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以后用什么眼膜:“道德恐怖主义”困境

【那一天，我们一个小小的同类、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人们后来叫她小悦悦，因为车祸碾断双腿躺倒路边。画面显示小悦悦已经失去了意识，因此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那十八个人为什么不愿意抱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第十九个人非要把她抱起。在她醒过来之前——虽然小悦悦再没有醒过，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无论走过的人，还是抱起她的人；无论别人给过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曾给她；也无论那些冷漠的目光、熟视无睹的目光，还是不安的、怯懦的、恐惧的、又惊又怕的以及犹豫不定的目光，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假如在我们看来已经失去意识的小悦悦，她有另一个无需依附肉身而存在的灵魂，就飘在屋顶那么高的空中，除了看见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她还能看见什么？她看见自己的双腿被再次碾压，她看见有人向自己走来、然后又走开。她不识数，但她明明看见一个、一个、再一个……结果他们全都走了！所以她难受、特别冷，很想有一个温暖的怀抱让自己躺下，然后在自己还能做梦的时候做一个梦。她愿意梦见自己跌入狼群、也愿意梦见自己被叫不出名的动物撕咬，就是不想被那么多人抛弃……但最后她却哭了！她似乎想起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来了不该来的地方，所以，这个叫小悦悦的小女孩哭得默默无声、哭得泪流满面，直到真的有人把她抱起……】

不久前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似乎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事发之后，立即引起成千上万国人热议。人们强烈谴责、甚至痛骂那十八位对生命无动于衷、冷漠无情的路人，也有人为当下这个不怎么缺钱、但非常缺德的社会感到痛心疾首。联系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见危不救”或者“好心无好报”事件——尤其是南京那起“扶起一位老太、搭进4.5万”的“无过错、有责任”案件，无异于向人们发出少管闲事的心理暗示，人们惊叹，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文化、以淳朴善良、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享誉天下的文明古国，何以屡屡出现寡廉鲜耻、人情冷漠这种现象？司法判决又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偏袒？此事甚至惊动了远离红尘、不问世事的宗教界人士。其中一位正处级和尚就忍不住发表评论，对“小悦悦事件”进行了深刻剖析。文章最后还发出呼吁：“希望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对各大门派宗师‘和而不同’的学说进行进一步的开发研究，让这些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之光的文化遗产，在构筑新时期的‘伦理道德、礼乐风俗’中作出贡献。”

道德在中国成为问题多少让人难于置信。要知道，中国“道德至上”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名家辈出、各显风骚的道德家传记史——另一种说法称之为“颂圣文化”。如果说，把道德当做一个“中国话题”可算作中国人幽默智慧的回归，那么把道德当成一个“中国问题”，就近似于愚人节恶搞了。因为在中国，无论是以宗教名义组成的社会团体，还是在世俗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的权力体系，都必须、而且只有套上道德外衣，才能获得清晰的道义合法性和社会成员中最大多数的支持与配合。尤其对“破旧立新”而言，道德是获得“名正言顺、应天顺民”评价的基础。否则便有悖“道统”，将会遭遇“来历不明”或者“旁门左道”的怀疑。同时，道德也是“善”的体现，具有任何其他议题不可替代的最高价值，在个人评价体系中的排位，历来也都是道德首当其冲。

中国还是道德家与道德模范最猖獗、道德说教最密集的国家。举凡手下有了一兵半卒、或者手上有了寸权尺柄，其道德人品就自然升华、就“天降道德教化大任于斯人”、就自动掌握了“对错、善恶、好坏”等是非标准。作为基本规范，一定的道德标准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学校、家庭、社会莫不如此。其中先圣、先贤、先哲们尤为霸道，常常无理辩三分。为捍卫道德可以蛮不讲理、可以罔顾真实、可以轻视生命——当然一般是别人的——如寡妇的生命，更可以背弃逻辑。无论《老子》等道家学说，还是儒家“四书五经”，以及后世注经名家们数不胜数的著作，它们愿意告诉人们什么是道德、道德分几个层次，如何做一个道德崇高的人，有了崇高的道德有什么好处……但你要问“为什么？”它们一定会告诉你，这是“古人之所言、所行”，甚至莫名其妙直接下结论。如《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列子?杨朱》篇：“杨朱曰：‘古人之，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论语》：“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凡此种种，既不言“古人”何人、也不解何以“如风”、“如草”；至于君子会不会有例外、小人会不会永远是小人……这无异于给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们难看。

一地道德、口不离道德、言必称道德——不知何时起，中国道德泡沫已显失控之势。如果你不幸生在中国，那你得牢记：你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道德恐怖主义”世界，这里的每一双眼睛、每一抹笑容、甚至每一声啼哭，都可能包裹着一纸道德合约，单等你出手按下指模，然后把你套牢。不过不管怎么说，在这样一个漫山遍野盛开着道德之花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丰裕的道德积累，起码不至于出现整体性道德危机、甚至突破伦理底线的现象。尤其在今时今日，人们生活水平、财富状况已非昨日可比，照孟子的说法：“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既然赶上了太平盛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就更应该有越来越文明——如果还称不上优雅——的表现。但是很不幸，酷嗜组织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权力者和长于复古怀旧的卫道士们，偏偏忘了“物极必反”的道理，道德园区终于爆出“道德产能过剩和需求萎缩、以至产品严重积压”的独特景致，即使象重庆那样脑筋急转弯、出台“补贴消费”举措，似乎也收效甚微——补贴领走了，可是七旬老太摔倒闹市，仍然是围观者众而救人者无，这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危机。恐怕很少有人想到，恰恰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我们这个朝野上下同江湖庙堂无异、市井村落类大漠深山相似，只要有人群聚居就有谦谦君子的国家，人伦、道德、诚信、良知、信仰等等在精神世界体现为“人性之美”的品质，如今已经所剩无几。置身于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现实世界，人们只是惊叹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人口分布的密度，挥之不去的仍然是令人窒息的、巨大的孤独感——在“人民”这一无穷大的概念里，无穷小的具体的“个人”，终究是一个可以被随时忽略的存在。

