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开店从哪里进货:中国教育病 009 缺乏综合能力的现代残疾者

缺乏综合能力的现代残疾者

高学历就意味高能力吗

多少年来，当中国人沉浸在用人来建构一种储藏知识的生命图书馆时，当中国人习惯用文凭、书面笔试来典当一个人全部价值的时候，殊不知，在这样一个评价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却在世界各地屡屡受到阻截。据说，数年前，国外有一家大企业面向全世界招聘一位该企业的全球营销总裁，应聘者有上千人之多。在经过了首轮笔试之后，留下了一百人进入第二轮面试，其中中国人的比例最高；面试过后，只剩下了5个人，其中美国人2名、德国人1名、法国人1名和中国人1名。在所留下的这5个人当中，中国人的笔试成绩最高，面试成绩位于第二，于是这位中国人对前景似乎胸有成竹。一周之后，这5个人同时接到了来自该公司的书面通知，通知说，经过本公司对您的考察以及您出色的表现，现在本公司十分荣幸地通知您，您已经被本公司录用了，希望您于某月某日到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可想而知，每一个收到通知的人一定是兴高采烈的，据说，这位被录取的中国人为了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上司的面前，他特意花了数百美元买了一套名牌西装和一个名牌皮包，就在报到的前一天晚上，他兴奋得一夜未眠，并通过越洋电话，把此消息告诉了远在中国大陆的父母和朋友们，而他的妻子，此时正在为丈夫明天的报到而精心准备着一切。在两张喜笑颜开的脸上，充满了对未来幸福地企盼。

那天上午，所有被“录取”人几乎同时来到了该公司，大家面面相觑并有些迷惑不解：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到底谁被录用了？不一会儿，只见负责本此招聘的一位副总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他微笑地看了看大家，说：在隔壁会议室的会议桌上，有5本书，在这些书的第3页和第4页之间，夹着你们的录取通知书，现在你们就去拿吧。话音刚落，只见这些人迫不及待地就冲了出去，领头的就是这位中国人。此刻，只有一个美国人没有出去，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于是副总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拿通知书？只见这位美国人冷静地说道：当我看到其他4个人都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你们的考试还没有完，而当您说让我们去隔壁桌上的书中去拿通知书的时候，我立刻发现了其实这是您的最后一个考题，因为每一本书的第3页和第4页实际上是一张纸，它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夹东西，所有我就没有动，我相信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副总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此刻，冲出去而一无所获的人纷纷回来了，只见副总正在紧握这位美国人的手并向在场所有人宣布：此次全球招聘最终以录取了这位聪明机灵的伙伴而结束了，因为他经受了最后一次的考验，他以他出类拔萃的智慧嬴得了他应该得到的这个职位，在此我们向他表示祝贺! 掌声，在一片茫然的气氛中稀稀拉拉，当所有人知道其中原委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在责怪第一个带他们下意识冲出去的人，当所有失败者的眼光都射向那位中国人的时候，他似乎显得有些委屈，因为自从他接到那份通知书的那一刻起，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还有一道最后的综合智力陷阱在等待着他，既然笔试他是第一名，而面试又是如此地名列前茅，所以按照他既定思维惯性所得出的中国化的结论，成功无疑已经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了。然而当掌声响起时他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另类者，更让他感到无法接受的是，那位最终的录取者居然连大学文凭都没有! 而自己却是名牌大学堂堂的博士毕业生。他似乎感到有一种不公平，但又找不出任何不公平的理由，于是他就陷入了一种极其苦闷的痛定思痛：成功在面对这样两种不同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考试成绩究竟意味着什么？高学历就意味着高能力吗？书本知识在如今这个充满变数的现实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我们从小在一种模式化教育中是否已经失去了思维的灵性？我们是否只能算是一个“单向度”的考试成功者而难以在如今多样性的世界里施展拳脚？

这，已经是中国应试教育带给几代人的一个历史后遗症。

在本书的前八章中，我着重论述了在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以及家庭教育中，一个人受教育者的主体是如何被剥夺的，而且这种剥夺是如此的残酷和彻底。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教育前景正在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广袤的贫穷地区是处在一种教育被剥夺的现象，即：由于贫穷，我们很多孩子上不起学，或者勉强完成初等教育以后就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尽管这些孩子是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长大而并没有被剥夺太多的慧命，但由于种种环境的制约以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来真正展示他们的才华；另外一种是富裕地区的孩子，他们被剥夺是一种天性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应该经历的磨难，尽管这些孩子的家庭拥有比较优越的经济条件以便能够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由于一种变态的教育模式而从小就泯灭了孩子的慧命，因此当一个人精神本质发生病变的时候，那么任何教育也就失去了其本来应有的效力。

我认为，我们当下似乎正处在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人从不缺乏读书高手，我们的学生在世界各大学的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我们的中学生在世界上几乎每年都可以获得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和化学比赛的大奖，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缺乏真正能够傲视群雄称霸一方的世界大科学家；一方面尽管我们有一大批人可以成为知识丰富的读书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真正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则很少。除此之外，在中国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的科学知识和他的人文素养南辕北辙，一个人的学术地位与他的文明程度势不两立，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与他的道德标准分道扬镳……

应该说，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背离，但这种背离之所以在中国司空见惯并习以为常，我认为这无疑是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偏差所致。　　

招聘厨房与温室花朵

前几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带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来到了一家企业，当他发现老板认为他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普通员工时，他那种不服气的姿态在一种不可一世的狂妄中变得更为变本加厉，在他眼里，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小人怎么可能与他这样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相提并论，于是他认为老板是在有意与他作对，一气之下，他离开了那家企业。为了进一步弘扬他这种孤傲的凛然之态，他又回到了学校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又来到了一家企业，并由于学历之高而深受老板的重用，然而不久，老板发现，这位盛气凌人的高学历者其实际的办事能力还远远不如一般的职员，与此同时老板还发现，由于他不可一世和由于高傲而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从而使原本充满团队精神的一个部门变得怨气十足、支离破碎，于是老板愤然炒了他的鱿鱼。本来，这位高学历者应该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到底是他者的原因还是自己的不足。然而他却不这样想，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除了只会读书考试之外，连一些基本的综合能力都不具备，相反，他认为自己应该去读博士，以便能够到更大更著名的公司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他又轻而易举地考取了博士生。博士毕业后他却尴尬地发现，当他去一家家公司应聘的时候，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一方面因为他所开出的条件太高，另一方面招聘者对此人简历中数次闪电般的工作经历似乎看出了破绽。于是，在一次次的拒绝中，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博士终于被无情的现实击垮了。

