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肤品问卷调查模板:文房四宝——砚

砚从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故又称研。陕西临潼姜寨(属仰韶文化初期的母系氏族村落)遗址出土的一块石砚，砚上有石盖，砚面凹处有一支石质研杵。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战国秦墓发现的一方石砚，砚、研都是就着鹅卵石的原形约略加工而成。西汉的砚台一般也包括砚石、研石两部分。到东汉以后，砚台才脱离研石，自成一体。

西汉末至东汉，砚的形制多为圆形、三足、平面、有盖，并有简单的刻划花纹。汉砚出现了装饰性纹饰，显示出制作水平的显著提高。刻有纹饰的砚在汉代尚不多见，但已经能够说明两汉砚已从实用工具步人浑朴装饰的工艺品行列。

晋砚形状与汉砚的最大区别在于有了凹心砚池。南京板桥镇石匣湖晋墓出土的圭形石板砚的砚面微凹，长沙烂泥冲晋墓出土的长方形石砚有明显砚池。陶宗仪《辍耕录》卷29：“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磨墨贮沈耳。”这可能是因为纸面书写量较以往简牍有所增加。

除继承汉代石砚、陶砚外，由于瓷业渐兴，六朝至隋最突出的是瓷砚的出现。瓷砚以瓷土为胎，而挂以青釉，为利于磨墨，砚面均平坦无釉。蹄足砚初制于西晋，当时为三蹄足。东晋时除保留西晋三蹄足的砚式外，四蹄足开始出现。在造型上，砚盘渐趋单薄，蹄足略显高瘦，制作一般较粗糙。到了南北朝，多为六蹄足，三足极少见，砚面向上凸起，无盖，砚足较西晋时更高。《论书表》云：宋明帝“兼使吴兴郡作青石圆砚，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之器。”

隋唐时期制砚工艺有很大的发展。此时聚墨多的圆形、箕形有足砚十分流行，其突出特征是：墨堂、墨池不分。

瓷砚发展到隋代，砚面更加上凸，珠足已取代蹄足而兴起，并且往往有八至十足以上。足多外撇，足上部三分之一处与砚盘相连。隋代后期砚盘增高，形成半圈珠足形，足上部三分之二处均与砚盘相连，明显地由多足向圈足方向发展。

唐初砚式的砚足由隋代的半圈足发展成圈足，蹄足纯为装饰。砚面比任何时期都更凸起，有的甚至超出了口沿，整个砚式显得较为笨重。唐代中晚期，瓷砚又由圈足演变为镂空圈蹄足。蹄足以此时为最多，一般是二十个排列成密集的一周。砚面突起，四缘围以深凹的水槽，式样美观大方。越窑、岳州窑、邓窑都有烧造。邓窑砚有大小成套者，粗胎挂釉，极为古朴。

随着墨的制作水平提高，到唐代中期，陶砚、石砚得到突出发展。洛市博物馆1965年12月发表馆藏1949年之后出土古砚34方，其中被定为唐砚的15方中，除一方是青石砚外，其它全部是陶砚，没有一方端溪佳砚。他处传世的唐砚中，端溪佳石也不多见。

唐代石砚已开始讲求石材，开始了唐宋以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作著名的端砚、歙砚、洮砚的辉煌历史。起初，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来好尚稍变，一些著录将“端、歙、临洮”合称为“三大名砚”，红丝砚附骥而为“四大名砚”。清代末期，又将山西绛州的澄泥砚与端、歙、洮砚合称“四大名砚”，而端、歙名列其首。

端砚在四大名砚中属最上乘，有“群砚之首”之美誉。端砚约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问世，产于广东肇庆东郊高要县的端溪。

西江穿越肇庆，直奔南海。西江南岸，高要市东三十三里，为西江的羚羊峡一段。羚羊峡南岸有斧柯山(又叫烂柯山)峻峙壁立，此地有“望夫石”的传说；山下有端溪自南而北迤逦注入西江，端溪以东地段集中了最为名贵的砚坑。羚羊峡北岸七星岩背后的北岭山、鼎湖山一带也有砚石产坑。端石产坑虽多，但只是三个大类：岩石、西坑石、后坑石。岩石坑所产，石色紫，衬手而润，叩之发音清远，有青绿圆鸲鹆眼；西坑所产，石色赤，呵之则润，紫纹漫而大，也有鸲鹆眼；后坑所产石，色青紫，迎光侧视有碎星光点如砂，干而少润。

