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死亡村 村民为献血争相走后门

 核心内容：老张：你有时间跟人家那管你主事的献血的，你抽了你给他买一盒烟或者买点好吃的，买点东西，一共50块钱，除了采血费去五块，再给他们送礼，你不送礼到最后说你血不合格，最后把那什么丙肝不丙肝的，只要买盒烟大部分的都管进去的，那些护士。

凤凰卫视11月2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河南艾滋病村 3年因艾滋病去世40个年轻人

1981年，美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洛杉矶爆发了一种奇怪的肺炎，并且感染者都是男同性恋，随着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多，不仅仅是男同性恋，普通的人也开始患病，后来通过研究正式给这种病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艾滋病”。

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了大会，将每一年的12月1号定为世界艾滋病日，每到这个时候世界各地都会以各种方式来宣传防治艾滋病，中国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艾滋病的情况又到底如何呢，本周我们将会播出5集的纪录片《中国艾滋病实录》，通过镜头中的人物的故事，来为您讲述中国艾滋病的现状。

今天将会播出第一集《血之灾》。

解说：河南新蔡县县城向东行驶十几公里，便能来到一个叫张大庄的小村，它平静的外表下却有着另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称呼，艾滋病村。

据了解，目前住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感染了艾滋病。

张从斌（艾滋病感染者）：光那个1999年22岁的死了两，这些人都干过啥，卖血，是吧，在2000年又死了五六个吧，2001年死了四个，2002年死了八个，光我们这个东组，年轻人就死了将近有40。

解说：张从斌今年57岁，艾滋病感染者，1993年为了缴纳几百块钱的农村宅基地费，他曾十几次到县城里去进行有偿献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卖血”。2000年，他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

张从斌：你看我这院子里的草，我干就是发喘，一干心里就头晕、发喘，这草我都不能割，小孩不在家，我没办法。

解说：2006年，张从斌的老板因艾滋病去世了，子女也到外地打工去了，家里只有张从斌一人艰难度日，艾滋病对他的身体损害极大，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张从斌：房子坏了，你看那个角子上，都烂了。

解说：由于经济窘迫，坏了的房子至今仍然没有整修。上世纪90年代初，“有偿献血”产业在这里十分兴盛，大批农村到县城的采血点去献血，有些人因为家里急需用钱，也有些人则是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多赚点钱。

张从斌：卖血的原因就是为了交这个宅基款，交宅基费，三天，他规定三天时间交不上，他就要加倍地罚，罚钱，罚款，农村没办法了，只能去卖血。

解说：在当地，村里人普遍都拿不出钱，有些人能够从亲戚那里借点，而大多数都选择了去卖血，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水秀英夫妇也加入了卖血的行列。

水秀英（艾滋病感染者）：他回来一说，说你们这人穷不会都上新蔡去献血吗，卖一针四五十块，你怎么不去呢他说，就跟着那人一块去献血嘛，献血现在不就感染上了吗。

解说：在当时，去卖血的大多都是像水秀英这样的青壮年，这些人中感染艾滋病的很多都在这几年间陆陆续续的死去了，最近这两年水秀英的健康状况也恶化了很多，在阳光下呆一会就会感到头晕恶心，基本上无法干农活，有的时候身上还会起一些奇怪的疙瘩。

记者：这些是吗？

水秀英：这是，你看这都是，我以前没有。

记者：这些都是。

水秀英：恩，我以前没有，就是这二年。

解说：跟着水秀英，我们来到了村子后面的田地，在这片田里分布着大量的坟墓，将近一半以上都是这几年的新坟。

穿过一片玉米地，一座土坟出现在眼前，这里埋着的是水秀英的表妹。

记者：合葬的，这家人是因为什么死的啊？

水秀英：都是卖血，也都是感染俺这病了。

记者：这一家人都是，都是啊？

水秀英：啊，你像俺们这人惨得很啊，都是这，凡是死的年轻人都是染的这病。

记者：这一家几口啊？

水秀英：她不是，她两口啊。

记者：两口都是因为艾滋病。

水秀英：都是因为艾滋病。

解说：就在不远处，有一座水秀英不愿意去想起的坟墓，那里埋着她的丈夫。

水秀英：俺的当家的就是也有这病，有这病他一开始他也是感觉到，他可能没事，他抵抗力强些，他说他没事，没事他都不当一回事，上面发的药他也没吃，没几年就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俺那最大的才十几，公公婆婆都七八十了，我的负担重的很，要不是看在小孩的面上，我也不活了。

