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淋病是什么:今、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周幽王年代的问题 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

社会历史学院 历史教育专业 104012007013 郭丛

【摘  要】《今本竹书纪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伪书。近人则多次试图利用古籍文献中引用《竹书纪年》的文字来还原《竹书纪年》的原貌，并辑佚出所谓的《古本竹书纪年》。考查今、古本《竹书纪年》，其中有很多记载的差别，尤其是在周幽王在位的短短的十一年记载中就有三处史事明显的不同。但对这三项史事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较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古本竹书纪年》的辑佚资料则因传抄、转引而带来的错误，使得《古本》中的编定出现失误。虽然《今本》史料明显经过后人的重新整理，但其中却保留大量的《竹书纪年》出土时的原貌，因此在古史研究中《今本》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竹书纪年》；西周史；年代学；古史研究
引言：《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及《古本竹书纪年》的辑佚
西晋太康元年，汲郡人不准（人名）盗发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大量竹简古书。 其一为所谓《纪年》，亦称《汲冢纪年》。记事起自黄帝，或言起自三代，至周幽王为犬戎所弑，接以晋事，三家分晋后，专书魏事，止于魏哀王二十年。 此书被公认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也是现今所知我国第一部带有编年体通史性质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史和古史年代学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因为所得古简“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1](P648)所以朝廷降旨收集整理，由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等共同校缀编次，始用隶书写成定本，藏之秘阁；稍后卫恒、束皙、王接等又分别加以考正 。后世因《纪年》原本散佚，是故清以来有古本、今本之称。
今本是现存的一种较完整的本子，现存最早的传本是明代天一阁主人范钦所收藏的，后来为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再刊。此本虽与六朝至北宋年间古籍所引录的《竹书纪年》虽然许多内容都相似或相同，可是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别。其一，此本仅包括上下两卷，与古代图书目录所载的《竹书纪年》篇目不同。其二，此本记述从黄帝开始，尽管与荀勖引和峤所言“始自黄帝”[2](P1497)相同，但不同杜预和《晋书?束皙传》所载“记夏以来”[3](P948)。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此本在周幽王以后的部分仍以周王纪年，与杜预和《晋书?束皙传》所载“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3](P948)又有不同。除此之外，大多数古籍所引用的《竹书纪年》的周幽王之后的部分的引文也都是以晋魏的国君来纪年。因此自清代起，多数学者认为天一阁版，所谓今本《竹书纪年》是后人所伪造的，更普遍认为范钦就是伪造者。王国维用清人考据古文《尚书》为伪书的方法来考察《今本竹书纪年》每一条的根源  (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遗书 第十三册》（据商务印书馆1940版影印） 1983)。由于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便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定论了。对《竹书纪年》作出深入研究的已故学者范祥雍先生更说：“《竹书纪年》之伪，经过清代以来学者们反复考证，以为定谳，无须再买菜求益了。”[4](P53)
清人既认为所谓今本《竹书纪年》为后人所做的伪书。于是遂有学者从晋、宋之间的古书、古注中搜集《竹书纪年》的佚文而编录出辑本。最先开始这项工作的是清人朱右曾。他完全不利用《今本竹书纪年》，而采取当时其他清朝学者所发明的辑佚方法来辑出一种全新的《古本竹书纪年》 。上世纪初，王国维又对朱右曾的《古本竹书纪年》作了修订 。1949年后范祥雍又在王国维的基础上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方诗铭、王修龄又作《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这些由学者所辑的《古本竹书纪年》，都利用纯粹的辑佚方式，与《今本竹书纪年》基本上没有关系。
近来有学者对《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之论提出质疑，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它的大部分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并非从诸书所引辑出”[5](P44)，甚至“现存《今本竹书纪年》与汲冢所出竹简文字整理以后的本子一脉相承”[6](P367)。笔者同样有此共识。虽然如此，但《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除在纪年方式之外，仍有许多记载年代上的差异。尤其是在周幽王统治的十一年当中就有三处明显的差异。本文不惜买菜求益，试对这三处差异的讨论来分析说明《今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及《古本竹书纪年》在辑佚史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周幽王的年代问题
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关于他在位时的一些史实恐怕我们也熟悉不过了。但若仔细的研读史料我们不难发现这简单的历史线索中仍存有许多问题。
