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误吃雌激素一个月:闻一多、李海鹰《七子之歌

闻一多、李海鹰《七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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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七子之歌》是中国著名学者闻一多于1925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组诗，全文共七首，象征被外国列强侵占的七处中国国土，即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旅顺-大连）。我们常听的《七子之歌·澳门》，仅仅是七首之中的第一首。《七子之歌》作于1925年3月，当时闻一多正在纽约。其序辞中Alsace－Lorraine通译为洛林地区，位于法国东部浮士山脚下，普法战争中割让给德国，《凡尔塞和约》后归还。在诗中，闻一多以拟人的手法，将我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诗歌一方面抒发了对祖国的怀念和赞美，一方面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诅咒。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朝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100年。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朝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俄罗斯帝国租借）。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今广东省湛江市）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现在，我们看到，喜迎澳门回归十周年的喜庆气氛已经遍及神州大地。作为与澳门一江之隔、一衣带水的中山，也倍感自豪。因为讲起来，历史上的澳门、中山还是颇有渊源的。曾经的“香山”行政区域，就曾包括现在的澳门、中山、珠海三个区域。10年前，一首《七子之歌》，10年后，一首《盛世莲花》将中山、澳门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这两首歌曲的创作者，中山籍音乐人李海鹰把十年澳门对祖国的情结反映得淋漓尽致。在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李海鹰，籍贯中山，1954年出生于广州。珠江边走出来的李海鹰，是中国最出色的当代作曲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的《弯弯的月亮》成为不朽经典；90年代，创作的《七子之歌》《走四方》街知巷闻；21世纪。至今，他创作的歌曲达上百首。

　　主持人：各位听众，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李海鹰创作的歌曲《盛世莲花》。李海鹰透露，《盛世莲花》的创作一切都源于他对澳门的感受，借这首歌，来反映澳门的节奏，反映澳门的变化，反映澳门的成长，反映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幸福感。而中山人的身份，则使得他对澳门的感受更为直观、更为真切，能够真实再现澳门回归10年来的蜕变。从十年前的《七子之歌》到现在的《盛世莲花》，究竟李海鹰的创作有些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李海鹰：因为《七子之歌》的歌词非常优秀，原来《七子之歌》音乐灵感来自闻一多的歌词。闻一多把澳门比做离开母亲的孩子。我见过很多澳门人，他们很喜欢《七子之歌》，但是很悲伤。澳门经过十年，摆脱这种伤心的情调，澳门在这十年已经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回归十年之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我更加地希望那个歌能够表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一种迎着海风向未来这样一种。（因此《盛世莲花》）整个创作的方式用比较现代，比较时尚，比较节奏的方式。而且整个情绪是非常开朗的。

　　主持人：确实，我们从刚才的《盛世莲花》音乐中能感觉到这种现代感和时尚感，而且也体现了澳门人回归十年后拥有的那种开朗感。李海鹰说，这是从一种伤心情怀到开朗，甚至可以说《盛世莲花》是《七子之歌》的延续变化。

　　李海鹰：《七子之歌》是《澳门岁月》的主题歌，《盛世莲花》是《澳门十年》的主题曲，有一个延续。而且这两首歌据说澳门人都很喜欢，因为这是给他们意外的礼物。中央电视台在拍片子。不相同的就是音乐的方式不一样。当时那个是交响乐团，400年沧桑的感觉。（现在这个）流行音乐节奏感很强，很动感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能够表达澳门，现在很沉重去表达那是不对的。就这样很清新，海风吹来，还风吹，吹开盛世莲花，背景与天边落霞一样美。澳门人唱起来特别爽，天堂在我们脚下。

　　主持人：的确是这样。怪不得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澳门。

　　李海鹰：《盛世莲花》就是中央人民政府送给特区政府的，成立之初的金莲花，那就叫盛世莲花。这个标识就标志着澳门回归十年一个的雕塑，标志性的。

　　主持人：那么，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又是怎样？我们听听李海鹰的介绍。

　　李海鹰：创作过程中不停地在修改，比如前面的旋律部分也是，不知道多少稿。希望表现得更准确。（还）专门加了一堆合唱，这个创作过程是不停地在去做。

　　从《七子之歌》到《盛世莲花》，10年前领唱《七子之歌》的容韵琳长成了亭亭少女。10年之后，她又一次被选中，和黄伟麟、彭永琛两位澳门本土歌手一起演唱。在《盛世莲花》中。这3个澳门年轻人演绎，令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活力、青春、阳光。其中，容韵琳的入选更是别有深意，她从一个小女孩成长为大学生，反映了“成长”的主题。而对于全国观众来说，容韵琳这个名字早已和澳门合二为一，成为了澳门新生代的代表人物。

