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活动表现怎么写:宪政的哀怨

2005年4月5日下午三时至六时，本人非常荣幸地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法工委之邀，参加“新时势下地方人大立法工作的新理念与新方法”座谈会，广西大学法学院受邀的还有张文山教授与张军教授，除我们三位来自于学院的学者之外，更多是来自于在人大工作数十年的老同志，我估算了一下，约有五位，可惜的是不能一一询其大名。加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各部门的同志，约十五位左右。主持人是法工委的副主任冯恒女士。老朋友、广西法学会秘书长韦以明教授在座。
我虽然在学院里上立法课，但对当代中国的立法理论与实践其实知之甚少，不过是因为院里人手一时应付不过来，聊以应景而已。但对我来说倒是一个大好事，因为我很喜欢做没有做过的事，好奇心使然也。于是生发对于立法理论的兴趣。正好应邀参加座谈，幸何如哉！我到会场一坐下来，就连忙从包里面拿出笔记本准备做记录。座谈会稍为冷场之后，迅速为一位来自南宁人大内司委的马老同志所打破，他力陈地方人大立法的重要性，认为目前地方法规没有起到它应有的对行政规章制衡的作用。南宁西城区人大的张主任讲到立法如何保护人权，立法工作说到底只有从党委那里开始重视才行！但是现实的人大的困境是人大代表中官员太多，几乎成了官员俱乐部！于是人大的监督成了官员自己对自己的监督。张主任讲到，他在人大任职9年，只有一人投过一次反对票。听到这里，早已按捺不住的张文山教授终于开了腔，他首先声明今天的座谈会应该是一个务虚会，重在讨论理念。人大不是一个立法机关，而是一个最高权力机关。这一点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忽视了。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回归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一个自治区，是有自己的自治权的，但是实际情形是，如果国家没有上位法，则决不敢搞自己的东西（如自治条例）的！张教授讲到他有一次当面问赵富林（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主任），如果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受到（比如说国务院）侵犯，你能否敢于上诉至最高法院？赵当时哑然。这就表明一个地方官员并不能真正地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体现自己的既定角色，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瓦解了现有的制度设计。人大成了政府的一个尾巴，人民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政府的代表，而人大又成了旅游人大！因此人大必须专业化，必须非官员化，必须严格控制人大代表的数量。张教授强调，人们往往将做不成事归之于中央，恰恰相反，阻力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是地方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权力。这怎么不使民主政治成为一句空话？！张教授几年前就整日里向我哀叹自己年过半百，可是听起他讲起话来完全是一派理想主义，而我，倒显得老气了，心里面这样嘀咕，自己的思想开始走神，觉得一个幽灵，一个宪政的幽灵，来到我的脑海，它向我如怨如诉，我于是顾不得继续听下去，连忙在笔记本上记下它的哀怨之词：
——从贵国晚清算起，鄙人来到贵国恍惚之间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但是检视鄙人一个多世纪的境遇，唯自怨自叹而已。贵国太难侍候了！何谓也？一是贵国难以攻破的权力等级结构，一是贵国人民内心的不自由与机会主义。两者强强联合，怎不使我腹背两面受敌！我之一无成就，端赖于此也！
——再加上贵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们，秦汉以前，争先恐后地为一个大一统权力架构提供论证，秦汉以后，沦为这个大一统权力结构其中的一个个螺丝钉，于是，权力无法受到控制与约束，虽然它口口声声代表人民（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直到今天它依然在中华大地昂视阔步，殊不知，民本非民主也，更非宪政也），然而由于权力在本性上的一种自我虚脱本性，终于无法自我收场，怎么办？自已无法收场，只好由历史来收场，此乃仁兄曾命名之“一治一乱”黄炎培难题是也。一治一乱，颇类似于佛教里讲的“劫”的概念，唯有通过一次不得已的毁灭才能重新开始。此等历史，我睹之怎能不为贵国深深叹息！
——在这里，我要严厉地批评贵国的知识分子们有两大错误，一是将政统与道统不加区分，混为一谈，从而拱手将言说的权力交给政治领导人，使政治领导人既是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思想领袖！这成为晚清以来贵国的一个重大毛病！因为秦汉以来，虽然政权在皇帝之手，但言权却在孔氏，政权必须在孔氏言权这儿获取其正当性之论证，这不管怎么样也算对政权有所制衡吧，晚清以来倒好，连言权也没有了！而自己反而沦为政治领导人的注释者，斯悲之甚，无有过之者也！
——贵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将一些本来不能混淆的概念混为一谈，从而遮蔽了事物的本质。举一个例来说，在当代中国，有哪一位学者不是将民主与宪政混为一谈的？以前贵国人讲民主讲的多，但是要命的是，贵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人用心去研究民主的内在逻辑（随意将民主与专制相互对立，竟不知民主专政吗？！），只是从道德的意义上将民主视之为好的，五四以来，有多少改观？现在贵国开始倡言法治，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是贵国最智慧的头脑，也在那里将法治、宪政与民主搅成一锅粥！法治与宪政是表里关系，而宪政与民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此事不明，焉能明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的要害？必须将宪政与民主区分开来，才能深刻透视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对于贵国来说，当务之急应是，宪政前导，民主缓行！何以作此言说？试看贵国多年推行民主政治之功效，即知民主之今日实为一被操纵之民主矣（贵国人士喜谈真假民主，其实民主无所谓真假，只有被操纵与不被操纵之区分也。）。因此与其在民主上下功夫，不如在限权上下功夫，限权者，宪政也。待宪政初见功效，再行民主不迟。刚才张文山教授又在谈人大如何真正反映民意，如何做到言论畅通无阻，并说这是民主政治的关键。此种说法，我窥之百年然，不过我要象孔子对其弟子颜渊所说的那样，犹未也！民意并非神圣，当代人类政治之弊病于此多见，而深刻反思鲜有，吾观贵阳蒋庆先生于此颇有心得，但他倡王道政治之说，恐于当代之势不合。注意！民主政治虽是潮流，但必须辅之以宪政才能成正果。那种将民主直接视之为宪政者如果说曾经有一定意义，那么此后此种说法必误尽中国，必须予以坚决清除！朋友们，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可以视之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在此有些微进步，因此再怎么强调也是不过分的呢。只可惜贵国的学者一味于在学场争名次，争项目，争职称，哪里在乎事物本身！胡塞尔说，“走向事物本身！”对当今中国许多学人而言，不过竟是一虚言尔！吾观之中华学子，能不慨然！能不哀怨如斯！
——贵国没有宗教传统，因此在贵国讲信仰无异于引驴入黔，所谓法律信仰，不得要领，当今又是理性时代，唯有诉之于理性之言说，贵国之宪政方有生机。吾拭目以待矣！吾乐观其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