表一：周幽王在位大事年表
周幽王时期的公元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述1    《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述2    史记的记述3
    周幽王王年    史事    晋纪年    史事    
BC.781    元年    春，王即位；
晋世子仇（文侯）杀殇叔；
皇父命    晋殇叔四年        （晋）仇杀殇叔，立为文侯
BC.780    二年    三川竭；
岐山崩；
初增赋；
晋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乃居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    晋文侯元年    幽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
    三川震

BC.779    三年    王嬖褒姒；
冬，大震电    晋文侯二年    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    王取褒姒
BC.778    四年    秦人伐西戎；
夏六月，陨霜；
陈夷公薨    晋文侯三年        
BC.777    五年    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皇父作都于向    晋文侯四年        
BC.776    六年    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
西戎灭盖；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晋文侯五年        
BC.775    七年    虢人灭焦    晋文侯六年        
BC.774    八年    王锡司徒郑伯多父命；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    晋文侯七年    幽王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大子；
平王奔西申    
BC.773    九年    申侯聘西戎及鄫    晋文侯八年        
BC.772    十年    春，王及诸侯盟与太室；
秋九月，桃杏实；
王师伐申    晋文侯九年    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    
BC.771    十一年    春正月，日晕；
申人、鄫人及戎人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    晋文侯十年    伯盘与幽王具死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与携。周二王并立    幽王为犬戎所杀；
（郑桓公）以幽王故，为犬戎所杀
注：1.依照《今本竹书纪年》[7](P26)
2.依照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8]
3.依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2](PP386-389)
上表是依《今本竹书纪年》、《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列出的周幽王年表。从这张表上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史记》中所记载的史事，在《今本》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记录。而《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史事则有三处明显的差异。按《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顺序依次是：1）郑国东迁的时间；2）伯士伐六济之戎的时间；3）王子宜臼奔申的时间。这三则史事在今、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中虽然只是时间先后的差异。但这三则史事对于西周末年的政治史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考证其真实发生的年代便可进一步还原西周末年的史实，而且这些问题涉及《今本竹书纪年》这部重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所以在下面对这三个问题做具体的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二、郑国东迁与《今本》的史料记载的真实性
郑国东迁的时间在今、古两个版本《竹书纪年》中有先后一年的差别。但若细细研读则可发现其中差别不仅于此。《古本竹书纪年》关于郑国东迁的记载引自《水经注》。
《水经?洧水注》：“《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8](P520)
而今本则为：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二年，……晋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乃居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7](P26)
《水经注》的引文与《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看似一致，但其中却含有重要的差别。差别有三：其一，《古本》中在“王子多父”前加有“惠王”二字；其二，《古本》中晋文侯同郑桓公所征伐的是“鄶”，而《今本》中则说是“鄫”；其三，《古本》将此事发生时间定为“晋文侯二年”即公元前779年，而《今本》则记载发生于周幽王二年，即发生在公元前780年。
