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卫东：资本利益、科学技术滥用与人类未来

资本利益、科学技术滥用与人类未来

柴卫东

 

一、引言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对工具本身的研究开发主要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但是，政府和企业以及资本会影响科学家与工程师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则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和企业以及资本的意志。

人类历史已经并且仍在证明，科学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它既能够造福人类，又能够伤害人类。核技术和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均是典型的例子。

讨论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不得不同时考虑到现实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超脱于国家和集团利益的纯粹的、圣洁的科学技术成为幻想。强势群体试图垄断任何有直接和潜在使用价值（包括破坏与杀伤威力）的新技术，而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使得科学技术的收益和风险分离，从而对弱势国家和弱势群体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或者说，科学技术有可能服务于破坏人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和生态灾难的行动。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风险

一般而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技术应用，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三类风险：

第一类风险，是认识上的风险。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水平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如生物技术的问题还处在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中。比如药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够大的试验样本才能充分暴露；比如在早期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存在的有致癌风险的SV40病毒，就是在疫苗已经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发现的^[1]这类风险，可能对人们带来伤害。这样的风险和伤害是无法绝对避免的，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代价。但是这样的风险应该设法控制，比如对新兴技术，先小范围试点，确认安全或掌握了风险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广就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但是，这种谨慎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是资本利益所不能忍受的。

第二类风险，是偶然的事故性的风险。比如，医学研究机构储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灾害（水灾、地震等）的破坏而被释放，造成人员感染，这种风险，同样不能绝对避免，所以需要采取格外的安全措施。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是发生在印度的博帕尔事件：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市美国联合碳化物属下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设于博帕尔贫民区附近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事件。这次灾难直接致死2.5万人，间接致死55万人，20万以上博帕尔居民永久残废，当地居民的患癌率及儿童夭折率大幅上升，生态灾难的影响至今无法消除。^[2]

^{第三类风险，是技术成果被用作武器，比如生化战争和生化恐怖主义。若干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研究。美伊战争时人们最担心的危险是生物武器炭疽菌。而引起流感的H1N1病毒，有学者认为其来源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生物，即人造病毒[3]。}

^{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上述风险难以绝对区分。比如，国家敌对条件下，技术先进一方对技术落后一方，可以把第三类风险进行伪装并宣称为第二类或者第一类风险。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对中国城镇进行鼠疫传播，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等罪犯很清楚，他们在占领区和战时中国所进行的细菌攻击有可能被认为是自然暴发[4]，这也是他们使用感染鼠疫的跳蚤的原因之一——而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又被美国占领当局出于私利而长期掩盖[5]，致使细菌战战犯不仅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甚至在日本政界、学界成名成家。}

^{对此，《生物武器》的作者珍妮?吉耶曼不无无奈地总结说：在可疑疾病暴发的事件中，要想把证据和意识形态分开是困难的。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在交战中，让科学家们能够提出质疑和独自收集资料，看来是不可能的[6]。——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区分灾难与灾害的性质，完全超出了科学家的能力范围，而成为国际政治问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此类问题足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随着DNA重组技术的出现，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模式（先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然后再进行实验研究）使得自然、人体和社会成为生物技术风险的试验场。这在本质上似乎应该属于第一类风险，但如果技术领先者明知有风险而蓄意在技术落后人群中进行这样的试验，则具有第三重风险的性质，即恶意使用。且技术领先者对风险是否明知，存在巨大的取证难度。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生物技术试验以及推广的风险，即使在科学家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以DNA重组技术而言，其风险在1970年代曾引起争议，而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沃森教授1977年公开声明，没有理由对转基因技术感到恐慌，甚至连设立DNA重组技术的研究指南都是没有必要的，即使在大肠杆菌插入病毒的基因也没有什么危险^[7]。但是2011年德国爆发的超级大肠杆菌携带有鼠疫基因以及对多种抗生素的抗性基因，造成3000多人感染，50多人死亡^[8]，这种危害证明了沃森博士关于大肠杆菌用于DNA重组研究的安全性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德国造成疫情的大肠杆菌，极大可能是生物实验室里面DNA重组试验的人造产物，而几乎不可能是在自然环境中自发出现的！）

