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生殖消炎药有哪些: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1---12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1）

　　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

　　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着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着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并没有表面宣传的那么大，中国关于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政治宣传有时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的，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就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注：亨利·基辛格：《中国共产主义之父》，载《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96～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基辛格对此感到非常惊奇，这其实是他不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宣传。过去我们忽略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深刻联系，主要是政治原因，具体地说，与中西关系的对抗、隔绝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分庭抗争有很大的关系。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2）

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

（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竞，

　　东方白。

　　——毛泽东1964年春《贺新郎·读吏》（见《毛泽东诗词选》第127—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亲，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

　　“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空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羌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解析］

　　中国的历史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内容之一。《二十四史》，是最权威的“正史”。“正史”一说，始见于梁代阮孝绪《正史削繁》。后《隋书·经籍志》把以君主的传记为纲领的纪传休史书列为正史，历代大体沿用其说。清代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又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这二十四史的卷数、写作年代与修撰人员如下：元史210卷明·宋濂等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3）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是读活《二十四史》的重要表现。毛泽东读史，向不为史累，平常常是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详细情况，我们在以下条目中具体叙述·这里，我们仅举苦干例子，大致领略一下毛泽东借古喻今，借史明理的情况。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他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用老老实实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有些人在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要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对朱元璋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峰火台。我们知道，在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

　　毛泽东读史，也注意一些经济措施方面的内容，有时也用以比托今天的经济政策。

　　例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21岁到23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24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也读得最多的一位。不仅中国历史他熟悉得如数家珍，就是外国历史他也十分喜欢读。但是毛泽东并非史学癖，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了个人口味上的倾向而外，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或优势。他时常能从历史中获得灵感，从而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能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但是，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由于过多了解传统，常有意无意之间会受到传统阴影的影响，对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误解，从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正确评估，也影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4）

                             史学一家言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颜师古注《前汉书》（引者按：即班固的《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颤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摘自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李贤好。

　　刘攽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

　　［解析］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1000多年间逐步成书，且注家纷呈，虽休例大致相同，但作者个人的历史环境、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却各不相同。这样，各书在史料的准确程度，史识的深刻程度，以及史笔的叙述风格上，自然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光注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也注意史家的叙述，从而给以史学上的评论。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便涉及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及唐朝颜师古的《汉书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及唐朝李贤等的《后汉书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及南朝宋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后晋刘的等的《旧唐书》，宋代欧阳修等的《新唐书》等。这几部史书，是毛泽东读得较多的。

　　此外，毛泽东还谈到刘攽，他是北宋时的史学家，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代史部分。可能是毛泽东读《汉书》、《后汉书》时，参照着《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且刘攽也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故有所比较，而称道刘攽。

　　毛泽东称赞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表明了他的史学倾向，这二人编撰、注解史书的共同特点，是对原著充实了大量史料。颜师古是训诂学家，他注《汉书》，偏于考订文字，多所证明。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毛泽东更喜欢前者。

　　《二十四史》中，他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著。东晋以后，不断又有陈寿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了陈寿以后发现的新史料，以此注释《三国志》，使这本书内容更加充实。一般注释古书都以训诂为主，裴松之的注释重点则在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陈寿《三国志》原文20万字左右，而裴注则达55万字之多，引用魏晋人著作，有200多种，这些书现多佚失，所引材料大都首尾完整，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裴松之的注释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具体说来，裴松之概括自己注《三国志》的原则是：“寿其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皆并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纠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言之，他的注释可分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辩四类。南朝宋文帝读了裴注《三国志》后，曾称赞说：“裴世期（裴松之字世期）为不朽矣！”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中肯的：“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章太炎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称他有“英豪巨眼”。毛泽东与章大炎在裴注上看来也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评论。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第26页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末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营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批道：“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利、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事时，“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乓，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毛泽东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记叙，刘备率兵攻吴，败于彝陵。孙权手下战将徐盛、潘璋等上表说，若再次进攻，必可生擒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陆逊认为，此时曹丕正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故应退兵返回。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溯流仰攻本就很难，且刘备老于兵谋，得蜀已固，吴国若进军往西，又主客异势，必然是难以取胜，很可能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评有理”。