《水经注》中所引的“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中记载的“惠王”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史籍中记载周惠王在为年代为公元前676年到652年，与晋文侯和郑桓公所处的年代相差一百年。并且所引句子也不完整，“同”字前没有主语。方诗铭和王修龄注意到这点，在其《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结合前人论证说“同”和“惠”都是错字，是“周”与“宣”的误写，应读作“周宣王子多父伐鄶，克之”[9](P70)。然则，这样又与《史记?郑世家》中郑桓公为“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2](P1435)的说法矛盾。对于今、古本《竹书纪年》的这项差异最好的解释是：《水经注》里的这条引文引的有误，原文应同《今本竹书纪年》中那样记作“晋文侯同王子多父”。晋文侯应在所记的内容里，而不是所记内容置与他的在为年代之下。
这样的解释是有依据的。关于《竹书纪年》何时开始使用晋纪年，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与《晋书?束皙传》有不同的说法。杜预认为是从殇叔开始的，而《晋书?束皙传》则是说从“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后才开始。 但是《太平御览》中引用了周幽王八年和十年的两条内容：
《太平御览》卷一四七皇亲部：“《纪年》曰：‘幽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以为太子。’”[9](P62)
《太平御览》卷九六八果部：“《书纪年》曰：‘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9](P63)
这样似乎可以说明杜预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因此《今本竹书纪年》将此事置于周幽王二年恐怕应是正确的。
上述论证只说明了《今本竹书纪年》关于郑桓公出征时间的记载是正确的。然而郑桓公所征伐的是“鄶”还是“鄫”的问题则真正关系到郑国东迁的时间。在《水经注》所引的《竹书纪年》中，遭受攻打的国家是“鄶”，而《今本竹书纪年》中却是“鄫”。对于这种差别一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中“鄫”是“鄶”的误写，因为“鄫”、“鄶”两字形似，可能在传抄中将“鄶”误写作“鄫”。根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载：
故鄶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三十二里。[2](P1436)
而且鄶与东虢相邻，而这两个国家均遭到郑国的兼并。但《水经注》引《竹书纪年》的记载则暗示，郑国对他们的兼并发生在西周灭亡之前。而者与《国语?郑语》及《史记?郑世家》记载郑东迁的时间有很明显的矛盾。《国语?郑语》中说：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及东土之人，问于史伯……公悦，乃东寄帑与贿，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10](PP183-188)
史记的记载也与《国语》的大体相同。很明显，根据二者的记载，郑国东迁的计划始于郑桓公成为司徒之后。而《今本竹书纪年》、《国语》和《史记》这三中史料均一致认为郑桓公为司徒在周幽王八年，即公元前774年 。《史记?郑世家》中有在郑桓公问于史伯之后提到郑桓公“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鄶果献十邑，竟国之。”这就明确的将郑国东迁的时间限定于周幽王八年郑桓公担任司徒之后。
这个时间段在史料上并不是孤立的。《汉书?地理志》引臣瓒曰：
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鄶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鄶，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11](P1246)
臣瓒是西晋时期参与整理汲冢古书的整理者之一 ，据此就有学者认为这段话也应出自《竹书纪年》，并认为《水经?洧水注》所引《竹书纪年》中“晋文侯二年”应为“晋文侯十二年” 。但是这样一来，则又同《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国语》等其他史料产生了新的矛盾，因为这些史料均说郑桓公和周幽王一同死于公元前771年的戎人入侵。美国学者夏含夷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合理解释。他认为《竹书纪年》整理出来后流传有两种撰本，其中一本为在东周部分仍以周王来纪年，并相信现今所传《今本竹书纪年》所据的原本就是这一撰本。他解释这一问题时认为《汉书?地理志》引臣瓒的话中的“二年”、“四年”为“周平王二年”、“周平王四年”。 [12]于周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灭鄶的不是郑桓公，而是他的儿子郑武公。按此说就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关于这点，得到了《汉书?地理志》引自应劭的一段文字的支持：
《国语》曰：“郑桓公为司徒，王室将乱，寄帑与贿于虢、鄶间。”幽王败，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洛阳，遂伐虢、鄶而并其地，而邑于此。[11](PP1254-1255)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在周幽王八年郑桓公当上司徒后到西周灭亡的几年间，郑桓公将郑的财产东寄存在虢、鄶间，随后郑桓公死于戎人入侵之役。其子武公即位，分别在平王二年四年，进攻了这两个小国，并且在征服的领土上正式重建了郑国，从而完成郑国东迁的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在周幽王二年被郑桓公，也就是《竹书纪年》里面记载的王子多父所攻伐不是鄶国。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那年真正被攻伐的是鄫国呢？其实最简单的解释是《水经?洧水注》将《竹书纪年》原本中的“鄫”字误写作“鄶”字，而非大多数学者认为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将“鄶”字误写作“鄫”字。另外还有两条内在的证据说明记载的幽王二年的战争是针对鄫国而非鄶国。首先，《史记》、《今本竹书纪年》中周幽王十一年的申、戎伐周之役都有鄫国的参与。
《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2](P107)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春正月，日晕；申人、鄫人及戎人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7](P26)