解说：在当时，人们根本不知道去卖血居然还有感染病毒的风险，只知道这是个来钱很快的活。

张从斌：当时卖吧，那个还很便宜，每卖一次血那是400毫升，两个大血袋子都这么大，那一个袋子是200毫升，两个袋子那是400毫升，卖了400毫升他只发给你四十五块钱，五十块钱他再扣五块的化验费。

解说：真正的危险就在于抽血的过程，当时的抽血并不仅仅是把血从人体里抽走那么简单。

张从斌：你去了他先化验，他用那个大针管，长长的针管扎到你这个胳膊上。

水秀英：他不是先在血管里面抽两袋，两袋，那我也记不清一袋血多少我也说不上来，抽了两袋血，抽了两袋血以后他拿一种什么东西把血清取走了。

张从斌：先把这个血采下来以后，然后袋子写上名字谁谁谁，写上名字以后拿到那个化验那个分离室，他另外隔了有一个套间，那边是分离室，搁到那个分离室里分离，经过分离机一分离呢，血清一下就是那个血渣一下的，他把那个血清提走了，把那个血渣又从这个血管里给你回到身上。

解说：被提走的血浆用作工业原料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而实际上病毒感染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在血浆分离机里完成的。

采血站违规操作 村民为献血争相走后门

老张（艾滋病感染者）：这院里的门诊都是原来的血站，原来没盖这个楼，最早的时候没有盖这个楼，现在盖这个楼了，在院里边房子都在那，采血室都是现在的护士室了。

记者：您怎么知道的？

老张：我在这献过血，不然我怎么知道的。

解说：出租车司机老张也是艾滋病感染者，由于长期服药产生了副作用，后脖子上隆起了一个很大的肿瘤。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民兵训练基地，这里曾是当年最大的采血站。

老张：当时大的很，当时那一个大院，进那个院里，进那个院里以后，这个院里全部是采血的。

记者：全部采血的。

老张：啊，光护士啥采血人员都几十。

记者：几十啊。

老张：恩，连采血的人，连当时都几十他们都在这里住的，天天采。

记者：住在这。

老张：住在这几年啊，采了几年啊。

解说：在当时，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卖几次血赚的钱都赶上往年一年的收入了，因此人们争相前去卖血，那时还流传着许多民谣来描绘卖血的景象。

张从斌：没钱花上血站，心里害怕不好验。

水秀英：胳膊一伸挨一针，给我一拳五十元。

张从斌：搞化验多麻烦，一回五块不管干，这是他们，这都是卖血的他没事，他想着胡说是吧，是的，他想说你这个化验费我一次都掏5块，你本来说给我50块钱，我才得到45，对吧。

解说：除了急需用钱的，也有不少人去卖血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电视机、缝纫机，有的还盖起了楼房，买了运输车，讨来了媳妇，看到此番景象，原来还在犹豫是否去卖血的人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各个采血点异常火爆，人满为患。

张从斌：你看那个血站一开围不透，你得排队，谁赶到后头了，那可说一句真难，谁夹一个队都不行。

老张：排队的人太多了，天天早晨来的人太多，你还得排队，还争不到手，有的还得走后门，为了献血还得走后门。

记者：怎么走后门？

老张：你认识这献血的，他给你挂个号，排号，一个一个号发号发号，就是这样的就让你先采嘛。

记者：还要送礼吗？

老张：你有时间跟人家那管你主事的献血的，你抽了你给他买一盒烟或者买点好吃的，买点东西，一共50块钱，除了采血费去五块，再给他们送礼，你不送礼到最后说你血不合格，最后把那什么丙肝不丙肝的，只要买盒烟大部分的都管进去的，那些护士。

解说：从张大庄到这个采血点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为了早早的来到这里卖血，村里的人常常会选择包车前往。

张从斌：你包这一个车去五个人去六个人，坐一个车上，一去一回来，每个人给他交5块钱，每人交5块，人看虽然说50块钱，化验费提走5块，包车他又要5块，你还落40块钱是吧。

