛主持中央工作的，都是刘少奇。1945年8月毛赴重庆谈判，刘在延安代理毛的职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刘则受命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当时毛曾通告全体中委，如有意外，就由刘为首的“工委”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新中国成立后，毛在出访苏联和生病时，都是由刘主持中央工作。刘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从1945年起直到1955年由邓小平接替(此时，党中央已设书记处，原中央秘书长改为总书记)，达十年之久。1958年底，毛泽东提出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辞去政府职务。于是，在1959年4月20日的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国家主席〔2〕。 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曾多次受到毛的“接见”。尤其是中秋节那天，毛在武汉的东湖客舍又一次会见蒙哥马利。他们交谈的问题很多，也很融洽。当蒙哥马利问到毛的健康状况时，毛幽默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呀(毛当时68岁——彭注)，到时候，我就要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啊!”蒙对毛的幽默大惑不解，于是他就直爽地问到了毛的“接班人”问题。当时，毛肯定而爽快地回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我死后，就是他。”〔3〕

同样意思的话，在1957年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说过。

可是，自从毛泽东发动那场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之间产生了裂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理论不断推向高峰，他们之间的这种裂痕也在不断地加深扩大。

众所周知，“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从“全民打麻雀”开始，毛似乎找到了一种写诗一般的“灵感”和“激情”。他觉得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不断地搞群众运动，就能使经济建设出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期间，毛泽东虽然也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曾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以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作过一些有限的调整，甚至也承认自己对“高指标”等问题负有“责任”，但是他心灵深处的“大跃进情结”却始终没有松动过。谁要触动这个“情结”，他就会把谁当做“敌人”。庐山会议便是最好的例证。

于是，当时对于“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天灾人祸”， “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便是最好的解释。这里的所谓“天灾”，据说是指1959—1961年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4〕； “人祸”则更多的是指“苏修逼债”——这是毛泽东比较满意的解释。

但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却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说的“人祸”，更多的是指全党在组织“大跃进”过程中的错误。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于是，分歧由此肇始。

在l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大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此“左”的错误不断升温。 1963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条”，并以它作为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依据。当时，毛泽东估计，“基层单位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为了纠正“社教运动”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刘少奇在同年9月又主持制定了一个“后十条”。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事实上，“前十条”与 “后十条”，并无根本的差别，都是当时进行“社教运动”的纲领。只是“后十条”对形势作了更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后十条”虽然继承甚至发展了“左”的思想，但也作出了许多预防偏差，特别是防止“左”倾偏差的政策规定。1964 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也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毛泽东的不满，主要是“前十条”是他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一个小型会议制定的；而四个月之后，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搞出了这个“后十条”。他说：……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5〕

从北戴河会议开始，刘少奇确实在认真地向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靠拢。平心而论，当时在狠抓“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中央高层领导应该说是一致的。在组织指挥“四清”的过程中，刘少奇在各地讲阶级斗争的形势，讲得比毛泽东还要严重。他强调干部要下去“蹲点”，说现在搞调查研究，按毛主席过去(开调查会)的方法不行了。他的夫人王光美到下面去“蹲点”，很快就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到处作报告。这一切，对于极其敏感的毛泽东，当然是很难接受的。对于 “桃园经验”，毛泽东开始还给予肯定，不久，他的口气就变了，说那是搞人海战术，烦琐哲学。就在这年（1964年)12月毛泽东过生日的那天，他发了一通脾气，话中有话：“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而且，就在第二天(12月27日)，毛泽东严肃地提出：党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已经是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期间的事了。〔6〕

事实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早已有所流露。那年11月，在一次听工作汇报时，毛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可惜的是刘对这些话的弦外之音，似乎没有听懂。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开会之初，负责组织会议的邓小平，以为这只不过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只是讨论一个“工作条例”)，出于一种好意，曾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

毛泽东对此非常恼怒。第二天，毛不但参加会，而且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不是有两本书吗!一本叫《党章》，一本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嘛。可是，现在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这样的话从毛泽东的口里说出来，应该是惊天动地了〔7〕。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农村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刘少奇则对这些看法表示不赞成，甚至反对。他认为农村的矛盾是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解决什么，不要把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就这样，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平心而论，如果只是工作上和认识上的分歧，再激烈的争论也是正常的。问题是毛泽东对刘早已心存芥蒂。因为当时是“中央工作会”和“人大”同时召开。这边吵架归吵架，那边选举仍然照眩就在刘少奇再度当选为国家主席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上批评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十天后，毛泽东在和大区书记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而且，关于这个“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和 “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耸人听闻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不在党内谈，却反复地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过。从1963年5月起，他先后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的金日成、日本共产党的夸田里见等，直通通地谈过这个问题。甚至问金日成：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弄得人家手足无措。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向大区书记们端出他这块“心脖。

看来，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彻底丧失了信心。

这个问题，在“文革”中得到了证实。197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问过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当场就反对。”〔8〕

可以断言，1964年12月，在毛泽东生日前后，这位跨过古稀之年的老人，对于自己编织的“接班人”之梦，已经感到在开始破碎了。

三

如果对“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样的戏谑之言也作点认真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捕捉到毛泽东的一丝心迹。他68岁的时候，就以幽默的方式说自己“还有一个五年计划”。现在，七十刚过，“接班人”却“出了问题”。他焉能不生出深深的忧虑、烦恼和痛切呢?