可见鄫国在西周末年，对于周王室而言是一个敌对国。因此在周幽王二年伐鄫国相比于伐鄶国更具说服力，这实际上也解释了在周幽王十一年鄫国为何要加入申、戎联盟来推翻西周王朝。第二，如果伐鄶是为了郑桓公的野心，那么为何晋国会参与这次战争？若是这场战争是郑桓公奉周幽王之命讨伐周王室的敌对国鄫国的话，那么晋国的参与就说得通了。但是其中仍有一点不明，那就是王子多父“居郑父之丘”如何解释。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下面的附论中试以新的观点解释这个问题。
通过上述论述今、古本《竹书纪年》在记载郑国东迁时间上的差异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似乎更合乎历史的逻辑。
附：郑国始封新论
上面论证了在《竹书纪年》记载中王子多父（郑桓公）在周幽王二年伐鄫的事实，但其中“乃居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一句仍存有疑问。郑国是西周末期与东周前期，周王室的重要支持者。照《竹书纪年》的记载，王子多父是在“伐鄫，克之”之后才“居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这则材料似乎在暗示我们郑的始封的时间是在周幽王二年。那一年在伐鄫成功之后王子多父才成为郑桓公。而这却与传统的史料上记载的不同。关于郑国始封的历史据《史记?郑世家》的记载是：“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2](P1435)《今本竹书纪年》虽也有相似的记载但若仔细研读则可发现有极为重要的差异。
《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 [7](P25)
《今本竹书纪年》上记载郑桓公被册封的年代虽然和《史记》上记载的相同也是在周宣王二十二年。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周宣王把多父分封于郑，反而提到命其“居洛”。同时不论今、古本《竹书纪年》在周幽王二年多父同晋文侯伐鄫，居郑父之丘之前也一直称其为“王子多父”而非“郑桓公”或“郑伯”。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二年，……晋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乃居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 [7](P26)
《水经?洧水注》：“《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 [8](P520)
反倒是在王子多父伐鄫之后才正式称其为“郑伯”。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八年，王锡司徒郑伯多父命”。[7](P26)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7](P26)
其两则材料明确的告诉我们：王子多父就是郑伯，也就是郑桓公。也就是说，在幽王八年王子多父担任司徒一职时他已经有郑伯的身份了。
我们应该怎么来解释《今本竹书纪年》与传统史籍记载中的矛盾呢？按一般学者意见《今本竹书纪年》为后世所作的伪书，其价值自然不及其他史籍的记载。王国维就清人考据古文《尚书》为伪书的方法来考察《今本竹书纪年》每一条的根源。在论及这《今本竹书纪年》周宣王二十二年时，王国维就引《史记?郑世家》的记载来说明这一条的出处。但是王国维忽略掉一点：《今本竹书纪年》在记载周宣王册封王子多父时，有“居洛”的记载。而其他史籍中都无类似的记载。这点似乎可以说明《今本竹书纪年》此条记载确有依据。要是《今本》为后人所伪作，何不直书“王锡王子多父命，居郑”或“王锡王子多父命，居郑父之丘”？所以合理的解释是《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确有实据，周宣王册命王子多父时，只是让他“居洛”，当时并没有将他分封于郑。但又怎样合理的解释《史记?郑世家》关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封郑的记载呢？司马迁《史记?郑世家》关于郑桓公的记述似简写自《国语?郑语》的记载。而《国语?郑语》却不曾提到郑国何时分封，只说“桓公郑始封之君”[10](P183)。大概司马迁据此，而推测在周宣王二十二年时就将王子多父分封在郑。
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王子多父在周宣王二十二年被册命，并“居洛”。“洛”显然是个地名，而且人们会很容易将它和洛水联系起来。历史上的洛水有两条，一条流经陕西的关中平原的东部，并在那里注入渭水；另一条则在河南西部，流经当时西周的东都雒阳。王子多父也就是郑桓公当初究竟是居于什么地方呢？传统上认为郑桓公最初被分封在今陕西华县。因为那里在秦朝时设郑县 ，且与镐京相近，更重要的是那里也是在陕西关中东部那条洛水附近。所以似乎可以理解《今本竹书纪年》中的“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就是说，把周宣王将王子多父分封在郑地，或是说把那里的郑城赐作王子多父的封邑。如果将郑地的范围确定与此的话这样的说法也许可以说的通。但是近来一些学者运用考古资料和《左传》、《史记》中关于“郑桓公居棫林”的记载，对西周时郑地位置提出新论，认为郑地应在陕西西部的凤翔地区。 [13](PP9-10)[14](PP26-27)[15](PP116-120)陕西凤翔地区在泾河以西，距离位于陕西境内的洛水距离较远，这样又与《今本竹书纪年》关于郑桓公“居洛”的记载又有矛盾。最好的解释是这里的“洛”不是河流名称，而是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西周的东都成周。也就是说，在周宣王在二十二年册命王子多父，并让他“居洛”来治理东都成周。这样的解释是有史料的内在证据可以说明的。《国语?郑语》中有：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10](P183)
《史记?郑世家》也有：
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间，人便思之。[2](P1435)
这都说明郑桓公在出任司徒之时，“东土之人”、“河雒之间”的百姓对其十分拥戴。足见其曾居洛，并深得民心。既如此，郑桓公也能顺利的“寄帑与贿于虢、鄶间”为郑国的东迁作铺垫。
