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季节性脱发持续多久:转贴孙晓玲的：《蕴含亲情的笔名——记我的父亲孙犁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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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玲的：《蕴含亲情的笔名——记我的父亲孙犁之十三》(2008-03-13 1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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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亲情的笔名
——记我的父亲孙犁之十三
孙晓玲
题图：1958年孙犁先生在青岛
情系棉纺
很多作家都有笔名，父亲当然也不例外。父亲在建国初期的创作中，曾用过一个“石纺”的笔名，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大姐。
父亲在家乡上学前叫孙振海，上学后叫孙树勋。1937年冬参加革命以后以笔为枪，自1938年开始用孙犁作笔名。父亲属牛，出生在五月春深（农历四月初六），“犁”字正合他砚田耕耘春种秋收之志向，所以这个笔名就成了他正式的名字。在他六十多年文字生涯中，他用过的笔名还有：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十几个。此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十几篇文章中他也用过纪普、少达、石纺这三个笔名，殊不知，这三个具有特殊含义，并与儿女有关的笔名，竟蕴含着浓浓的父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绵绵的骨肉亲情与民族情、爱国情，在父亲的作品里水乳交融、难以分隔。
1955年，42岁的父亲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论文、评论、散文共6篇，有3篇散文用了石纺这一笔名。1956年，他的又一篇散文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时也署名石纺。50年代中期，父亲4次用过的石纺这一笔名，是石家庄棉纺厂的简称，父亲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笔名呢？
1949年随军入城时，父亲36岁，英气逼人，风华正茂，仅这一年他就文思如涌创作出包括《山地回忆》、《吴召儿》、《采蒲台》、《村歌》（部分）在内的大量优秀作品，势如井喷。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多伦道216号对过报社放置印刷机器与印刷纸的那个院子一进门右侧二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写作。在继续书写抗战题材的同时，他把创作的主题也一度转向津门工人阶级。虽然时间很短，却也是一种饱含激情的尝试。
1950年7至9月份，父亲在津郊白塘口、小刘庄、挂甲寺一带，在海河长长的两岸边不停地奔波观察，体验有关纺纱女工的劳动生活，一日能成一或两篇，在散文集《津门小集》中，这类作品占这本小书的一半之多。
