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子宫出血调理:文学史中的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在一些序、跋、题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史家的记述是比较早的。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不但为屈原、贾谊这两位文学家立传，而且笔墨涉及宋玉、唐勒、 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的辞赋家，已经算是有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初步描述。此后，（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以前史官之文的 发展过程有简单的追述；齐梁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回顾了南朝 宋以前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关于诗歌史的比较详细的论述。（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２２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 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了文学发展的线索。此后，一些正史中的《文苑传》 或《文艺传》，大都沿袭《后汉书》的体例。在目录学著作方面，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中的《诗赋略论》对诗和赋的发展有初步的描述。此后，一些目录学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在诗文评方面，（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明诗》以下２０篇论及许多文体的形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的精彩论述。（梁）钟嵘的《诗品序》，对文学的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此后，在一些诗话、词话，以及诗纪事、词纪事之类的书中，也有关于诗词发展的论述。
    此外，（东汉）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的起源，历数周文王、周武王、周 成王以至懿王、夷王、厉王、幽王时政治的变迁与诗歌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对 诗歌的发展作了较细致的描述。（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文体流变这个新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对《诗》、《骚》 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作了总结。（宋）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 （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为３９８位唐代诗人作传，间有评论，从中可以看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辞，已经 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脉络。（清）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作了评述。清代所修《全唐诗》，为唐代诗人逐一作了简介，从中可以看到唐代诗歌的发展线索。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著述都是我们今天撰写文学史应当借鉴的。然而，这些 还不能算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系统完整的论述，因而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 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著作，是２０世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出现的，一般认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中国 文学史》为滥觞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２０ 年代、３０年代、四五十年代、６０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 《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分体文学史中是最早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由此我们可以说，进入２０世纪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文学史才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各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文学史的写法 也有很大差异。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写法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 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而只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对文学史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认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 一的文学的历史。
    这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意思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 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包括以下几 方面的意思：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 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方面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接受者的美感而实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 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 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此就不难理解了。但后者不可能代替前者，因为前者是文学，具有审美的价值， 更能感染读者。当然也可以以诗证史，将古代文学作品当成研究古代社会的资料， 从而得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但这并不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必须注意文学自身的特性。
    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 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背景研究很重要，这是深入阐释文学创作的 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研究显然不能成为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图解。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 的主 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应当充分重视作家研究，但作家研 究也不是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作家评传的集成。正史里的《文苑传》、《文艺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 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学创作最终体现为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 学，更没有文学史。换句话说，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而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指导 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以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 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这并不是说要在文学史著作里加进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内容，在文学理 论史和批评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撰写文学史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我们只是强调撰写文学史应当关注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并用文学思潮来解释文学创作，并注意文学的接受，引导读者正确地鉴赏文学作品。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传媒。古代的文学媒体远没有今天多，只有 口头传说、书写传抄、印刷出版、说唱演出等几种，但已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不同的媒体对文学创作有不同的要求，创作不得不适应甚至迁就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取决 于传媒的。从口头流传到书写传抄，再到印刷出版，由传媒的变化引起的创作的 变化很值得注意。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的繁难不能说没有关系。唐宋词的演唱方式对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 地流传，这对宋代作家的学者化，进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这个特点的形成有重要 的影响。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宋元戏曲的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的影响，更不容忽视。传媒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传媒给创作所带来的变化，应当包括在 文学史的内容之中。
    总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 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 及其两翼。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 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 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靠描述，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 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评价式的语言重在定性，描述式的语言重在说明情况、 现象、倾向、风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说明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描述和评价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是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并不排斥评价，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著作既 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的罗列。但规律存在于文学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帖上去的标签。
    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 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 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 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 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先秦诗歌与原始巫术、歌舞密不可分；两汉文学与儒术独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能不关注玄学、佛学； 研究唐诗不能不关注唐朝的音乐和绘画；研究宋诗不能不关注理学和禅学；保存 在山西的反映金元戏曲演出实况的戏台、戏俑、雕砖、壁画是研究金元文学的重要资料；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是研究那 时文学的发展决不可忽视的。凡此等等，都说明广阔的文化学视角对于文学史的 研究是多么重要！有了文化学的视角，文学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
    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但文学史 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文学史的资 料在当时记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记录者主观的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佚失，现在写文学史的人不可能完全看到；再加上撰写者选用资料的角度不同，观点、方 法和表述的语言都带有个性色彩，纯客观地描述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多 少带有一些主观性。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作者的个性，这个性又是治学严谨而富有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主观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一个时代大体 相近的观点、方法，以及因掌握资料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具有的某种时代性，那也 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能够通古察今， 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 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著作，更有可能因为反映了当代人的思想观念而格外被后人注意。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主观性当作任意性、 随意性的同义语。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 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有志气的中 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 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适应的资料。
    文学史史料学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 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 等，是以资料的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这是撰写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没有这个基础，文学史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就差多了，但严格地说， 文学史史料学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史学。着眼于学科的分工，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 应当在文学史学之外另立一个分支学科即文学史史料学；然而就学者而言，史的论述和史料的考证这两方面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兼顾，完全不懂得史料学是很难作好文学史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