端砚石质坚实细腻、滋润娇嫩，素有秀逸多姿、发墨不损毫的特点。端砚以贮水不耗者为佳；以生在大石中的“子石”为上(而流俗传讹，遂以“紫石”为上)。青花、鱼脑、冻蕉、叶白、天青、冰纹、火捺、斑马尾纹、胭脂晕、鸲鹆眼等纹理者均是端石的佳品。鸲鹆眼分为所谓活眼、泪眼、死眼，高眼、低眼。

歙砚也始于唐代，为中国第二大名砚。石品有金星、银星、龙尾、罗纹、刷丝、眉子等名目。

歙砚出婺源的歙溪，婺源县自唐至宋代中叶属歙州，所以此地产砚称为“歙砚”。唐五代时，歙州辖歙、休宁、祁门、黟、婺源等地，而以婺源所出砚为优，婺源县以龙尾山(又称砚山)所出“龙尾砚”最负盛名。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安徽婺源后来划入江西省版图。

歙石在开元年间始被发现。北宋唐积《歙州砚谱》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因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窟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之归。粗刊成砚，温润大过端溪。后数世，叶氏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请得匠手啄为砚，由是天下始传。”唐朝时歙砚的石品已经定名，雕工也非常讲究。歙砚石质坚润，结构致密，不易涸墨，涤之立净。

唐代，洮砚的生产也很繁荣。洮砚石产于洮州之洮河，今在甘肃卓尼县城东北五十多公里的洮河东岸喇嘛崖。此地山陡水急，采石异常艰难。洮砚分红洮、绿洮两种，以绿洮为上。

澄泥砚在唐代也非常风行。在四大名砚中，唯独澄泥砚不是石料制作，而是以澄(沉)泥为原料，经特殊焙烧工艺制成。在唐代之前，端、歙石砚尚未出现，所用当以泥砚为主。而普通陶器质地稀松，多含砂砾，不适于研墨、贮墨，故须将泥澄细、压实后入窑烧炼，方为适用。经澄结细泥烧炼所成的砚都叫澄泥砚：山西绛县、江苏宝山所制的澄泥砚最为知名。

据说山西绛县制澄泥砚的方法是：用绢袋盛装汾水河泥，放在汾水底下加以漂洗、淘澄得出细泥，一年后泥已坚实，取出晒干，再切成各式砚形入窑烧制。绛澄泥砚自唐至今有千余年历史，被誉为“唐砚”。江苏宝山靠海，长江人海处也产佳泥，所以澄泥砚也有名。

澄泥砚质地细腻，但细而不涸、坚而不燥。颜色以鳝鱼黄为最上，绿头青次之，玫瑰紫又次之。其黄土之斑点称为砂斑点，大者名豆瓣砂，小者叫绿豆砂，有二砂者尤善落墨。

由于泥料可塑性大，因而澄泥砚具有独特的雕塑风格，注重形象的塑造，讲究精雕细刻，图案、造型古朴大方。

澄泥砚一度风行唐、五代，后来制砚工艺至清代失传。山西五台县1983年恢复生产。后人虽有仿造澄泥古砚，但是佳泥难得，加上火候很难掌握，所以造出来的砚粗糙损笔，且颜色庞杂、浮浅干枯。

唐代还有所谓的秦汉砖瓦砚。秦、汉著名建筑的所有砖瓦均为澄泥特制，其成分与澄泥砚相同，质地细密，且其中掺有少许金属，故声音清越。用之为砚，有时比绛州、宝山的澄泥砚还好。每件秦汉砖瓦都刻有年代、名称及制造者姓名，在当时就颇珍贵，平民很难得到，即使得到也不敢私用，所以秦汉时期无人以砖瓦作砚。后天下变乱，秦汉建筑或颓或埋，唐宋之时逐渐由地下挖出，以其质地坚实，遂制以为砚。

五代时期，砚的形制有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无足的平台砚。这是由于唐末出现高腿桌椅，人们逐渐伏案书写，砚由几下移到了案上，以故有足砚台逐渐减少。而且，五代砚还出现了铭刻。