　　主持人： 我们看到，近年来，李海鹰的名字越来越紧密地和中山联系在一起，各种本土大型活动都能频频看到他的身影，家乡人民已把这个跨界音乐大师当成了中山的骄傲。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凭一首《七子之歌》让全国人民熟知的小女孩容韵琳，祖籍也在中山。现在的容韵琳已经长大进入澳门大学读大二。对于两次演唱歌曲，容韵琳或许有更大的体会。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就前往澳门采访了容韵琳：（插入录音）容韵琳：“现在看回来，现在觉得这首歌歌词好像很简单，很直接就表达了小朋友可以回到妈妈的怀抱是件很开心很幸福的事情，就好像澳门可以回归到真正属于中国的地方，真的是很重要，这对于澳门来讲。”

　　主持人：确实。用李海鹰的介绍来说，这个歌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成长，第二个主题是幸福。选用澳门年轻歌手来演唱，令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活力、青春、阳光，表达了年轻一代在回归10 年中的成长和幸福。3位澳门年轻人齐唱“海风吹，吹开盛世莲花，与天边落霞一样美”，唱出了澳门回归10年来经济发展，澳门人民感觉“天堂就在脚下”的喜悦心情。

　　李海鹰：《七子之歌》的主唱是澳门人的小姑娘，这一次的主唱都是澳门歌手。刚开始想找刘德华，从香港找一个大腕唱这个歌曲  。后来大家一致觉得，这首歌只表现澳门成长，澳门成长应该是澳门人自己唱，这样有自豪感和幸福感。

　　主持人：澳门人唱澳门自己的歌。这确实很有意思。透过歌声，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活力、青春、阳光。成长是澳门十年的回归，年轻人发自内心的真诚。兴许空气中弥漫的那种爱、那种成长幸福就是李海鹰在歌曲中给我们带来的主题。

    從歌曲《七子之歌》到《盛世蓮花》，著名音樂人、作曲家李海鷹用音樂把澳門的聲音傳遍全中國、乃至世界，對澳門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2010年1月29日下午，在澳門文化中心大劇院，他從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手中接過榮譽獎狀。來自家鄉中山的代表團也在典禮後第一時間送上鮮花和祝福。
    由澳門“特首”崔世安主持的澳門2009年度勳章、獎章及獎狀頒授典禮，簡單而莊重。46位穫獎人士和5名穫獎實體的代表排坐在台上，綠色的背景牆上掛著國旗和澳門區旗。與其他大多西裝革履的穫獎者不同，李海鷹條紋西服配牛仔褲的打扮，渾身散發著藝術家氣質。
    當他從崔世安手中接過榮譽獎狀的時候，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頒授典禮結束後，來自家鄉中山的代表第一時間送上了鮮花和祝福。“儘管之前排練了一個小時，但上前領獎的時候還是有點激動，差點忘記向觀眾鞠躬了。”李海鷹笑言。
    據悉，該獎狀只授予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聲譽、發展或社會進步作出重要貢獻而非澳門居民的人士。2009年度只有兩位非澳門居民穫此嘉獎。
    “作為一名音樂人，我只是將生活的真實感受表達出來。”李海鷹說，跨越十年歲月的《七子之歌》、《盛世蓮花》，凝聚了他對澳門的所有情感，而他的音樂能夠給澳門人留下歲月的情感記憶，也是他最樂意看到的。
    他還說，家鄉中山與澳門可以說是山水相依，他有機會兩次為澳門譜曲，無疑是一種緣分。

   寻找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记者：在1994-1995年那段整个中国的流行音乐辉煌期之后，很多音乐人选择了沉寂，但您似乎既没有选择蛰伏等待下一次的高峰到来，同样也没选择继续创作同类型的歌曲。您的道路有些奇特，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首您堪称标杆性的作品：《七子之歌》。听说这首歌也是您的“灵感”之作？

