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肠疗法治前列腺:为什么大学只见大楼不见大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追求功利，性急浮躁，学校就做不到按规律办事。

　　•合并做“大”再做“强”，不是大学自身发展需要，既难实现，又打

　　乱分层次、分类型办学的高教结构。

　　•为什么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名师云集、人才辈出?

　　•人云亦云地喊“不求甚解”的口号，却不知其内涵究竟是什么。

　　•古话说“心无二用”，而现行机制却要教师“心有多用”。

　　•谈创新就看名望，名望大实则已过创造高峰，眼睛要多看年轻人。

　　•大学需要淡泊、宁静。

　　浮躁和功利是今日大学的病灶

　　【《财经》记者 马国川】记者：在南京大学的历史上，匡亚明校长被视为灵魂人物。

　　陈懿：匡校长到南京大学是1963年，那时我才30岁，是青年教师。他说的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是：“空气流动就成风”，这就是校风，它迷漫分布于校园，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处处可以感受得到，无处不在。

　　记者：无处不受它的影响。

　　陈懿：校风是最重要的，由它来引导全校师生员工，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当时的背景下，他把“浓厚的学术空气”当做一种校风提出来，体现出一位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勇气和魄力。

　　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匡校长在南京大学倡导建设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全国首创。有人担心，这是把美国文化弄进来，影响我们。他则认为，只有通过交流才能相互学习，才能做到洋为中用，而影响从来是相互的。现在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已是全国中美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基地。匡校长历来遵循办学规律，敢讲敢为，讲真话办实事不唯上，所以“文革”时他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被通过发表社论加以“狠批”的大学校长。“文革”结束，他复出并继续领导南京大学开拓前进，仍然是那样敢言人所不敢言，敢为人所不敢为，重才重教，不断开拓创新。在南大可以听到很多这方面的事迹，例如，当年他在作报告时就曾公开讲：要多读书，红黄蓝白黑的书都要读，不读怎么会懂?怎么会批判?

　　记者：为了复兴南京大学，匡亚明到处延请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

　　陈懿：著名作家陈白尘文革中被扣上种种罪名，立案审查当时尚未有结论，匡老就派人专程到北京请他来，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古代文学家程千帆先生在“右派”摘帽后成为无业居民，匡校长派人专程到武汉请他来，给以很高的礼遇。他们都为南大中文系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程老先生后来说“是匡先生给了我20年的学术生命”。

　　另外，匡亚明校长历来主张艰苦奋斗又重视为教学科研创造条件。他在任期间一直是在红砖地的小平房里办公，他说，我要把最好的房间留给教学和科研，要为教授们创造最好的条件。当时物质条件艰苦，他向往：学术骨干们将来能有一个房间，泡一杯茶，抽一支烟，有自己的一块天地，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

　　记者：也就是说，大学一切要以教学科研、培养人才为中心，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现在的问题恰恰出在这儿，把中心弄颠倒了。

　　陈懿：我觉得，匡校长的所作所为跟“淡泊宁静”这四个字密切相关。他办教育，宁静而不浮躁，淡泊而不功利。如果不是“淡泊”，他不会有那么大的胆量，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不敢为。如果没有“宁静”，他就很难跳开各种世俗浮躁的干扰，做出那么多富有独创性的贡献。

　　记者：淡泊的反面就是功利，宁静的反面就是浮躁，浮躁和功利正是今日大学的病灶。

　　陈懿：追求功利，性急浮躁，就做不到按规律办事。匡亚明校长敢出新招，敢于创新，因为他是按教育规律办事的。一个社会总归要发展，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是合乎规律的，不能是凭个人主观瞎指挥。我们瞎指挥的例子不少。

　　记者：90年代后期的高校大合并，以行政权力的强硬方式来推行，也有高校发展违反规律之嫌。

　　陈懿：这段时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但若不注意遵循办学规律行事，那就会事倍功半。您讲的高校大合并不都是不合理的，但也不是都合理。中国有句古话：上有所好下必胜焉，上面一句话下面就起哄，这样本来应该是试点的事，就常变成全面铺开，这方面过去是有教训的。