父亲的出生地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是一个经常闹春荒的小村庄，发乌了的织布机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妇女艰难度日，他就是伴着乡土里的棉苞、棉蕾，听着土坯房里我奶奶那古老而沉重的机杼声长大的，对给他温暖、给他亲情的土粗布——紫花布，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搬入楼房后，父亲吃饭的独单里，有一张十分简易的小木床，是用搬家时临时找来的4个木头箱子反扣在水泥地上搭成的，完全是废物利用。这个床有点儿高又有些窄，坐着也不太得劲儿，上面铺着从我们老家带来的紫花布旧褥子（紫花布不是紫色的花布，而是用我们家乡的特产紫花棉花纺织而成，这种棉花比白深比黄浅，带着黄土的本色）。棉褥上还铺着一件日本军呢大氅，就是1942 年日本投降后，父亲从宣化步行半个月，风尘仆仆回到冀中在场院见到久别亲人时披的那件。床上还铺有一条在他作品中出现过的军用毛毯，也是一件战利品。1993年前后，父亲病重时家属轮流值班，全都在这个小床上睡过。当我头一次掀开洗得发白、变薄的旧床单，摸到这两件又旧又糙带着抗战烽烟的东西时，冷不丁吓了我一跳，恍然间竟有一种穿越历史隧道的感觉。而那絮得厚厚的旧褥子上面的经纬针线，自然会游弋着我奶奶“儿行千里母担忧”的一片慈母春晖。
带着这浓厚的乡土情结，当父亲在纺织厂车间，发现从冀中大平原运来的一包包白白的棉絮，“经过新奇的机器”变成了细细的棉纱，旋转在数不清的纱锭上，自然是有新奇的感受。织布机轰鸣作响，飞梭走线，飘飞霓霞，一匹匹织成的五颜六色的布匹上，留下了女工的汗水，也留下了他对家乡的眷恋，更留下了父亲对纺织女工的敬重与礼赞之情。
后来我大姐十七八岁时就到天津棉六当了纺织工，一方面减轻了家庭负担,一方面从事了父亲认为很光荣的工作,这让父亲挺高兴。
只缘真情
在父亲的抗战小说中，曾几次出现过我大姐活脱脱的身影。
在名篇《嘱咐》中，八年抗战未回家的水生与水生女人久别重逢，水生见到了那个他不知几岁的女孩，便问她叫什么，她说：“叫小平。”水生又问她：“几岁了？”孩子回答：“8岁。”“想我吗？”“想你。想你，你也不来。”孩子笑着说。我想，尽管在年龄上稍有出入，但这些场景都来自父亲真实的生活。水生夫妻之间的生动描写，尤其是有关“公公”的一大段对话，我有把握认为就是我母亲说过的。
还有短篇小说《丈夫》，那里面不仅有母亲的身影，也有我大姐——一个七八岁女孩子的身影。作品中那个“儿媳妇”领着7岁的孩子，她们娘儿俩一边走一边说的关于“爹”的对话，不是以我母亲与大姐为原型创造的人物形象又是谁？在很多时候，父亲从平凡、真实的现实生活中，信手拈来一些情节、语言，不加修饰地写进作品里，这是他独到的艺术功力，使他的作品意趣天成,也使他的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展现了冀中平原的风俗民情。
60年代我们住到佟楼以后，大姐也来过天津。那时因经济原因已不能添置新衣服了，天气转凉，为给我再找一件厚一点儿的衣服，大姐和母亲一块儿在狭小的南屋里，翻找被逼迁带过来的几个旧包袱，找出一件红花蓝地的布夹袄，这是母亲做姑娘时缝制的，大姐一边让我穿上试，一边告诉我说：“咱娘年轻的时候，梳着大辫子站在井台儿上打水，可好看啦！”衣服我穿着有点儿紧，只好又收起来了，可是大姐的话我却怎么也忘不了。听二姐说，母亲的名字还是父亲给起的呢，进城后不久，母亲想参加山西路街道办的扫盲班，却没有正式的名字，没法儿报名。父亲对我二姐说：“你母亲很美丽呀，就叫王小丽吧！”在娘家时她叫“二妞”，嫁到婆家叫她“振海家的”，生了孩子父亲叫她“小平她娘”，自50年代初她才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
在我们家三个闺女当中，论个头儿、长相最像母亲的当数我大姐。从小最受苦，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儿，并知道家里早先一些事的，也是我大姐。比如，大姐知道我小名叫“小丑”，也叫“三多儿”，家里人干活儿，就把我用旧套子（棉花）包上，放到门口席子上在“日头爷儿”底下晒着；比如，大姐知道小普哥是门口当街的孩子头儿，知道他管妹妹很严，不让她们到水坑里去洗澡；比如，她知道我爷爷除了会写毛笔字，还会给村里小孩儿治病——用毛笔化痄腮，一化准好；比如她知道谁是“芹姑姑”，谁是“泽姑姑”，我娘愿意让她和这两个姑姑说话儿……等等。芹姑姑从小没爹没娘是奶奶弄大的，常年住在我们家，芹姑姑和我娘挺好，管我奶奶叫妗子，是我爷爷妹妹的闺女，我爸管她叫姐。芹姑姑在生第三个孩子时，难产死了。