歙砚作为御赐品，始于五代之初。南唐在端、歙两地置砚务，选拔良工著九品官服，享受月俸，负责每年为官府制砚若干，当地百姓谓之砚务官。同时，对其他各地砚石也尽力开采，于是石砚产量比唐朝愈多。李璨封雕砚名手李少微为歙溪砚官，专门搜集佳石为宫中造砚。由于国主重视，歙砚的身价扶摇直上，歙州一带的制砚业更为兴旺。该地在南唐时为全国产砚中心，多数砚石皆出于此。

宋人更加重视砚台，宋砚的形制和雕琢艺术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宋砚的形制主要以抄手砚、椭圆形高台砚、长方形平台砚居多。抄手砚砚底挖空，两边为墙足，可用手抄底托起。唐以后瓷砚，多为长方砚式，宋代以长方形抄手砚为特色。抄手砚是由有足砚转向平台砚的过渡，从抄手砚背之两侧脊可以看出汉砚之圈足、唐砚之梯足的延续痕迹。

宋代一般日用多为石砚，澄泥砚也尚有继续。在宋代，唐州、温州、端州、歙州、青州、成州、潭州、夔州、庐州、苏州、淄州、虢州、信州等地都已发现各种优质砚石，日常用砚形式多样，但多是就地取材，雕工也不甚讲究。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则讲求端、歙、洮等石，多制为抄手砚。

端砚在五代、宋初开采最甚，产量之多、品质之佳以此时为最，端砚形状已比唐代丰富得多。宋治平年间开始在半山之上、老坑之南约200米开采坑仔岩。如此逐渐移换采石点，采石高度层层攀升，宋代时就有了下岩、中岩、上岩的差异。唐代曾在上岩之山背的龙岩开采，后因为下岩石材优于龙岩，不再从龙岩取石。先开采的是下岩的北壁，因北壁所出砚石比较润泽。后北壁被泉水完全浸没，而南壁只是半浸，转而开采南壁，因此南、北壁都凿有洞，在治平至宣和年间越发看重南、北壁产砚。龙岩石色深紫，少眼；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顶石润如猪肝色者佳。

端砚砚石在高山之上，且坑洞都几乎终年被水浸渍，取捞极其困难。尤其下岩之中有泉水，虽大旱亦不干涸，而砚石贵润，下岩终年浸水，所以下岩石材品质最佳。只有每年秋冬水位降低时才有可能进入，须数十个人络绎传递水瓮排水，月余始得进入取石。明年春水又涨，再等秋冬来临。

歙砚在宋代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南唐败亡后，歙石开采停产五十年。宋景祜(1034—1037年)年问，歙州太守钱先芝查访到南唐李少微的产坑，已被河水淹没，汇成大溪，便将大溪移还故道，由县令曹平主持重新开采歙石，规模很大。后来的歙州太守王君玉继续开采。嘉祐年间(1056—1063年)，县尉刁廖再次开采。这几次较大规模的开采使歙砚精品不断涌现，影响不断扩大。宋代的文人学士无不赞美歙砚，如欧阳修、蔡襄、苏东坡、黄庭坚、周必大、洪景伯、胡仔等都写了许多赞美歙砚的诗文。南宋理宗期间(1225一1264年)，歙州知府谢暨每年都进贡“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李廷畦墨、汪伯立笔、羊头岭古坑砚。

羊头岭今称羊斗岭，与龙尾山相连，羊头岭砚即龙尾歙砚。歙石的产地范围很小，南唐取之殆尽，宋朝再采，佳石大多绝迹。今则歙溪早成一片荒墟，徒为历史陈迹。后世所产，或出自附近岩溪，或以其他溪石冒充。即使是在歙溪附近采伐的，也不过同于寻常砚石，只能供一般研用，与唐宋时大相径庭，珍贵不逮。

宋代是雕砚工艺史上的最辉煌时代。宋砚雕琢线条明快光洁，而整体浑厚大方。《西清砚谱》所收兰亭砚、蓬莱砚、太史砚等宋砚厚重古朴，是高台砚的典型形式，为唐砚所无。圆形高台砚多雕镂园林、人物，如《兰亭修禊图》、《竹林七贤图》，所刻人物多为单线阴刻，也有线刻和半浮雕相结合的。并且宋代开始突出石上星眼纹色而加以巧作，传世端砚、抄手砚背下的无数眼钉(又称眼柱)就是明证。宋人题赞石砚者也远较唐五代为多。宋代由于瓷业的大发展，瓷砚烧制种类尤多。另外，宋代已制作漆沙砚，虽便于携带，但终不适用，未能通行。宋代还制过铁砚，也不适用。