　　合并这件事，有上面要搞的也有下面十分“积极”地要干的，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尤其是要看如何合并以及合并以后怎么办学，不宜一刀切。有的合并是种种行政干预的结果，为了把学校做大和升格，先做“大”再做“强”，这不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际上既难实现，又打乱分层次、分类型办学的高教结构。

　　有些学校并大后再用不同方式办分校，有的把新生放在新校区，老生或者研究生放在老校区，有的把一些院系搬到新校区，其他院系留在老校区。前者类似“腰斩”把一个有机体断裂了，中国古代这曾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后者呢?类似于肢解，也破坏了机体的完整性，这两种做法虽是合并后不得巳而为之，但都是不符合办学规律的，这类“自残”，甚至也违反了自然界的繁衍规律。大学是个有机的整体，不同年级学生之间以及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对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一个优异的成才环境都至关重要，是不能任意切割的。

　　美国一些大学也在发展，他们走的好像不是这个路子，例如被认为是美国公立高校楷模的加州大学系统，目前有10个分校，最早的一所是1869年成立的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共办了五所，二战以后主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学生数激增又办了四所，在2005年又办了美熹德分校 (UC-Merced)，这是最新的一所，听说有些地还没用上呢。各个分校都有很高的自主权，实际上都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与此相似，另外一所美国著名的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也有几个分校，其中以麦迪逊分校UW-Madison为最强。陆续办的分校，在开始时有的只招本科生不能招博士生，通常是先成立某些专业，再逐步发展，视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形成特色。常可见到经一段时间努力，后办的学校在某些领域超过一些老学校的实际例子,上述加州大学的10所分校中已有6所位居全美高校前50名，3所在50-100名之间。显然，人家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点像人类的繁衍，新办学校开始时就像一个初生婴儿,尽管很嫩弱，但五藏俱全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不是天生就残缺不全。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数美国有最多的一流大学，但似乎只听说有小而精的，有不求全而特色鲜明的，有不少是后来居上的，却从未听说有那一所是靠并校，先做大再做强的。

　　记者：而不是拔苗助长。

　　陈懿：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使教育受损害。

　　记者：遗憾的是，像匡校长这样的教育家太少了。中国的教育界之所以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缺少真正的教育家了。

　　陈懿：我觉得少还不可怕，没有可以培养。值得思考的是，我们的许多好传统，这些老教育家的思想能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认真的继承和发扬?每位教育家能做的事有限而且人总归要走的,但是精神是永恒的，它会沉积起来，应该继承而且发扬光大。

　　我们搞教育的人真要汗颜了

　　记者：匡亚明资格很高，但是不愿意从政做官，而是专心办教育。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真正安心做教育的大学校长。

　　陈懿：现在的校长大都从学者中挑。重视、起用学有所成者，这当然是好事，但搞学术与当校长所考虑和处理的问题很不一样，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也往往难摆脱肩上的学术担子，既然要挑校长的重担，就要未雨绸缪地采取必要措施作相应安排，使他们能如你所讲真正能安着心做教育。

　　记者：一些校长“两肩挑”，科研，院士, 拿经费，争课题，还要当校长,能兼顾好吗?

　　陈懿：这牵涉到遴选校长，或者说遴选干部的问题了。不过我想大多数校长会努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上头，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要准备在业务上以致身体上不免受影响。不少人行政、教学和科研几方面都难全推掉，吃力又难做好，很苦，对此我有些体会，因此也理解其中的难处。只希望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必要时能配备行政和业务上的助手或试行定期轮换，而不是自是简单地要他们“双肩挑”。 “双肩挑”，这是个很流行的说法，准确理解含义很有必要。行政和业务都做，教学和科研并重，无疑都对。但是真做起来是有种种做法的，“两肩”等重?有侧重?还是两肩轮流挑?还要看“挑担者”自身的特点，做到用其所长。总之，不能简单套用，机械地要求两肩等重地同时挑，从古至今谁见过两个肩膀上都挑了担子而又能应付自如的人?话讲回来，既然人人都有两个肩膀，两肩都一样地挑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只是不能耐久，效率低，结果可能会两边误嘛。

　　记者：现在确实有一个如何继承和发扬老一代教育家思想的问题，因为大学存在各种问题，也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

　　陈懿：我特别注意到，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钱学森先生，钱讲，现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老先生这些话是很重的。后来温总理又开了大学校长座谈会，总理很着急。