在大姐的记忆里，有一个救过她命的“大个儿奶奶”。大姐十来岁时，得了一场很重的病，那时叫“瘟病”，现在叫“伤寒”。由于当时请不起大夫，以致水米不进，人事不省，已经快不行了。母亲急得要命，恰好这时同村的大个儿奶奶来串门儿，见此危急情景，先用手摸了摸孩子的胸口，发现还有点儿热乎，便用小匙一滴一滴地往嘴里喂温水，过了一会儿，大姐竟慢慢苏醒过来了。大个儿奶奶高兴地对我母亲说：“小平她娘，你别难过了，你看小平活过来了。”我母亲连连道谢。大个儿奶奶是父亲笔下那位爱坐在村街门墩儿上说评书的德胜大伯的妻子，在父亲《童年漫忆·听说书》一文中，可以看到她挎着柳条篮儿，敲着小铜锣儿在村里卖烧饼馃子的身影。
在大姐眼里奶奶是一位能干、有本事的农村妇女,地里的种植、安排、管理、收割,家里的活计安排,大多也都是奶奶说了算,叫大姐每纺一斤线便拿到集上去卖,卖的钱拿一部分买一斤棉花回来再纺成线。这样一来,每斤棉花纺成线赚来的那点儿钱,有时给大姐买块花布做衣服,余下来的钱由奶奶分配。奶奶对孩子对家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她每天起得特别早，那时也没有表，鸡一叫就起，对孩子们也一样，同时叫起来去干活儿。奶奶个头儿高，壮实，大嗓门儿，还有一双在娘家裹了也不“标准”的脚，她一下花轿就挨了婆家三笤帚疙瘩，嫌她脚大。可奶奶就是迈着这双脚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不辞辛劳，尤其是秋收麦收时，在地里忘昼夜忘寝餐地抢收庄稼，就怕一年的汗水赶上下雨白流了。
“石纺”笔名
1954年大姐19岁，这年春天，她从天津棉六调到了石家庄一个棉纺厂，原因非常奇特而偶然。
当时大姐在棉六已上了一年多的班，由于手头快眼睛灵操作技术好，还当上了工段长。纺纱女工三班倒，累得有时腿都站不住，有时赶上下雨家里就让我哥打伞去接她。她干得很辛苦，干得也很出色。
有一天上早班，吃饭时见一起干活儿的一个女工闷闷不乐，一个劲儿地哭，大姐就关心地问她：“你难过什么？”那女工说：“要调我去石家庄呢！”她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大姐是刚从农村来的孩子，十分质朴单纯，连想都没想，为劝她吃饭顺口就说：“别难过，快吃饭吧，你不愿意去我去。”不料，下午车间值班长就正式找大姐谈话，改调她去石家庄了。一句很关爱很仗义的话，从此改变了大姐的人生轨迹，由此与一个八百里之遥的陌生城市结缘。
我大姐头发蒙，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回到家里，扑到床上就哭了起来，好不容易一家人才团聚在一起又要分开，心里如何割舍得下？孤零零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什么意思？
我母亲见状急忙走过去问：“小平，你哭什么？”这一问不要紧，大姐哭得更厉害了。抽搭着很委屈地说：“把我调到石家庄去了。”父亲问明情况后，既没生气也没着急，更没有要跟厂子理论一番的想法，而是很坦然地安慰劝导女儿说：“平，去吧！那里不错，那里都是咱们那儿的人。”他说的“咱们那儿”，指的是我们老家河北省安平县。最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纺织局的局长就是父亲报社的领导、朋友王亢之同志的爱人许明，这对伉俪就住在多伦道大院前院，和父亲非常熟，母亲总是亲热地称许明为“大许”。而父亲当时白天就在大院最后一排的一间小屋子里，既当编辑培育新苗，又忘我写作辛勤笔耕，只有中午和晚上，才回山西路宿舍吃饭睡觉。当时，只要父亲跟许明同志说一声，肯定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应当说，当时姐姐的调动会给家里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毕竟她是母亲的得力帮手，是奶奶最疼爱的大孙女，是年幼弟妹的大姐，可是父亲没有考虑这些。