毛泽东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必须保证他“亲自缔造”的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进入六十年代开始，他在一片歌颂声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这时，以林彪为代表的“造神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不但对“山呼万岁”早已习以为常，而且，对于什么“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四个伟大”、“最高最活”、“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等等，一开始他都是接受的。另一方面，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曾使他极度反感，而由“反斯大林”引发的“修正主义”思潮，更使他的神经处于一种极度亢奋和紧张的状态。曾经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这时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种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同时又是自我恐惧之中。他总觉得，他不单属于中国，也应该是属于世界的了。他必须高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而要举起“反修”的大旗，首先就得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筑起一道“反修防修”的高墙。所以，中国和“苏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一嘲大论战”。这嘲反修”的大论战的作用有三：一是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化、系统化了，为以后的“左”的错误奠定了“理论基幢；二是在“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不断升温，为后来的“文革”打下了“实践基幢；三是在“反修防修”的过程中，将对毛的个人崇拜不断推向极端，为 “文革”这场浩劫营造了政治和社会的心理条件。又正是这场大论战，使毛泽东不断地在党内寻找“敌人”，而且总觉得他身边有敌人，“赫鲁晓夫”就睡在他的身边。到了这次中央工作会上，他终于“发现”身边的“赫鲁晓夫”竟然就是他的“接班人”。几年来，他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但搞得全党无所措手足，使得全党全国的阵脚大乱，同时，也搅乱了他自己的思维，减损了他自己的智慧，使得他的精神状态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困境。

上述给田家英的那张“条子”，就是写于他这年生日发脾气后的第三天。

因为，他忽然想起了这首《三垂冈》诗。

四

《三垂冈》的作者严遂成，字海珊，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在清代诗人中，声望并不很高。沈德潜的《清诗别裁》没有选入他的诗作。严生于1694(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不详，雍正年间进士。沈德潜虽然比他大21岁，但沈活到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97岁才去世。这时候，严应早已作古了。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清诗别裁》未选严诗。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只是说“海珊(严遂成字)自负咏古为第一”。在《诗话》卷二第六十二则中，他在赞扬几首咏岳墓的诗后，顺笔提到了《三垂冈》。平心而论，三垂冈战役只是一场恶战，称不上“战役”；《三垂冈》诗在汗牛充栋的咏史诗中，也难入上乘。但毛泽东的忽然钟情于它，自是别有隐情的。

始于公元907年，延续近半个世纪的“五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李克用本是沙陀部人，从小随父征战，当黄巢攻占长安时，他受召为代州刺史，出兵攻打黄巢，收复长安，被封为河东节度史，赐姓李，后封晋王，长期与朱温作战，有一出《沙陀搬兵》的戏，敷陈其事，将李克用描绘成英雄，流传甚广。

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生于公元885年(唐僖宗光启元年)，5岁的时候(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曾随乃父校猎于三垂冈。李克用在酒酣耳热之际，听到伶人唱起了陆机的《百年歌》，忽感老之将至，感慨万千。他指着儿子说：“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果然，过了十九年，李存勖在这里殊死苦战，大败梁军。朱温听到消息后，感到很恐惧，叹息道：“生子当如是……”这年，李存勖才24岁。一仗把敌人打服了，应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所以《幼学琼林》中有句云：“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羡孙权之语；生子当如李亚子，朱温赞存勖之辞。”这些史事和名句，幼年读过八年私塾的毛泽东，应是烂熟于心的。

在“接班人”问题的忧虑与困惑中，《三垂冈》这样的诗，对毛泽东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共鸣。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这样的句子，此时此地，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会牵引起怎样的狂涛!