　　李海鹰：这首歌的渊源也有些奇特。当时是央视要拍一个纪录片，叫《澳门岁月》，为澳门回归做准备的。当时他们邀请我给这个节目做几首歌，这个歌词是他们找来的，说是闻一多写的，关于澳门的一首诗。后来我想看看这诗的前因后果，看看闻一多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于是就到外面去买闻一多全集，但从头翻到尾，也没有翻出来这首诗在哪里。后来我就想试一下，因为我的故乡中山与澳门隔得并不远，就运用了一些家乡的歌谣感觉进去。当时根本没想过什么国家任务，但后来这首歌很受欢迎，结果被确定为唯一的主题歌曲，这些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澳门人都很喜欢这首歌。

　　记者：后来这首歌还跟着嫦娥一号上了天，是不是觉得有点无心插柳的感觉？

　　李海鹰：那也是他们选的，当时是国防科工委选出来，带到天上去的，他们通知过我，但也就是通知，我自己并没有对此进行过任何努力。

　　如今香港流行音乐没有当年在内地那么红火，很大原因也在于如今内地人的眼界也开阔了，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之一。在眼界开阔了之后，面对香港的那些流行元素，我们自然不容易像刚开始接触时那么兴奋，毕竟现在大家的选择都很多了。

　　记者：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其实香港方面一直对内地流行音乐有着很大的影响，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甚至还出现过四大天王在人民大会堂同台唱歌的壮观景象。但进入新世纪之后，香港流行音乐对内地的影响看起来正在减弱，甚至现在香港歌手的专集，也几乎必备普通话版了。

　　李海鹰：香港流行音乐的问题其实很复杂。整个香港的繁荣，都与大陆息息相关。不管是转口贸易，还是它的经济对整个珠三角地区的辐射，都可以算做一体化基础上的真正共同繁荣。香港的流行文化也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吸收外来元素到自己引领地区流行趋势。内地之前对香港的趋之若鹜，也跟当年香港向西方、向日韩学习流行一样。如今香港流行音乐没有当年在内地那么红火，很大原因也在于如今内地人的眼界也开阔了，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之一。在眼界开阔了之后，面对香港的那些流行元素，我们自然不容易像刚开始接触时那么兴奋，毕竟现在大家的选择都很多了。

　　流行文化这种东西不像法典那么至高无上，也没那么严谨，更不需要太过认真地去总结一套理论，进行研究。流行文化就是这样，该自然沉淀的，就会自然沉淀下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变成经典。像《弯弯的月亮》之类的歌曲就是。这种东西，应该是古今如一的。因为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像《阳关三叠》这些名家诗词，其实在古代它就是流行歌曲。有人告诉我，他们考证当年的阳关城，真是在城西就有那么一排酒楼，唐代酒楼就有唱曲儿的，估计在那里唱的歌，《阳关三叠》自然免不了，那时就是这样的风俗。

　　流行文化的发展则要更多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主导。就像流行音乐，它和古典音乐，和“文革”及在那之前的歌颂音乐都不相同的是，流行音乐唯一的评判标准，是公众是否喜欢，听起来很民主的样子，但也很现实。

　　记者：来之前我把您这几十年来的代表歌曲又翻听了一遍，感觉您这些年来创作的歌曲，都有点曲风偏软，这是不是跟您生活在南方有关？因为我们听香港流行音乐，也很少能听到那些比较硬朗、比较铿锵的歌曲，当然，摇滚除外。

　　李海鹰：1994年时，曾经召开过南北流行音乐人的一个研讨会。但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认同这种地域性的划分。我承认我的歌大多都是走偏轻柔的路子，但我觉得这更多是与作者自身有关，而单纯地根据地域划分南派北派，并不科学。因为流行音乐属于文化的范畴，中国的文化，又有着悠久的历史，就算中央集权开始，也有2000多年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都是从中央辐射开的。就算你说南方、说广东，广东这几千年来同样是在中央统治下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制度，所以，就算划分也只能是分个人。

　　不过，如果真要说南派，我觉得广东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虽然一直处于中央的统治范围之内，但自古以来始终被中央认为是“蛮夷之地”，处于“化外”，中央对它的要求也不高，接受统治就行，所谓的“教化”程度并没有那么深，对所谓文化正统的观念也没有那么深。这样的先决条件也就决定了广东在接受新鲜事物方面没有内地其他原来文化中心圈的那些地方那么多障碍。接受新思想、新思潮比较容易———包括我们自己，谁都不会把广东当作是中国的中心。所以，你看清朝末年，同盟会辛亥革命也好、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也好，都是从广东起步，因为他们容易接受这些思想。不过，广东人接受了新思想，要想再进一步地发展，就必须进京，打入文化核心层，让文化中心的人也接受。所以你看当年康有为要实施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进京，革命也必须北伐，打到北京才行。