1948年，父亲曾代表冀中地区去过石家庄参加华北文艺工作会议，知道这是一座重要的新兴城市，建国初期更是百废待兴，要发展纺织业就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与熟练女工。父亲对女儿的调动是支持的，虽然他不慷慨激昂地讲什么大道理，可他对组织上的决定不打折扣，对家乡的赤子之心更是情深意长。十多年后，我二姐又从北京调到山城重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父亲仍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别无二话。
我大姐历来特别尊重父亲的意见，也特别钦佩父亲的为人，当即便破涕为笑。我母亲马上忙着为大姐准备行装。大姐在家呆了三天，临动身时，细心的父亲特意给她写好了寄回天津用的信封，并塞上了空白信纸，叫她到了石家庄就给家写封信报平安，还给她出了题目，让她写篇作文：“从天津到石家庄” ，督促她多学多写，提高文化。姐姐书念得少不会写，寄回了白卷，这让她一直后悔得不行。
时隔不久，1955年父亲写作的《刘桂兰》、《青春的热力》、《一天日记》和1956年所作的《积肥与择菜》等4篇散文均以“津郊小集”为副题，都署名“石纺”，显然这是我大姐工作厂名的简称。而一年前，我大姐调走的当年冬季，1954年11月父亲写的《〈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载于同年12期《人民文学》，署名林冬平。“平”是我大姐的名字，这样的笔名，无疑包含着他对女儿的一片牵挂与思念。
大姐在石市棉纺厂积极肯干，克服了许多困难，与伙伴一起还遇到过惊险的事件，幸亏智勇双全，几个女工才转危为安。日出日落时光荏苒,大姐入了党，嫁给了工厂的一位技术员，生儿育女，一直干到退休。她每年都回津探望父母，在父亲的晚年，她也几次来津常住，陪伴照顾老父亲，倾心竭力，体贴入微。大姐给父亲缝棉衣、做棉被、织毛衣、油书柜、买电视、添新防寒服,一片女儿心时时惦记着慈父。在父亲生病之时，我的两个外甥都曾到天津陪伴过他，搀扶过他，帮着照顾过他。我记得为住一中心医院的父亲送饭时，每次蒸饭，大姐总让我看着墙上的大表，差几分钟她也不关火，怕不够烂软，影响父亲的肠胃，炒菜更是细细地切,父亲多吃一口，她欢喜半天。平日姐姐嘱咐我们：“什么叫孝顺？顺为孝，顺着就是孝顺。”有一回父亲对我说：“你看你大姐，住在这儿照顾我，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家呢。”看得出，父亲心里的感动与不安，怕影响女儿的生活。
大姐退休前休了几个月的假，利用这段时间，她写了一些关于爷爷、奶奶、母亲的回忆，抄在稿纸上恭恭敬敬寄给了父亲。“在我写往事的时候，思想很激动，拿起笔来几分钟就能把往事写出来，因为是自己经过的事情的缘故吧！”她在信中这样告诉父亲。父亲见到这些真实、质朴的文字十分高兴。1985年6月，在《乡里旧闻》系列散文《大嘴哥》一文中，还特意引用了我大姐写的一段日本鬼子持枪到家里搜查“孙振海”时，令人惊心动魄的往事。 2002年我写的《戏梦悠悠》、《游子吟》中，也选用过她写的内容。
记得父亲对大女儿退休后喜爱画些牡丹、荷花、竹子、小鸟特别高兴，认为这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生活可以不单调。有一回，我在父亲书柜上看到一本关于画菊花的美术书，上面还有许多咏菊的诗词，很喜爱，便拿起来翻阅。坐在小沙发上的父亲，马上转过身来和蔼地告诉我：“这本书是给你大姐的。”父亲知道我大姐喜欢这类画花鸟的工具书，一有合适的书便想着她。父亲的书房里，还挂过我大姐送他的“牡丹图”，一对大牡丹魏紫姚黄国色天香，为芸斋平添了几分洛阳美景。大姐能这么刻苦地坚持练习国画，与父亲的热情鼓励、支持是分不开的。
父亲去世后,大姐几次含泪对我们说: “咱爹这一辈子有多么地不容易!”“咱爹这个人最真诚了，有什么说什么。他让谁都过得去，处处替别人着想，惦记着这个结记着那个，随咱爷爷。”她常常怀思住在独单照顾慈父的日子,怀念慈爱的老父亲。有一次，她在电话里深情地对我说：“要是咱爹再能多活几年，那该有多好!”说完，银线那端便是长长的沉默……我知道她又难过了。