在一间清贫的屋子里，一顶硕士帽和一顶博士帽奕奕闪光地回顾着一个读书人辉煌的昨天，在一个油漆已经脱落的桌面上，几个方便面袋展示着一个高学历者今天的生活窘境。知识，当它脱离一种实际能力而仅仅成为一种文凭之装饰物的时候，那么这位博士的命运就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当郑渊洁19岁的儿子，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失败者”以一家媒体网络技术总监的身份来仰视这位具有最高学历但找不到工作的“成功者”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位仰视者的眼神中一定会有一种被颠覆的藐视以及对知识本身的一种怜悯!

美国著名的微软公司，他们对应聘者的要求首先基于以下四点：

是否足够聪明？

是否有创新激情？

是否有团队精神？、

专业基础怎样？

在上述四项中，中国人比较具备的是第一和第四项，而微软公司最关注的第二和第三项，正是我们所普遍缺乏的必备素质。在微软的考题中，经常出现以下这些问题：

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形的？

你和你的导师发生分歧怎么办？

给你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将怎么解决它？

两条不规则的绳子，每条绳子的燃烧时间为1小时，请在 45分钟内烧完两条绳子。

这些问题，都是微软用来考验一个人创造性思维以及应变能力的。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这些考题中，微软的考官们所关注的不是什么“标准”答案，而是看一个应聘者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想象。

在国外众多企业五花八门的应聘考试中，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前所未闻的，比如在德盛银行的应聘考试中，最后入围的决赛者必须根据德盛银行提供的一份菜单而下厨房做饭，谁能最终烹饪出一道色香味俱美的饭菜，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此，德国有一家著名的人才公司在其法兰克福的总部还专门设立了一间“招聘厨房”，该公司的行销主管纳特高说：“厨房是最能考验高级主管人员技巧的地方，这是一种了解应征者的可靠方式，传统的考验人才的方法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理论知识，但在厨房里，更可以看出他的执行能力。”

我在想，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考核中国应聘者的话，那么全军覆没的结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大家不妨来想一想，你让你的孩子下过厨房吗？你的孩子会做饭吗？你是否想过让孩子经常下厨房做饭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答案是用不着我来回答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 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以考试分数来论成败的，因此这就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了孩子考试能力的培养上，学习是为了考试，读书是为了考试，而掌握知识也是为了考试，于是中国学子们一切能力的展示是在一张张白纸上进行的，因此，所谓“纸上谈兵”也就成了中国人用来形容自己的一句维妙维肖的成语。

有一本叫《独身子女宣言》的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中学生悲苦的哀叹，当一种教育从小就灭杀了他们应有的能力而突然有一天又要求他们必须具有这些能力的时候，他们就象一个个被抽去脚筋的残者，从长年生长的温室里突然被置于一个北风呼啸的体育场里，在所有人一片加油声中催你向终点狂奔。难道我们不感到这样太残酷了吗？难道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吗？在所有以“爱”的名义下所干出的这些勾当难道我们不认为这些父母们不是一个个“温柔杀手”吗？还是让我们来听听吧，一位中学生对我们成年人悲愤地控诉：

……

应该承认。我的父母真的爱我，他们代替我做了大多数本来应该是我做的事，我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要做一个乖乖的听话孩子。这是我小时候他们对我的唯一要求。我也努力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不爬高，不和人打架，不做危险的事，不弄脏衣服，老师说什么我做什么，看到他们的朋友叫叔叔。弄堂里的大人碰到我的父母总夸我听话，文雅，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淘气。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话，心里是很高兴的。而现在，我感到愤怒了。

后来，我上学了，他们对我的要求是什么也不要我管，只要我能好好读书。因为要让我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爸爸把我送到离家很远的一个重点初中里读书，我每天要很早离开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边吃早饭，妈妈一边帮我系鞋带的，而且从来自己不整理自己的房间，当然也不洗自己的衣服。

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看到母亲疲惫的身影，很想替妈妈分担一些家务。可我从来没有做过，一开始做，总是出错，一出错，妈妈就抢过去，说：“你放着吧，我看你做，心里都难受，还不如我自己做。”

我其实非常爱我的父母，但是我不能用自己的行动来爱他们，然后我知道了，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就是好好读书。要是我考试有了好分数，他们的脸就会发光，他们好像所有的辛苦，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

所以我一直把成绩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

……

然后我考上了大专。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我们去实习。我发现，社会一点也不像想象中和电视剧中的样子，要生猛残酷得多。

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一个小孩子，实习的时候我发现女同学喜欢和我在一起，并不是我像真正的男人，讹而是我不像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让他们觉得安全。而男同学说我是“娘娘腔”。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致把我安排到仓库，而不让我去做本来我的管理专业。

老师在开家长会的时候对我爸爸说，我这样子，将来在社会上一定要吃亏，爸爸回家来很着急。

我也知道我身上缺少一个男子汉所应该有的刚毅和果断，顶不起一片天空。

我发现这个社会很奇怪，童年时代，所有的人都要求你听话，不惹事，然后就要求你什么也不要管，只读好书就好了。可是你长大以后，立即又要求你有男子汉的力量，吃大苦，耐大劳，就像007，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要独档一面，掌立门户，我也想这样，可是我怎么才能做得到这样呢？