　　记者：但是那些校长的回答似乎有些答非所问。

　　陈懿：校长们各抒己见，大家都在探索求解，不少问题还没有现成答案，所以有人对回答不满意，可以理解。钱学森先生提出要“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还有一位邹承鲁先生，他提出要“再办一所西南联大”，恢复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能够艰苦奋斗的创新型人才。一位讲的是办学模式问题，另一位讲办学理念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是最本质的。

　　记者：一个说没有一所是对口的，一个说重新办一所，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懿：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我们搞教育的人的确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办学中哪些应该发扬，哪些应该充实完善，哪些应该改。

　　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有2000多所高校，西南联大的存在不过几年，为什么不少人还在想念它，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据说抗战时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到西南联大去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物质生活不得了，精神生活了不得”。物质生活极差，非常困难。出了多少成果呢?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里面六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两个，两院院士里164位在这个学校学习或工作过。在战争环境下办学，生活条件当然十分艰苦，但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民族复兴的信念，激励了师生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高度责任感，学校里名师云集，敬业求知，要求严格，人才辈出。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精神的力量、正确理念的重要作用。

　　记者：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大学高楼林立，但是只见大楼不见大师。

　　陈懿：现在不少地方楼房和办公条件之现代化的确已达到甚至超过某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美国也不多见。可是在培养杰出人才和出一流学术成果方面却比人家差一大截。西南联大有什么现代化的大楼?哈佛大学又怎样? 却都培养出那么多人才。如果只注重硬件建设，忽视软环境建设，那就是见物不见人，其结果投入再多也得不到所期望的回报.现在电脑很普及，大家都知道如果只有硬件而没有软件，譬如没了windows和office，那么电脑再好也是没用的。什么是办学中的“软件”或软环境呢?这值得认真探讨，但是我想把办学的体制和机制、把办学的理念和目标这两大方面作为主要切入口来抓，大体是不会错的。

　　记者：大学到底怎么办?我们在办学理念上是有欠缺的，喊一些空洞的，有时候还是错误理解的口号。

　　陈懿：可不可以这么说，大学要发展，发展要科学，科学最基本的是要尊重办学规律。

　　记者：要尊重教育本身的规律，而不是用一种行政的长官意志去干预。

　　陈懿：长官当然有意志，如果长官意志是对的有什么不好呢?讲不能够违反教育本身的规律，就说到了事物的本质，这样大家都容易接受。客观规律只能去认识并顺应而进，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不管是老百姓还是长官倘若违反了客观规律都终归要碰壁的。

　　办学最怕瞎指挥和不实事求是，诸如分明违反了办学规律还要总结出一堆“道理”来，分明是问题成堆甚至弄虚作假，却文过饰非甚至表彰推广。这一类事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今天还有没有呢?一些没有把握的事必须经试点再推广，一些提法要慎重，否则容易误导。这方面有不少例子，有些我也没搞清楚，譬如讲“和世界接轨”吧，现在讲得多了，好像很时髦，细想有些东西确是非跟世界接轨不可，比如参加WTO，大家都要遵从一些世界公认的贸易规则。但是把这句话用到教育中来怎么理解呢?和经济不同，教育往往有很浓厚的民族色彩，世界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笼统地讲教育要接轨，是否合适?有那些轨要接?怎么接法，接了以后这“列车”开到哪里去?这些我还没搞明白。

　　记者：具体来说，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中华民族从孔子以来的教育理念就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但是世界发展到今天，办大学其实有那么几条基本的规律应该遵循，比如说要给学术自由的空间，要给大学独立的办学权利，等等。

　　陈懿：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洋为中用”。通过国际合作交流，吸取人家的长处，补充我们的不足，很有必要，为的是形成我们自己更好的东西，而不是“改弦易轨”，国际上也有不少不适合国情，甚或不好的东西，这个“轨”难道也可以接?我们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有很多优秀的教育传统和理念，都值得花大气力认真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并认真地探讨一下什么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不要人云亦云地喊“不求甚解”的口号，喊完了还没有推敲清楚其内涵到底是什么!