在爱父亲的亲人们的心目中，永远会保留着一个最尊敬最怀念的位置，任寒暑更迭，世事变幻，永远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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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亲情的笔名
——记我的父亲孙犁之十三
孙晓玲
题图：1958年孙犁先生在青岛
情系棉纺
很多作家都有笔名，父亲当然也不例外。父亲在建国初期的创作中，曾用过一个“石纺”的笔名，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大姐。
父亲在家乡上学前叫孙振海，上学后叫孙树勋。1937年冬参加革命以后以笔为枪，自1938年开始用孙犁作笔名。父亲属牛，出生在五月春深（农历四月初六），“犁”字正合他砚田耕耘春种秋收之志向，所以这个笔名就成了他正式的名字。在他六十多年文字生涯中，他用过的笔名还有：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十几个。此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十几篇文章中他也用过纪普、少达、石纺这三个笔名，殊不知，这三个具有特殊含义，并与儿女有关的笔名，竟蕴含着浓浓的父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绵绵的骨肉亲情与民族情、爱国情，在父亲的作品里水乳交融、难以分隔。
1955年，42岁的父亲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论文、评论、散文共6篇，有3篇散文用了石纺这一笔名。1956年，他的又一篇散文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时也署名石纺。50年代中期，父亲4次用过的石纺这一笔名，是石家庄棉纺厂的简称，父亲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笔名呢？
1949年随军入城时，父亲36岁，英气逼人，风华正茂，仅这一年他就文思如涌创作出包括《山地回忆》、《吴召儿》、《采蒲台》、《村歌》（部分）在内的大量优秀作品，势如井喷。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多伦道216号对过报社放置印刷机器与印刷纸的那个院子一进门右侧二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写作。在继续书写抗战题材的同时，他把创作的主题也一度转向津门工人阶级。虽然时间很短，却也是一种饱含激情的尝试。
1950年7至9月份，父亲在津郊白塘口、小刘庄、挂甲寺一带，在海河长长的两岸边不停地奔波观察，体验有关纺纱女工的劳动生活，一日能成一或两篇，在散文集《津门小集》中，这类作品占这本小书的一半之多。
父亲的出生地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是一个经常闹春荒的小村庄，发乌了的织布机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妇女艰难度日，他就是伴着乡土里的棉苞、棉蕾，听着土坯房里我奶奶那古老而沉重的机杼声长大的，对给他温暖、给他亲情的土粗布——紫花布，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搬入楼房后，父亲吃饭的独单里，有一张十分简易的小木床，是用搬家时临时找来的4个木头箱子反扣在水泥地上搭成的，完全是废物利用。这个床有点儿高又有些窄，坐着也不太得劲儿，上面铺着从我们老家带来的紫花布旧褥子（紫花布不是紫色的花布，而是用我们家乡的特产紫花棉花纺织而成，这种棉花比白深比黄浅，带着黄土的本色）。