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丝芙兰会员2017: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

为什么今天人人都着急挣钱？
　　
在一次聚会中，一个朋友提出需要多少钱，才可以算“够了”？他随即给出自己的答案：一千万。我和他一起长大，小时候大家都是过的普通生活，也没见他抱怨。今天他有车有房，身家百万。是一千万才能够满足他的生活需求吗？显然不是。他真正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千万，他就可以满足地退休，过上“体面”的生活。
　　
　　在这里，体面意味着受人尊重，意味着优越。在百万身家已经不稀奇的今天，他必须要挣到一千万，才能体现出身份。问题是，当他获取一千万的时候，标准也许又变了。
　　
　　德伯顿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获取财富的目的在于赢得他人的尊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超级富豪们比常人们更孜孜以求地积聚财富，即使他们的财富根本消费不完；也解释了为什么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一方面为财富在市场上绞尽脑汁，另一方面却慷慨地捐赠遗产。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地位的担忧。我们的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把它扎破。惟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
　　
　　其实我们一直在为身份挣扎。从幼儿园的小红花，到小学的红领巾两条杠，到中学学生会干部，大学入党，毕业后进大公司。这些选择往往不是我们自己做出的，而是来自父母长辈的意志；并且通过他人不断地肯定得到强化，直到我们进入社会时觉得顺理成章。
　　
　　亚当斯密说：被他人关注，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在傲慢与偏见中，一位年轻绅士的年收入，直接决定了班纳特太太对他的态度。
　　
　　
反过来，穷人的痛苦不仅仅在于物质层面的匮乏，更在于由于物质意义的不如意而带来的低下身份及自卑感。城市贫民如民工，很多人做出无意义的反社会行为，不是出于逐利的目的，而是因为郁闷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得不到城市的承认。“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为无物，完全不给丝毫关注。”
　　
　　
　　其实，只要不觉得羞辱，人们完全可以过着艰苦生活而不发怨言。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比过去更急切地要挣钱，即使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善很多。因为社会身份的标准在改变。过去很多职业收入不高，但在社会上受人尊重，例如教师、作家。但是今天评价的标准被简单地折算成金钱，即使像教师作家这样的行业，标准也可以取自课时费和图书销售金额。每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后，报道结尾总不会忘记提醒奖金数字和新印的图书数量。
　　
　　还有其他的原因。今天，人们比过去更容易改变身份。古代，人们很难跨入贵族的行列。绝大多数人是生下来就被命运决定在社会中的角色。因此虽然存在很多的不平等，但人们并不因此感觉耻辱。底层的仆人坦然自若地接受他们的命运，并保持自尊。上层社会一方面坚持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在也一定程度上认为社会各阶层存在的必要性，甚至赞美农夫的劳作，因为他们保证了贵族的生存。
　　
　　但在今天，平等给予每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白手起家，在几年内创立像Google那样的企业。在这种情势下，贫穷成为某种“罪行”，意味着懒惰或者无能。普通农民工人不仅得不到赞美，甚至得不到同情。而富人得到从未有过的荣耀。他们不仅拥有财富，更重要的，社会认为是他们在创造财富。风投家被请上电视，介绍点石成金的手段；被引入贵宾室，期望他们来创造就业机会。更好的例子是对福利政策的态度。福利政策被认为是侵犯了富人的权益，即使慈善事业，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培养懒汉。
　　
　　在无限市场理论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浮现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对穷人的批评，往往来自于出身于贫困阶层的新精英们。例如，在反对福利政策的共和党议员里，有很多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商业巨子；而民主党人中多富家子弟。后者更相信财富是一种幸运，而前者则通过自己的经历认为福利和慈善是不必要的。“艰苦奋斗的过程既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也包括了他们的心肠；怜悯和同情是多愁善感的表演，是给虚弱者提供表演的舞台。”
　　
　　但事实上，机会从来不是完全均等的。某些人通过额外努力或者额外运气得到的成功，不能掩盖大多数人所遭遇到的不公正。
　　
由于焦虑往往来自于同一层面人之间的比较，出身相同的人们在今天更容易分化，也因此更容易互相嫉妒，自增烦恼。马克吐温说，一个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但是会嫉妒另一个讨钱多的乞丐。我不会嫉妒比尔盖茨，但是我可能会嫉妒发财的老同学，特别是那些过去成绩平平貌不惊人的家伙。
