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英语绘本故事 中文翻译:鸡、蛋问题新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4:08:21
鸡、蛋问题新解
许锡良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流传悠久的寓言故事一直被人们用来说明一些事物的关系。比如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例。究竟是政府决定了国民素质，还是国民素质决定了政府，确实有点类似于究竟是鸡生了蛋，还是蛋生了鸡这样的问题。
苛政之下有愚民，而愚民之上必有苛政。这个关于愚民与苛政之间的关系，早在一百五十年前，日本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愚民必然导致暴政，因为道理讲不通，规则守不了，法纪执行不下去，因此就产生暴政，而暴政本身又是愚民乱来的榜样。因为文明只能通过文明来教育，暴力只会不断地培养暴民。那些专制独裁者，常常被自己的国民用暴力打死在街头，曝尸野外，那些向独裁者施用暴力的人，其实就是专制独裁者长期教育出来的国民。
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上，一直被认为是纠缠不清的。但是，我以为，其实这里仍然是有主次关系的。鸡显然比蛋要承担更多的生育责任。鸡是可以活动的，可以自由觅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蛋的质量。而且蛋之能够孵化出小鸡，还需要条件，母鸡在生出这个蛋之前是否是受过精的，是否营养充足，是否有母鸡孵化，并且在适合的温度之下，是否有足够的孵化时间等等。这些在常态之下，常常是由母鸡决定的。
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起主导作用的常常也是政府。政府就是母鸡，国民就是母鸡生的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同样，当有了什么样的国民之后，政府常常也就身不由己了。日本当年由封闭专制政府加愚民的旧日本社会，转向新型政府与国民的方式就是“脱亚入欧”，在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上实现转型。这有点类似于母鸡向西洋公鸡借种，然后生出具有新基因的鸡蛋，再由这些获得了新基因的鸡蛋，生出新品种的鸡。打破僵局的方式是获得杂交优势，避免近亲繁殖。社会的改变必须有国民的改变，而国民的改变却先有政府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改变。制度改变，国民随即也会改变。韩国、日本即是榜样。而开放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开放是医治愚昧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专制独裁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嫡系亲人，次而指定自己的亲信为接班人，那样获得的基因，只会是逆淘汰的。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其实与自然界是一样的。
在鸡与蛋的问题上，鸡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政府与国民的问题上，政府是占主导地位的。你是什么样的政府，就配什么样的国民。专制政府，只配有暴民与愚民，而不可能是公民。专制政府常常只看到民主法治政府社会里的国民素质之高，却常常忘记了他们政府权力之小，以及权力产生的方式。专制社会里的暴民，常常看见的是民主法治政府的清廉高效，却不懂他们的国民是怎样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学会理性地博弈，严密而有力量地监督，他们的国民在政治领域不相信人格魅力，只相信法治程序与民主制度。
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精英来引领的，而不可能是靠乌合之众的暴力来完成的。政府应该是精英荟萃的地方，而不是藏污纳垢之地，转型期的社会更应该如此。精英的作用是靠自己的智慧，去提升民众的认识能力，制定并且带头遵守有利于社会良性变迁的规则，这样的规则能够不断地让社会的精英人才自然涌现，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让精英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而精英价值的实现方式，就是服务于大众，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而不是对大众的巧取豪夺，更不是将自己的幸福指数的提升，建立在别人痛苦指数的提升上。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三界”，即政界、商界与学界之间的界限清晰，即从政、经商与学术是分离的。升官可以，但是同时发财就不行；发财可以，但是同时升官就不行；学术研究可以，但是唱颂歌就不行，学术研究必须依据学理，遵守逻辑规则，尊重事实，以追求真理为神圣使命，你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商界利用，也可以被政界利用，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客观公正研究的结果，而不是主动充当御用角色。
中国社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恰恰就出在“三界”的混乱不堪上。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已经是令人不堪了，但是，现在结合市场经济之后，又变成了赤祼祼的“仕场经济”。这种“仕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再加上现在的：“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比起孔孟时代的中国，现在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确实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然而骨子里的东西却是一贯的。