我感到受了欺骗一样，我从小努力，而且得到指导和承认的目标，本来以为这就是全部，可是你努力到头的时候，发现他们要求的不是这样。我成了一个不合格的人，而且是从小的努力和教育，让我不合格的。就像到了大考的时候，老师突然说我们得考一门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而且这门课占分最多。

现在我能怎么办呢？

这就是一个从小被抽去脚筋的残者，当他被剥夺了除学习之外所有的能力之后，他却在一天早晨被突然告知他是一个无用的人，当一个学管理的人无法管理别人而只能到一个阴暗的仓库里去面壁思过的时候，我们能责怪这样一个孩子吗？究竟是谁培育了这样一个无用的人？我们很多父母在恨铁不成钢的同时你们想过没有，事实上正是你们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过而导致了你们孩子今天的失败! 你们从来就没有让孩子去吃过苦，你们凭什么要求他长大以后就必须能吃苦？你们从来就没有让孩子耐过大劳，你们凭什么要求他长大以后就必须能耐大劳？你们从来就没有教孩子学会独立生存，你们凭什么要求他长大以后就必须能独挡一面？就像我们从来没有给过一只雄鹰一双坚硬的翅膀，我们凭什么要求它长大以后就必须展翅飞翔?!　　

长翅膀的绵羊

正像这位中学生所说的“我感到受了欺骗一样”，确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就是一个行骗者，我们从小就勾引着一个个幼小的生命去完成一种教育体制的使命，却同时剥夺了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其他能力的共同成长，然而当他们完成了使命在鲜花和掌声中从学校毕业之后，迎接他们的则是另一副社会严酷的面孔。这就像一个人在相亲的时候所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然而等到你一切准备就绪踏上通往教堂的红地毯掀开新娘面纱的时候你却发现，原本一个美丽的少女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泼妇! 于是你就只能呆若木鸡无所适从仰望上苍而悲天悯人。

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曾经以“影响未来若干年发展的最有价值的理念”为主题，对一百多位参加过《对话》栏目的人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请给您所认为的在未来十年中最有竞争力，最有希望成功的人士画像”。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是这样来描述的：胸怀大志，有上进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有责任感和诚信；具备工商管理、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业背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善于从书本和实践中，从自己和别人身上学习。

尽管这一百多人的描述各有千秋，但归纳起来有三点几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老实说，我们今天大多数学子们只具备了其中一项，即学习能力。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谓的学习能力在很大意义上来说只是掌握一种书本知识的能力，但实际上学习能力包括一种实践行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成功人士所必备的三项基本素质中，我们只有0.5项还算是合格的。然而，当我们发现传统的学习概念几乎被颠覆的时候，我们所仅剩下的那个 0.5项都快朝不保夕了。据悉，有一次微软公司在制定“下一代知识工人”的项目研究时，他们特意请来了两位少男少女来做此项研究的顾问，微软公司的用意很明确，我们必须倾听下一代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因为在一个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主人和消费者，未来的游戏规则应该是向“未来的经验”学习，从而“想象你不曾体验过的东西，然后从中学习。而一个向未来经验学习的知识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尤其重视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习惯以老卖老的社会来说，似乎是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一切都是跟随而不是超越，当我们依然沉浸在“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的那种良好自我感觉的时候，殊不知，别人已经早已舍弃了那些破桥残路而在空中自由翱翔了。因此，有时候当我们时常看到一帮“非圈子里的人”在一本正经地为“圈子里的人”制定规划的时候，我们不免感到十分搞和荒唐!

确实，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危机，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以及对学习的概念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往往只是一些掌握了历史知识和基础知识的考试高手，我们的学生大多数缺乏一种社会生存的综合能力，当教育成为一个人成就知识积累的同时又失去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基本才能时，我们不禁要问：我们难道还要以这样的方式和规则来继续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吗？

1995年，一个名叫李倩妮的16岁少女来到了英国，她是属于较早一批去国外留学的中学生。两年以后，李倩妮考上了美国的丹佛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国际金融， 2001年她又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多年的留学生涯，使李倩妮感触最深的是，同样是学习，在国外她感到的是一种轻松和自由，而当玩和实践都作为一种重要学习途径的时候，让她感到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是：“原来，玩也可以是学习。”下面就是李倩妮告诉我们的，她在英国和美国学习期间的一些难忘的感受：

英国的学习尽管规矩很多，管制十分严格，但是老师在课堂上却给予学生们充分的自由。我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打断老师的话，向老师提出。人有三急，如果你要上洗手间，去就是了，无须向老师请假；如果坐累了，可以站起来伸伸懒腰。最有趣的就是考试的时候，除了必须的文具以外，你还可以带枕头或者是朋友家人送你的幸运物，像娃娃、相片之类的东西进考场。学校主张在不违反考试规矩的情况下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好使我们在最舒服最轻松的环境下发挥最佳水平。

老师讲课时，常常旁征博引，语言幽默、诙谐，从不照本宣科。在这样一种轻松、自在的学习氛围里，我们不仅不会感到枯燥，反而能够萌发对学习的兴趣，建立起学习的自信心。

在英国中学，除了必修的八九门课程外，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从美术、音乐、手工设计、宗教、商业、会计、历史、地理、艺术历史和各种外语中选修5-6门课。课程都不难，因为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我们对学习的热情，并培养我们对这些科目的兴趣，在以后的预科和大学阶段更有兴趣地去深入学习。由此以来，学习是出于自发的，而不是被逼的，就好比鸭子是饿了而吃东西，并不是被强硬地填食。因为愿意学，所以学得好；因为学得好，所以有信心。

在英国的学校里，最合我意的就是在玩乐中学习。当学习和玩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知识不知不觉地就跑道人脑子里去了，一点儿也不需要死记硬背。玩得高兴，学得也高兴，兴趣自然而然就培养出来了。

……

在我的学校里，有一个学生自己设计并做了一个电动轮椅送给一位半身瘫痪的历史老师，老师至今还用着呢。

在我们亲身经历场景和手工制作的过程中，书本上各种死的理论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在生活里。所以，即使没有死啃书，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教课书上难懂的理论。这种从玩乐中得到的知识和理解，让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原来，玩也可以是学习。