　　
　　商业社会极大地刺激人们的占有欲，即使我们并不真正需要。16世纪的印第安部落生活非常简陋，但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自给自足。欧洲商人为了得到欧洲市场需要的皮毛，成功地诱使印第安人“需要那些他们以前从来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此前从来没拥有过，但贸易使这些东西成为必需品”。这些东西包括耳环、手镯、项链和酒。但是幸福并没有随着交易水平的提供而来到，印第安部落的酗酒率和自杀率上升，内部为分配奢侈品而分裂。
　　
　　“商业社会的维护者会辩护：没有人强迫印第安人购买耳环和手镯，没有人强迫他们喝酒，没有人阻拦他们离开帐篷。是印第安人自己放弃安静简单的生活。这说明，他们过去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这个说法忽视了人们被他人观点影响的因素。今天，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各种各样的手机、汽车和时尚服装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并不比印第安人更好。我们既不真正明白产品的用途，也不清楚自己的需求，但是在广告媒体权威口吻和充满诱惑的画面引导下，陷入对奢侈品无止境的追求当中去。对很多人来说，无所谓穿的是什么，只要它是时尚的。因为时尚代表着身份。媒体的力量，使得身份的焦虑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来得强烈。它鼓励人们过分关注名人生活和流行趋势，培养出过度的期望，以及失望后更多的沮丧。
　　
　　
　　解决的办法
　　
　　压制欲望
　　
　　焦虑的公式是成就/期望，当成就有限，减少焦虑的办法就是降低期望。我认识一位背包旅行客。她有一份紧张的白领工作。每年，她会出去背包旅行至少一个月，走上千里。她的背包中只有最基本的必需品。她说，每天她只会去想水、食物、宿营地和避免疾病，她做的最多的是走路和呼吸。背包旅行是非常困苦的过程，却是她每年最快乐的时光。焦虑的产生来自于生活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当她把期望降低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时，社会压力所产生的焦虑消失了。
　　
　　艺术
　　
阿诺德说，艺术是对生活的批判。“仔细研读伟大的艺术作品，你就会发现它们直接间接地致力于消除人类的错误，澄清混乱，降低痛苦。伟大的艺术家们都怀有美好愿望，使世界更加美好。他们的作品中总有一个声音在谴责社会弊端，质疑获得地位的方式。艺术帮助我们了解痛苦，重新点燃对事物的敏感，培养感同身受的能力。伟大艺术家纠正我们的势利观念，让我们更关注内在的美德。”
　　
　　宗教
　　
　　宗教让人们思考死亡，考虑后世的问题。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区别于世俗世界的喧嚣。人生而平等，死而平等。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各种头衔毫无意义了。“基督教的伦理学者明白，要安抚焦虑者，最好的方式不是像乐观的心态教我们的那样，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相反，我们告诉他一切最终消亡，我们都将死去，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会去世，我们的成就包括名字都会深埋地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痛苦和抱负之伟大密切相关。如果从1000年的角度看待我们渺小的焦虑，那么我们将会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
　　
　　“要想克服自卑感，无须努力使自己更重要，而只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那些比我们大上几千倍的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那我们就无需为几毫米的差距而焦虑，代之以对巨物的崇拜，我们往往称这种力量为无限、永恒，或者更简单地，称之为上帝。”
　　
　　对焦虑最好的治疗，是去旅行，在现实或者艺术中旅行，去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
　　
另外一个方法，是明确自己的标准。“对自己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无心去矮化或者嫉妒他人。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是恐惧，由于感觉自己不如别人，才要设法让别人觉得不如自己。” 王塑说过，他不在意所谓专家对他的评判，也不在乎大众对他批评或崇拜。他要的是发小圈子里的肯定。
　　
　　但只有精神非常强大的人，才可以真正做得到。事实上，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彻底摆脱身份的焦虑。“但我们可以尽量去了解它、讨论它，这好比气象卫星发来热带风暴的讯息。气息卫星不能阻止风暴的发生，但可以告诉我们其来源、强度和发生的地点，从而减轻我们在灾难前手足无措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再听说希尔顿小姐的八卦故事，再看到小区汽车被人无故损害的新闻，或者遭遇网络chaos，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往往是出自身份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