由于道德在大众心目中占有最优先位置，并且还在治国安邦中体现出重大价值，因此人们对不道德的谴责和批判，便显得更加理直气壮和义正辞严，似乎通过谴责和批判，可以充分享受某种优越感或者欣快感。小悦悦事件作为近年来“见危不救”的标志性事件，引来众多声讨和反思固然不足为奇，说它是道德沦丧的见证当然也算恰如其分。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赋予道德胡萝卜与大棒双重职能的家园，道德沦丧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仅仅归责于我们赖于生存的这个社会，或者把责任推给应试教育、推给“发展才是硬道理”，甚至责怪那些新闻工作者们“报忧不报喜”、过分揭露阴暗面、缺少社会责任感……等等，都只能证明我们已经成功找到一个代人受过的替身而已，此外再无其他任何意义。何况在这个国家，说不定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助人为乐、在做“好人好事”。当然，与此长期共存的一直就是见死不救。

在60多年里，“好人好事不断涌现”与“缺德无耻层出不穷”一直就是这个家园所独有的两道风景。在此期间，权力者树立先进典型、从不放过可供宣传教育的好人好事，但社会公共道德照样无可挽回地加速下滑。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也许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是假先进、假典型。例如登峰造极的汽车司机，他的付出固然值得肯定，但这个每月能领到8元津贴的典型却是靠不住的——因为他每月用于助人为乐的金额竟然是30多元。二是混淆两个不同概念——即“好人好事”与道德品格不加区别，认为两者是一回事。因此常常会根据政治需要，把某人做过的几件好事无限放大，塑造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典范。而在现实生活中，谁没做过几件好事？何况经权力者精挑细选的“好人好事”，无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也永远无法排除功利目的。但道德品格却不同，它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自觉。这种人本身就是好人，因此他不需要去“做好人”。至于做了多少好事，或许难于说清，但即使做坏事可以获巨奖，他也决不会去做——因为他知道，道德常常是区别人与非人的界限。

导致基本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无处安身的另一个原因，是由极权管理模式所决定的、并且可能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以非理性政治思潮为根基建立起来的一国政权，它也很少有机会从非理性困境中摆脱出来。正如某地此刻所面临的困境，无论它在舆论控制上变换什么口号、在组织人事上有何变动，或者在方针政策上作何调整，只要极权管理不变，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不会改变，维、保安就一直会被列为头等大事。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全面恐怖，“荒谬感”与“无意义”也依然是人们必须体验的苦难。如果说前者可能导致人们在“现实的恶”面前只剩下畏惧感与无力感，那么后者则可能导致人们从此不再对崇高的道德力量和伟大的精神价值抱有任何希望，这是“道德成为问题”并且陷入困境的制度性原因、同时也是最根本原因——人们知道，“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并交出一切，正是极权管理的必然要求，否则势将难以为继。但是，既然人们不得不服从极权管理意志，那么不管权力者愿不愿意，它都必须为此后出现的所有问题承担责任——正如它乐于把一切成就收归名下一样。何况，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官员们无一例外地一边从最肮脏龌龊的政治交易中获取巨细不等的财富，一边又以一副纯色的道德嘴脸口吐莲花，某地社会的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也许还不至于来得那么快，起码会为后辈们守住底线。

今天，人们似乎突然发觉，原来有另一种力量也会威胁我们的安全，这种力量来自于人类的道德与良知。于是人们开始大声疾呼，试图为公共道德、社会良知、悲悯情怀、信仰价值、诚实守信等良好的大众品格寻找回归之路。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品格并非迷途不返，而是因为历经多次浩劫后濒临灭绝。首次浩劫包括惨烈的战争与政治清洗，无法无天的独裁者将某种扼杀人性的精神价值规定为全民的共同追求，而把人性看作羞耻的甚至是罪恶的精神品质，结果是“神性”与“原则性”成功取代了人性与真实性；进入80年代，终于迎来一次修复的机会，想不到刚刚有点起色，便随着重大事件而荡然无存。这一次浩劫无疑是毁灭性的，它使残存在人们心里的那一点点希望彻底幻灭，人们从此不再有精神追求，也不再有道德关怀。国民已经在整体意义上失去了责任与道义担当，并带着冷漠、麻木以及自甘平庸等情绪，来到属于春天的90年代早期，并开始在不断强化的极权统治下，尽量争取与权贵合作，力图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利益。此时此刻，财富成了人们唯一的兴奋点，也成了人们释放热情的唯一理由。而所谓道德良心、所谓诚信友爱、还有什么人文关怀，岂止是荡然无存，早已被“恶意透支”、因此也无可救药了。

不过在未来，道德注定还会被人们当做最具杀伤力的利刃和最坚固的堡垒；所谓“大爱无边”，也注定还会出现在多难兴邦的时刻；而无处不在的道德，同样会指引“人民”逃离虎口，只是与此同时，它也注定会把“人”留在狼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