　　现行的体制要教师“心有多用”

　　陈懿：现在我们经常谈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谈大学改革，国家很重视也花了很大力量建设一流大学，成效如何呢?到底怎样把大学办成一流呢?我感觉有一些表述还不完善，易产生误解甚至意外的负效应。比如“研究型大学”，这个“型”字是译成中文时加上去的，它的英文是research university，直译就是“研究大学”。对照起来，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没有译成“研究型所”，研究员(research fellow)也未译成“研究型员”，为什么把“研究大学”翻译成“研究型大学”呢?这本也没什么大碍，译得讲起来顺口吧。可是中文里“型”字不是虚词是有明确含意的，于是与研究型大学对应的就有了所谓的“教学型”大学，而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类叫“教学研究型”大学也出现了。三个类型共存且广为流传，有些学校还自已对号入座，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

　　记者：而且人们认为，“研究型”大学才是一流的，“教学型”是三流的。

　　陈懿：不能不讲这是一种糊涂观念，这样理解要导致恶果的。学校首要任务是培养人，常讲的教书育人，只不过有一些学校研究生比例很高，大量的教学活动通过研究进行，常常在培养人的同时又出成果，有效益也日益受到重视，研究活动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所占比例增大，出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有了高水平的人才，也就出现了在美国称之为“研究大学”的一些名校，我们现在叫 “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原也是教学科研并重，并不是只做研究或以研究为主，如果一定要讲什么为主的话，它也还应该以培养人为主，大多数研究是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实施，做到出人才、出成果，成果与培养的人才相比较只能是附属产品。其实，大学本就应该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许多没有招研究生的高校也都以各种方式开展很好的科研，美国尤其如此，要讲是什么型?都是教学加研究的类型。成了一流大学教学和培养本科生也仍然是最主要的，现在常见的是在本科生身上下的功夫不够，这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美国办研究大学是有经验和教训的，1952-1967年间连续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总校校长的克尔克•克尔教授，在美国被认为对高等教育最有影响的几个人之一，写了一本书叫《大学之用》，到2001年已出了第五版，影响很大，北大出版社已出了其中译本。这本书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很多人对这书作出好评，认为“任何一本书都没有对现代研究大学提出如此深度的描述”。李开复先生在“当今美国大学的五大弊端”一文中引用此书，指出随着大学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美国一些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美国西北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詹克斯教授在评论时写道：研究型大学是美国的一个最出色和最不被理解的创造。当我们以研究型大学为目标进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候，对它都理解清楚了吗?对美国研究大学出现的重研轻教，甚至荒废教学的危机加以警惕了吗?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博耶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就已经提出了《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国研究大学发展蓝图》的专题报告，随后一些著名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等都提出了相应的规划，人家在总结教训要重建本科教育，我们呢?我们本来有不错的本科呀!。

　　记者：这几年许多人都在说，现在有的教授是“不教不授”，大学里缺好教师上基础课，有的学生读了几年书跟教授谈不了几次话。

　　陈懿：和过去比的确有基础课的班越办越大，教师越来越难见的现象。教学的关键是教师，有人批评不少“教师不用心”，不少“大学生不读书”。学生读书，教师用心，这些本也是不成问题的事，为什么现在却成了问题?他们的心思用到哪里去了?实际上多数教师都没有闲着，而是忙到别的事上去了。学校肩负着教学、科和为社会服务三项功能。教师的任务多，尤其是在创建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科研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这本是社会发展对高校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很好的机遇，但若处理不妥就会出问题。

　　记者：怎么协调好教学和科研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懿：教学和科研是一对矛盾，处理得好会相辅相成，处理不好则相挤相克。这关系不协调好，老师就做不到专心教学，不认真，不投入就谈不上教得好和从严要求。

　　我曾经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一些教学检查，到过一些名校，听了有关基础课并跟老师交谈，我希望他介绍所授课程的三本最好的参考书，说明好在哪里，再讲用了哪些到教学中去。结果呢，往往第一个问题就卡住了，后面当然免谈。据说当年胡适在美国看到一本新出的数学书，买来后，为了省钱，把书皮剥掉寄给西南联大的陈省身先生，他马上发动教师抄，随后就在课堂上用。现在新的参考书不少，任课教师都看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看、去消化吗?现在联网查资料很方便，在我们学校里化学文献被查阅十分频繁，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检索过美国的化学教育杂志，这面有不少好的教学题材，可对此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应该讲“学生不读书”，首先是由于教师不读书。

