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大同书》

转载

康有为

南海

戊戌变法

地方自治

光绪皇帝

文化

康有为与《大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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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

生卒年月　　

    出生：咸丰八年（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南海丹灶镇苏村：

　　逝世：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31日^[1]） 逝世于山东青岛

人物概况

主要著作

大同书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

》《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卒年七十。

早年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上书光绪

光绪帝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入仕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马关条约签署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组织强学会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

强学会

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创办报刊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酝酿变法

梁启超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反对变法的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

谭嗣同

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

戊戌变法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反对派发动“戊戌政变”，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变法，前后一百零三天，又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道出了革命的残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人物生平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慈禧太后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康有为以其所处的时代，先行看到了国家的危机，并进行了大胆尝试，为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

人物思想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

思想定性

    对康有为以及对由他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定性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结果更是百家争鸣。这里引用《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根本属性》（王建辉著，安徽师范大学2008年度“学术月”论文一等奖）：“19世纪末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不能据此就套用理论，给这一时期的这个变革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给那个运动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更不能因为客观的进步作用而不正视变革人物主观的落后性。带理论去分析历史是一种方法，客观分析历史得出新的理论是一种研究。制度的变革除了经济基础的推动，也需要文化上的适时更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有时并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层建筑的飞跃。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渗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队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并且，之后在“一战”中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这个资本主义力量作为推动上层建筑的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氛围下，把戊戌变法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可疑的。作为这场革命指导理论的康有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义为主导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个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这里只作为一种参考。）

赋税思想

    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我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个人贡献

    历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历史时代却可能有相似的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一样，都处在社会政治与法制的转型时期。因此，研究过去100年宪法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宪法学和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上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历史上，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仍然应当重视。

一、康有为对中国宪法发展的贡献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 ,他的立宪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 ,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 40 0 0余年 ,不可谓没有法 ,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 ,但是法自君出 ,权尊于法 ;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 ,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 ;引礼入法 ,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 ,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 1 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 ,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 ,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 ,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① 因此 ,“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 ,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 ,② 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 ,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 ,直至清末立宪 ,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 ,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 ,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反对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

    在康有为时代以前 ,中国只有朝代更替 ,从无政体之变。自康有为始 ,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体受到挑战。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 ,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 ,并民主亦不立。”又说 ,“君臣一伦 ,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 ,有人立之法 ,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 ,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 ,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 ,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 ,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 ,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 ,他提倡虚位君主 ,类似于英国。③ 戊戌变法时期 ,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90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 ,康有为还分析说 ,(法国与日尔曼 )两国之创同时 ,而强弱异形于后 ,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④

　　有人认为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提倡君主立宪 ,是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 ,实际上是维护封建专制。⑤ 笔者以为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后 ,康有为虽然主张君主立宪 ,但是所谓虚位君主 ,“名是皇帝 ,实非皇帝” ,君主的权限由宪法规定 ,“宪法全由资政院起草决议 ,则全由民权共和至明” ,并且宪法是“一国最上法、最高权”。⑥ 在这一设计当中 ,专制政体下皇帝的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和军权都已有名无实 ,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相比 ,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他反对革命派的共和政体 ,称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 ,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民主共和与虚君共和同样是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表现形式。从宪政发展史的角度看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肇始于英国 ,其主要特征就是确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这种君主立宪制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直到今天 ,其历史意义是不应也无法否认的。因此 ,忽视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特征而断言康有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思想的反时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视了其所处的时代特征 ,是一种以今人之观念强求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提倡权力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

    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⑧ 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 ,就曾经明确提出 :“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 888年前 )当中 ,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 ,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 ,凡地球古今之人 ,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⑨ 他认为 :“以一顺一逆立法 ,凡使地球古今之人 ,有彼能逆制人 ,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 ,居于其下 ,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⑩ 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 ,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 ,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 :“泰西论政 ,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 ,有议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 ,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 ,行政者譬为手足 ,司法者譬如耳目 ,各守其官 ,而后体立事成。” ⑾ 同时 ,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 ,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 ,小官太疏也。” ⑿

　　宪法中“分权与制衡”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最高统治权按类别和职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 ,分别由独立的机关负责 ,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分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从康有为后来的变法实践和政论看 ,他对三权分立专门的论述不多。但是 ,他倡导议会政治 ,实际上是分君主之集权 ;提倡地方自治 ,则是主张地方分中央之集权。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 ,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 ,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 ,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 ,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 ,人生来平等 ,同时又充满差异性 ,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 ,有自主权 ,应当“以平等之意 ,用人立之法” , ⒀ 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 (治事门、论人公法 ) ,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 (引说一条 )中 ,他论述道 :“民之立君者 ,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 ,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 ,皆可统称为君”。⒁ 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 ,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 ,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 :“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 ,而不听民自治” ,“立法之意但以为国 ,非以为民 ,但求不乱 ,非以求治。…… (因此 )有大官而无小官 ,有国官而无乡官 ,有国政而无民政 ,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 ,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 ,“但古者 ,乱世封建其一人 ,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 ,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 ,听民自治 ,听众公议 ,人人自谋其公益 ,则地利大辟 ,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 ,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 ,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 ,或名曰邑 ,……” ⒂ 等具体设计。在当时 ,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 ,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 ,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 ,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 ,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⒃ 和地方规范 ,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

