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挂靠建筑公司可以:中国人得GDP 外国人得利润很荒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23:07:57

中国人得GDP 外国人得利润很荒诞

朱四倍

2009年04月21日

    实践中,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绩考核过分强调GDP指标的权重,而对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供给者以及弱势群体福利保障者的角色,缺乏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还是这种制度积弊根源的显现。

     同国外汽车业巨头“联姻”,曾被不少中国汽车企业当作是发展壮大的一条捷径。但是,中方在合资企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少,逐渐退化为一个简单的财务投资公司,而所谓的合资企业也只能老老实实做个加工厂,挣点制造费。通用汽车总裁曾不无得意地表示,“我们与中国企业各取所需,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瞭望新闻周刊》4月20日)

    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新闻,也是一个让人无奈却又似乎熟悉的场景: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如此的话语,把国人对GDP的追捧形象描绘得入骨三分,也一下子捅到了国人的“疼处”。

    应明确,GDP只是一个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统计概念。社会应当关注它却也不能过于看重,更不能只看其增长速度,而是要追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在1972年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第一次试图打破GDP情结,将GDP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的减掉坏的才是社会净经济福利,如扣掉都市污染、交通堵塞等产生的社会成本,加进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传统上被忽略的一些经济活动。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GDP似乎成了各级政府官员竞相追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有了它,就有了光明的前程。GDP在很多官员眼里,几乎成了政绩的代名词。可以说,“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汽车行业。近年来,公众对GDP的局限性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如GDP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不能全面反映人们的福利状况,更不能反映事关民生的就业状况等,但是,在政绩幽灵的蛊惑下,所谓的理性政绩追求往往只能是空话。

    必须看到,作为标志着社会财富增加的GDP中还有一些消极的内涵。如由于违章建设造成楼房倒塌,发生大量人员伤亡的恶性灾难和矿难事故之后,抢救人员的劳动、医务人员的治疗、殡仪馆的火化等,都会拉动服务业、建筑业和工业的增长,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都表现为 GDP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难道不是灾难吗?“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的怪相难道不是给了我们一种提醒吗?

    实践中,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绩考核过分强调GDP指标的权重,而对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供给者以及弱势群体福利保障者的角色,缺乏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还是这种制度积弊根源的显现。试想,当GDP成了官员升迁的指挥棒,他们焉能把公众福利和幸福放在心上?

    资源消耗支持的GDP增长,尽管数字上令人激动,实际上却是竭泽而渔。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国每创造100元人民币GDP所付出的投资代价越来越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以GDP论英雄,会造成一种不持续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的怪相。

    “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的荒诞,我们还要沉迷到何时?还要沉迷到何地才能止步?根治隐藏在其背后的制度性积弊应成为整个社会努力的方向。

 



发件人:"capitel" 2009-04-23 02:07:49 +0800 收件人: "zdjun" 抄送:标题: 农民将第六次牺牲自己拯救中国,拯救美国

农民将第六次牺牲自己拯救中国,拯救美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08-11-18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 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三十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 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口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国。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成为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人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不要把农村当成“泄洪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09-03-03

     每次去县镇乡村行走,总会问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下乡?”我听到的回答大同小异,在这篇短文中,我把答案放到最后一节揭晓。最近,很多东西在下乡。一类是商品,二类是人。

    商品是工业品。在财政部、商务部的规划下,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手机制造商纷纷跑到乡间促销,政府按销售价格的13%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工业品下乡的成效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象是为城里的工厂企业在解困,所以出了不少的纠纷,譬如列入下乡名单的都是大企业、国营企业云云。

    人是大学生。每年6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几乎已经成了“天下第一难”,于是,让大学生下乡当“村官”成了一个急救办法。这些村官不是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筛选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的工作者。”(却出处)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各省都出台了一些优惠的政策,譬如广东就宣布为每个村官每年补贴6000元。大学生当村官的成效如何,现在也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象是为城里的就业难题在解困。

    工业品下乡了,大学生下乡了,再加上数千万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返程农民工,这些景象在告诉人们,中国农村正成为本轮经济危机的“泄洪区”。人人都说中国的危机比美国、欧洲和日本要小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泄洪区”。

    但是,这种办法能解决问题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农民手头的钱本来就很少,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耐用消费品促销给他们,用于生产的资金不是就更少了吗?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以及对农村缺乏热情、仅仅为了谋个职业而下乡的大学生当村官,除了在板凳上多坐一个人之外,到底会给农民有多大的好处?

    说说两个老人对农村经济的看法。一个是陈云。他是著名的“计划经济大师”,他的很多经济观点,例如对民间商品流通的限制是当今的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不过,他对中国农村则有很精辟的观察:1950年,中国城乡经济陷入萧条,转不动了,情况有点象今天,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拿了钞票去乡村收购东西,然后又刺激农民进城来买东西。他说,“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农村这个百分之九十动了,百分之十也就有办法了。基本动力是农村的力量,这一条道理我们摸到了。” 这条道理到现在还灵的,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提高和保护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应该是农副产品进城,而不是工业品下乡。

    一个是费孝通。费老是全世界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人类学家兼经济学家,他在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在著名的《江村经济》中他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的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走了费孝通指明的这条道路,改革的开始阶段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所以,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要提振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办法就是陈云和费孝通指出的两条,一是保护和提高农民生产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二是加快农村工业的建设。这些都是战略性的措施,是真正的振兴之道。而要做到这两点,农村最缺的是什么呢?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找到了答案,让我们异口同声的说――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