我选修美术课，纯粹是出于兴趣，多少也有点希望重拾儿时的旧梦，同时也唤醒体内沉睡已久的艺术细胞……

上第一堂课，我们围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旁，老师拿了一大叠杂志，还有剪刀、胶水、木头、木板和锤子往桌上一放，再发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本厚厚的本子，说 Do whatever you want.”(随便做什么都行)

一直习惯了在课堂上照着老师的话去做的我，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有些有点不知所措。如果他叫我画个什么花啊、苹果啊，我能马上动笔。可叫我做什么都行，我却有点无所适从了……我有点难为地问老师：“我该做什么呢？”

“你想做什么”

我摇摇头：“不知道”。

“就用这些材料，随便做点什么任何在你头脑里的东西都可以，不一定要符合常理。”

老师的话打破了我思想上的紧箍咒。我决定来个零的突破，随心所欲一次……既然没有要求，我就任意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把一个美女像贴在马身上，又把比萨塔贴在马的后面。我有剪了一些抽象的图案当背景，填上由浅蓝到深蓝的颜色。乍一看，还真有点抽象派的感觉。看看周围的同学，个个都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四不像”。

老师看了我们的作品，夸奖说：“非常好。这就是艺术! 今天第一节美术课，我希望你们能够放飞想象的翅膀，随心所欲地创作……你们要记住，艺术的灵魂在于创造!”

……

课堂上，老师除了解释基本概念外，最多的时候是解剖商业界成功和失败的实践案例，启发我们联系理论去思考。这一切，与中国学校里，老师讲课书黑板，学生听课抄黑板，考试前死记硬背笔记本儿的学习方式大相径庭……

至今虽说几年已经过去了，但那个阶段学习的东西却记忆犹新。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不是背书，背书纯粹是为了考试，只有读书才能变书本为知识。

我之所以引用了李倩妮这么长的一段文字，是因为我实在割舍不下这么多在中国的学校教育当中几乎是前所未闻的东西，我仿佛像在看童话一样阅读着李倩妮撰写的这本名谓《长翅膀的绵羊》一书的。而这本书的名字本身，也非常准确地体现了原本作为一头中国绵羊的李倩妮，在国外学习的这几年中是如何长出翅膀的。

自我拯救

写到此刻，我儿子正好下课回家，我下意识地问道他：你们现在上课老师还要求你们必须把手放在背后吗？儿子答道：是啊，怎么啦？在儿子已经习以为常并带有一丝困惑的回答中，我原本想问他的一大串问题被本能地终止了。不是吗？当一个人上课连手都被强行要求放在背后的当下，我还能指望拿儿子来与李倩妮做哪怕是梦游一样的比较吗？当一个人嘴巴必须被允许才能张开说话的今天，我还能指望拿儿子来与李倩妮做一个哪怕是虚构的心灵对话吗？

一时间，我感觉我的儿子真的很可怜，这么小小的一个年纪，却要时时被束缚在本应自由的空间里去忍受一种严肃的教育。当学习成为一种心灵负担而倍感疲惫的时候，我们这么多的教育学家和那些制定教育大纲的人难道没有想过，我们能不能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来制定出一些“玩并快乐着”的学习方式？中国人不是一直在夸耀自己很聪明吗？怎么连教育自己孩子起码的人性方式都想不出来？我们那么多的心理学家又在干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一个孩子的心理需求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一个孩子需要在玩耍过程中来体验这个世界吗？我们的教课书是受谁的旨意来编写的？你们有资格来为孩子们编写教课书吗？你们有编写教课书的上岗证吗？你们有什么理由让孩子在上课时必须把手放在背后？这不是一种虐待又是什么？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你们有什么权力让孩子来服从一个成年人世界的规矩？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一个履行了成年人全部意志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当他跌跌撞撞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却经常以缺乏种种能力为由而把他拒之门外，难道这公平吗？

因此，我写作本书的用意，除了告诫我们这些成年人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以外，我更想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你们应该学会自救，你们必须为你们今后的前途自己负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更不要指望应试教育，你们要纠正你们父母对你们的溺爱，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你们的父母惟命是从，你们要学会独立和坚强，你们要明白学习不是单纯地积累知识，而是要全面地培养自己的综合生存能力，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你们的兴趣和创造力，不要因为繁重的学习而丢失了自己对远方凝视的想象。总之未来是你们自己的，没有人能够越俎代庖成为你们命运的主宰者，你思故你在，走好每一步，梦想成就未来，希望缔造成功，努力吧!

用自救来消融一种教育体制的弊端，或许只能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但是当一个社会已经驶出愚昧的码头而奔向智慧之岛时，那么任何一种对错误的坚持和盲从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这里，我真诚而又必须严肃地告诫我们广大的父母们，我们不要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即：今天我们有很多父母是根本不称职的，因为你们连如何来教育一个孩子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生命来看待，当你们的孩子从小就被你们用来实现你们理想的时候，难道你们不认为其实孩子是在充当你们的炮灰吗？当你们为了家族和自己的面子而逼迫孩子去成全这种愚蠢的自我荣耀时，难道你们没有想过用孩子一生的失意来换取的这种荣耀能使你们的灵魂安息吗？确实，你们很爱自己的孩子，但今天我想大声地告诉你们，你们的爱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变态的爱，因为你们不知道一种真正的爱是什么；你们每天自己省吃俭用却在让孩子衣锦食秀的同时，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用虚假的富足来成就的却是孩子一副疲软的脊梁；难道不是吗？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孩子”一离开父母则变得如此的无助和不知所措，面对这样的孩子，你们难道还很得意吗？真的，你们有时候不要去责怪那些老大不小的孩子赖在家里什么也不干还吃父母的，因为他就是你们自己的作品，他就是从小被你们自己宠出来的作品，好好欣赏吧，所谓自作自受就是一个人必须承担他自己行为的结果。