　　需要指出的是 ,康有为虽然提倡地方自治 ,却始终反对联省自治 ,维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1920年 ,军阀混战 ,各地方纷纷独立 ,有人以美国、德国实行联邦制而富强 ,提出联省自治的理论。对此 ,康有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美国、德国之所以实行联邦制在于其建国之前 ,本为“久远分立之邦” ,实行联邦制恰恰是为了统一。而中国自汉以后 2000年 ,皆以统一立国 ,采联省自治 ,实则分邦裂土 ,“非自治而冒名自治” ,实则军阀专制、“只有割据之军治 ,而民治无自而生 ,故军阀未除 ,自治二字不必假用”。⒄ 康有为的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后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二、康有为宪法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 ,尽管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 ,但是 ,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 ,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 ,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 ,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 ,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 ,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 ,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 ,即生存问题。但是一方面 ,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问题的挑战。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方式 ,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熟 ,渐进的、调和的保守主义改革思想遭受更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战 ,尤其是满族官员十分担心丧失既得权力 ,而人数众多的汉族则不满于长期以来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 ,非常深刻地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 ,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 ,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⒅ 虽然有人称康有为属于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但是迄今为止 ,几乎还没有确凿可信的史实足以证明 ,在戊戌变法以前就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⒆ 实际上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来源于中国 1 9世纪转型期的特殊阶层 ,他们虽然反对专制体制 ,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阶层 ,因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专制体制中的开明官僚。正因为如此 ,改良派为推动立宪所采取的行动具有软弱性。戊戌变法以前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投靠帝党 ,而帝党由于缺乏实力 ,随时准备与守旧派妥协 ,从而导致“新政”失败。戊戌变法之后 ,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内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 ,康有为又因主张帝制和复辟而不容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 ,始终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三 ,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 ,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 ,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 ,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 ,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 ,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 ,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 ,维护旧体制。因此 ,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 ,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 ;另一方面 ,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 ,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英国的不成文宪法。 ⒇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传统 :民权传统和君权传统 ,仅仅把它们统一在“法治主义”或者“宪法”的规范秩序当中。实际上 ,资产阶级宪法之不同于“古典”的 (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时代 )的宪法 ,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宪法的精神不同。例如 ,激进的潘恩就十分强调宪法一词的政治意义 ,认为宪法不仅规范政府的组织形式 ,更是保护民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的立法。21 康有为虽然认识到民权的价值 ,但是在权利的实现与权力的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 ,他就难免要为“效率”牺牲原则。例如 ,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论议院书》中 ,康有为说 :“君犹父也 ,民犹子也 ,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 ,问一家之中 ,婴孩十数 ,不由父母专主之 ,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 ,自学之 ,能学成否乎 ?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 ,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若雷厉风行 ,三月而规模成 ,二年而成效著”。22 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 ,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 ,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 ,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 ,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 ,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 ,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 ,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

三、康有为立宪思想的来源

    休?塞西尔认为 ,英国近代保守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 ,即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撇开“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不论 ,分析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发展可以发现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 :孔教传统与“同治情结”。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 ,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 ,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1 879年 ,康有为结识张鼎华 (字延秋 ) ,这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 ,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 ,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 ,并“薄游香港 ,览西人宫室之环丽 ,道路之整洁 ,巡捕之严密 ,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23 光绪八年 (1 882年 ) ,康有为自京应试返南海 ,“尽释故见”、开始“大讲西学”。康有为这一时期所接触的西学 ,仍然以游记和历史为主 ,并没有使他放弃儒家正统观念 ,而是对传统的儒教进行了“扬弃” ,做《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汤志钧在评价近代经学在中国的地位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 :“把封建经学进行改造 ,……冲荡了封建势力 ,促进了思想解放。……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中体’ ,也只能说要‘西用’ ;资产阶级由‘革政’到‘革命’ ,也和儒家经学有关。经学的改造 ,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而经学在近代中国还能起它‘改造’的作用 ,又说明它的传统影响还是很深。” 24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 ,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 ,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 ,指出 :“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 :一曰势 ,一曰俗。二者既异 ,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 ,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 ,深入于人心 ,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25