棉褥上还铺着一件日本军呢大氅，就是1942 年日本投降后，父亲从宣化步行半个月，风尘仆仆回到冀中在场院见到久别亲人时披的那件。床上还铺有一条在他作品中出现过的军用毛毯，也是一件战利品。1993年前后，父亲病重时家属轮流值班，全都在这个小床上睡过。当我头一次掀开洗得发白、变薄的旧床单，摸到这两件又旧又糙带着抗战烽烟的东西时，冷不丁吓了我一跳，恍然间竟有一种穿越历史隧道的感觉。而那絮得厚厚的旧褥子上面的经纬针线，自然会游弋着我奶奶“儿行千里母担忧”的一片慈母春晖。
带着这浓厚的乡土情结，当父亲在纺织厂车间，发现从冀中大平原运来的一包包白白的棉絮，“经过新奇的机器”变成了细细的棉纱，旋转在数不清的纱锭上，自然是有新奇的感受。织布机轰鸣作响，飞梭走线，飘飞霓霞，一匹匹织成的五颜六色的布匹上，留下了女工的汗水，也留下了他对家乡的眷恋，更留下了父亲对纺织女工的敬重与礼赞之情。
后来我大姐十七八岁时就到天津棉六当了纺织工，一方面减轻了家庭负担,一方面从事了父亲认为很光荣的工作,这让父亲挺高兴。
只缘真情
在父亲的抗战小说中，曾几次出现过我大姐活脱脱的身影。
在名篇《嘱咐》中，八年抗战未回家的水生与水生女人久别重逢，水生见到了那个他不知几岁的女孩，便问她叫什么，她说：“叫小平。”水生又问她：“几岁了？”孩子回答：“8岁。”“想我吗？”“想你。想你，你也不来。”孩子笑着说。我想，尽管在年龄上稍有出入，但这些场景都来自父亲真实的生活。水生夫妻之间的生动描写，尤其是有关“公公”的一大段对话，我有把握认为就是我母亲说过的。
还有短篇小说《丈夫》，那里面不仅有母亲的身影，也有我大姐——一个七八岁女孩子的身影。作品中那个“儿媳妇”领着7岁的孩子，她们娘儿俩一边走一边说的关于“爹”的对话，不是以我母亲与大姐为原型创造的人物形象又是谁？在很多时候，父亲从平凡、真实的现实生活中，信手拈来一些情节、语言，不加修饰地写进作品里，这是他独到的艺术功力，使他的作品意趣天成,也使他的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展现了冀中平原的风俗民情。
60年代我们住到佟楼以后，大姐也来过天津。那时因经济原因已不能添置新衣服了，天气转凉，为给我再找一件厚一点儿的衣服，大姐和母亲一块儿在狭小的南屋里，翻找被逼迁带过来的几个旧包袱，找出一件红花蓝地的布夹袄，这是母亲做姑娘时缝制的，大姐一边让我穿上试，一边告诉我说：“咱娘年轻的时候，梳着大辫子站在井台儿上打水，可好看啦！”衣服我穿着有点儿紧，只好又收起来了，可是大姐的话我却怎么也忘不了。听二姐说，母亲的名字还是父亲给起的呢，进城后不久，母亲想参加山西路街道办的扫盲班，却没有正式的名字，没法儿报名。父亲对我二姐说：“你母亲很美丽呀，就叫王小丽吧！”在娘家时她叫“二妞”，嫁到婆家叫她“振海家的”，生了孩子父亲叫她“小平她娘”，自50年代初她才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
在我们家三个闺女当中，论个头儿、长相最像母亲的当数我大姐。从小最受苦，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儿，并知道家里早先一些事的，也是我大姐。比如，大姐知道我小名叫“小丑”，也叫“三多儿”，家里人干活儿，就把我用旧套子（棉花）包上，放到门口席子上在“日头爷儿”底下晒着；比如，大姐知道小普哥是门口当街的孩子头儿，知道他管妹妹很严，不让她们到水坑里去洗澡；比如，她知道我爷爷除了会写毛笔字，还会给村里小孩儿治病——用毛笔化痄腮，一化准好；比如她知道谁是“芹姑姑”，谁是“泽姑姑”，我娘愿意让她和这两个姑姑说话儿……等等。芹姑姑从小没爹没娘是奶奶弄大的，常年住在我们家，芹姑姑和我娘挺好，管我奶奶叫妗子，是我爷爷妹妹的闺女，我爸管她叫姐。芹姑姑在生第三个孩子时，难产死了。
