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一个人性格特点:李屏锦的《怀念孙犁老人——关于他的随想录?》

李屏锦的《怀念孙犁老人——关于他的随想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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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怀念孙犁老人——关于他的随想录 

　　　　　李屏锦

　　我早就该写一点文字，纪念已故的孙犁老人，为公为私都当如此。为公，他是当代文学大师，是几代文学青年自在的导师，影响所及，非人为捧树或打压所能奏效的；同时，他又是我社长期联系的作者。为私，我是他的几本书的责任编辑，而且，更为难得的是，解放初他曾长期在我的母校任教，我的许多师兄同事是他亲授的学生，因而我也依例执弟子礼，称孙老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①在长时间内，我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感情，不仅可以互诉衷肠，而且可以彼此托办点私事，这不仅体现在交谈中，也反映在他的书衣文录和给我的二十多封书信中。

一

　　我的最初与他交往，始于二十多年前，那是十年浩劫后的一个早春，乍暖还寒时候，许多文化人还未解冻。为了给文艺出版复苏趟趟路子，我开始走访一些长期被收拾、被折腾、被冷落的老作家，先去北京拜访了丁玲、萧军、黄秋耘等，又到天津拜访了孙犁、梁斌、杨润身等，那时，人们对前途多在彷徨观望，谈话也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我的拜访纯属礼节性的。所以，我走后孙犁对人说：“李屏锦来了，什么要求也没说。”他当时身体精神都不好。过了许久以后，他开始向我赐稿了，但毕竟交往未深，在交办时他特意同时署上一位老朋友的名字。他是异常细致谨慎的。

二

　　来往过一些时候以后，彼此便熟识起来，话也多了，一次，他说：“我特别喜欢听你聊天。”我说：“至少我相信，运动来了，你不会到我那里去送一张大字报。”说完，都大笑起来。他这么开怀地大笑是不多见的。在他的厅堂里有一张方桌，旁边放着一张藤椅几个小凳，那是他会客的地方，桌子角上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小纸条，用红铅笔写着两行字，大意是说，年老多病，请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同时，他也不喜欢拍照。我是知趣的，对此颇留心。慢慢地，我发现他不仅没有逐客的意思，有时还留我吃饭，一次，他居然送我到大门口，看着我登上公共汽车才回转身，我意识到他有些喜欢我了。所以，老作家杨润身感慨地说：“我们知道，他对你是特殊礼遇。”他讨厌虚与委蛇，却喜欢投合的朋友间无拘束地聊天。有时，我久不去，他会托人捎口信来，盼我去谈谈。至于照相，我从未提出过合影的要求。一直到他大病了一场之后，他说：“屏锦啊，照个相吧，不然就没有机会了。”这张合影成了我对他的终生纪念了。

三

　　孙犁没有骄人的学历，也没有渊远的家学背景，但就其气质及学养而论，他却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令众多学者教授难望其项背。他一向回避媒体，不露声影，与那种千方百计在传媒上混个脸熟的轻飘飘的明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趋时，不媚俗，远离尘嚣，不瞎折腾，不喜欢花里胡哨，不蝇营狗苟堆堆伙伙，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生洁身自好，即使在那天昏地暗、许多人以革命的名义卖友求荣以图自保的混账年月里，他也没有贴出过一张揭发检举别人的大字报，他不欠任何人账，用一位老作家的话说，他活得很干净，这在当代的文化人中，是十分罕见的。

　　误把流氓无产者的无赖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教育干部，致使今天的人们不知气节操守为何物，没骨气，没人格，以朝梁暮陈、卖身投靠为荣，政治运动如翻锅饼，你且唱罢我登场，回回都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而某些人却上蹿下跳，左右逢源，永远是红脸忠臣、正面人物，且美其名曰“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不妨设想，一旦有强敌入侵，又有谁能保证，这种人不会当汉奸?轻诺寡信，寡廉鲜耻，假文凭，假学历，假职称，假数字假账，假大空话，假冒伪劣产品，愚昧卑俗的精神文明，不读书没文化不会思考的知识分子，已为人们司空见惯。而孙犁是有气节的，讲操守的，在那个混账的没人性的年代，他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曾自侮，也未曾侮人，他不是那种不知自重跳来跳去的人。他关注时事，却并不懂政治，是积习教他离政治远一点，并因此他的作品得以不加任何修改存活至今。这是当代中国的大经验，大教训。