　　不然 ,由今之法 ,不能一辛亥革命后 ,他更痛心疾首地谴责 :“今之共和 ,非革清朝之命 ,实革孔子圣教之命 ,黄帝民族之命 ,故可惊可痛 ,莫此为甚也。窃惟方药不论补泻 ,惟在能起沉疴 ;政体不论君民 ,惟在足以立国。盖身有老少强弱之异 ,决无万应之单方 :国有历史风俗之殊 ,,难全从人而舍己。若误行之 ,可以死亡。今中国群医之误 ,几以共和之方杀中国 ,成效已毕见矣”。26又说 :“万国礼教主无不跪 ,中国民不拜天 ,不奉耶、会 ,又不拜孔子 ,留此膝何为 ?” 27 这和他后来“引孔入宪”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 ,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 92 7年 )中 ,康有为称 :“臣海滨鄙人 ,文质无底 ,虽十三世为士 ,而门非华腴 ,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 ,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 ,谕臣专折奏事 ,由是感激 ,竭尽愚忠。”28 此后 ,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 ,康有为强烈反对 ,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 ,是一种自我“革政” ,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 ,懋勤殿也罢 ,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 ,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 ,29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 ,帝制既已被推翻 ,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 ,直至策动复辟 ,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最后 ,辛亥革命以后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也使康有为对共和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后 ,军阀混战、各派轮流执政 ,康有为曾感慨万千地说 :“吾用法国责任内阁之制 ,则总统、总理日相争轧 ,黎宋卿、冯华甫、徐菊人之与段祺瑞 ,至于之战德国、战湖南。甚至于军事二十一条与日本为争具 ,前几亡国 ,后起争裂 ,幸而德败美胜 ,日本解约 ,否则中国亡之久矣。此法国共和制之不可行也。瑞士七总裁制广东行之 ,岑、伍、孙、唐争祸至今 ,瑞制又不可行矣。……十二年来号称共和 ,而实共争、共乱、共杀 ,以召共管而已”。30 因此 ,他认为民国是以“秦始皇专制之戮 ,而冒称共和 ,……。”31 本来就对君主制存有怀旧之心的康有为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政治现实 ,再次对民主共和制失去信心 ,转而支持复辟帝制 ,反对当时的民主共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 ,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32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 ,从历史上看 ,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 ,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 ,建立新的人生观 ,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33 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 ,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 ,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 ,但是作为一种方法 ,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 ,并兼顾本国国情的思路 ,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 。

四、康有为的书学思想

    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事实上，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想象奇特，辞采瑰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

袁世凯

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目前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象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综合来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近代书法领域内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大同书

    康有为在《大同书》所表现的社会理想与欲实施的政治纲领,受到历代知识界人士的关注,它的影响甚至远及于海外。在其早年尚不肯将此书稿示人、只在与弟子或同道人论及“大同”宗旨之时,听讲者已无不印象深刻、反应强烈。他的弟子梁启超曾多次言及此书:1920年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概括出十余条《大同书》的主要内容,谓其书“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可见此书在梁启超心目中地位的重要。

内容简介　　

    "写了《大同书》，……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大同书》，清末康有为撰。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尤其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幼学的生涯给他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同时，在和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他又认识到中国封建知识结构的陈旧，进而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于是他积极地向西方学习，探索用一条新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社会，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使国家和民族能够富强起来，能够抵御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进攻，进而能够与它们平起平坐，同列于世界大国。1894年，中法战争开始，康有为为了躲避战争带来的兵祸而回到广东家乡，在家乡“耳闻皆勃?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下层的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生活在双重阴影下。

　　本来农民就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没有保障，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地位，而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他们仅仅拥有的一点生活的稳定和平静，更是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人们仍然对美好的生活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幻想着有一个让他们可以放心的大同社会。农民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美丽的幻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康有为，他积极地思考，探索一条挽救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894年，他着手开始写《大同书》的目的，是要为幼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指示一条出路。一方面，他利用和发挥公羊学的三世说，为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的历史观，比起地主阶级的复古主义和循环论来，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已经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那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本身充满了怀疑，感到本阶级前途渺茫，所以，康有为想绕过阶级斗争，不主张革命，而提倡一种改良主义来达到“大同”的社会。

　　《大同书》共分十部，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序编排，每部又分若干章不等，全书共59章。

　　在本书中，康有为依据公羊派的三世说，结合《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以及基督教博爱自由平等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又加上道听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了一个大同的世界。所以，康有为把此书命名为《大同书》。

　　康有为首先揭示了人类在种种不平等制度下所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他认为“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不可穷计之。”人的苦恼是人自己都难以想像，难以算计的，于是，康有为粗略统计如下：“人生之苦七，天灾之苦八，人道之苦五，人治之苦五，人情之苦八，人所尊尚之苦无。”且不用详细知晓，单看这些笼统的名目，我们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世之苦，无处无时无人不在。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愿意受苦，人都是趋乐的，但是“既生乱世，目击苦道”，所以康有为“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康有为要救人出于人世之苦，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他所提倡的目标呢？

　　在本部的末尾，康有为写道：“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进而，他指出什么叫九界。“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既然，苦的根源是九界，所以康有为说：“何以救苦？知病即药，破除其界，非其缠缚……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那么，在本书的第二至第十部，分别详细记述了怎样破除九界。

　　一去国界，消灭国家；二去级界，消灭等级；三去种界，同化人种；四去形界，解放妇女；五去家界，消灭家庭；六去产界，消灭私有制；七去乱界，取消各级行政区划，按经纬度分度自治，全球设大同公政府；八去类界，众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极乐。他极尽赞美之词讴歌大同世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劳动，劳动最光荣：“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劳动者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其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也。”

　　在本书己部中，他详细设计了大同世界中社会为妇女、儿童、老人兴办的福利教育事业。

　　例如在本部的第四章“小学院”中写道：“凡人自六岁即离育婴院而入于此，至十岁而止。或人智愈开，人脑愈?，则自五岁至九岁，亦可随时议定。”并且指出“此院司理及增长率皆为女子，号曰女传……女传非止教也，实兼慈母之任。”在课程安排上，康有为认为“大同世文与语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简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级随时议而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已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关于课程设制的观念，指出“图画雏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备，既使开其知识，且须多为仁爱之事以感动其心，且以编入学课中，使之学习。若夫金木、木工、范器、筑场既合童性之嬉，即资长大之业，童而熟习，长大忘形，尤于工艺易精也。”康有为的这些关于小学教育的理论观点，无疑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是比较进步的。