解说：人多的时候，几辆三轮车一同从村子里开出，浩浩荡荡的奔向采血场。

张从斌：我们这个村就是说一去就去的人多，一开就开几个三轮，几个三轮拉几十个人，那边他就等到一起，比如说你我咱三个坐在一个车，还再都回来完以后这个车才能走。

解说：为了节省每天的路费，村里人还想出一个特别的办法。

水秀英：就睡到血站里不回来，就住那儿不回来，就住那儿不回来，就等于比如我今天去的，我今晚上不回来了，我明天还想再验。

张从斌：比如说那个地方有亲戚的，在亲戚们家里随便给你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就行了，在他那儿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到血站去了。

解说：在当时，新蔡县一共有三个大的采血站，分别在老武装部、南关医院，以及十里堡乡，很多人就是从这里走上了那条死亡之路的。

陈晓楠：在当时各个地方对于有偿献血都有一些特别的规定，有的地方规定每名献血者每周献血不得超过四次，每天不得超过两次，还有的规定年龄超过50岁的不能够供血浆，供血者男性体重不得少于50公斤，女性不得少于45公斤，必须是四肢无严重残疾的，还有的规定采血站不能够进行跨区的采血，如果需要的话，必须是由省级卫生部门来批准。

这种种的规定，无非就是要保证血液的质量，可是在那个近乎疯狂的血液经济年代，这些规定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解说：在当时，采血不仅没有严格的消毒措施，而且超标采血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张从斌：有些一星期都管抽个七八次的，还有十多次的，你像我，拿我来说一天都卖过两次，但是这个两次不是经常卖，基本上就是每天一次，隔个两三天的弄两次，他说我抽一针45，我抽两针这就90是吧，他是当时不顾及身体，就是想着说弄几个钱。

解说：一天采两次血在当时是严格禁止的，但对于张从斌来说，只要想卖总会能找到办法的。

张从斌：有的一天为什么搞两次呢，就是说到老武装部搞一次以后，再到南关人民医院，你因为在这里，光在这一个地方他不给你抽两次，他不给你抽两次，所以说南关人民医院又搞一个，就是北边搞了以后又到南边去搞，这样才能一天抽两回。

解说：他们往往要吃点好的补一补身体，以支持第二天继续去卖血。在当时很多人由于卖血次数太多，甚至出现了失血过多的症状。

张从斌：一上午干4个小时的活，你两小时都坚持不住，它就是干着因为啥呢，他心里它有反应，他恶心，想吐，眼发黑，头发晕，他就不能干了，有的干着干着活就歪到地里头就睡了。

解说：卖血市场越来越火爆，卖血的人越来越多，一个血站已经容纳不下庞大的卖血大军，于是新的采血点也像雨后春笋，其中有很多是连手续都不齐全的非法血站。

陈晓楠：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文件表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官办的“合法”血站就有270多家，非法的更是难以计数，而且更加致命的是在采血的过程当中，不体验、不化验、消毒不严格，多人共用一个针头的现象是随处可见，血站的经营管理相当混乱，上级监管也根本是形同虚设。

艾滋病村成“死亡之村” 感染者受歧视

解说：在张大庄，几乎每家都有人因感染艾滋病而去世，有些房屋因为主人全部死去，无人打扫而破败不堪，这里已经成了大家眼中的死亡之村。

张从斌：50岁以下的，30岁以上的，从2000年开始，从1999年开始，一直截止到现在还是死亡的非常多。

解说：2000年，在卖血过后的第七年，张从斌到新疆去打工，在这期间他的身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

张从斌：感冒、发烧、拉肚子，身上起皮疹，嘴上起那个，舌上起那个白泡泡，请医生看不好，到哪个医院看治不了。

解说：2003年，张从斌回到老家，在当地防疫站检测后被告知，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张从斌：俺农民无知，还不知道艾滋病叫啥名字，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所以说亲戚、朋友、邻居谁也给你不来往，好像就是说你是，你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你跟他们不一样了。

解说：艾滋病潜伏期普遍都在8到9年，感染艾滋病时的年龄越大，艾滋病发病的危险越大，其相应的潜伏期越短。

邹一鸣：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个体，他对同一个疾病的因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免疫力强的人，他可以长时间来控制病毒不发病，这个我们在研究上叫长期存活者，那么还有的就是很快的在短时间几年之内发病，我们叫快速进展者。