类似上面的分歧可能会长期存在，其争论会持续很长时间——在争论的时间里面，由于资本利益的驱动，技术开发和使用的脚步并不会停下。对技术风险的研究不利于商业公司迅速牟取巨大利益的目标，于是，商业资本会操纵舆论，否认和忽视风险，对强调风险的人士进行打压，游说和贿赂政府监管部门对“新技术”开绿灯。例如，英国科学家普兹泰由于揭露转基因作物的健康危害而被解除职务^[9]。而马诚礼（Charlie Martin）在担任美国农业和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亚太地区首席政府关系总裁期间，为使该公司转基因种子产品获准在印尼销售，6年内花费75万美元收买了140名印尼政府官员。^[10]

悲哀的现实是，大公司的商业利益，无情地否决了大众的知情权以及科学家的研究自由。甚至默克公司负责疫苗研究的大科学家Hilleman也哀叹，他无法继续进行极端重要的SV40致癌性的研究，因为公司只需要他去开发新的疫苗！^[11]——通过疫苗，SV40已经进入亿万美国人的身体，而该病毒与癌症（尤其是脑部肿瘤）的关系，或许成为永久的秘密。

三、利益驱动下的科学技术冒险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知识、信息和技术能力的不对称现象。当先进一方（具体行动的主体可能是个人、公司、机构、政府、国际组织）试图利用这种不对称的时候，落后一方面临的将是极其严重的安全威胁，甚至是人道主义灾难。

1996年2月，为证明抗生素类新药“特洛芬”在治疗脑膜炎方面的疗效，辉瑞制药公司组织了一支医疗队来到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州。他们在当地找来了近200名感染了脑膜炎的孩子，把他们分成两组。给其中一组服用辉瑞公司生产的“特洛芬”，另一组服用一家德国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结果在3周之后，近200名试验患儿中11人死亡，其余181名患儿全部落下残疾，有的失明，有的耳聋，有的甚至全身瘫痪。事后，辉瑞公司的医疗队迅速撤出，在尼日利亚没有留下任何记录。[12]

美国媒体调查显示，美国制药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在海外进行新药试验，1990年时还只有271例，而到2008年，已增长到6485例。另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药企业在173个国家进行了近6万次新药试验，仅2008年一年，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收到的新药上市申请报告中，80%都有在其它国家测试得到的数据。^[13]

一些在美国不能做、不敢做的“大胆”试验，都被拿到发展中国家。而且，大量的新药试验外包，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行业，而这个行业每年收入在200亿美元以上。但这个利益链的背后却是冷酷的杀机。几年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49名儿童因参加一个为期30个月的药物试验而死亡。医生在他们身上测试了包括高血压药物在内的各种新药，有的药从来没在18岁以下的病人身上用过。参加试验的4142名儿童中，有2/3不满1岁！^[13]

　　2008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在阿根廷最贫困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试验一种新药，造成14名儿童死亡。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文盲，签约时根本不知道孩子要参加新药试验。^[13]

上述案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发达国家的药厂蓄意利用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甚至是儿童）进行高风险的药物试验，这种为了利益而不顾底层人民生命安全的反人类行为理当受到严厉谴责和制裁，但是，目前尚未看到国际社会解决此类问题的意向。

四、特殊技术制造的人类生态灾难

弱势群体受到应用技术危害的案例，在发达国家也有发生，海湾战争综合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91年代号为“沙漠风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以后，许多美国参战军人患上了“海湾战争综合症”，据美国海湾战争老兵协会不完全统计，在70万参战人员中，约2万人已经死于海湾战争综合症（这一数据是老兵协会的估计，准确数据被政府保密）。但美国政府长期拒不承认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存在，拖延到1999年首次承认“海湾战争综合症”存在，2008年11月17日，美国国会公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海湾战争综合症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疾病，超过175,000美国海湾战争老兵感染此病，研究此病每年需要投入60亿美元。^[14]