　　既然不专心教学，在一些教学环节上也就不那么认真了。还拿西南联大的一些前辈名家作例子，当年周培源教授教物理课，家住昆明西山离校20余里，他骑马来上课，每周三次每次授课一小时，坚持不搞三小时一次讲完，为的是同学好吸收、好消化。他自编力学讲义，经常自刻蜡纸，亲自将油印讲义带来发给学生。杨石先教授每周4次步行约10里路给学生上普通化学课。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优良传统就在不知不觉中传了下来。教师严格要求，学生从心中也会乐于接受，尽管物质条件差，但“严师出高徒”的例子很多。现在常见一些在分校或另一校区上的课，把三节甚至四节课并在一次讲完，为的是少去儿趟，上了课就走人。尽管时下交通工具很现代化。教师自已马虎了事，还能严格要求学生吗?

　　记者：恐怕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教师身上。

　　陈懿：你讲得很对。“不讲不授”不是我们的传统，过去我们最著名的教授都上课的，现在教师也没有偷闲而是忙到别的上面去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分配，并不全取决于教师本人，更主要的是一些评估激励机制和规章制度的指挥棒作用。可以这么讲：教学“不用心”表现在教师身上，根子则在一些不当的运行机制和指挥棒的身上。一些常见的工作量核算和科研工作要求等有关规定，使得有些基础课教师无法认真地“用心”于教学，例如一个人包干200名左右学生的大课还要考核他拿多少科研经弗，发表了几篇文章，不达到规定的低限就怎样，怎样…。这类规定是存心不让人教好书了!又如有些利益驱动机制，在明里暗里引导或怂恿教师轻教学重科研，轻了教学可以听之任之，少了科研则升等进级一路红灯。这种状况有些领导是明知不改，这当然和指导思想有关。这些状况倘不改变教师又怎能真地做到“又讲又授”?这不是行政命令能够解决的。

　　记者：现在大学里功利主义弥漫，一些教师不是想着如何做好教学和科研，而是千方百计谋求一个职位，他们的借口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教育资源，才能把科研做好。

　　陈懿：您提的这种倾向实际上也反映了管理和分配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不少人在议论现在有些学术骨干想做官，当了官许多事就好办。这当然不符合任用干部的原则，这种人即使谋到了职位占有了资源，恐怕也未必能把科研和教学做好的。我觉得教学和科学兼顾要都做好本就很难，最好有所侧重，视个人具体情况和年龄作好安排，最好不要一刀切，如果再加上因“职位”而带来的行政工作，要都做好就更难了，记得当年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一位副校长讲过，工作、业务和身体三者中至多只能择其二，我看到不少实例大体也确是这样。

　　古话说“心无二用，”不少现行机制和规定却要教师“心有多用”。真是看别人挑担不觉得重，其结果常是事倍功半。看来要改变这种状况，还得从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的高度上统一认识，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上着手，如果只是用一些行政的规定赶着教授们去上课，不少人只得敷衍应付，其效果是不会好的。一些明知不好的条条框框和做法，为什么就这么难改呢?

　　跟世界一流大学争夺研究生的生源

　　记者：现在大学都在讲创新人才的培养。

　　陈懿：大学里创新人才的培养主要在三支队伍：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他们各有特点，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要具体分析，分别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形成。

　　三支队伍中最基础而量大的是本科生。这个年龄阶段的年青人求知欲最旺盛，学习劲头最足，好奇心也最强。李政道先生讲过，一个人要教他，要在他想学的时候去教。在他不想学的时候，你去教他是不行的。本科生正是处在人生中这个十分宝贵的最想学的时期。由于本科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已经成熟的知识，教学中就要特别重视处理好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一定要注意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他们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教师要有良好的素质，尤其是在基础、科研能力和表达能力等方面都要有较高的水平。

　　记者：美国提出了“本科的重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陈懿：我们本科的根基是很好的，尽管过去几年重视不够，有不少待改进之处，也还没有差到了要“重建”的程度。只要认真、及时地给以重视，一定能够抓好。我们的本科生源很好，尽管现在境外也在挖我们的本科生，但是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学生队伍，怎么也能找到优秀的苗子。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入校以后本科教育中出现的不少问题，除了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以外我想讲的是普遍存在的“严进宽出”的问题。“严进”的意思很明确，现在要想上大学还是不太容易，进名校仍然很难， “宽出”呢?也很清楚，不久前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位著名人士在南京作报告，指出现在在大学里就是混个文凭。还有一位中学老师劝高三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再辛苦一下，等进了大学就舒服了。