　　在《新唐书》的《窦参传》，《吴通玄传》两篇内，毛泽东分别批注道：“此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写得好”。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后梁开国之主朱温之事，最后说，“友硅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阙文也”。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载：“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止，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毛泽东批注：“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毛泽东评史有才情，有诗韵。

　　毛泽东史识幽深致远，能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及。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5）

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

　　［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公触詟愿见太后。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温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摘自刘向《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篇文章（指《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摘自毛泽东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见张贻玖《毛泽东读中》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解析］

　　《战国策》，相传原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录，有《国策》、《国事》、《短长》等不同名称和本子。西汉学者刘向（前77—前6）进行了整理，按战国时期诸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33篇，并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从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236年间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动态。

　　其中，《赵策》里《触詟说赵太后》一篇，写触詟劝说赵太后，爱自己的儿子不应当只从他目前的安危着眼，而应当从长远处着眼，使他得到培养锻炼；并且表明，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儿子，同时也符合国家的利益。这种见解是可取的。触詟从父母应该替子女作长久之计来说服赵太后，赵太后答应使长安君出质。这里也表现了说服人的方式方法。大臣们劝告赵太后，只从赵国的利益出发；而赵太后溺爱长安君，更重视长安君的利益，所以互相抵触。触詟看透了这一点，劝告赵太后专从父母应该为子女作长久之计着眼，把赵国的利益同长安君的利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能令赵太后醒悟过来。这是很今后人称道的。

　　毛泽东推荐读这篇文章，意义是深刻的。该文在分析众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又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2000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及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今天的事业来说，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样是涉及到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毛泽东从来都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中央会议上讲述《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意在提醒人们，如果不重视、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正当“文化革命”之际，毛泽东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来评论此事，自不乏他当时的思虑。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6）

受到错误处理，可锻炼意志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按，指《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借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温色。仆诚以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摘自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拾起头来。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7页）

　　［解析］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荣阳人。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庚太子刘据的命令，起兵讨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判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为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久未答复。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说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史记》创作。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收入。

　　司马迁在这封信中一连举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纣王时的西伯侯）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在羑里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变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游说无所立足，穷困中回到鲁国，修删鲁国史书《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到汉北、江南，途中写了传世名作《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写《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说的是孙子因受过膑刑（剜去膝盖骨），在齐魏之战中，与田忌用“围魏救赵”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由此天下显名，所著《孙膑兵法》传世。“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的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他曾广招门客，作有《吕氏春秋》一书，其中有“八览”，故又称《吕览》。史载秦王政亲政后，下令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并将其迁徙到蜀郡。“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到秦国后，遭陷害下狱，又被毒酒所害，身后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篇文章。他1944年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的，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这篇文章，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如下降或调动工作。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当然，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他并不是提倡“不分青红皂白”对任何人“作错误处理”，而是认为，受到错误处理的事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是“错误处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曾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这段话，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才有所创造，思路是一致的。

　　到晚年，毛泽东再次谈到自己的这个观点。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

　　“悲愤出诗人”。历史上的不少传世佳作均为有才干者处于逆境发愤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艰辛之厄，也就没有这些佳作。但是人们又不能因此而有意为人才“创造”这种条件，因为这又意味着当时政治的黑暗与不平。这在政治家眼中，看来真是难以两全。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7）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原文］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壁，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壁。共执张仪，掠答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优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秦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