　　在壬部中，对这个“极乐世界”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种种细支末节，也尽情地做了一番描绘。譬如，谈到吃肉，康有为写道“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其时新术并出，必能制妙品，足以代鸟兽之肉而补益相同者，且美味尤过者。当是时，人之视鸟兽之肉犹粪土也，不戒杀而自能戒矣，其视牛、马、犬、猫如今之视奴仆，亲之、爱之、怜之、恤之、用之，而衣之，食之，斯为大同之至仁乎！”。谈到当代吃的问题，又说“当代肉妙品未出之先，必不能绝肉食也，于是量全地之所食，而牧部量地畜牧而供之，其杀之也，以电机杀之，不使其有呼号痛苦之苦……”

　　康有为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有的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幼稚可笑，但是，在当时却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极尽的天真的向往，是一种充满了希望的革新。

　　康有为在本书中提出来的“均产”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指出了私有制给人们造成的种种弊害，进一步肯定了公工、公农、公商对于独工、独农、独商的优越性，描绘了一幅公有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景。他认为“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工作行大同则工商业相争，将成国乱”，“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强物”。这种“均产”的说法，比起私有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他也朦胧地看到了当时正在时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经济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人性的卑劣和社会财富的浪费，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罪恶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康有为早年提出来的这种大同理想，不仅具有民主主义的精神，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但是，康有为是主张改良主义的，他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所以，虽然他写了《大同书》，但他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例如，谈到如何消灭私有制，他说：“此事甚易”，自“明男女人权始”，以至“自去人之家终”，而这实际上是拿资产阶级的平等来顶替社会革命。他所设计的太平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加上一些个人的幻想而已。他认为当时中国远未脱离乱世，而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升平世或接近太平世。去国界的太平世公政府，不过“若美国、瑞士之制是也。”他所谓的去国界，实际上是废除各国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谓去级界，实际是消灭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去家界，实质是消灭封建家族制度。至于说如何去国界，他说：“夫方今各国平等对立，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国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又说“日本若君权坠而改共和，则国势亦危……”又暗示中国只能实行君主主宪制，这是一种改良主义心中的“大同社会”。

　　《大同书》充分展示了康有为的社会理想，他为此非常自豪，曾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然而，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尤其这本书中涉及到君主制改革问题，触及到当权派，所以，变法失败后，《大同书》不可避免地被查禁了。

图书目录

　　前言

　　甲部 人世界观众苦

　　绪言 人有不忍之心

　　第一章 人生之苦

　　第二章 天灾之苦

　　第三章 人道之苦

　　第四章 人治之苦

　　第五章 人情之苦

　　第六章 人所尊尚之苦

　　乙部 去国界合大地

　　第一章 有国之害

　　第二章 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

　　第三章 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

　　第四章 立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

　　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

　　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

　　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

　　第一章 妇女之苦总论

　　第二章 论妇女之苦古今无救者

　　第三章 女子最有功于人道

　　第四章 论男女贵贱不在身体脑度

　　第五章 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类之不得已

　　第六章 女为男私属，于是伸男抑女

　　第七章抑女有害于立国传种，宜解禁变法，升同男子，乃合公理而益人种

　　第八章 女子升平独立之制

　　第九章 男女听立交好之约，量定限期，不得为夫妇

　　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人本院

　　第三章 育婴院

　　第四章 小学院

　　第五章 中学院

　　第六章 大学院

　　第七章 恤贫院

　　第八章 医疾院

　　第九章 养老院

　　第十章 考终院

　　庚部 去产界公生业

　　第一章 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

　　第二章 工不行大同则工党业主相争，将成国乱

　　第三章 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殄物

　　第四章 独农与公农之比

　　第五章 独商与公商之比

　　第六章 独工与公工之比

　　第七章 公农

　　第八章 公工

　　第九章 公商

　　第十章 总论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

　　辛部去乱界治太平

　　第一章 公地为百度

　　第二章 全地通同

　　第三章 地方分治以度为界

　　第四章 全地大同公政府政体

　　第五章 各度政府政体

　　第六章 公通

　　第七章 公辟

　　第八章 地方自治

　　第九章 公金行

　　第十章 竞美

　　第十一章 奖智

　　第十二章 奖仁

　　第十三章 学校

　　第十四章 刑措

　　第十五章 四禁

　　壬部去类界爱众生

　　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第一章 治教以去苦求乐

　　第二章 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及其他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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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同书》系康有为主要著作之一，今据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整理，与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本互校，参以《不忍》杂志本.堪称至今最为丰赡的版本。《大同书》融会儒家的大同说与基督教的“平等”观，吸纳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建设一个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和构想，颇具想象力。其立意高远.文辞丰赡，不少新奇可喜的主张颇具思想深度.如妇女解放、奴隶解放、取消国界、取消阶级、政府议会化，堪称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

作者简介

    康有为（1858一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光绪朝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书法家。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图强，与粱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变法制造舆论。1898年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去失败后，流亡国外。其后,他思想日趋保守，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反对共和，后半生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述近千万言。