　　过去所有名校尽管各有特色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门槛高、把关严”。这个“严”不是只对学生而言的，它包括了治学行事上的严格、严谨和追求至善的精神。这个“严”是出于对学生的负责和关爱，严师出高徒，严父慈母都是人人熟知的老话，只是过去的极左思想，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把它批成资产阶级专政，摧残和打击学生等等，巅倒了是非，造成很坏的影响。显然，要认真办学就必须从严治校，是真爱护学生就必须从严格要求入手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不然，原来的好 “材料”倒可能被教坏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就有：“谁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 以及“没有艰辛，便无所获” 这么两句话。

　　记者：研究生的情况和本科生一样吗?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陈懿：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所学的主要不是已有答案的知识，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在研究过程中学习，常常是既学习又出成果。因此培养研究生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出成果和培养人的关系，这一点和本科生不同，存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出成果和培养人这两者中培养人当然是首要的，处理得好，出人才和出成果相互促进，处理得不好只要成果不注重育人，其结果成果和人才都出不好。美国一流大学都有一些有效措施，包括通过修课，讨论班和考核等方面的规定来保证博士生要博。常见他们的研究生入学时办公室的书架基本上是空的，毕业时基本上装满了书和讲义。我们呢?我们的博士生不博，把眼睛主要看在发表论文上，其结果是培养窄士，只在很专的课题上有论文，其后劲能够有多长?大多数人毕业后所遇到的问题可能与他在学时的课题完全无关。

　　研究生培养是高层次人才成长的一个关键阶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杨福家教授认为：“有没有一批优秀的艰苦奋斗的研究生，是能否成为一流大学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他这话把培养研究生和一流大学的关系做了透彻的分析，因为如桨真能拥有一批这样的研究生，学校就一定要有很好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包括很强的师资队伍。他这个话也表明我们今天的现实和这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起步晚，发展快， 2008年我国在学博士生数已比美国还多，发展的确很快，但是经验不足，存在问题也多。首先，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质量应是第一位的，这方面我们和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很大。有待解决或探索的问题很多，我想要注意处理好出成果和出人才的关系以外，首当其冲的是生源问题，现在不少有志读研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常首选出国攻博，个中原因甚多。显然，能否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学校里，也必然是能否成为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吸引不了一流人才、吸引不了一流生源还叫什么一流大学?在这诸多原因中，国内研究生待遇明显偏低, 是许多人都在呼吁，理应可以改变而迟迟未得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有个研究生病了，把他的卡拿出来，一看里面只有200元。不少人到读研究生时不好意思再问家里要钱了，于是要么不读去工作，要么到国外去读。国外一流大学不仅学习条件好，而且只要成织好，提供的待遇足够开支的，这个问题很现实，讲了十几年了，一直没能解决。以科研经费的使用为例，在瑞典，申请来的经费75%可以用到学生头上，我们连25%都没有。

　　优秀的的大学毕业生纷纷首选出国。走一年不怕，十年下来，造成的创伤是很难弥补无法挽回的。改革开放30年，国家发展迅速，高校水平不断提高，一流大学的建设也已着手多年，我们是不是到了应该采取得力措施，与世界一流大学争夺优秀研究生生源的时刻了?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常从报上看到我们培养了苗子，然后哈佛来挑，MIT来挑，挑中了、走了，报道里称赞有加，还觉得光荣得不得了，我一边为这些年青人高兴，同时感到心中发凉，难道说我们都是在替国外一流大学培养苗子，而我们自已只能得到他们挑剩的?“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这是办教育的人们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应该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多争取一些好苗子在自己土地上成才的时候了。在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好苗子的走向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除上述几点之外，还应该充分重视较普遍存在的研究生的“宽进宽出”和指导教师的“放羊式管理”的现象。和本科生的“严进宽出”不同，研究生是 “宽进宽出”。因为研究生会出活，而指导教师需要劳动力，就不惜降格以取，出现了“广种薄收”现象，还由于把博导当成一个阶层，又将评审的杈力下放，不少地方博导数迅速增加，学生供少于求，加剧了这种状况，现在很少听到过去常讲的要“宁缺毋滥”这句话了。芝加哥大学的经验是高水平的研究生必须一对一地培养，我们较常见的则是放羊式管理。而到最后很少或没有不能毕业的，这种状况不改变能谈什么“一流”?