解说：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卖血不会对身体有太大影响，而张从斌对此却持有谨慎的态度，他坚决反对妻子去卖血。

张从斌：当时我为什么不叫她去卖呢，她因为她是个家庭主妇是吧，家里还有小孩，这个咱家务还需要她干是吧，我说的是不叫她去卖，她偷偷地去了，我那一段时间我上平兴去了，我去平兴去卖，为了这个家庭的困难，她偷偷地去卖了六次，结果这六次卖的感染上病了，她这个身体条件差，感染上病以后治不好，没办法了，2006年死亡了。

解说：而悲剧还远没有结束，死亡接二连三的在张从斌的家中发生。

张从斌：我是老二，我大哥是2004年不在了，也是艾滋病犯病了，到最后看不好了，死亡了，我四弟2009年不在了。

解说：死亡也开始在这个村子里蔓延，每家每户都有人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亡，张大庄也慢慢变成了人们口中的艾滋病村、死亡之村。

张从斌：一说死人就是张大庄，一说死人就是张大庄，一天能抬出去俩三个，他们能会不知道吗对吧。

解说：在外人的眼中，张大庄已经和艾滋病以及死亡画上了等号，不再有人愿意来到这里，经过这个村子的时候都要绕着走，甚至连这里种的农作物在市场上都卖不出去。

张从斌：好朋友、好亲戚，你比如说亲姑表弟兄，亲姨亲姑他就不来了，来他怕呀，我跟你亲戚还是亲戚，我就是不到你家去了是吧，我到你家去我在你那儿坐一会儿，他感觉着怕感染上艾滋病，是吧，他怕感染上艾滋病，所以说亲戚朋友没来往，邻居不上门。

解说：由于屡屡遭到歧视，村里人也渐渐地和外界断绝了联系，水秀英在感染了艾滋病后，就从未踏出过这个村子半步。尽管水秀英的三个孩子并未感染艾滋病，但也同样深受歧视。大儿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由于父母是艾滋病的缘故，他很难找到对象。

水秀英：俺孩子咋不埋怨，就是说俺妈你咋想着去卖血啊，咱就是再穷，你不能去卖血啊，我说我也没想的能会感染这病，要感染这病我说，咱就是去要饭，再穷我说咱去要饭咱也不去卖，这感染上了你后悔也晚了，你说咋弄呢。

解说：丈夫死后，水秀英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生活和精神的压力折磨着她，如今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干不了农活，每天她只能坐在屋子里，看着生命迅速的流逝。

水秀英：我为了俺孩子，我不舍得死，孩子没爹，我说没爸多可怜，再没妈不更可怜嘛。

天天我自己也劝我自己，我说为了小孩，我也得坚持活下去，我看着一个个的三个小孩都成了家了，才能放心，我死的也安心，暂时小孩小，我伺候俩小孩，对不起小孩，感觉到死了对不起小孩，对不起老的，上有老下有小，感觉到对不起，良心上过不去。

解说：随着近些年对于艾滋病防治宣传力度的加大和深入，当地人对于艾滋病也有了相对全面的认识，张大庄以往遭到的歧视也渐渐地有所缓和，而国家出台的相应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邹一鸣：从2003年开始，我们由温总理宣布代表政府宣布的，国家的我们艾滋病防治的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也就是说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免费母婴阻断，对艾滋病的家庭儿童的话都是免学费的，另外我们当时农村也没有低保，也没有社会救济，又给他们提供关怀，提供低保，当时叫四免一关怀。

当然这样一个政策的话，它的惠及面也是越来越大了，现在我们整个艾滋病的人群都有这样一种政策。

陈晓楠：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8年开始实施的时候，无偿献血总量只占全国临床用血的22%，而且大部分是来自单位计划献血，仅有5.5%来自个人自愿献血，而仅仅过了六年，全国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的比例就上升到了91%，其中个人自愿无偿献血的比例上升到72%，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个比例现在也每年都在上升。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曾经那些问题血液也影响到了大量的输血者，很多人因此感染艾滋病，血液所带来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艾滋病的防治仍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话题。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明天我们将会播出中国艾滋病实录的第二集《毒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