　　——摘自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盛，企图以武力征服其余六国。这样，当时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策略，便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或者是肴殳山、函谷关以东六国采取合纵的办法共同抗拒秦国；或者是秦用连横的策略，打破六国的统一战线，以分而治之。于是，合纵、连横成为当时各国之间政治外交的主题。许多游说之士，大都分别用这两种主张来说服各国的统治者，这些游说者，被称为纵横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是洛阳人，字季子。起初，他曾劝秦惠王用战争征服六国，不被所用。后来他钻研兵法，分析时势，认为合纵之说更符合山东六国特别是紧挨秦国的三晋（韩、赵、魏）的利益。于是他游说诸国，献合纵之策，获得成功，赵国封他为武安君，曾约劝五国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一部分土地给韩、魏，直至身佩六国的相印。张仪是魏国贵族后代，主连横之说，秦惠文君十年（前328）任秦相，被封为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献地给秦，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国的汉中。《战国策》中记载二人事迹不少，司马迁写《史记》，列有苏秦、张仪本传，多用其中材料。前面所引《史记·张仪列传》中的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苏秦、张仪二人的关系即张仪走向成功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张仪列传》还说，苏秦故意刺激张仪，并用计使他到秦国去，是有政治目的的，即：他深知张仪必有大成，到秦国必能受到重用而执掌国柄，凭他同张仪的关系和他有恩于张仪的做法，将来必有利于三晋之地，特引是赵国。毛泽东的一大段评过，更是生动地讲清了《张仪列传》中的有关内容。在此不用多说什么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1963年12月25日他67岁生日时，同部分亲属和工作人员聚餐时说的，参加的人有十几个。他的目的，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教育亲属和工作人员要自强自立，而且，在进步过程中，要认真、虚心地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把别人的批评看成是对自己的促进和帮助；同时，相互之间．也要多作坦率的和善意的批评帮助，比如，苏秦了解张仪有贪财的弱点，所以“无因以进”，“恐其乐小利而不遂”平生之大志，才“召辱之以激其意”。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这个故事中引申中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从张仪发迹前的处境来看，他受到的压力，一是在楚国被嫌疑从而挨打受辱；二是投奔才具在自己之下的故友同学，本来就是件很尴尬的事；三是苏秦的怠慢轻视（他当然不知道苏秦对他的真实用心），这一点是最主要的。毛泽东从苏秦、张仪的关系中发挥出这个看法，无疑包含了他自己的丰富的人生体验。实际上，在这次谈话中，他就举了自己在中央苏区受打击的事情为例，来说明压力使人进步的道理。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8） 陈胜有二误

　　［原文］

　　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摘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误

　　二误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2页）［解析］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体例，“世家”本是记侯国封建的创始人及其世代相承的事迹。陈涉的功业虽不及项羽，但他是首先起义的人。司马迁在该篇里说：“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又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夫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可见司马迁因为陈涉是首先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特别尊重他，把他和当时所谓圣人的汤王、武王、孔子并列，所以破例地把他列入世家，并列在汉初诸世家的前面，表示褒扬的意思。

　　毛泽东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作过不少圈画，说明这篇传记是他多次读过的。传记中说：“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陈涉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等处，毛泽东都在句旁画有着重线，说明他对陈胜、吴广团结士卒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反叛精神和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陈胜的失败是令人痛惜的。司马迁总结其教训，一是功成忘本。陈胜在耕田时，对另一衣民说：“苟富责，无相忘！”就是假如富贵了，你我不要相忘。这说明他并不嫌弃跟他同样穷困的人。后来他称了王，富贵了，那个农民特地赶去找他。那个农民住在陈胜的王宫里，跟人谈陈胜穷困时的情况，陈胜认为那是丢了他的脸，就把那个农民杀了。其次，他所信任的，既不是有才能的人，又不是正直的人。他用朱房做中正，就是管人事的；用胡武做司过，就是管监察的。文武官员的考绩升迁和黜退刑杀都掌握在这两个人手里。这两个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任意加以罪名，不送法官处审理，擅自审判处置。这样，君王所以维系统治的用人和刑赏大权都乱了，陈胜派出去的将官就不敢再亲附他，自己有了地盘和实力就各自独立，陈胜的势力孤弱，

　　这是失败的又一个原因。在这两段原文中，毛泽东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上着重线，并分别在天头上批道：“一误”、“二误”，表明他是很注重司马迁的叙述的。事实正是这样，这两个失误使陈胜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靡的情况转为失败，其政权仅仅维持了6个月便夭折了。

　　毛泽东是少有的能够居元首之位仍自觉且顽固地保存农民本色的伟人。真是：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9）

老粗出人物（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等）

　［原文］

　　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

　　——摘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人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

　　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乎？”沛公骂曰：“竖儒！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纵横事。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

　　——摘自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软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821页）