　　所以，前段时间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我觉得想法很好，我非常支持。因为广东的文化思想本来就领先，而因为经济建设领先全国，文化硬件配套建设得也不错，如今在软件上也开始下功夫，自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这种建设不能偏，广交、广芭这些团队应该有，但这些得搞出一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而流行文化在广东本来就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流行文化的发展则要更多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主导。就像流行音乐，它和古典音乐，和文革及在那之前的歌颂音乐都不相同的是，流行音乐唯一的评判标准，是公众是否喜欢，听起来很民主的样子，但也很现实。

　　我做的是音乐，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库中寻找，在精神方面去寻找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记者：进入新世纪之后，您的创作似乎又开始转移方向了，近年来以影视作品的音乐居多，为什么呢？

　　李海鹰：其实从《七子之歌》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已经投放到影视方面的音乐上了。因为我不是很想做实验性的音乐，不想做只被专家们认可的东西，我喜欢做让大众认可的东西。这也算是我自己的方式吧，因为在我看来，古典和流行，没界限。不管什么时候，人们对于比较有特点、有张力、大型的、精致的作品，都会有一定的期待，这也是我的目标和方向了。

　　记者：搞了这么多年的流行音乐创作，也出了如此多的精品，您应该也算得上是广东流行音乐界的翘楚了。就您看来，您的创作之路对后来的广东流行音乐界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您的创作风格，导致了整个广东流行音乐界的风格变成了现在这样相对集中？

　　李海鹰：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流行音乐创作，属于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的模式，如果说对我有影响的流行音乐人，我不能不说，当年的邓丽君的确算一个。但流行文化属于大众文化，不能说是由一个人来进行引领或者影响。它是由很多人、很多歌、很多创作人共同制造出来的。而且，广东的特色就在于，它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思想方面引领全国风气之先，这也就决定了广东的创作人不可能只接受一种单一的模式和风格的熏陶，更无从谈起让某一人统领谁。我唯一认可的，是自己的创作人身份。而创作人的工作，只是去做，文化创作的事是个人的，但不是主观的。所谓的引领一时风气之类的，只能是后人来进行总结。

　　不光是人，我觉得作品也一样。一部文化作品，该有多大的影响力，就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不是行政上的干预就能起作用的。你看，曹雪芹就不用去想什么领导方面的问题，他的作品开始是禁书，但在现在来看，不照样是经典？而创作者则不应该在作品一出来就急着去关心它的社会反馈，得沉下心来，制作一些有价值的、有思考的东西，走自己独特的路，一个创作者得耐得住寂寞。我觉得作为作者，就该写点自己的东西，你又不是搞行政的，总想那些奖做什么？

　　记者：从现在看来，您的这些歌曲，曲风实在多样，但您给人留下的经典作品，在您说来可都是“灵感之作”，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么多年支撑您的“灵感”的源头是什么呢？毕竟很多音乐人，在写完其中一些的优秀歌曲之后，创作能力便开始减弱了。

　　李海鹰：要说源头……还得算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我研究传统文化，不是上下五千年一起看，我是从古代吸取营养，然后作用于现代。我觉得，1842年之后，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就开始变了，到胡适，“五四”之后又变了。我觉得自从“五四”之后中国就一直没有好的、可以算得上是流行作品的东西出现。所以我看的一般都是祖宗的文化，看1842年之前的东西。但我研究这些，不是单纯地去做研究，或者说将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像我也看戏剧，但并不是想把昆曲保留并发扬光大。我做的是音乐，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库中去寻找，在精神方面去寻找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从元明清的剧本，到古代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看起来，很多东西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战乱和动荡环境下产生的东西，不会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所以，我之前说《弯弯的月亮》时大家都在寻根，都在回望，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我们无比深厚的传统文化。

　　而且，如果说吸收，我认为更应该吸收它最根本的东西。在我看来就算是传统文化，其中太多具体的东西也都有它的高峰和低谷。像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高峰。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有人把它玩到头了，让后人只能望其项背，无法超越了。但这些东西里，又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就像《红楼梦》里也有诗歌，但我们任何人都不会说，《红楼梦》里的诗歌超越了所有唐诗。我想，我要吸收的就是这些一脉相承的东西。