四

　　孙犁择友甚严，不喜应酬，“有些人不愿去接近，有些语言不愿去听”，②有时简直是丝毫不通融的。尽管有一次他劝我说：“屏锦啊，咱们太认真，太挑剔，痛苦太大。”但我始终未见他曲意逢迎过。一次，我带一位同志去拜访他，还是那张方桌，我们在他对面坐下，来人有些抢话，且话不投机，他不耐烦了，将藤椅一扭动，避开对方，直面对我说：“屏锦啊，……”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一次，我为书稿的事带人去拜访他，刚在客厅落坐，他即招呼我跟他去卧室，有几分严厉地质问我：“屏锦啊，你带来的是什么人呀?”我说：“是我们的头头呀。”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他像个商人!”我说：“他是经过商。”他说：“以后不要把什么人都带到我这里来。”重回客厅后，他对我说：“屏锦啊，明天上午你再来一趟。”等于下逐客令了。第二天我再去，他已把书稿、照片包扎好，对我说：“你去弄，不要交给别人。”他重友道，极讲信义，对己对人都如此。他容不得一点不忠不义。用古人的两句话形容孙犁的生活，特别贴切：“无是非入耳”，“有工夫读书”。他不听是非之言，讨厌是非之徒，尤其不能容许自己搅入别人的是非中。一次，我受托调解一起纠纷，刚提起，即见他脸色很难看，然后带我去书房，拉开抽屉说：“我这里已写好了一篇短文，他再胡闹，我立即叫他卖我的药的小铺关张!”接着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感受到那件事对他的深深伤害。事情无果而终，从此再未提起。他重旧情，关怀老朋友，曾嘱我给他的一个老同学找些校对之类的活。我这里因碍于肥水不流外人田，最终也未帮上忙。

　　与交友一样，他读书涉猎甚广而选择极严，决不通融。他“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③他对时下文坛及出版界的“流氓浅薄下流之作甚多”深恶痛绝，以为是社会风气堕落的必然结果。④一次，我在向他送致稿酬及样书时，随便带了几本本社出版的新书供他消遣，是什么书并未细察。事后发现他的“书衣文录”中有一则是：“此下流书也。开放以来，各地出版社竞印过去禁印之书，有些竟不知是何等书籍。而不在扫黄之列，盖即所谓‘擦边球’也。”⑤此书的出版虽与我无直接关系，但我毕竟是出版社负责人，他的话应视作对我，也是对整个出版界文艺界的严厉批评。

五

　　老年的孙犁十分孤独寂寞，他内心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这种孤独，是艺术家独有的，并非如常人所说的穷极无聊，随便找人下下棋、扯扯闲篇就能排遣的。他很不善谈，不喜凑热闹，除去与有数的朋友谈谈外，通过写作、阅读与书打交道，几乎成了他交流思想、宣泄情绪的唯一渠道。当体力渐衰、精力不济时，他便裁废纸包书，写书衣文录，以寄托情思，他说，“此中况味，不足与他人道”。⑥他重感情，重情谊，而“社会日恶，人心日险”，⑦现实屡屡使他失望，于是怀旧情绪越来越重，以致无法摆脱，因而变得很脆弱，他对我说，原来到处奔波，现在老了，走不动了，回不了家了，一旦有事，只好饿死。他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在现实面前碰壁后，内心淤积着难言的痛苦。我对他说，我常常做梦，梦见走夜路，远处有一盏灯，像鬼火一样忽明忽灭，而永远也追赶不上，醒后感到很厌倦，很恐怖。他说：“屏锦啊，我二十四岁追随革命，万万没想到，到了快合眼了，看到的是那么一个社会。”这些话曾对我说过多次。到了暮年，他的话越来越少，对那些不投合的人，更是缄口无言，并非有人探望就好，与不想见的人相见，徒增烦恼而已，因而他宁可闭目沉思，也不多言。一位老作家说：“只要你见他双眼一闭，头往藤椅上一仰，你就趁早走人。”是为知者之论，这话并不过分。类似作风，与我的家长如出一辙。我理解他们的处境。

六

　　孙犁一生淡泊名利，远离政治，不邀宠，不请功，我行我素。平生做过的最大的有职有权的官，就是报社副刊科副科长。他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浑身书卷气，不像官，也做不了官，不谙于权利的争夺亦受不了那种束缚，习惯于无拘无束地思考，天马行空般的遐想，而这是历来政治运动所不容的。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有人告诉他，我混了一个官。一见面，他劈头便说：“你不要给他干那个，那对你不适合。”这样劝我的老人，不只一个。我跟他解释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必须为生存而斗争。本来我是不干的，可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党内外有些运动棍子、不学无术的混混，专门盯着党外有本事的人，平时你干事他就破坏捣乱，叫你干不成，运动来了就突然袭击把你抛出去，假如你入了党，当了官，坐在那里他就不敢吭声，你就能保护自己。再说，任什么人都可以在我送审的稿件上涂鸦，也是叫人很难接受的。并且说，我已向上级领导申明，我是一只羊，拴在树上吃草，圈外的草我不吃，圈内的草也不许别人吃，不然我就饿死了。官到此为止，不再上进。老人听完我的话后说：“你说的也是那么个理儿。”我说：“我说的也不只是个人的经验。”