在大姐的记忆里，有一个救过她命的“大个儿奶奶”。大姐十来岁时，得了一场很重的病，那时叫“瘟病”，现在叫“伤寒”。由于当时请不起大夫，以致水米不进，人事不省，已经快不行了。母亲急得要命，恰好这时同村的大个儿奶奶来串门儿，见此危急情景，先用手摸了摸孩子的胸口，发现还有点儿热乎，便用小匙一滴一滴地往嘴里喂温水，过了一会儿，大姐竟慢慢苏醒过来了。大个儿奶奶高兴地对我母亲说：“小平她娘，你别难过了，你看小平活过来了。”我母亲连连道谢。大个儿奶奶是父亲笔下那位爱坐在村街门墩儿上说评书的德胜大伯的妻子，在父亲《童年漫忆·听说书》一文中，可以看到她挎着柳条篮儿，敲着小铜锣儿在村里卖烧饼馃子的身影。
在大姐眼里奶奶是一位能干、有本事的农村妇女,地里的种植、安排、管理、收割,家里的活计安排,大多也都是奶奶说了算,叫大姐每纺一斤线便拿到集上去卖,卖的钱拿一部分买一斤棉花回来再纺成线。这样一来,每斤棉花纺成线赚来的那点儿钱,有时给大姐买块花布做衣服,余下来的钱由奶奶分配。奶奶对孩子对家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她每天起得特别早，那时也没有表，鸡一叫就起，对孩子们也一样，同时叫起来去干活儿。奶奶个头儿高，壮实，大嗓门儿，还有一双在娘家裹了也不“标准”的脚，她一下花轿就挨了婆家三笤帚疙瘩，嫌她脚大。可奶奶就是迈着这双脚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不辞辛劳，尤其是秋收麦收时，在地里忘昼夜忘寝餐地抢收庄稼，就怕一年的汗水赶上下雨白流了。
“石纺”笔名
1954年大姐19岁，这年春天，她从天津棉六调到了石家庄一个棉纺厂，原因非常奇特而偶然。
当时大姐在棉六已上了一年多的班，由于手头快眼睛灵操作技术好，还当上了工段长。纺纱女工三班倒，累得有时腿都站不住，有时赶上下雨家里就让我哥打伞去接她。她干得很辛苦，干得也很出色。
有一天上早班，吃饭时见一起干活儿的一个女工闷闷不乐，一个劲儿地哭，大姐就关心地问她：“你难过什么？”那女工说：“要调我去石家庄呢！”她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大姐是刚从农村来的孩子，十分质朴单纯，连想都没想，为劝她吃饭顺口就说：“别难过，快吃饭吧，你不愿意去我去。”不料，下午车间值班长就正式找大姐谈话，改调她去石家庄了。一句很关爱很仗义的话，从此改变了大姐的人生轨迹，由此与一个八百里之遥的陌生城市结缘。
我大姐头发蒙，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回到家里，扑到床上就哭了起来，好不容易一家人才团聚在一起又要分开，心里如何割舍得下？孤零零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什么意思？
我母亲见状急忙走过去问：“小平，你哭什么？”这一问不要紧，大姐哭得更厉害了。抽搭着很委屈地说：“把我调到石家庄去了。”父亲问明情况后，既没生气也没着急，更没有要跟厂子理论一番的想法，而是很坦然地安慰劝导女儿说：“平，去吧！那里不错，那里都是咱们那儿的人。”他说的“咱们那儿”，指的是我们老家河北省安平县。最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纺织局的局长就是父亲报社的领导、朋友王亢之同志的爱人许明，这对伉俪就住在多伦道大院前院，和父亲非常熟，母亲总是亲热地称许明为“大许”。而父亲当时白天就在大院最后一排的一间小屋子里，既当编辑培育新苗，又忘我写作辛勤笔耕，只有中午和晚上，才回山西路宿舍吃饭睡觉。当时，只要父亲跟许明同志说一声，肯定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应当说，当时姐姐的调动会给家里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毕竟她是母亲的得力帮手，是奶奶最疼爱的大孙女，是年幼弟妹的大姐，可是父亲没有考虑这些。1948年，父亲曾代表冀中地区去过石家庄参加华北文艺工作会议，知道这是一座重要的新兴城市，建国初期更是百废待兴，要发展纺织业就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与熟练女工。父亲对女儿的调动是支持的，虽然他不慷慨激昂地讲什么大道理，可他对组织上的决定不打折扣，对家乡的赤子之心更是情深意长。十多年后，我二姐又从北京调到山城重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父亲仍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别无二话。
