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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当世孙武”刘伯承间的隙怨

刘伯承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被中外称之为“当世孙武”,刘伯承的一生经历曲折,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长达50余年。

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关系最亲密，刘伯承则正好相反，属于关系最疏远的一位。毛对刘一直有看法，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与左权奉派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1931年离苏回到上海, 由于刘当时在军界的知名度和声望,认识他的人太多,留在上海中央工作风险太大。于是，1932年月1月，刘伯承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最初任红军学校校长，毛当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2年的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上，两人矛盾的第一次激化。该会主题是批评毛泽东“纯粹防御路线”的右倾方针。在对于毛泽东是否仍留任前方军事指挥员的问题上，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毛泽东留下，但以博古为主的临时中央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要毛泽东回后方。刘伯承由于来苏区还不到一年，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这一票，造成了他后来一生的沉重负担。

客观地说，这一选择应该不能全怪刘伯承，毕竟他回国不久，又是刚到苏区，对那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不是太瞧得上眼。刘伯承后来还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四军中有“游击主义”，这无疑更加严重剌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一生雄才伟略，但也是一个恩怨极其分明的人，甚至对几十年前的一些小事也难以释怀，谁谁谁曾经反对过他，谁谁谁又支持过他，心中记得一清二楚。如陈毅当年在井冈山就曾经夺过毛泽东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位置，以至在文革中也是天天惶恐。又如邓小平1933年被当时“左”的中共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加以批判斗争并关押劳动，是“邓、毛（泽覃）、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语）。因而毛泽东一直对他信任有加，即使文革中被认定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也没有开除党籍，更没有被肉体消灭。宁都会议的这次打击，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生中最痛苦一次，以至于解放后毛泽东去过无数的地方，江西的井冈山他去过多次，但同在江西的不远的瑞金，这块曾经红色的圣地他是一次也没去过，有好几次路过时还要刻意绕道。可见此次会议对毛泽东的伤害有多深。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刘伯承到苏区后，发现红军干部文化很低，不识字的竟达百分之六七十，刘伯承就开始分班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和射击原理，并首次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毛泽东对这一套很反感，历史上，与毛泽东唱反调的党内大多是留苏派，毛泽东一生对留苏生特别是博古，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极为痛恨和反感。刘伯承不是“二十八个半”，留学苏联也仅学的是军事，但在毛泽东的眼里，都是教条主义的，一丘之貉。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被中央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反五次围剿时，因怒骂了李德而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遵义会议上又恢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遵义会议后，刘伯承一直作为一位专职的军事指挥员出现在各个时期，实际上政治上已经不得志了。如党的“七大”，作为二野的司令员刘伯承无缘出席，邓小平作了代表。

1942年，刘伯承诞辰50周年，此时正是敌后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残酷最艰难的阶段，中共中央出于鼓舞敌后军民士气出发，决定在太行山给刘祝寿。朱德，陈毅，叶剑英，吴玉章，林伯渠……纷纷提笔作诗赞扬,唯有毛泽东，却没了以往写诗的灵感，最终连个字都没留下。

张国焘所著的《我的回忆》第六篇《会师与内争》中，有一节是这样描写刘伯承与毛泽东的，读来挺有意思：“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军的行动计划.....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他的独断一切，径行核阅所有军事文件....人事调动....然后径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给我们执行,让朱总司令都成了虚设或成了幕僚人员.....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1966年张国焘的回忆录出版，毛泽东读完后对周恩来说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张国焘的眼里，我们这一群人中，只有刘伯承是好人。”毛泽东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在解放战争的五大野战军中，彭德怀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更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唯有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是一把手，为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张际春是第二书记，司令员刘伯承连个第三书记都没捞上。后来在重庆组建了西南局，邓也是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刘在党内还是没有任何职务。刘伯承是聪明之人，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西南一解放就请求辞去身兼各职，去南京筹办军事学院，毛泽东欣然默许。

可叹的是，刘伯承并未能脱离政治上的旋涡，远离是非。50年代初中期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期，由于军事学院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泽东的游击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在毛泽东耳边吹风 “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正好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泽东就借彭德怀之手进行整治。1956年军事学院的反教条主义，彭德怀亲自坐镇，66岁的刘伯承元帅多次带病上台检讨，后是发着高烧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检讨，都过不了关。粟裕大将也因此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并被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谈话，告戒此后不得插手军队事务。刘伯承则好在邓小平和周恩来力保，才勉强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资格，但从此已无任何职权。

1955年授衔，怀仁堂里只来了八位元帅，林彪、刘伯承不在，当时官方的解释是说林和刘都生病了，这理由不能令人信服，新华社记者随后赶到两人家中给他们补元帅照时，两人无一例外都精神抖擞，根本不象大病的样子。刘伯承不去受衔，其中缘由不得而知，但推病不去，的确是少了一场尴尬。

俗话说祸之福兮，1956年起刘伯承无职无权，却反而得从此远离了政治的旋涡。战争年代留下全身伤痕，刘伯承晚年基本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1972年由于医生的诊断失误，误用药物，病情加剧，1973年后更丧失了思维能力，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病情才得以控制。有意思的是，刘伯承一生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文革后期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党的十大上反而被破天荒地选为政治局委员。1986年10月，94岁高龄的刘帅走完他的人生历程，邓小平参加追悼会并亲自致悼词，深切怀念自己的这位兄长兼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