　　记者：我们自己留不住，再从外国再引进来。

　　陈懿：我们现在常讲“人才引进和培养”，这话应该倒过来，讲“人才培养和引进”。立足于培养加上必要的引进，对学校来说引进归根到底也还是为了培养。到了我们自己年轻人能够很好地培养起来，国外的年轻人就会慕名而来。更多地为现在的优秀学术骨干和研究生的成长创造条件，必要也理所当然。处理得好与引进是会相辅相成的。如果自己的培养这条线没有理顺，引进的人才过一段恐怕也会走掉。现在有些地方靠高价引进，甚至彼此哄抬出价大方，这是靠不住的，“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

　　引进人才，最关键的不是提供房子、启动费和工资有多么诱人，而在于启动之后怎么能很好地发展，让他能继续出高水平的成果。这当中千头万绪，最需要的是配备人，兵精粮足，兵精是第一位的。在美国研究生生生源很好，从印度来的，日本来的，中国去的学生们由着他们优中选优。在国内，我们用什么措施能帮他留住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呢?这不论是培养还是引进时都不能不考虑并着手解决的问题。现在，是到了我们考虑跟国外名校争夺优秀人才的时候了。必须争取一部分优秀人才留在国内，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优秀的年轻人进入，就迟早要完蛋。

　　记者：青年教师呢?李政道先生曾经把世界上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排队，做出大成绩的绝大部分都是20多岁、30多岁。

　　陈懿：谈创新，主要不是看名望有多大，名望大的实际上往往已过了创造的高峰，眼睛要多看年轻人。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是总书记所提的 “特别要抓紧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高级专家”的一个重要来源。青年教师边工作边走向成熟，承前启后，是学校的未来。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敏捷，创造力旺盛，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应该给他们更多一点时间去搞科研。看看我们周围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往往是打杂的事都是他们干，本来不少应该由职员，技术人员或秘书做的事都分摊到他们头上，他们很难集中精力做学问，看起来省编制少花钱，实际上是难以补偿的大浪费。什么时候20多岁、30多岁的人能冒出来，中国人得诺贝尔奖就不远了!

　　记者：如果总结您所说的，一是充分重视本科的建设，二是在研究生阶段和世界各国争夺人才，三是让青年教师能够很好地成长。

　　陈懿：如果说本科生主要以学习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研究生是研究与学习兼顾，那么青年教师主要是工作和出成果也还必须在这正程中继续成长。这些方面千头万绪，我想当前是否可以以从研究生培养改革作为切入口，逐步解决。这又应从提高研究生的待遇入手，在从严训练和吸引优秀生源上苦下功夫。研究生培养这一块搞好了， TA(研究当助教)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又有助于让部分青年教师腾出更多时间搞科研，从中得到提高。培养一个好教师是十分难的：高度责任心、良好的表达能力、善于启发学生、又刻苦钻研，随便讲几条，条条都难。一批研究生担任TA不仅是工作也是学习，又负担部分教学工作量也可改进待遇，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如此办的。这祥，当青年教师到了40多岁的时候，科研有一定基础了，各人的特长也己显示清楚，可以适当分流，一批人主要地去做教学，一批人主要去从事科研，也有人主要从事行政管理，这样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而不是盲目地平均摊配，往一条路上挤，人才的合理分流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和谐，协力共求进取的环境。

　　大学要淡泊、要宁静

　　记者：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上对大学的批评。

　　陈懿：现在各种议论文章很多，的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看法有不同但大家都想把事情办好。实事求是地把大家批评的问题理一理，轻重缓急逐个解决，不能扬汤止沸，只能是釜底抽薪。办学必须遵循办学规律，做事一定要把内涵搞清楚而不要人云亦云。以办一流大学为例，那个学校的校长和师生员工会讲他在争取办三流大学呢?大学有不同类型，而不同类型的学校中都要有一流的，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才会行行发达，整体兴旺。实实在在在办学体制和机制，理念和目标上下功夫，做扎实的工作，不只在新名词，新花招上用心，最终是必有成效的。

　　记者：近年来大学腐败案层出不穷，让人震惊。有人发问，中国不是讲究廉耻吗，怎么大学没有廉耻感呢?

