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杨坤郭采洁百度云:作为正处级和相当于副厅级干部的鲁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4:28:41

作为正处级和相当于副厅级干部的鲁迅

摘要:鲁迅这一生,与官也沾了一点边的。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始在南京临时政府,进而到北京北洋政府,为教育部部员。

   

    ◎房向东 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

    鲁迅这一生,与官也沾了一点边的。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始在南京临时政府,进而到北京北洋政府,为教育部部员。1912年8月21日,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任命32名教育部佥事,据专家考证,相当于今天的正处长,其中就有周树人、许寿裳。鲁迅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鲁迅在教育部度过了他32-46岁的大好时光。

    到厦门大学,如果按照今天的时尚,大学处处与官场相比照,鲁迅也是混了个“文科学长”的;到了中山大学,鲁迅则被任命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两个职务,按今天的说法,是相当于正处级或副厅级。

    对于做官,鲁迅从来就没有表现出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在教育部那么多年,应该说做了不少具体的也是有益的工作,比如主持设计国徽、参与京师图书馆及分馆的建设工作、筹建历史博物馆、读音统一会的“统一”、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参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审听国歌、整理“大内档案”、整理德商藏书、检查文溯阁《四库全书》等等。应该说,教育部的活不是那么忙累,也无所谓实权,更应该看成是闲差。

    鲁迅初入官场时,似乎是有所热望,有所憧憬,但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他失望,鲁迅渐次游离官场文化,重新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不是信》中,鲁迅说,官职不过是他的饭碗,衣食所在而已,“目的是在弄几文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

    在缓慢游离官场文化的过程中,鲁迅开始渐渐看不顺身边的人在仕途上的努力。1924年,孙中山北上,拟开善后会议,共商南北政府议和大事,鲁迅的好友杨莘耜任善后会议秘书,为此常与代秘书长许世英及安福系政客混在一起。有一天,鲁迅遇见杨氏,半含讥讽地笑说:“你现在奔走权门了!”从此,二人关系疏远下来。此时,鲁迅对积极仕进者不说有恶感,也绝无好感可言,他在1926年6月26日所作的《马上日记》记道:

    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一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文中所说的“织芳”,就是鲁迅的学生荆有麟。鲁迅猜得不错,不到一年,荆有麟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办起了报纸。此后又两次央鲁迅写举荐信,寻求晋身之路。鲁迅能央求谁呢?荆有麟找错了人,他最好应该去找胡适,胡适是乐此不疲的。

    鲁迅为“官”时,从来没有半点官的样子。鲁迅是鄙夷官场的,甚至不愿继续为官。

    在厦门大学,他除了写情书、发牢骚、上上课以外,哪点有“文科学长”的派头?如果有,去银行领工资,人家也不至于要先打一个电话,落实一下此人是不是周树人了;如果有,马路边挑担的理发匠也不会问他要不要理发了。

    至于在中山大学的任职,可以说一上任就不想干了。1927年2月25日他给章廷谦的信中说:

    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想设法脱卸这些,专门做教员,不知道将来(开学后)可能够。但即使做教员,也不过是五日京兆,坐在革命的摇篮上,随时可以滚出的。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也跑得吃力了。

    怎样忙得“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鲁迅在《在钟楼上》一文说得具体一些: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三闲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鲁迅的描述是充满幽默的无奈,还有无聊。整天都是如此让人头疼的无聊的事情,而且没完没了,这样的破官,当了有什么意思呢?弄权者可能会从中体会到指使人的快感,而较鲁迅而言,无异于一种折磨。鲁迅能不去职吗?1927年1月25日,中山大学举行欢迎会欢迎鲁迅,9月27日鲁迅便离开了广州,往上海去了,前后待了八个月。对官迷来讲,这时间实在太短了,对鲁迅而言,这真是饱受折磨、实在难熬的日子!

    在做具体的行政事务这一问题上,我想,鲁迅是一介书生,是以文立身的人,不是办事的人。事实上,如果让鲁迅这样的人去办具体的事,很大可能是要误事的。另外,让不是办事的人去办事,也是对他们才华的极大浪费。鲁迅终于做不成种种的“官”,他最渴望的生活是读写生活。

    于是,他回到了自己。

    何满子说:“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利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诚哉斯言!民国以前的事就不说了吧,民国以降,历届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诞生了多少正处级或副厅级领导?我相信,今天地上有多少老鼠,历史就有多少正处级或副厅级这东西,但是,鲁迅是唯一的,哪怕地球消亡前一个小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无以计数的人记着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还有鲁迅。

    多么值得庆幸啊,中国少了一个相当于正处级或副厅级的官员———这就像少了一只老鼠一样绝对不影响历史进程———却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上多了一颗耀眼的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