元代石砚在大同西郊冯道真墓出土过一块，长方形，砚面水池部分作葫芦形(同时出土一锭大墨，上有“中书省”字样)。端、歙砚石在元代基本未被采掘。

明砚大都延续宋代雕琢风格，逐渐变为优雅精致，偶有随形而制、比较活泼者，已开后来追求气韵之先河。明代制砚比较重视美石，和唐代一样，仍以端石、歙石、洮河石为贵重。但歙石在明代没有正式重新开采，洮河石也因水深难取。因此，端砚声誉日起，被推为诸砚之冠。

明初对端石产坑时开时禁，定制不周，且因宦官当权、贿赂成风，纹美质佳者尽入阉寺权要囊中。永乐时重开，未几又闭，宣德又开，成化、万历再开，均是旋开旋闭。永乐坑、成化坑、宣德坑、万历坑的遗迹至今尚在。总体上说，这几期所采砚石质地均不甚好，无奇异可言。但据说成化年间端溪水坑掘出了青花、鱼脑、蕉白、冰纹、胭脂晕等名色，引起了人们爱重，藏砚之风大兴。明代闭坑禁采时，居民群相盗掘。此时，唐代开采的龙岩和宋代开采的上、中、下岩已不可用，就又在水岩开采，分为大西洞、小西洞、正洞和东洞四个洞。由于在水下，非冬季水浅时不能开采，开采时还先需抽出很多积水。洞小水寒，工人裸身在水内凿石，虽属盗采，也辛苦可怜。明末盗掘之风更甚，民盗不已，又继以官盗。崇祯末，蜀人熊文灿总督两广，终日指挥部下恣意盗采，谓之“熊坑”。不择肤理，乱肆凿伐，只求得石，不计毁坑，故所得的砚石驾宋坑之上。但常人盗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方便，灵秀之脉遂遭荼毒之毁。明代端砚的设计、形制、雕刻方面都有所突破，往往充分利用天然石形、石色因势利导，浑然天成。

歙石在整个明代甚至到清初康熙、雍正年问也都没有被正式开采。虽然在此期间，当地砚工三五成群地不断在坑口、溪边、山脚、河滩觅取佳石，制出一方方石砚，携至外售，颇能维护歙砚的声誉。但和大规模开采绵连不断、明清两代佳石迭出的端砚相比，就显得一蹶不振了。

明代还有江西仿制的未央宫古瓦，质地细润、铭刻逼肖，古色古香，人多珍之。明清亦有瓷砚，有的瓷质花纹极为精细，有的是腹空灌水的暖砚形式，多是用于绘画或研磨朱墨，已经很少用于书法了。

清初三藩作乱，砚坑弛禁，易采之石均为当地百姓剥取以尽。后因乾隆帝对文房宝物特别热衷，除宫廷内府设立制砚作坊外，还在苏、浙、皖、粤各地索求佳砚。源源凿出，洞愈深，取愈难，费愈重，采出的佳石愈多。凡以前不易得、不能得之端石，乾隆朝均能设法挖出，所产端砚的质地、花纹均优于从前。乾隆年间“麻子坑”、“杨公坑”、“吴公坑”都很知名。清朝端砚除了讲究砚形样式外，还刻以山水、人物、鸟兽、花卉各种图饰，砚盖制作也极考究。以石质细润、雕刻加工精美作为品评端砚的两个条件，端砚已成为集书、画、雕刻、髹漆等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精美工艺品。端砚在康熙至乾隆期间为全盛期，道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

清代雕砚品种齐备，风格多样，可谓洋洋大观，各地、各派都各具特色，唯厚大之砚并不常见。清代已把精品砚列入珍宝行列，注重其欣赏价值，不太考虑实用价值，藏砚家众多，藏砚之风兴盛，论砚评砚著作丰富。

总之，明清两代访砚、藏砚、赏砚、刻砚，已成为文人相会的一种风气，制砚工艺逐渐由适用转向观赏。明清石砚除讲求石材外，对于雕工、式样、前代名人收藏、题跋款识乃至砚匣制作，都极为讲究，风格由古朴渐趋华丽。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来看，砚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它从最初的研磨工具，逐步变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宝。砚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反映，它与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工艺水平、思想风尚都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