(本文23442个字)

，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

生卒年月　　

    出生：咸丰八年（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南海丹灶镇苏村：

　　逝世：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31日^[1]） 逝世于山东青岛

人物概况

主要著作

大同书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

》《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卒年七十。

早年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上书光绪

光绪帝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入仕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马关条约签署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组织强学会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

强学会

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创办报刊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酝酿变法

梁启超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反对变法的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

谭嗣同

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

戊戌变法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反对派发动“戊戌政变”，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变法，前后一百零三天，又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道出了革命的残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人物生平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慈禧太后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康有为以其所处的时代，先行看到了国家的危机，并进行了大胆尝试，为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

人物思想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

思想定性

    对康有为以及对由他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定性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结果更是百家争鸣。这里引用《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根本属性》（王建辉著，安徽师范大学2008年度“学术月”论文一等奖）：“19世纪末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不能据此就套用理论，给这一时期的这个变革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给那个运动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更不能因为客观的进步作用而不正视变革人物主观的落后性。带理论去分析历史是一种方法，客观分析历史得出新的理论是一种研究。制度的变革除了经济基础的推动，也需要文化上的适时更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有时并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层建筑的飞跃。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渗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队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并且，之后在“一战”中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这个资本主义力量作为推动上层建筑的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氛围下，把戊戌变法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可疑的。作为这场革命指导理论的康有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义为主导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个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这里只作为一种参考。）

赋税思想

    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我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个人贡献

    历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历史时代却可能有相似的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一样，都处在社会政治与法制的转型时期。因此，研究过去100年宪法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宪法学和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上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历史上，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仍然应当重视。

一、康有为对中国宪法发展的贡献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 ,他的立宪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 ,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 40 0 0余年 ,不可谓没有法 ,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 ,但是法自君出 ,权尊于法 ;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 ,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 ;引礼入法 ,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 ,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 1 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 ,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 ,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 ,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① 因此 ,“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 ,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 ,② 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 ,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 ,直至清末立宪 ,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 ,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 ,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反对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

    在康有为时代以前 ,中国只有朝代更替 ,从无政体之变。自康有为始 ,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体受到挑战。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 ,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 ,并民主亦不立。”又说 ,“君臣一伦 ,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 ,有人立之法 ,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 ,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 ,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 ,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 ,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 ,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 ,他提倡虚位君主 ,类似于英国。③ 戊戌变法时期 ,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90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 ,康有为还分析说 ,(法国与日尔曼 )两国之创同时 ,而强弱异形于后 ,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④

　　有人认为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提倡君主立宪 ,是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 ,实际上是维护封建专制。⑤ 笔者以为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后 ,康有为虽然主张君主立宪 ,但是所谓虚位君主 ,“名是皇帝 ,实非皇帝” ,君主的权限由宪法规定 ,“宪法全由资政院起草决议 ,则全由民权共和至明” ,并且宪法是“一国最上法、最高权”。⑥ 在这一设计当中 ,专制政体下皇帝的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和军权都已有名无实 ,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相比 ,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他反对革命派的共和政体 ,称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 ,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民主共和与虚君共和同样是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表现形式。从宪政发展史的角度看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肇始于英国 ,其主要特征就是确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这种君主立宪制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直到今天 ,其历史意义是不应也无法否认的。因此 ,忽视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特征而断言康有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思想的反时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视了其所处的时代特征 ,是一种以今人之观念强求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提倡权力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

    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⑧ 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 ,就曾经明确提出 :“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 888年前 )当中 ,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 ,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 ,凡地球古今之人 ,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⑨ 他认为 :“以一顺一逆立法 ,凡使地球古今之人 ,有彼能逆制人 ,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 ,居于其下 ,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⑩ 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 ,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 ,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 :“泰西论政 ,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 ,有议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 ,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 ,行政者譬为手足 ,司法者譬如耳目 ,各守其官 ,而后体立事成。” ⑾ 同时 ,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 ,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 ,小官太疏也。” ⑿

　　宪法中“分权与制衡”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最高统治权按类别和职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 ,分别由独立的机关负责 ,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分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从康有为后来的变法实践和政论看 ,他对三权分立专门的论述不多。但是 ,他倡导议会政治 ,实际上是分君主之集权 ;提倡地方自治 ,则是主张地方分中央之集权。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 ,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 ,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 ,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 ,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 ,人生来平等 ,同时又充满差异性 ,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 ,有自主权 ,应当“以平等之意 ,用人立之法” , ⒀ 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 (治事门、论人公法 ) ,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 (引说一条 )中 ,他论述道 :“民之立君者 ,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 ,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 ,皆可统称为君”。⒁ 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 ,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 ,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 :“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 ,而不听民自治” ,“立法之意但以为国 ,非以为民 ,但求不乱 ,非以求治。…… (因此 )有大官而无小官 ,有国官而无乡官 ,有国政而无民政 ,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 ,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 ,“但古者 ,乱世封建其一人 ,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 ,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 ,听民自治 ,听众公议 ,人人自谋其公益 ,则地利大辟 ,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 ,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 ,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 ,或名曰邑 ,……” ⒂ 等具体设计。在当时 ,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 ,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 ,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 ,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 ,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⒃ 和地方规范 ,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