美国政府长期否认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存在，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大科学家也加入其中。1994年美国政府任命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莱德伯格为首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其官方结论竟然是“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导致海湾战争综合症的病因。”但随后，英国和美国媒体揭露，莱德伯格教授与伊拉克战争双方的生物武器研发有着直接利益冲突。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美国型菌种保藏中心ATCC等机构曾向伊拉克出售生物武器相关材料，而约书亚·莱德伯格是ATCC董事会成员。

虽然罹患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多国部队的军人是不幸的，但是与伊拉克当地人民的灾难相比，他们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伊拉克成千上万的妇孺死于战乱，新生儿畸形儿率大幅升高。

再比如，美军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大量使用贫铀弹，其污染物的放射性半衰期高达42亿年——被永久污染的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的健康安全又有谁来关注呢？美军在越南所施放的1170万加仑橙剂，造成越南每年35000名新生儿畸形。橙剂和贫铀弹的使用，从科学角度来看，是对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极端不负责任的破坏。橙剂和贫铀弹对人类生存环境存在的巨大的、灾难性的、持久的影响，但是又有谁来研究如何治理这种灾难呢？——这种灾难难道不是全人类的灾难吗？

五、恐怖的盈利模式

历史反复证明，所谓的“灾难”，往往肇始于富国，却总是成为穷国的悲剧。如艾滋病发现于富国，却最终成为非洲穷国的灭顶之灾。如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获利者在美国，但其泄露的毒气蹂躏的是印度的群众。

需要警惕的是，灾难，在具有盈利可能的时候，也会被某些势力蓄意制造和利用。比如，流感，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2009年岁末，甲流疫苗的热度极高，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预计全球最终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约20亿人将感染甲流。世界各国政府都卷入了这一喧嚣，法国政府订购了9400万剂甲流疫苗，英国政府则订购了6000万剂，美国政府希望疫苗总数最终能达到2亿2500万支。从当时的国际主流媒体的轰轰烈烈的炒作中来看，WHO和制药商们恨不得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打上一针! 简直是浩浩荡荡，无法抗拒！

但是，后来的事实是：法国政府采购的9400万支甲流疫苗中的9100万支被捐出；英国政府购买的6000万支疫苗，捐出5500万支。欧洲的1.8亿支流感疫苗（价值数十亿美元）将捐赠给世卫组织，后者将把疫苗免费分发给95个发展中国家。值得指出，南半球穷人们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贫穷与饥饿，而根本不是什么甲型流感！

这件事情的真实画面是：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国际主流媒体制造舆论，西方大国政府出钱，跨国制药公司赚钱，给欠发达国家的饥饿人口送去他们根本不需要的流感疫苗——2011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承认，这些流感疫苗在至少12个国家造成了儿童嗜睡症的副作用——这种对儿童神经系统的伤害，远远大于流感本身！

疫苗厂商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理由。但这真的是全部理由么？2009年岁末，欧洲议会宣布开始调查WHO流感丑闻，但至今没有后文。这样的赚钱模式，令人不寒而栗！

六、警惕收益与风险相分离的转基因技术被滥用

    自1983年第一例转基因植物问世以来，转基因物种在全球的扩散愈演愈烈。推广转基因物种的公司（和个别国家政府）具有强劲的商业动机和动力，但是对于转基因物种风险的研究，本身不能盈利，并且不利于商业公司的利益，因而受到严重限制，甚至被打压。由此造成了关于转基因物种利弊信息的严重的不对称和扭曲。