我大姐历来特别尊重父亲的意见，也特别钦佩父亲的为人，当即便破涕为笑。我母亲马上忙着为大姐准备行装。大姐在家呆了三天，临动身时，细心的父亲特意给她写好了寄回天津用的信封，并塞上了空白信纸，叫她到了石家庄就给家写封信报平安，还给她出了题目，让她写篇作文：“从天津到石家庄” ，督促她多学多写，提高文化。姐姐书念得少不会写，寄回了白卷，这让她一直后悔得不行。
时隔不久，1955年父亲写作的《刘桂兰》、《青春的热力》、《一天日记》和1956年所作的《积肥与择菜》等4篇散文均以“津郊小集”为副题，都署名“石纺”，显然这是我大姐工作厂名的简称。而一年前，我大姐调走的当年冬季，1954年11月父亲写的《〈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载于同年12期《人民文学》，署名林冬平。“平”是我大姐的名字，这样的笔名，无疑包含着他对女儿的一片牵挂与思念。
大姐在石市棉纺厂积极肯干，克服了许多困难，与伙伴一起还遇到过惊险的事件，幸亏智勇双全，几个女工才转危为安。日出日落时光荏苒,大姐入了党，嫁给了工厂的一位技术员，生儿育女，一直干到退休。她每年都回津探望父母，在父亲的晚年，她也几次来津常住，陪伴照顾老父亲，倾心竭力，体贴入微。大姐给父亲缝棉衣、做棉被、织毛衣、油书柜、买电视、添新防寒服,一片女儿心时时惦记着慈父。在父亲生病之时，我的两个外甥都曾到天津陪伴过他，搀扶过他，帮着照顾过他。我记得为住一中心医院的父亲送饭时，每次蒸饭，大姐总让我看着墙上的大表，差几分钟她也不关火，怕不够烂软，影响父亲的肠胃，炒菜更是细细地切,父亲多吃一口，她欢喜半天。平日姐姐嘱咐我们：“什么叫孝顺？顺为孝，顺着就是孝顺。”有一回父亲对我说：“你看你大姐，住在这儿照顾我，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家呢。”看得出，父亲心里的感动与不安，怕影响女儿的生活。
大姐退休前休了几个月的假，利用这段时间，她写了一些关于爷爷、奶奶、母亲的回忆，抄在稿纸上恭恭敬敬寄给了父亲。“在我写往事的时候，思想很激动，拿起笔来几分钟就能把往事写出来，因为是自己经过的事情的缘故吧！”她在信中这样告诉父亲。父亲见到这些真实、质朴的文字十分高兴。1985年6月，在《乡里旧闻》系列散文《大嘴哥》一文中，还特意引用了我大姐写的一段日本鬼子持枪到家里搜查“孙振海”时，令人惊心动魄的往事。 2002年我写的《戏梦悠悠》、《游子吟》中，也选用过她写的内容。
记得父亲对大女儿退休后喜爱画些牡丹、荷花、竹子、小鸟特别高兴，认为这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生活可以不单调。有一回，我在父亲书柜上看到一本关于画菊花的美术书，上面还有许多咏菊的诗词，很喜爱，便拿起来翻阅。坐在小沙发上的父亲，马上转过身来和蔼地告诉我：“这本书是给你大姐的。”父亲知道我大姐喜欢这类画花鸟的工具书，一有合适的书便想着她。父亲的书房里，还挂过我大姐送他的“牡丹图”，一对大牡丹魏紫姚黄国色天香，为芸斋平添了几分洛阳美景。大姐能这么刻苦地坚持练习国画，与父亲的热情鼓励、支持是分不开的。
父亲去世后,大姐几次含泪对我们说: “咱爹这一辈子有多么地不容易!”“咱爹这个人最真诚了，有什么说什么。他让谁都过得去，处处替别人着想，惦记着这个结记着那个，随咱爷爷。”她常常怀思住在独单照顾慈父的日子,怀念慈爱的老父亲。有一次，她在电话里深情地对我说：“要是咱爹再能多活几年，那该有多好!”说完，银线那端便是长长的沉默……我知道她又难过了。
在爱父亲的亲人们的心目中，永远会保留着一个最尊敬最怀念的位置，任寒暑更迭，世事变幻，永远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