生命、孩子和欢乐，原本这是一个家庭幸福的三部曲。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中，这种欢乐的过程是极其短暂的，只要孩子到了学龄期，那么沉重、心累和烦恼就变奏为一个家庭的新主题。我曾经表示过我坚决不要孩子，因为我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都市，只要你有了孩子，那么就意味着你被判了无期徒刑，从此你将永远无法逃身，你的生命将背负起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生命而一直疲惫地走向墓地。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基于一种当下普遍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的生存方式。然而我现在却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只要你意识到了一种生存方式之所以是宿命的，那么其中肯定是有其缘由的，而只要你自己下决心来拯救你自己，那么一切都可以被改变：

灯火辉煌的街头

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

遥远的温柔

解不了的近愁

是否在随波逐流

……

这是孙楠最近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拯救》，这首歌之所以让我震撼，是孙楠那穿透性极强的嘹亮歌喉以及从中放射出对“拯救”的灵魂呐喊。是的，我们必须学会自我拯救，我们不能再随波逐流，遥远的温柔解不了近愁，在灯火辉煌的街头，我们只能用自我拯救来抵御一阵阵寒流……

在此，我真的很感谢契而不舍约我写这本书的中国社会出版社的编辑李凝先生，因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本身就是我自己自我拯救的过程，因为我因此而改变了我自己对儿子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从而使原本凝重的家庭气氛开始变得和睦而欢乐。我不再动不动就对儿子发脾气，我不再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规范一个孩子的行为，我不再要求他去承担不属于他这个年龄应该承担的心理负重，我学会了像朋友一样与他聊天，我努力了解他的内心需求，我让他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课余活动，即便他犯了某种小错，我不再以教训的口气去责备他，而是在平心静气地说理中用一种温柔的惩罚来让他自觉地弥补他自己的过错。比如说最近他自己想在课余时间上一个武术班，我们就让他去了，可是上第一堂课他就因为贪玩而没去，如果是往常我肯定会大声指责他的，但现在我改变了方式；我与我妻子商量后决定，有我妻子出面跟孩子谈话，内容是：由于你自己的原因，你没有去上武术课，从而浪费了一节课父母为之所付出的10块钱，因此你必须承担这个损失，因为父母赚钱是很不容易的，你没有权利这样不珍惜父母的辛苦所得，所以爸爸妈妈决定在两星期之内你不能去游泳，以作为对你这次过失的惩罚。尽管儿子对两星期不能游泳有点接受不了，因为这毕竟是他最喜爱的一项活动，但是他还是点头表示同意并保证下次一定去上武术课。

就这样，原本一场司空见惯的家庭战争在一种平和的气氛中被温柔地解决了。而且就是在这样一个心平气和的气氛中，我们实现了对儿子教育的以下目的： 一、做错事必须要承担责任；二、要珍惜父母辛勤的劳动所得；三、保证此类错误不再重犯。

除此之外，我经常告诉儿子，一个人仅仅学习好是不够的，他必须全面发展，要学会独立生活，要爱劳动，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让儿子做各种家务，包括下厨房帮助做饭。我发现，其实小孩子是很乐意做些事的，在你不断地对他劳动行为进行表扬的过程中，他会觉得很自豪并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期已久，就会树立起一种自信心。然而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父母却剥夺了他们这种生长的机会，你们捆绑了他们几乎所有的部位，从心灵到肢体，你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应有的生长环境，而当这些被剥夺了生长环境的孩子们有朝一日面对这个社会而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们却登着一双充满血丝的兔子眼睛大声地训斥着你们的孩子：你怎么这么没用! 你怎么什么都不会？你这么连一个好好的工作都找不到？你难道就这样呆在家里吃父母一辈子啊!

活该! 你们有什么理由责怪你们的孩子无能？是谁把他们培养成这么无能的？任何罪过的承担必须由罪过的制造者来承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是受害者，而真正该受到责备的应该是他们的培养者，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和一种教育制度!　　

人才结构缺陷

今天，我在这里真诚地告诫广大的身为父母的人们，你们必须要清醒了，你们必须要自我拯救了! 孩子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人活着应该以快乐为本，物欲横流代替不了心灵舒畅的幸福，不要把孩子吊起来遥看比尔·盖茨的钱袋，也没有必要一定要让孩子身心疲惫地坐在北大的校园里体验虚幻的心灵成功。我以我自己以及其他很多人的经历发誓，只要你提供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只要你不要扼杀孩子原本丰富的心灵空间，那么他们自己会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的；只有、要他们努力了，任何结果都是一种成功。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为他们把把舵而已，只要他们不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那么任何人都是一个自我的成功者。不要去顾及他者眼中的藐视，比尔·盖茨的心灵绝不会比一个青城山上的道士更为平和幸福，而一个心力憔悴的亿万富豪也不见得比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活得更为踏实。在这点上，我比较欣赏刘欢。虽然他身处娱乐界的中心但远离媒体，虽然他一直被视为歌坛大腕但并不张狂，虽然他在歌坛上的成就足以让他几世无忧，但他依然保留着一位大学教师的身份，在讲授《西方音乐史》的过程中体味着一种精神的乐趣。记得那是在1989年的一个夜晚，我与刘欢在北京郊区一个朋友的家中，双方为了德国美学家汉斯立克关于“音乐美”的问题而辩得面红耳赤。记得已是凌晨四点了，双方的辩论才宣告结束，随后刘欢在呼声大作中进入梦乡。尽管很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但这一夜，我却记忆犹新。大概是在1995年，我在宁波又一次与刘欢相见，本以为六年过后，已经大名鼎鼎的刘欢可能记不得我了，谁知刘欢一看见我便大叫一声我的名字，于是，那个难忘的夜晚又成为我们双方叙旧的一个话题。