　　需要指出的是 ,康有为虽然提倡地方自治 ,却始终反对联省自治 ,维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1920年 ,军阀混战 ,各地方纷纷独立 ,有人以美国、德国实行联邦制而富强 ,提出联省自治的理论。对此 ,康有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美国、德国之所以实行联邦制在于其建国之前 ,本为“久远分立之邦” ,实行联邦制恰恰是为了统一。而中国自汉以后 2000年 ,皆以统一立国 ,采联省自治 ,实则分邦裂土 ,“非自治而冒名自治” ,实则军阀专制、“只有割据之军治 ,而民治无自而生 ,故军阀未除 ,自治二字不必假用”。⒄ 康有为的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后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二、康有为宪法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 ,尽管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 ,但是 ,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 ,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 ,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 ,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 ,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 ,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 ,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 ,即生存问题。但是一方面 ,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问题的挑战。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方式 ,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熟 ,渐进的、调和的保守主义改革思想遭受更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战 ,尤其是满族官员十分担心丧失既得权力 ,而人数众多的汉族则不满于长期以来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 ,非常深刻地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 ,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 ,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⒅ 虽然有人称康有为属于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但是迄今为止 ,几乎还没有确凿可信的史实足以证明 ,在戊戌变法以前就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⒆ 实际上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来源于中国 1 9世纪转型期的特殊阶层 ,他们虽然反对专制体制 ,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阶层 ,因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专制体制中的开明官僚。正因为如此 ,改良派为推动立宪所采取的行动具有软弱性。戊戌变法以前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投靠帝党 ,而帝党由于缺乏实力 ,随时准备与守旧派妥协 ,从而导致“新政”失败。戊戌变法之后 ,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内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 ,康有为又因主张帝制和复辟而不容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 ,始终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三 ,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 ,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 ,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 ,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 ,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 ,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 ,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 ,维护旧体制。因此 ,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 ,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 ;另一方面 ,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 ,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英国的不成文宪法。 ⒇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传统 :民权传统和君权传统 ,仅仅把它们统一在“法治主义”或者“宪法”的规范秩序当中。实际上 ,资产阶级宪法之不同于“古典”的 (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时代 )的宪法 ,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宪法的精神不同。例如 ,激进的潘恩就十分强调宪法一词的政治意义 ,认为宪法不仅规范政府的组织形式 ,更是保护民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的立法。21 康有为虽然认识到民权的价值 ,但是在权利的实现与权力的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 ,他就难免要为“效率”牺牲原则。例如 ,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论议院书》中 ,康有为说 :“君犹父也 ,民犹子也 ,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 ,问一家之中 ,婴孩十数 ,不由父母专主之 ,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 ,自学之 ,能学成否乎 ?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 ,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若雷厉风行 ,三月而规模成 ,二年而成效著”。22 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 ,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 ,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 ,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 ,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 ,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 ,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 ,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

三、康有为立宪思想的来源

    休?塞西尔认为 ,英国近代保守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 ,即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撇开“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不论 ,分析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发展可以发现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 :孔教传统与“同治情结”。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 ,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 ,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1 879年 ,康有为结识张鼎华 (字延秋 ) ,这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 ,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 ,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 ,并“薄游香港 ,览西人宫室之环丽 ,道路之整洁 ,巡捕之严密 ,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23 光绪八年 (1 882年 ) ,康有为自京应试返南海 ,“尽释故见”、开始“大讲西学”。康有为这一时期所接触的西学 ,仍然以游记和历史为主 ,并没有使他放弃儒家正统观念 ,而是对传统的儒教进行了“扬弃” ,做《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汤志钧在评价近代经学在中国的地位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 :“把封建经学进行改造 ,……冲荡了封建势力 ,促进了思想解放。……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中体’ ,也只能说要‘西用’ ;资产阶级由‘革政’到‘革命’ ,也和儒家经学有关。经学的改造 ,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而经学在近代中国还能起它‘改造’的作用 ,又说明它的传统影响还是很深。” 24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 ,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 ,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 ,指出 :“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 :一曰势 ,一曰俗。二者既异 ,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 ,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 ,深入于人心 ,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25