王子多父真正封为郑伯，则是在周幽王二年奉幽王之命,会同晋文侯讨伐鄫国，胜利之后，因功受封于郑父之丘。这样才建立了郑国。经过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对郑桓公称谓的变化及其“居洛”的记载是可信的。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值得商榷，那就是“郑父之丘”的位置。关于郑父之丘的方位史籍记载不详，考据其具体方位还需后来学者通过文献及考古资料来再详加考证。
三、伯士伐六济之戎时间与《古本》辑佚问题
通过表1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不论今、古本《竹书纪年》都有“伯士伐六济之戎”的记载。而《今本竹书纪年》将此事定于周幽王六年也就是公元前776年，而《古本竹书纪年》则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将“伯士伐六济之戎”的时间定在公元前780年或779年 。
不同版本《古本竹书纪年》虽然将此事发生的时间认定不同，但他们的年代依据都是以《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李贤在注中说这些记载见于《竹书纪年》。《西羌传》中相关原文如下：
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16](P1941)
《今本竹书纪年》对这些事也有相应的记载：
（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
六年，……西戎杀秦仲……
三十八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人灭姜邑。晋人败北戎于汾隰。
四十一年，王师败于申。
（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7](PP25-26)
《古本竹书纪年》的辑者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将秦仲为犬戎所杀定于宣王四年，伐太原戎之役定于发生在宣王三十一年，伐条之役定在宣王三十六年，伐申之役定在宣王三十九年。而《今本竹书纪年》则记载秦仲为犬戎所杀是在宣王六年，伐太原戎之役发生在三十三年，伐条之役在三十八年，伐申之役在四十一年。恰好，每事均晚于《古本竹书纪年》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所推定的时间两年。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秦庄公元年为宣王七年 [2](P373)，也就是说《史记》认为秦仲的卒年为宣王六年，同于《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也与《古本竹书纪年》推定秦仲卒年为宣王四年晚两年。
考察今、本《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在其他周王在位的时间里均没有这样问题，而唯独在周宣王的纪年中会出现这样有规律的差别。那么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相差的两年呢？
《史记?陈杞世家》记载：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2](P1311)
我们都知道周厉王奔彘那年就是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2年。再根据上述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以陈国幽公、釐公纪年的周厉王奔彘，到宣王即位的年表来。
表二
陈国纪年    公元纪年    史事
幽公十二年    前842年    周厉王奔彘
幽公二十三年    前831年    陈幽公卒
釐公元年    前830年    幽公子釐公孝立
釐公六年    前825年    周宣王即位
我们会发现这样排出的年表中周宣王即位年是在公元前825年，而不是传统史籍所记载的公元前827年。而且正好相差两年！
再说明这里相差的两年就是关于宣王纪年的记载中《古本竹书纪年》所推定的年代和《今本竹书纪年》及《史记》所记载的年代之间相差的两年的原因前，我们还要再探讨造成周宣王即位时间差异的原因。美国学者夏含夷认为这样的差异是由三年的丧期（实际是二十六个月）造成的。 [17](PP226-245)也就是说，周幽王死后，周宣王并没有立即即位，而是在三年的丧期（实际上是二试六个月）服满之后才正式即位。这样的解释颇有依据，这样就能解释周宣王实际即位年与史籍上记载相差两年的原因。
而关于宣王纪年的记载中《古本竹书纪年》所推定的年代和《今本竹书纪年》及《史记》所记载的年代之间相差的两年的原因则是由于辑录《古本竹书纪年》的人没有搞清周宣王年代的特殊性，造成对《后汉书?西羌传》的释读错误。《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记载的“X年之后……”的句式显然不是出自《竹书纪年》的原文，而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就其所见的《竹书纪年》内容的转述。因此“宣王立四年”也绝不是说“宣王四年”，而是宣王正式即位后的四年。因为周宣王纪年有特殊的两年偏差，所以这里的“宣王立四年”实际上是指周宣王六年。而辑录《古本竹书纪年》的学者不清楚这样的原因，而直接把“宣王立四年”当作“宣王四年”。这样才造成《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记载周宣王年代上相差两年的结果。
在考虑到周宣王年代的特殊性之后，再按照《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来推定，伯士伐六济之戎时间应当在周幽王五年。这样仍与《今本竹书纪年》中“（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的记载不同。最容易的解释是，写《后汉书》的范晔在转引《竹书纪年》的记载时把时间算错了。因为上面提到《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不是照录《竹书纪年》的原文，而是范晔对其的转述。更重要的是《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年代记载得到了其他独立史料的支持。《后汉书?西羌传》中的内容把秦伯父（也就是《史记》记载中的“世父”）被犬戎俘，与伐六济之戎之役定在了同一年。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世父被俘发生在秦襄公二年，即公元前776年，此年也正是周幽王六年。 而《今本竹书纪年》在这一年中还记载另一件事：“西戎灭盖。”王国维在其《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说：“乃‘犬丘’二字讹合为‘盖’字耳。” [18](P346)因此，这条记载实际上与犬戎破犬丘世父被俘是同一件事，在这一点上《今本竹书纪年》再次与《史记》的记载相契合。同时也可见《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确实见过《竹书纪年》的原本，所以他将“伯父被俘”与“伯士伐六济之戎”归于同一年中，只是在转引中对于时间的计算出错了。