后来我总在想，人或许最难忘的是一种精神盛宴，我相信我们谁也不会有意地去想起十年前曾经吃过的一顿饭或买过的一双皮鞋，因为物质它无论怎样都是一个人的身外之物，对于人来说，只有精神的盛宴，才会让人经久不忘。所以，我以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一种自我感觉，有时候这种感觉与物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这种物质关系是我们现在人为加上去的，而且是被过份地予以宣扬的。当比尔·盖茨成为整个世界之英雄的时候，实际上人类的精神指数已经开始沦落。尤其是我们要求孩子在读书阶段就以这些人为奋斗目标的时候，我们所失去的也正是作为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平常心。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引录了下面这些世界富商们的一些语录：

我们白手起家致富

我们很少人在校成绩优异，或是学术才能测试成绩得高分

我们不是工作狂，我们花很多时间与朋友、家人相处。

大多数人喜欢现在的工作，诚如其中一位所说的：“这不是工作，而是对劳动的喜爱。

我们不会牺牲诚实正直而致富，事实上，我们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诚实。

很少人觉得为了发家致富，就必须在早晨三四点起床工作。

我们跟许多人接触，这些人后来成为我们的客户、供应商、或是好朋友。

许多人定期打高尔夫球或网球。事实上，打高尔夫球与资产净值有很密切的关系。

——引自《台港文学选刊》2003年1期

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卡莉在斯坦福大学2001年度毕业典礼上曾经这样感慨地说道：

……

我在斯坦福上过最难忘的一门课是一次研讨会，一次关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伊斯兰、天主教三大教派的政治哲学“的研讨会……

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天赋以及不可估量的潜能……

有个维也纳精神病学家说过：“你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拿走任何一样东西，但是惟有一样不行——他的个人自由，他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

我是在不断面对抉择呢，还是已经停止了抉择？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不是已经俘虏了自己的思想？

我是应该就此踌躇不前，还是应该策划出未来？

我将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呢？我该如何编写属于自己的那两页呢？

同学们，从明天开始，你们将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在你踏出这片土地之前，请仔细思考一下你今后漫长的人生篇章将如何撰写，请你们务必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惠普公司这位能干的女执行官卡莉，尽管她离开斯坦福大学25年来选择过多次人生的命运，但有一点令她始终受用不尽的不是斯坦福教给她的经商知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对生命独特的感悟和选择的自由。

实际上，一个人只要具备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一种能够应付多种局面的生存技能以及生命中蕴藏的无限潜能，那么他就能在多个领域中潇洒驰骋。在未来的时代里，知识的加速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以往的知识只是一种对历史的熟悉而已，有一家集团公司的总裁曾经对一位自以为是的博士研究生说，如果你以往所学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你思想的束缚，那么我宁可招收一名没有学历但能很快接受新思想并能吃苦的人。

由此看来，以培养掌握知识为主但忽视一种人之综合潜质的中国应试教育，已经显露出其日薄西山的残景。而对一个人综合能力的市场需求又恰恰证明了仅仅对知识的了如指掌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后面。大家知道，在市场经济中，一种产品要赢得市场的青睐，首先是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假如消费者对一种产品不感兴趣，那么这种产品就没有市场，这是一种非常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我们的应试教育似乎依然还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我们大批的大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这是一种严峻的供需背反现象。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作为一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或者说，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作为一种人力资源，与社会需求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缺陷，或者更精确一点说，我们的人力资源产品其功能太过于单一而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多功能产品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当下中国教育的全部症结所在。

罗杰·依·黑曼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上这样写道：要想成为 21世纪最受欢迎的人应该具备以下几种才能：

要有广泛的专业技能

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有创新能力

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要有说服他人的能力

要有善于学习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素质：

要有独立生存和工作的能力

要有吃苦的能力

要有契而不舍的精神

要有起码的道德和诚信

可以说，上述多项才能正是我们现在很多高学历者所缺乏的。当我们把大量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了关注增加教育资源、普及基础教育的今天，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应该来修改一下这条教育生产流水线的生产原理了，我们应该来调整一下产品的结构以便来符合市场的需求。否则，建再多的学校，有再多的高学历者毕业，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缺乏真正人才的悲剧性命运。正像余秋雨先生在他的《霜冷长河》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社会人为障碍

在本书结束之前，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笔墨想来告诫一下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在本来就已经不多的优秀人才中，由于我们社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或几乎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鄙视，从而使原本应该盛开的玫瑰而过早的凋谢了，或者根本连开花的可能性都被提前灭杀了。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人才背井离乡而无奈地漂流他乡。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赋有艺术气质而且很具有想象力的广告高手，几年前他突然去了美国。临别时他无奈地告诉我：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走，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实在是让他无法容忍的，比方说，他想在北京成立一家广告公司，但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的规定，成立一家广告公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注册资金必须100万；二、办公室营业面积必须 100平米以上；三、公司必须具备员工 10人以上。这些条件让我这位朋友怎么想也想不出个道道来，这令他哭笑不得。他说，一项完全靠个人天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业，怎么会非得要这么些条件才能开公司呢？100万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你就有创意？100平米有什么用？雇一批无所事事的人每天在里面看报抽烟？为什么一定要 10个人，就是有一万个人，没有一个有创意的人又有什么用？他说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在美国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办公室只有 10平米，但他的生意却非常火，在他的客户中还不乏有一些美国著名的企业。我朋友说，他不知道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制定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规定，来限制一种纯属个人脑力劳动的企业经营。在我朋友看来，有一间不需要太大的房间，有一台苹果电脑和扫描仪，重要的是赋有灵感的创意和充满想象的创造力，这就够了。

中国人往往习惯用规模来评定一个企业所谓的实力，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中国那么多国有企业规模大不大？为什么每年还有这么多大企业亏损？一个企业的真正实力是基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盈利水平，与大小是全然无关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有很多国有大企业的盈利水平实际上连一个路边的杂货店都不如，大有什么用？规模又能证明什么？