　　不然 ,由今之法 ,不能一辛亥革命后 ,他更痛心疾首地谴责 :“今之共和 ,非革清朝之命 ,实革孔子圣教之命 ,黄帝民族之命 ,故可惊可痛 ,莫此为甚也。窃惟方药不论补泻 ,惟在能起沉疴 ;政体不论君民 ,惟在足以立国。盖身有老少强弱之异 ,决无万应之单方 :国有历史风俗之殊 ,,难全从人而舍己。若误行之 ,可以死亡。今中国群医之误 ,几以共和之方杀中国 ,成效已毕见矣”。26又说 :“万国礼教主无不跪 ,中国民不拜天 ,不奉耶、会 ,又不拜孔子 ,留此膝何为 ?” 27 这和他后来“引孔入宪”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 ,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 92 7年 )中 ,康有为称 :“臣海滨鄙人 ,文质无底 ,虽十三世为士 ,而门非华腴 ,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 ,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 ,谕臣专折奏事 ,由是感激 ,竭尽愚忠。”28 此后 ,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 ,康有为强烈反对 ,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 ,是一种自我“革政” ,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 ,懋勤殿也罢 ,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 ,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 ,29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 ,帝制既已被推翻 ,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 ,直至策动复辟 ,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最后 ,辛亥革命以后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也使康有为对共和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后 ,军阀混战、各派轮流执政 ,康有为曾感慨万千地说 :“吾用法国责任内阁之制 ,则总统、总理日相争轧 ,黎宋卿、冯华甫、徐菊人之与段祺瑞 ,至于之战德国、战湖南。甚至于军事二十一条与日本为争具 ,前几亡国 ,后起争裂 ,幸而德败美胜 ,日本解约 ,否则中国亡之久矣。此法国共和制之不可行也。瑞士七总裁制广东行之 ,岑、伍、孙、唐争祸至今 ,瑞制又不可行矣。……十二年来号称共和 ,而实共争、共乱、共杀 ,以召共管而已”。30 因此 ,他认为民国是以“秦始皇专制之戮 ,而冒称共和 ,……。”31 本来就对君主制存有怀旧之心的康有为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政治现实 ,再次对民主共和制失去信心 ,转而支持复辟帝制 ,反对当时的民主共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 ,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32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 ,从历史上看 ,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 ,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 ,建立新的人生观 ,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33 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 ,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 ,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 ,但是作为一种方法 ,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 ,并兼顾本国国情的思路 ,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 。

四、康有为的书学思想

    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事实上，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想象奇特，辞采瑰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

袁世凯

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目前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象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综合来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近代书法领域内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大同书

    康有为在《大同书》所表现的社会理想与欲实施的政治纲领,受到历代知识界人士的关注,它的影响甚至远及于海外。在其早年尚不肯将此书稿示人、只在与弟子或同道人论及“大同”宗旨之时,听讲者已无不印象深刻、反应强烈。他的弟子梁启超曾多次言及此书:1920年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概括出十余条《大同书》的主要内容,谓其书“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可见此书在梁启超心目中地位的重要。

内容简介　　

    "写了《大同书》，……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大同书》，清末康有为撰。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尤其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幼学的生涯给他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同时，在和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他又认识到中国封建知识结构的陈旧，进而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于是他积极地向西方学习，探索用一条新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社会，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使国家和民族能够富强起来，能够抵御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进攻，进而能够与它们平起平坐，同列于世界大国。1894年，中法战争开始，康有为为了躲避战争带来的兵祸而回到广东家乡，在家乡“耳闻皆勃?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下层的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生活在双重阴影下。

　　本来农民就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没有保障，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地位，而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他们仅仅拥有的一点生活的稳定和平静，更是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人们仍然对美好的生活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幻想着有一个让他们可以放心的大同社会。农民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美丽的幻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康有为，他积极地思考，探索一条挽救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894年，他着手开始写《大同书》的目的，是要为幼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指示一条出路。一方面，他利用和发挥公羊学的三世说，为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的历史观，比起地主阶级的复古主义和循环论来，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已经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那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本身充满了怀疑，感到本阶级前途渺茫，所以，康有为想绕过阶级斗争，不主张革命，而提倡一种改良主义来达到“大同”的社会。

　　《大同书》共分十部，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序编排，每部又分若干章不等，全书共59章。

　　在本书中，康有为依据公羊派的三世说，结合《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以及基督教博爱自由平等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又加上道听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了一个大同的世界。所以，康有为把此书命名为《大同书》。

　　康有为首先揭示了人类在种种不平等制度下所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他认为“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不可穷计之。”人的苦恼是人自己都难以想像，难以算计的，于是，康有为粗略统计如下：“人生之苦七，天灾之苦八，人道之苦五，人治之苦五，人情之苦八，人所尊尚之苦无。”且不用详细知晓，单看这些笼统的名目，我们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世之苦，无处无时无人不在。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愿意受苦，人都是趋乐的，但是“既生乱世，目击苦道”，所以康有为“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康有为要救人出于人世之苦，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他所提倡的目标呢？

　　在本部的末尾，康有为写道：“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进而，他指出什么叫九界。“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既然，苦的根源是九界，所以康有为说：“何以救苦？知病即药，破除其界，非其缠缚……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那么，在本书的第二至第十部，分别详细记述了怎样破除九界。

　　一去国界，消灭国家；二去级界，消灭等级；三去种界，同化人种；四去形界，解放妇女；五去家界，消灭家庭；六去产界，消灭私有制；七去乱界，取消各级行政区划，按经纬度分度自治，全球设大同公政府；八去类界，众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极乐。他极尽赞美之词讴歌大同世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劳动，劳动最光荣：“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劳动者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其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也。”

　　在本书己部中，他详细设计了大同世界中社会为妇女、儿童、老人兴办的福利教育事业。

　　例如在本部的第四章“小学院”中写道：“凡人自六岁即离育婴院而入于此，至十岁而止。或人智愈开，人脑愈?，则自五岁至九岁，亦可随时议定。”并且指出“此院司理及增长率皆为女子，号曰女传……女传非止教也，实兼慈母之任。”在课程安排上，康有为认为“大同世文与语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简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级随时议而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已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关于课程设制的观念，指出“图画雏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备，既使开其知识，且须多为仁爱之事以感动其心，且以编入学课中，使之学习。若夫金木、木工、范器、筑场既合童性之嬉，即资长大之业，童而熟习，长大忘形，尤于工艺易精也。”康有为的这些关于小学教育的理论观点，无疑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是比较进步的。