　　陈懿：这个话很重，骂人没有廉耻感，就是不要脸嘛。搞腐败首先是内因，理应谁搞谁承担责任，挨骂也应该。不要把它牵扯到整个学校甚至大学上去，但是应该吸取的教训是管理机制上的不完善在客观上可能有助造成腐败。平时不严格要求，文过筛非，大化小小化了等等都是常见的“好人”所为，实际上所产生的可能是“害人”后果。到乱子乱大了，就不可收拾了。应该提倡办学“从严”，这不只是对事业负责而且是与人为善，对集体对个人都是有益无弊的。居安思危，对人的使用要慎重，安排要合理，要防患于未然，有些规定例如会计不能兼任出纳，不是不信任人而是从制度上防止可能出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这是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大学里的学术腐败现象，今年以来已经好几起了。其中有些是校长，事发后推脱责任，“笑骂由他人，好官我自为之”。

　　陈懿：我也听到一些，这是学风问题，封建社会里刑不上大夫，现在是法制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校长岂能例外，而且从严治校，领导干部更应是表率，先从自己做起。这些推卸责任的行为若不加以纠正，势必带坏风气，我想这种现象终会受到遣责，那个“好官”是当不长的。

　　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初看这八个字，可能会想人能活百年的有多少?真要花一百年的时间去“树”人?反之，许多树倒是可以活百年的，为什么只用十年就“树木”了呢?可是我们聪明的先哲留下的恰恰就是“百年树人”这句至理名言， 怎么理解?我想这话意在：要形成一个好的理念，一个好的环境，形成一所名校，有好的传统并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需要很长时间，喻之为百年。李政道先生曾指出：“引进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本土研究的学识和精神是不是能够培养起来”。这话十分精辟，妙在强调本土二字，妙在不仅讲学识同时还强调精神。适合本土有中国特色，这就必须通过结合自身实际，继承、发扬、创新，持之以恒地精心耕耘、懈怠不得，也急躁不得。必须代代相传，这也是一所名校的不可替代之处，这是没有现成的轨可接的!

　　记者：关键是直面我们的问题，寻找解决之道，尤其是在体制和机制上作出安排。

　　陈懿：大学要淡泊、要宁静，不能追风，不能浮躁。对一些这样那样的评估不必太在意，有的评估是做表面文章，评时上下忙，过后都是优，皆大欢喜。谈问题轻描淡写，不触及要害，这种评估多半无用，甚至会留下副作用。有的带有很大随意性，令人不懂终究又有何用，例如有人告诉我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呢?有一种判断法是把把全国一，二千所高校按科研打分排队，从清华大学排起，然后在0.618那个地方切一刀，此前者是为研究型，这是什么意思呀?“黄金分割”分到这个上头来了，有什么依据嘛!如果能够定下心，对现行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做实事求是的过细分析，对办学理念和目标进一步凝炼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之道终归是可以探索得到的。

　　记者：可是国内的大学校长对大学排名是很当回事的，甚至有人拿钱去买排名。

　　陈懿：真是莫名其妙。有人问美国一所名校的校长，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学校被排第几名，我只考虑我应该怎么做。一所学校能不能办得好，关键是自己怎么做。不同的学校做法不一样，不同的学校进展也不会一样，全在于怎么做。无非是两件事，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要按照规律办事，不是为了给人家看和被牵着鼻子走。

　　记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其实这个很朴素，真理往往是最朴素的，并不那么花哨。

　　陈懿：制定目标要切合实际，不能空洞、浮躁，不能随大流。建设一流大学，到底你的定位在哪儿?关键怎么做，是不是按照规律去做，而不是在表面文章上下功夫，满足于表面现象。办任何事情都要尊重规律，违背了科学规律就谈不上发展，终会碰钉子的。如果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相应有效措施，我们高校是大有可为的，毕竟现在的国家实力，毕竟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当然，我们要很冷静，有限的钱要花在刀口上，艰苦奋斗的传统不可或忘，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