通过上述对今、古本《竹书纪年》在记载“伯士伐六济之戎”年代差异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又一次验证了《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正确。而《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失实则是由于辑佚《古本竹书纪年》的学者没有能够对所据史料详加研究之故。同时我们还知道古籍在对《竹书纪年》原本的第一次转引时就有可能出现失误。那么学者在利用《古本竹书纪年》进行研究前更要对其详加考订，以免出错。
四、王子宜臼奔申的时间与《古本》中所引史料的问题
王子宜臼奔申是西周末年的一件重要的史事。《今本竹书纪年》中将其奔申的时间记载于幽王五年，即公元前777年：
（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7](P26)
而在《古本竹书纪年》中三位不同的辑者一致的把宜臼出奔定于幽王七年，即公元774年，与伯服被立为太子是同一年。辑者的根据是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疏引自《竹书纪年》的一段文字。
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19](P1474)
在王子宜臼出奔这件事中，孔颖达显然没有直接引用《竹书纪年》的原文。正如范祥雍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指出的，“‘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八字，疑乃孔疏引刘炫之按语，与下文‘以本非适，故称携王’相同”[20](P34)。也就是说“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和“以本非适，故称携王”是作《左传注疏》的孔颖达在《竹书纪年》引文中加入的自己的见解，用来解释《左传》记载中出现的“携王”这个名称。若仔细阅读这个文段，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没有明确的说明王子宜臼出奔和伯服被立发生在同一年。如果《古本竹书纪年》的辑者所认定的那样，上面的文段就表明宜臼出奔和伯服被立发生在同一年，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认定伯服被立同下面写的与幽王俱死于戏也发生在同一年。这样的推论显然是不对的。
而《今本竹书纪年》将此事记于幽王五年，虽不见于其他史籍。不过有一则旁证能证明《今本》的记载。《今本》在这一年还记有“皇父作都于向”一事。而《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皇父孔圣，作都于向”[21](P84)的诗句。这就说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录的幽王五年的史事绝非杜撰，而确有其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王子宜臼出奔这件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发生于幽王五年应是对的。
在此我们可知，《古本竹书纪年》所辑佚的内容并不全是《竹书纪年》原本的内容。其中可能包含着，所引史料的作者对其的加工和解释。这样一来，当《古本竹书纪年》的辑者试着利用这些材料来复原《竹书纪年》时，若对其不加以甄别就出现了将王子宜臼出奔和伯服被立发生列于同一年的错误。
结论
经过上述对于今、古本《竹书纪年》对于周幽王史事记载三处不同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今本竹书纪年》并不是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伪书。其中大多数史料应是可信的。更有可能《今本竹书纪年》保留了原本《竹书纪年》的真实面貌。这并不是说明《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绝对可靠。因为汲冢古书出土时已残破不堪，西晋的学者在整理编次时难免会出现错误。
而由晚清及现代学者重新所辑订的《古本竹书纪年》，其材料来源于古代文献对原本《竹书纪年》的转引。由于古代文本没有标点，我们很难判断作者是在直接引用，或是间接地对原文加工后来转述；同时古代文献的作者本身就有可能对《竹书纪年》的引注中出现错误，而近人在辑佚时考订不足，就会使得部分《古本竹书纪年》的史事排定与原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左。因此学者在引用《古本竹书纪年》的三个辑本前应须多加考证。
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古史时应重视《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不能因为前人视其为伪书，就视其毫无价值，而不加利用。《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大多史料因是可信的，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不是伪书，更重要的意义是可以利用《今本》的记载来补《古本竹书纪年》辑佚资料中因传抄、转引而带来的错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上述分析以后，也许我们更应该在对《今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重写《竹书纪年》，借此更进一步来还原中国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