曹明华女士很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5]：“转基因技术，是一门富于探索性的实验科学。而商业化了的转基因食物产业，则是科技工匠的作为——它基本上无视已更新了的、重要的生物学原理，而在拿他人的风险赌自己的利益……转基因技术研究与转基因农作物应用有两点基本不同：一是在相对可控的实验室内环境中与放到自然界外环境下自由生长的不同；二是产品的目的不同：前者的产品不是供人食用的，而后者是要取代人们赖以生存的日常食物。即便以医用为目的的转基因，它的副作用和风险也是被认可的。作为科研的“转基因”，成败都是正常的。而转基因作物作为粮食，将大规模普通人卷入试验，失败是不允许的。”

转基因食物的一系列风险和开发过程中的得不偿失，是逐渐暴露、了解的。而转基因食物作为一门产业，如此巨额的开发资金已经投下去了，投资是需要回报的；那么对于转基因食物的危害怎么办？一种可能的选项就是蒙骗、胁迫对转基因危害缺乏了解的低等公民、有色人种（也就是弱势群体），多多食用。

当前转基因物种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的疯狂推广，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一进程的获利者，是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公司这样的转基因巨头，而这一进程的受害者是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比如印度数以万计的自杀的种植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可以预见的是，当转基因物种引发严重的人道和生态灾难时，转基因公司的老板和科学家们将用无辜的语气向全世界宣布：这种危险，我们毫不知情！而这种灾难，其范围和残酷程度将远远超过博帕尔事件、橙剂以及贫铀弹的危害——那些巧舌如簧的推广者们，又用什么去负责呢？人类未来的命运是否应该交给这些劣迹斑斑的灾难制造者呢？

七、结论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得使用科学技术的收益与风险相分离，由于缺乏有效国际监管，资本驱动的科学技术冒险已经给弱势群体带来巨大伤害。橙剂和贫铀弹等武器的使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尚未看到解决的意向。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恐慌并从中牟利，是一种新的人类安全威胁。

让科学技术造福而不是伤害人类，有赖于政府、企业和科学家们的共同觉悟。我们呼唤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呼唤国际社会重视资本利益对科学研究活动的干扰和胁迫。

参考文献

[1] Horowitz L.G.,Emerging Viruses: AIDS & Ebola-Nature,Accident or Intentional? Sandpoint,Idaho:Tetrahedron,Inc.,1999:p 482.

[2] 《潇湘晨报》. 印度判决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曾致近60万人死亡.

http://news.sina.com.cn/w/2010-06-08/020220429612.shtml

[3] Gibbs A.J., Armstrong J.S., Downie J.C. From where did the 2009 'swine-origin' influenza A virus (H1N1) emerge? Virology Journal 2009, 6:207

http://www.virologyj.com/content/6/1/207

[4](美)珍妮·吉耶曼著,周子平译.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第76页.

[5]同上，第82页.

[6]同上，第95页.

[7] Watson J.D., An Imaginary Monster——The Only Danger We Face is the Specter of Untested Regulation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 1977,p.p.12-13.

http://www.virologyj.com/content/6/1/207

[8] 中新社.德国宣告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结束:共致50人死亡.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7-27/3211667.shtml

[9] (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粮食危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第28页.

[10] Fritsch Peter, Mapes Timothy.Seed Money: In Indonesia, a Tangle of Bribes Creates Trouble for Monsanto --- Lobbying Effort For Permits Included $50,000 In Cash; The SEC Brings Charges --- Love Blossoms On Reality TV .The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5, 2005,page A1

http://www.happinessonline.org/InfectiousGreed/p40.htm

[11] Horowitz L.G.,Emerging Viruses: AIDS & Ebola-Nature,Accident or Intentional? Sandpoint,Idaho:Tetrahedron,Inc.,1999:pp 485-486.

[12] 北京商报. 2007年06月06日.辉瑞遭尼日利亚索赔70亿美元.

http://business.sohu.com/20070606/n250414111.shtml

[13] 余敏. 美国新药背后的杀机.环球人物.2011年第139期.

[14] Sullivan Andy. Gulf War illness is real, report finds.Reuters.2008-11-17.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11/17/idUSN17526412

[15] 曹明华.就《南方周末》“转基因雄文”致社领导的一封公开信.2011-08-15.曹明华和曹明逸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