　　［解析］

　　刘邦以一平民百姓，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他“起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不凡的意气抱负的“老粗”本色。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人物的出身和生平遭际，对刘邦这样的起于草泽的开国皇帝，尤其如此。所以，说刘邦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或有关。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是一致的，高贵者文化高，平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人们熟悉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谈到中国的历史，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毛泽东曾说过“老粗出人物”的话，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读史的感慨。他不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对干出大事的老粗们胜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却特别的感兴趣。《史记》所载刘邦的情况正是这样。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专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候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司马迁接着叙述，一起起事的“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故总是推举刘邦。这里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相信毛泽东读《高祖本纪》对这段描述是感兴趣的。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后来他当了皇帝，也曾自我总结道：“运筹策惟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说的“用”，就是肯于纳谏，善于选择。这也是毛泽东特别称赞的地方，他说刘胜项败，“不是偶然的”，即指此。于是，毛泽东读《史记》很注意刘邦从谏如流的一些事例。一是见郦食其，采纳他攻取陈留之计，此事载《郧生陆贾列传》，前面已经引述。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其他有关刘邦纳谏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此事详载《留候世家》。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此事详载《项羽本纪》。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此事详载《刘敬列传》。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其出主意，且又善于采纳，刘邦这位老粗自然胜过刚愎自用的项羽了。于是，毛泽东认为：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接着，毛泽东又引申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并不是毛泽东读史偶然思考的一个观点，这个话，他讲过多次，特别是晚年读史，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祷，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同年5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识分子没用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在于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才智，刘邦如此，刘备如此，李世民如此，朱元璋更是如此。老粗们在成大业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走向“儒化”。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忽视这一点的。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10）

不要当楚霸王

　　［原文］

　　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佯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摘自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笔820821页）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摘自毛泽车1963年1月3日的一个批示

　　［解析］

　　《项羽本纪》是司马迁《史记》里最有声色的一篇。项羽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大起义中，以暴风骤雨的声势摧毁了强大的秦帝国。当时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已经覆灭了；楚军的主力已经被击破，主将项梁战死；赵国被围困，即将破灭；农民革命的形势在逆转，镇压起义军的暴秦统治者声势复振，起义军跟暴秦统治者的斗争已经进入生死存亡阶段。项羽在这时候，完成了陈胜、吴广所不能够完成的事业，以他过人的才气，激励士卒，抱着决死的意志，终于击溃了暴秦的主力军。司马迁也指出了这点，说他“遂将五诸侯灭秦”。灭秦以后，项羽为西楚霸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随即进行了长达8年的楚汉战争，结果项败刘胜。司马迁一方面写出了项羽的英勇，一方面也写出了他所以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末了的论赞里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这是说，项羽失败的原因：背弃关中怀念楚国，即放弃秦地，定都彭城（徐州），这是一；放逐义帝，自为霸王，这是二；凭着自己的私智不知师法古人，这是三；要以武力来统一天下，这是四。司马迁还在《高祖本纪》里引了汉朝初年人的话说明刘邦和项羽的胜败。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对有功的人给与应得的赏赐，项羽对有功的人猜忌，不给予应得赏赐，所以刘胜项败。刘邦说．张良善于用计，萧何善于安抚百姓，做好一切供应工作，韩信善于用兵，他能用这三人，所以取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失天下。这就是说项羽赏罚不明，不识人，不能用人，这确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1963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却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有选好。在毛泽东看来，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即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从而在鸿门宴不杀刘邦反而放跑了他，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的时候，反而放弃了，这些，都是他手下谋士范增极力主张的。毛泽东当然不是就史论史。他讲项羽失败教训，是为了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不“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的干部，“挖苦一点”，“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为此，他还特意把《项羽本纪》挑出来给一些同志读，以引起注意。从这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中共党内批评不民主作风的代名词了。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11）
不可沽名学霸王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民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摘自毛译东1948年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见《毛译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1—262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摘自毛泽东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解析］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项羽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优势状态，可最后终归失败。其失败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对其失败原因的看法，我们在上一个条目着重叙述了不肯纳谏，不善用人这个方面。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便和他主观上的弱点自然有关。在毛泽东看来，“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对此．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也说项羽有“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多有记叙。我们还是以前一个条目中涉及到他不肯纳谏的几个事例来说明。