　　独立与洒脱　

　　老实说，如果不是那场用交响乐团来伴奏的流行音乐会，我还真不会记住李海鹰这个名字，尽管海鹰老师几乎可以算是见证了整个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但在我———一个对流行音乐比较陌生的普通青年的记忆里，这个名字远不如刘欢、那英甚至毛宁、杨钰莹响亮。

　　那天下午，当我从喧闹不已的海印广场的扶梯上慢慢挪向五楼的李海鹰工作室时，一直在踌躇着如何开始这次的采访。若说流行音乐三十年的话，王洁石、谢莉斯、成方圆等人早些年翻唱的诸多台湾校园民谣，红极一时。但当刘文正、罗大佑真正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我们追捧的歌星们，无非是“拿来”别人的创作成果而已……这些早期的事情毫无疑问是绕不开的，而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面对一个陌生的采访对象，劈头就问人家的“不光彩”过去，似乎有些不够礼貌。

　　但李海鹰的坦诚和洒脱超出了我的预计，他自己一上来就“交代”了早年“扒曲子”的事情。尽管几年前他对于自己的歌曲被网络彩铃篡改而愤然起诉保护自己的版权，但对当年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却并没有讳言：“那时候，大家都这样做，我们没有版权法也没有版权意识。后来有了法规，我们也有了意识，自然得维护权益。”

　　对于中国的流行音乐，李海鹰就算不是化石级的前辈，也算得上骨灰级的元老了。但之前的“化石”们已经几乎停止了创作，和他同辈的“骨灰”们也大多在着力包装歌手。像他这样从80年代一直写到新世纪的人，并不多见。而更罕见的是，他在不同时期写的不同的歌曲，居然都还能流行，丝毫没有时代的局限性。八十年代，我们唱他的《弯弯的月亮》；九十年代，我们哼他的《七子之歌》，而到了这几年，他的《爱如空气》又随着孙俪那软绵绵的声音走进了我们的手机之中。虽然如今的“代沟”频度越来越密，已经有人说，三年就是一代人，但能让“这么多代人”都来唱自己的歌，李海鹰无疑是个流行音乐的异类。

　　关于此人为“异类”的证据还有很多：八十年代时，人家在玩西北风的硬朗，他偏要用《我不想说》这样的软绵绵的曲调与之对抗；1994年，内地音乐明星都赶着去搞南北擂台赛，他却到北京办了一场个人音乐会，还让无比严肃的钢琴大师来弹奏他的流行音乐———李海鹰对这种与“高雅音乐”的混搭乐此不疲。看得出来，李海鹰很有底气，也很自信。同样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种底气和自信，包括他的歌曲长期流行不衰，在他看来都是出于同样一个原因：他这些年来所追寻的方向，或者说自己的灵感源头：中国传统文化。而正因为追寻的目标不同，也导致了李海鹰在众多流行风格之中的“独立性”。

　　李海鹰看起来就是个洒脱的人，并不会拘泥于某项东西。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的举动无疑也体现着这一点。坐着聊天，聊得很随便的样子，然后他抽烟，也抽得很随便———某支烟只吸了几口就随手放在一边，然后下一根，却又吸到只剩烟蒂还没有放下。

　　但洒脱跟随意还是有区别的。至少在他身上是这样。李海鹰说，他不仅没有跟过任何流行风潮，甚至也没有参与过绝大多数的关于流行音乐的争论。这也是他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音乐，却始终没有真正成为“风口浪尖”型的人物。二十多年来，除了为自己的歌曲维权，他没有炮轰过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过任何人，虽然他的确拥有无可辩驳的前辈身份。“喜欢流行音乐，于是我就去做了，关于一些争论，真没必要参与进去，流行文化，让大众喜欢就行，没必要深入地、形成理论地去研究。至少我认为，流行文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多样性。一切能够流行起来的东西，都有它的道理。所以，为什么要去指责呢？”

　　是的，一切能够流行起来的东西，都有它的道理。而李海鹰流行了三十年，他的“道理”也无非以下两点：洒脱并且务实的个人性格，以及独立坚定的音乐创作道路。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李海鹰始终强调，广东是传统文化中的“蛮夷”之地，因此在接受新思想方面有其优势。而作为广东人，作为一个爱好传统文化并且在其中汲取了三十年营养的广东音乐人，李海鹰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确把广东人性格中最值得称赞的一部分，和传统的“正统”文化中最值得我们欣赏的一部分，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似乎也正因为如此，我甚至没有在他的说话中，听出任何一丝“广东口音”，尽管他说自己是纯正的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