七

　　孙犁说：“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⑧据我的接触，他所说并非全然如此。他就多次问起我的祖籍、家世。我早就发现，他遇到一个可谈的对手，往往寄予很高的期望。长期中，老人对我的殷殷深情，诉诸言语笔端，而我并未完全积极回应，使老人失望，这是我愧对老人的。我从不敢轻言自己的家世。（如今祖茔被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新立碑后，方敢坦言。）除去贺年外，从未向老人祝寿，平时少有问候，甚至连老人住院手术，我事先不知，事后也未及时慰问。我本世代书香子弟，并不闇于友道、师道。而我却一向疏于应酬，防范甚严，唯恐授人以柄受制于人，与亲友少有来往，多不肯深交，赖此才得以保全身躯性命。我深知，曾因此而开罪于众多亲友，他们时有怨言。然而，个中况味，有谁能知?今天，不妨昭示天下，实非生性如此，而是时势使然，以往吃过大亏。很奇怪，当我如此想如此做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孙犁的同乡来。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月，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每次都要按比例揪出敌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野蛮下流无以复加，人人自危。为了揪出甲，必先对甲的至亲好友乙说：“甲是反革命，他已交待，你要揭发他，跟他划清界限，争取从宽处理，组织上是相信你的。”如此这般。倘若乙思想糊涂或私心太重，一心想改变处境，争当积极分子，便很容易上圈套，最后双双成为他们的网中鱼、盘中餐。这一套伎俩我是懂得的，是领教过也实践过的。我的同事、辞书编纂家王述达、孙崇义，就是这样成为“现行反革命”的。文革清队时，有人出了个断子绝孙的损招，叫做揭发夫妻私房话，我的同事刘可兴的丈夫李炳泉原是新华社的负责人，他就是中了奸计，误信专案组的谎言是妻子的揭发，最终不能自拔以至不明不白死去。刘可兴也被整得死去活来。我有一同学是孙犁的同乡，此人当过兵，做过工，喜占高枝而不知自律，逞强吹嘘而口无遮拦，由北京到小县城，几乎容不下他了，积怨甚多。造反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天，当地人带着逼供的材料找我作证，极尽吹捧拉拢之能事。我一看纯属不实之词且系人头落地的吓人罪名，断然拒绝作证。于是，来人便原形毕露，青面獠牙，恶狼一般向我扑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几次三番无理纠缠，恰遇我远离原单位才得以幸免，至今想起来仍毛骨悚然。试想，倘若这种地痞无赖得逞于世，还有什么社会正义、百姓安宁?当然，还是好人多。孙犁的同乡好友，被他称作肇公的陈肇老人，也是我的忘年交，他生前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可谓高官了。他清正廉洁，宽厚仁慈，有长者之风。他在故宫的办公室，几平方米的斗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板椅，比今天单位的传达室都远不如。他寄信件的信封包装都是用旧信封废纸翻作的。一生保持革命本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今，再难见到这样的官，也难见到这样的人了。

　　中国是素以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优良传统著称于世的礼义之邦，原本不该如此的。但愿以后的人们，年老的和年少的，强势的和弱势的，做官的和为民的，少一些邪恶残忍冷漠寡情，多一些宽厚仁慈与人为善；少一些轻浮狂躁鸡鸣狗盗，多一些把人当人把己当人；少一些阴暗心理鼠肚鸡肠，多一些丈夫意气大国情怀；若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别人幸甚，自己幸甚!

八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及其创作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他既未被打杀，也未被捧杀，他一路走过来，而得存活保全，影响日隆。先被打杀而后复苏者如沈从文等，先被捧上天而终至湮灭者就不计其数了。而如孙犁者有几人欤?一时成败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人民将永记孙犁，历史将厚待孙犁。

　　孙犁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文学时代。一个不趋时，不媚俗，远功利，拒浮躁的文学时代结束了。孙犁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也不想出世，只想心安。他曾说过：“何处可求镇静之术，余不惜刀山火海求之。”⑨孙犁走了，他厌倦了，他该休息了，愿他在天国安宁!

鲁迅先生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⑩

愿我们大家谁都不要再打扰孙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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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犁于1950—1953年初应聘在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课，教授《写作指导》、《文学专题》、《文学概论》等课程。

②《善闇室纪年》序 ③《我的读书生活》

④⑤⑥⑦⑧⑨《书衣文录》

⑩《忆韦素园君》

选自《散文百家》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