彻夜难眠仍然百思不解的我的那位朋友终于带着满脸的困惑，远走高飞了。后来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到了美国后只花了一个多小时而且非常简便地就办好了一家广告公司的注册事宜，在开张仅仅一星期中，他已经接到了一笔20万美元的业务。匆匆的笔迹，寥寥的几行字，兴奋不已的语气，开始了他满怀欣喜的异国里程。

我在陌生的城市失眠

又在另一个城市苏醒

错乱的街道在我脑中盘旋

我已不知道身在何处

这是满文军演唱的一首歌，叫《没有你的城市》。

我那位朋友就是这样，为了注册一家广告公司而在这个城市里失眠了一段时间后，却在另一个城市里苏醒了。就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规则扼制了一个人本应辉煌地驰骋，而大批人才的外流，却依然动摇不了我们坚守一种僵死规则的决心，或许，在一个创历史记录的28个中国人来养活一个公务员的今天，他们每天必须要在这样一些规则中来完成他们一天的工作，他们必须要让一个人折腾几回甚至十几回才能办成一件事，否则这些人天天坐在那里又如何来体现他们的工作价值呢？

2003年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上，一个叫朱鼎龙和他孩子朱逊的悲惨故事想必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位可怜的小朱逊由于两岁时被过量地注入庆大霉素而导致了耳聋，为了讨回公道，其父朱鼎龙竟然为此抗争了整整八个年头，在这样一个犹如八年抗战的过程中，朱鼎龙面对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被我们称之为“父母官”的中国层层地方官员。当 120余万字的2800多篇日记终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种历史时，2002年12年27日，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判决朱鼎龙胜诉了! 这个已经为之付出了整整八个年头的朱鼎龙，在“3·15晚会”上一直泪流满面地无声倾诉着这八年来不堪回首的苦难和艰辛。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冷血动物，只要你不是一个被抽干人性的怪物，所有面对朱鼎龙和他孩子的观众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当主持人王小丫的双眼禽满了泪水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为小朱逊捐款的时候，我像兔子一样冲向手机通过短信息向小朱逊捐了款。当天晚上，我长时间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法院判朱鼎龙胜诉了，那么为什么过错者不赔偿？为什么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最终都要让老百姓来捐款？那些折腾了朱鼎龙整整八年的人到哪里去了？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你们应有的责任？当电视画面上，小朱逊用手语表达着他那“我想听见声音”时，面对这样一个被摧残又被折腾的苦命孩子，泪水无法抑制地流向了我所有的脸庞……

扼杀生命的人才逻辑

陆家羲，这是一个当今社会几乎无人知晓的名字，可是这个名字在我心头已经存放了十多年了，他一直占据了我脑海中的重要一隅，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明星，也不是因为他有多少财富，更不是因为他有令人仰慕的崇高地位，恰恰相反，他之所以长时间的让我无法忘怀，是因为他悲惨的命运，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被世界认可却被中国鄙视的真正人才，是因为当这样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居然还欠着别人四百多元的外债……

陆家羲生前是内蒙古包头市一名普通的物理教师，凭借着一种顽强的钻研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于1961年攻克了著名的“寇克曼女生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数学界的难题，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攻克这个数学难题。于是，满怀欣喜的陆家羲把他的论文寄给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以及中国数学界的权威杂志——《数学学报》和《数学通报》。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陆家羲最终得到的回复是三个字：没价值。就在陆家羲这项成果被中国权威机构宣布为“没价值”之后的整整十年，也就是 1971年，两位意大利数学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攻克了“寇克曼系列”!

沉重的打击，没有使陆家羲失去对数学高峰攀登的渴望，当“寇克曼系列”的研究成果最终落入意大利人之手之后，陆家羲又一次向世界数学界的另一个百年未解的难题“斯坦那系列”发起了进攻。1980年，陆家羲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并把论文稿寄到了北京。可是，石沉大海几乎是这些无名之辈的必然命运。好在陆家羲的这次命运因为苏州大学朱烈教授的努力而出现了转机，正是这位慧眼识英雄的朱教授，把陆家羲的论文转寄给了美国著名的《组合论》杂志。令陆家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不到一个月之后，美国方面回了信，在信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门德尔松先生对陆家羲的研究成果作出了如下的评价：“这是世界 20年来组合设计方面最重大的成果之一。”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这个被自己的祖国藐视并抛弃的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了闻名于西方数学界的中国英雄。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一无所知，而且更滑稽更荒唐的事情还没有完，请诸位接着看下去：就在陆家羲名振西方数学界后不久，有一次，中国的有关机构邀请多伦多大学的教授门德尔松先生来中国讲学并参加首届国际组合数学学术研讨会，接到邀请的门德而松仿佛一脸雾水：“请我去讲学？讲组合数学？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博士吗？”似乎是给这位门德而松教授一个面子，似乎是为自己苍白的容颜一个掩饰，无奈之下，陆家羲“博士”便成了这次研讨会的特邀代表。然而，在中国，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个没有身份和头衔的无名之辈，想参加一个世界顶级水平的研讨会似乎是赖哈蟆想吃天鹅肉! 没有人相信衣帽不整的陆家羲真的会是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没有机构会给陆家羲差旅费以鼓励祝贺他能参加这样一个高级别的研讨会。万般无奈之下，一生穷困潦倒的陆家羲只能借钱来到了大连出席会议。我不知道在会议期间陆家羲“博士”是如何向门德尔松教授来解释这一切的，我不知道门德尔松教授面对这位穷困潦倒的中国“博士”是如何感慨的，我只知道，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匆忙赶回包头的陆家羲，因为长期的劳苦和精神煎熬，他栽倒在床上便睡着了，而且永远地睡着了，我们连让他享受一下短暂荣耀的机会都没有给他，我们连让他再生存一段时间以便能还清别人债务的时间都没有留给他，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一个背负了四百块钱债务和满脑子数学难题的中学教师，在一片苍凉的凄苦和无人喝彩的孤寂中，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在前不久，我又听到了这样一个令人辛酸的消息：2002年11月18日，中央财经大学的青年教师肖梅花在下课后走向自行车棚的路途中突然倒地身亡。事后人民医院的医生对肖梅花的丈夫说：她的死因是“心力交瘁、透支过度”。又一个人才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而且走的异常悲惨。尽管肖梅花已经出版的《保险法新论》被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保险所的林勋发教授认为是“中国内地保险法方面最有理论水平的一部学术专著”，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便是这样，肖梅花仍然要为自己只拥有本科学历而升不了教授而苦读博士学位，她是被累死的。就在她倒在地上生命尚存最后一息之际，肖梅花向我们发出了其生命的最后呼唤：“救…救…我，我…不…行了。”然而没有人能够救她了，因为肖梅花的死和陆家羲的亡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脱离了一种社会评价系统之外的“自杀行为”，谁让你不把精力放在读博士学位上而去写专著呢？难到你不知道有了博士学位就能升教授而没有博士学位纵然你写出一百本专著也是枉然么？