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许锡良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流传悠久的寓言故事一直被人们用来说明一些事物的关系。比如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例。究竟是政府决定了国民素质，还是国民素质决定了政府，确实有点类似于究竟是鸡生了蛋，还是蛋生了鸡这样的问题。
苛政之下有愚民，而愚民之上必有苛政。这个关于愚民与苛政之间的关系，早在一百五十年前，日本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愚民必然导致暴政，因为道理讲不通，规则守不了，法纪执行不下去，因此就产生暴政，而暴政本身又是愚民乱来的榜样。因为文明只能通过文明来教育，暴力只会不断地培养暴民。那些专制独裁者，常常被自己的国民用暴力打死在街头，曝尸野外，那些向独裁者施用暴力的人，其实就是专制独裁者长期教育出来的国民。
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上，一直被认为是纠缠不清的。但是，我以为，其实这里仍然是有主次关系的。鸡显然比蛋要承担更多的生育责任。鸡是可以活动的，可以自由觅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蛋的质量。而且蛋之能够孵化出小鸡，还需要条件，母鸡在生出这个蛋之前是否是受过精的，是否营养充足，是否有母鸡孵化，并且在适合的温度之下，是否有足够的孵化时间等等。这些在常态之下，常常是由母鸡决定的。
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起主导作用的常常也是政府。政府就是母鸡，国民就是母鸡生的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同样，当有了什么样的国民之后，政府常常也就身不由己了。日本当年由封闭专制政府加愚民的旧日本社会，转向新型政府与国民的方式就是“脱亚入欧”，在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上实现转型。这有点类似于母鸡向西洋公鸡借种，然后生出具有新基因的鸡蛋，再由这些获得了新基因的鸡蛋，生出新品种的鸡。打破僵局的方式是获得杂交优势，避免近亲繁殖。社会的改变必须有国民的改变，而国民的改变却先有政府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改变。制度改变，国民随即也会改变。韩国、日本即是榜样。而开放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开放是医治愚昧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专制独裁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嫡系亲人，次而指定自己的亲信为接班人，那样获得的基因，只会是逆淘汰的。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其实与自然界是一样的。
在鸡与蛋的问题上，鸡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政府与国民的问题上，政府是占主导地位的。你是什么样的政府，就配什么样的国民。专制政府，只配有暴民与愚民，而不可能是公民。专制政府常常只看到民主法治政府社会里的国民素质之高，却常常忘记了他们政府权力之小，以及权力产生的方式。专制社会里的暴民，常常看见的是民主法治政府的清廉高效，却不懂他们的国民是怎样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学会理性地博弈，严密而有力量地监督，他们的国民在政治领域不相信人格魅力，只相信法治程序与民主制度。
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精英来引领的，而不可能是靠乌合之众的暴力来完成的。政府应该是精英荟萃的地方，而不是藏污纳垢之地，转型期的社会更应该如此。精英的作用是靠自己的智慧，去提升民众的认识能力，制定并且带头遵守有利于社会良性变迁的规则，这样的规则能够不断地让社会的精英人才自然涌现，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让精英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而精英价值的实现方式，就是服务于大众，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而不是对大众的巧取豪夺，更不是将自己的幸福指数的提升，建立在别人痛苦指数的提升上。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三界”，即政界、商界与学界之间的界限清晰，即从政、经商与学术是分离的。升官可以，但是同时发财就不行；发财可以，但是同时升官就不行；学术研究可以，但是唱颂歌就不行，学术研究必须依据学理，遵守逻辑规则，尊重事实，以追求真理为神圣使命，你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商界利用，也可以被政界利用，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客观公正研究的结果，而不是主动充当御用角色。
中国社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恰恰就出在“三界”的混乱不堪上。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已经是令人不堪了，但是，现在结合市场经济之后，又变成了赤祼祼的“仕场经济”。这种“仕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再加上现在的：“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比起孔孟时代的中国，现在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确实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然而骨子里的东西却是一贯的。
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