　　在壬部中，对这个“极乐世界”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种种细支末节，也尽情地做了一番描绘。譬如，谈到吃肉，康有为写道“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其时新术并出，必能制妙品，足以代鸟兽之肉而补益相同者，且美味尤过者。当是时，人之视鸟兽之肉犹粪土也，不戒杀而自能戒矣，其视牛、马、犬、猫如今之视奴仆，亲之、爱之、怜之、恤之、用之，而衣之，食之，斯为大同之至仁乎！”。谈到当代吃的问题，又说“当代肉妙品未出之先，必不能绝肉食也，于是量全地之所食，而牧部量地畜牧而供之，其杀之也，以电机杀之，不使其有呼号痛苦之苦……”

　　康有为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有的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幼稚可笑，但是，在当时却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极尽的天真的向往，是一种充满了希望的革新。

　　康有为在本书中提出来的“均产”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指出了私有制给人们造成的种种弊害，进一步肯定了公工、公农、公商对于独工、独农、独商的优越性，描绘了一幅公有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景。他认为“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工作行大同则工商业相争，将成国乱”，“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强物”。这种“均产”的说法，比起私有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他也朦胧地看到了当时正在时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经济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人性的卑劣和社会财富的浪费，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罪恶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康有为早年提出来的这种大同理想，不仅具有民主主义的精神，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但是，康有为是主张改良主义的，他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所以，虽然他写了《大同书》，但他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例如，谈到如何消灭私有制，他说：“此事甚易”，自“明男女人权始”，以至“自去人之家终”，而这实际上是拿资产阶级的平等来顶替社会革命。他所设计的太平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加上一些个人的幻想而已。他认为当时中国远未脱离乱世，而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升平世或接近太平世。去国界的太平世公政府，不过“若美国、瑞士之制是也。”他所谓的去国界，实际上是废除各国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谓去级界，实际是消灭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去家界，实质是消灭封建家族制度。至于说如何去国界，他说：“夫方今各国平等对立，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国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又说“日本若君权坠而改共和，则国势亦危……”又暗示中国只能实行君主主宪制，这是一种改良主义心中的“大同社会”。

　　《大同书》充分展示了康有为的社会理想，他为此非常自豪，曾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然而，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尤其这本书中涉及到君主制改革问题，触及到当权派，所以，变法失败后，《大同书》不可避免地被查禁了。

图书目录

　　前言

　　甲部 人世界观众苦

　　绪言 人有不忍之心

　　第一章 人生之苦

　　第二章 天灾之苦

　　第三章 人道之苦

　　第四章 人治之苦

　　第五章 人情之苦

　　第六章 人所尊尚之苦

　　乙部 去国界合大地

　　第一章 有国之害

　　第二章 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

　　第三章 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

　　第四章 立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

　　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

　　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

　　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

　　第一章 妇女之苦总论

　　第二章 论妇女之苦古今无救者

　　第三章 女子最有功于人道

　　第四章 论男女贵贱不在身体脑度

　　第五章 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类之不得已

　　第六章 女为男私属，于是伸男抑女

　　第七章抑女有害于立国传种，宜解禁变法，升同男子，乃合公理而益人种

　　第八章 女子升平独立之制

　　第九章 男女听立交好之约，量定限期，不得为夫妇

　　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人本院

　　第三章 育婴院

　　第四章 小学院

　　第五章 中学院

　　第六章 大学院

　　第七章 恤贫院

　　第八章 医疾院

　　第九章 养老院

　　第十章 考终院

　　庚部 去产界公生业

　　第一章 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

　　第二章 工不行大同则工党业主相争，将成国乱

　　第三章 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殄物

　　第四章 独农与公农之比

　　第五章 独商与公商之比

　　第六章 独工与公工之比

　　第七章 公农

　　第八章 公工

　　第九章 公商

　　第十章 总论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

　　辛部去乱界治太平

　　第一章 公地为百度

　　第二章 全地通同

　　第三章 地方分治以度为界

　　第四章 全地大同公政府政体

　　第五章 各度政府政体

　　第六章 公通

　　第七章 公辟

　　第八章 地方自治

　　第九章 公金行

　　第十章 竞美

　　第十一章 奖智

　　第十二章 奖仁

　　第十三章 学校

　　第十四章 刑措

　　第十五章 四禁

　　壬部去类界爱众生

　　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第一章 治教以去苦求乐

　　第二章 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及其他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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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同书》系康有为主要著作之一，今据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整理，与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本互校，参以《不忍》杂志本.堪称至今最为丰赡的版本。《大同书》融会儒家的大同说与基督教的“平等”观，吸纳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建设一个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和构想，颇具想象力。其立意高远.文辞丰赡，不少新奇可喜的主张颇具思想深度.如妇女解放、奴隶解放、取消国界、取消阶级、政府议会化，堪称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

作者简介

    康有为（1858一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光绪朝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书法家。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图强，与粱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变法制造舆论。1898年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去失败后，流亡国外。其后,他思想日趋保守，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反对共和，后半生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述近千万言。

(本文23442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