这就是我们当下社会对人才的逻辑，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逻辑及教育理念所遵守的普遍法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哀乎！悲乎！

……

窗外，迟暮的冬影已经开始与春天的恋意频频幽会，远处的西山在阳光的簇拥下显得格外伟岸，我走出书房，来到社区中一个硕大的人工湖边，一阵轻风佛过，湿润的草地满载着大自然的气息，迎面向我扑来。突然，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鸭从天而降，飘落在水面上，只见它悠然自得地缓慢游来，像金字塔一样的水之涟漪，在晚霞的拥吻下奕奕生辉。我席地而坐，目视着这秀丽迷人的景色，心中却依然惆怅地浮出一个悬而未决的思念：什么时候能够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为陆家羲先生来建造一座墓碑，让这位生前穷困潦倒并备受精神煎熬的中学教师来享受一下亡后灵魂的悠然；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陆家羲离开人世的那天，来定为中国科教界的一个祭日，在这一天里，中国所有的教育机构都下半旗为陆家羲那些不该过早离去的亡灵们默哀!

我知道，这只是我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心灵梦想，但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在有生之年把这个梦永远的埋在心头!

极目远眺，又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时候了，不知不觉的，唐朝著名诗人陈子昂的这首悲怆的诗句又一次萦绕在我的脑际：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后 记

2003年的整个春节，我是在家中的书房里度过的。每天枯坐灯下在电脑前的敲打，再一次把我从现实的状态中拉回到了作为一个思者的境界。我之所以十年未写书了，是因为一旦打开了思维的闸门我就无法抑制了。曾有朋友告诫我：“所有思者都是痛苦的，尤其是你，你不仅思而且还充满了情，读你书的人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就像你写书过程中常常会自我感动一样，读你的书，我经常会抑制不住地流泪，而且只要拿起来就怎么也放不下，常常逼得我必须一口气读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不想读你的书，因为读了，我就会难过。但只要你写了，我是根本无法抗拒的，哪怕是再难过，我还是要看，因为现实中能让人如此爱恨交加的书实在是太少了。”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在褒我还是在贬我，但是有一点他说的没错，我这个人不管怎样有一个毛病是改不掉的，那就是作为一个思想者我再痛苦，也不能不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不管有没有人听，我想说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它彻底地说明白，否则我就不说。

我知道，这本书有些人看了以后或许不会有好感，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管我们彼此是干什么的，仅就对这个民族的热爱程度来说，我是不会亚于任何人的。这个社会上有太多人在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但是我不会。就象当年鲁迅一样，鲁迅先生也是很少说恭维话的，我曾说过，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因为假如他不死而活到五六十年代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被打成右派的。但即便打成右派又如何呢？这改变不了鲁迅依然是一个伟大的人。就像作家从维熙那样，这个当年的右派后来在他的《走向混沌》的一书中这样写到：“赌徒挥金，才子浪情，自古有之，并都自认为那是一种别样的风流。我已劳动改造了二十年，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学’，只允许我向稿纸上喷血……”

从维熙先生喷出来的血，对我们以及对一个开明的社会来说是必须牢记在心的一种历史，因为一个对历史经常会遗忘的民族将是可悲和危险的。

和从维熙先生一样，我也是喷血者，所不同的是，从维熙先生把血喷向了历史，而我却把血喷向了当下的社会。如果说今天大读者从从维熙的血迹中看到了一种历史的污垢，在我这本书中所体现出来的血迹却是今天的众人给涂抹的，也就是说，在如今的这场教育悲剧中，我们很多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下教育已经成为谁也无法逃脱嫌疑的一种社会性悲剧的主要原因。

这本书，我只是想让大家在整天劳碌并低着头走向自己所谓“小康”生活的时候，有时候能够停一停来看一看你是否已经早已偏离了跑道，因为一个偏离跑道的行走者，他永远也不可能走向原定的目的地。

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是一个父亲了，正因为成为父亲了，才发现教育原来是如此重要的一项生活内容，而当我目睹了那一个个因为教育失败而发生的家庭悲剧时，我才突然发现，其实很多悲剧的发生及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与教育有关，尤其是我在网上看到那么多学生在哭泣在呐喊的时候，我便无法回避这个领域了。于是我便开始深刻地关注起教育来，于是也就有了这本书。

能完成这本书，我依然要感谢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在整个春节期间，他们为了不影响我写书，不看电视，不大声说话，甚至走路也是蹑手蹑脚的。这对于一个好动的 9岁的男孩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感谢他们母子俩对我的支持，在此，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最后我想说的是，教育好一个孩子对每一个父母来说，都是一件很艰难但又十分重要的事情，尽管教育孩子有很多种方法，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教育观念，因为有了正确的教育观念才有可能产生正确的方法，而仅仅去模仿一些他人的教育方法而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那么再好的教育方法也会因为教育观念的错误而失去意义。因此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观念而不是方法，方法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教育者们，改变你们的观念才是最为重要的。

为了教育好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的经验，可以给我来信，我的E-meil地址是：gy123@vip.sina.com

赵健伟

2003年3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