他当然会想起他的爱子岸英。

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爱情的结晶，1922年出生于长沙。1930年11月开慧遇难后，岸英三兄弟被送去上海进了大同幼稚园。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幼稚园也被解散，小兄弟便流落街头。直到1936年，党组织找到岸英和岸青，才将他们送去苏联。1940年，岸英加入了苏联共青团，先后进入舒亚军事学校、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3年加入了苏共，参加过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任坦克连指导员。1946年1月，岸英从苏联回国，先后在中央情报委、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又到山西、山东等地搞过土地改革。北京和平解放后，他是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先遣队员。随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去北京机器总厂任中共总支副书记。当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时，他是当面向彭德怀报名去当志愿军的。彭德怀对岸英要随他赴朝的事，是非常犹豫的。当时，毛泽东端起一杯酒，对彭说：“那我就替岸英求个情，你收下他吧!”很显然，父子俩对这件事是商量好了，并共同作出决定的(见毛新宇《我的伯父毛岸英》)。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壮举。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把他最优秀、也最钟爱的儿子送上了前线。这个壮别的场面，发生在1950年10月7日。地点是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为彭德怀饯行的家宴上。

没成想43天之后，同年11月25日，岸英竟然牺牲在朝鲜大榆洞的战场上。

以常理论之，岸英当时并不在军队工作，志愿军无论多么需要翻译、情报人员，都不缺一个毛岸英。但是，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可能了解一代伟人的胸怀。

岸英牺牲后，毛泽东以超人的伟力，压抑着巨大的悲痛。但毛泽东毕竟也是个人，也是个父亲。他的失子之痛，曾经以特有的方式流露过。在他的事业碰到挫折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这是很痛切的话，令闻者动容。

对于爱子的牺牲，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人们至今未见他一诗一词之寄，不知是痛极无语，抑或是尚未公开发表。但是，当触及到“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样的句子时，他的心灵深处，焉能不涌起惊涛万丈。

然而，面对现实，毛泽东的心情无论有多么复杂，也是个永远的谜了。他的心灵的轨迹，只能由此后他的行为去印证了。而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伤害着毛泽东，直到他带着一丝遗憾辞世。

五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曾经重温了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所有论述，读罢细思，似有所悟。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是在革命实践中自然成长起来的。这和毛泽东说“权威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是一个意思。如果加上个人意志，人为地去“发现”、“培养”、“提拔”，那就很可能使它嬗变为一个封建式、家族式的命题。因为，它会在无形中加进“发现者”、“培养者”、“提拔者”的个人好恶。

在民主和法治健全的社会，国家的政权和政策的延续，全由民主和法制决定。至于个人，即使你处于权力的峰巅，也无权按个人喜好去“发现”、“培养”、 “选拔”什么“接班人”。反之，倘若民主与法治不健全，则任你是怎样的圣明天子，任你怎样“高瞻远瞩”，只要你按个人意志去处理“接班人”问题，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点，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世界上没有“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事物。只有“与时俱进”，才是明智的、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

真正的圣哲，是不会为“接班人”的命题所困的。

附记：

1.严遂成的《海珊诗抄》，清季中末期只有同治十三年一个刻本；民国七年上海文明书局有一个石印本。陈晋说：“一种可能是，毛泽东是从《随园诗话》中读到并记下这首《三垂冈》诗的。” 此说有一定道理。毛喜读《随园诗话》，这在张贻久的《毛泽东和诗》一书中有记载。据说有一段时间，毛每次外出必带《随园》。但毛氏并不喜欢袁枚的“性灵说”，并可能和郭沫若谈过。故郭在1961年写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多以“阶级观点”对袁予以批判。

2.陈晋在《三垂冈》一诗的 “解析”中，称三垂冈战役发生在“唐天佑五年”(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53页)有误。彭按：唐昭宣帝(一作“哀帝”)李的纪年“天”，只用到四年(公元904—907)，唐朝就复亡了。“天”其实是唐昭宗的最后一个年号。昭宣帝即位后并未改元，仍沿用“天”做纪年，但昭宣帝只用了三年。朱温篡唐自立为“梁朝”，就是公元907年的事。随后他改元“开平”。三垂冈战役发生在公元908年，应注为“开平二年”才对。

3.李存勖于公元923年灭梁称帝，定都洛阳，国号唐，史称后唐。但这个后唐已经与前面的李唐王朝没有任何关系了。他称帝后改元“同光”。但这个自夸“在十指上取天下”的“马上皇帝”，却是治国无方。他重敛急征，使民不堪命，皇位只坐了四年，便在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因兵变被杀。

注释：

〔1〕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3页。

〔2〕参阅(美)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肖耀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参阅肖思科：《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谈接班人》。载《共和国要事珍闻》上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0—738页。

〔4〕关于那三年真实的气候情况，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用大量的真实数据，雄辩地说明，“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气候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该文载《方法》1998年第10期。

〔5〕参阅陈果吉、崔建生：《“四清”运动》；吕廷煜：《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防修》，见《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94—701、720—730页。

〔6〕参阅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7〕〔8〕以上史实，参阅吕廷煜《“文革”前夕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见《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8年版，第731—7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