　　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比刘邦后入关，两军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四十万对十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注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诗句者，多以这件事来说明项羽的“沽名”所在。

　　毛泽东认为尤不可学的是，应当还有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荥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便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荣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同意了。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合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垓下彻底击败了项羽。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便曾提出划江而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谈判方案。了解这一背景，或许能增进对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含义的理解。

　　此外，《史记·项羽本纪》还记叙：“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所谓项羽“沽名”，大体也是指他不忍天下匈匈受苦，从而希望歇兵罢战的心理状态，这就不能不影响他的决策。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两种，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在读《项羽本纪》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观点的。

　　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特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所以借此来讽刺蒋介石在失败时连项羽身上具有的“羞耻心”也没有。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读史（12）

儒孝治国，乃衰国之君

　［原文］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坐刺讥辞语力罪而诛，常待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日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问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引的吴冷西的一段话，说的是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自己的卧室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他到《人民日报》做总编辑，并仍然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于涉及到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故毛泽东重提他4月10日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4月10日的谈话，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大体同6月13日对胡乔木，吴冷西说的差不多，并且还背出了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些原话。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班固的《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对汉元帝则不以为然。

　　汉元帝刘奭（前76—前33），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衰败的原因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0年后，毛泽东还曾淡起他这个观点。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而言，固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凡。东汉光武刘秀，乃为“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

　　欣赏雄才大略，胸中有丘壑之君，固惺惺惜惺惺之意也。
   

毛泽东的签名艺术  

 

  

   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历史上罕见的书法艺术大师。他的书法艺术从传统中来，又区别于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毛体书法。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签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幅可独立的书法艺术珍品。

　　毛泽东的签名如同他的书法，都有不同的鲜明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毛泽东的书法较为传统，特色不明显。其后，签名经历了三个时期。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签名，“毛”字多无撇，似长枪大戟，刚劲，充满必胜的信念与豪情。也说明在战争年代，工作匆匆，简化书写，轻灵快捷的行笔，更注意实用性。4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签名的“毛”字再也不是没有头（撇）了，这个“头”从开始的短撇到十分潇洒的长撇，其签名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50年代末至1965年，是毛泽东行草书法艺术颠峰时期。因而，他对签名的理解比一般的书法家要深刻得多。其签名颇有动感，同月日构成一幅完美的艺术珍品（如图）。这幅签名作品，作者以磅礴的气势，奔流的笔法，使人观之心旷神怡，美不胜收。这一签名成为整个作品完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隐去签名，必然会造成重心不稳的缺撼。如撇开正文内容，单就签名署款，本身又是一件十分完整的作品，这是一般书法家难以做到的。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时间，由于“文化大革命”，局面长期混乱，加之晚年身体健康极差，影响了毛泽东潜心作书。这一时期的作品极少，有的字不计工拙，几乎没有了1965年以前那样的精品，因而，他的书法顶峰期至1965年。

　毛泽东在留世书法作品中的签名，几乎每个都有变化。从大的方面可分为楷、行、草三种书法，而从小的方面又有许许多多的变化。有的顺势屈曲，潇洒妍美；有的笔断意连，刚柔结合；有的行笔圆润，内容厚重；有的线条流畅，端庄硬实；有的轻墨细笔，端庄秀美；有的提腕运笔，游丝盘金；有的润燥相间，纵放挥洒；有的浓墨粗线，雄浑有力。因而，毛泽东一生所写的签名中的同一字或同一字体几无相同。据统计，“毛泽东”三字的写法多达167种，基本上看不到上下垂直或左右平行很规范工整的签名，从而增加作品整体动态变化之美，有时甚至可弥补作品正文章法的某些缺撼。这种签名的变化，证明毛泽东的书法生涯中，从时间上，其书法风貌几乎是年年月月时时都在求新求变。在空间上，同一篇作品，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求字对象，风貌相差甚远。这一变化，在毛泽东5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的草体签名尤显得突出，使字扭动、旋转，达到富有变化的新颖动感。这种变化，引发读者的好奇和观赏兴致，调动读者的情感，震动读者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