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祥悦阁spa前列腺保养:帝国的荣耀与民族的哀伤（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9:57:48
民族的耻辱：火烧圆明园的后150年
1860年的一场大火，将圆明园的历史——之前和往后总共300年的历史一刀两断。前150年，她是清王朝辉煌的缩影，是天朝上国璀璨的明珠；后150年，在国人失败与仇恨的情绪纠缠中，凄风苦雨里的断壁残垣，逐渐演变成了民族深重苦难里最为具象的耻辱柱。
■从家仇到国恨
《看历史》 文┃何书彬 王磊石
昔日帝国的荣耀，沦为皇室的疮疤。而在随后百余年间，它唤醒了士大夫的家国之痛，革新人士的国家之耻，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豪，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
当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耳中时，年轻的他立刻吐血倒地(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没过多久，他就在热河行宫驾崩了，时年仅31岁。
如果说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惩罚皇帝的话，那么额尔金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火烧圆明园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
感到被伤害的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依照法国观察家伯纳·布立赛的话来讲“他们（英法联军）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 皇帝的家仇
凡是看过圆明园被焚景象的人，都将对那一幕终身不忘。
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了那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上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这情景在英法联军的翻译官郇和的记录里得到印证：“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柱不断扩展、变厚，越来越浓，给北京城罩上一层黑云，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幕让郇和感到“暗暗的高兴”，因为此举有效地报复了皇帝，同时他也为“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毁灭而深感痛心。”
恭亲王奕和一批中国官员在一起，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浓烟从圆明园的上空四处飘散，当得知圆明园几乎已被全面破坏时，他悲痛不已，其他所有在场的人也都伤心地哭了。
随后恭亲王把情况报告给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臣等登高了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
咸丰阅毕，批了四个字：“曷胜愤怒！”不久后，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临终之时，对圆明园念念不忘的他亲自把同道堂印玺交给两宫太后和年幼的皇太子，同道堂是咸丰皇帝在圆明园进用最后一道晚膳的地方，他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他身后的皇族也不要忘记了圆明园。
1860年的慈禧太后还是一名年轻妇人。学者林语堂认为，正是这一场变故，让慈禧太后终生对西方人异常痛恨。
1869年，深受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知道她一直想回到圆明园，就授意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因为工程耗费极大，安德海又指示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
此议一出便遭到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之役的奕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此举将“动摇邦本”。德泰、贵祥被革职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修园的动议被搁置。
在咸丰之后继位的同治皇帝对修复圆明园也一直念念不忘。
■ 民众的国耻
被焚17年后，1877年，旅行家和摄影家汤姆逊在他出版的一本书中，写到不再修复的圆明园呈现出的残败景象：“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
官方对圆明园弃而不顾，这片废墟和流离国外的皇室珍宝成了国人吊古伤怀之地。1871年的晚春，学者兼诗人王运和朋友一起凭吊了圆明园、清漪园等残迹。后来他的《圆明园词》中写到，呈现在他面前的荒残景象让他想到国运的艰危与“中兴”的艰难。徐树钧在为《圆明园词》做序时则说，他每次看到圆明园的废墟，就“恻然不敢过也。”
不仅仅是王运，当更多的社会精英逐渐走出国门，看到西方博物馆中一批一批圆明园文物时，触动了对国难国运的伤痛及反思。
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玉玺,“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他对这次邂逅印象深刻，特地记在了日记里。
而康有为在游历法国时，先后在两个博物馆看到大量来自圆明园和紫禁城的珍宝，其中有多款玉玺。康有为“睹玺凄然”，很自然地，他把圆明园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在随后写下的诗文《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里，他想到极盛时期的圆明园，并梦想着有一天能恢复圆明园的荣耀。
1903年，梁启超也在纽约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钟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数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颜”。
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圆明园文物的流失，让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之所以遭此国难而无人深省的缘由，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只知将国与家并列，而不知将国与民并提。因此当发生国难时，民众只当成是皇帝的家事，而并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两字并称者，未闻以国民两字并称者……国民也，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还权于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
也就是在此前后，一份名为《国民报》的杂志在日本创刊，创办者中国留学生秦力生开宗明义写道，“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体制之下，习为奴隶。始而放弃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
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力鼓吹下，一股推动民权，关心国运的风潮开始兴起。圆明园被纳入“国家之耻”的视野之中。而在民权之风日炽的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抒发对圆明园的感伤之情。
1915年，《民权素》第十二集发表了署名“寿”的圆明园游记，作者在圆明园“凄怆伤怀不能自已”，但是他哀的不是“一姓之兴亡”，已是“国势之不兢，国耻之不雪”。
■ 文化的苏醒
如果说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唤起了中国国民对圆明园的精神关切之情的话，那么以他的儿子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会，则是从中国传统建筑的领域，一点一滴地去复原圆明园的实体记忆，试图使圆明园重新进入公众的记忆。
早在这次展出前的几个月，主办者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就开始了艰苦的筹备工作。他们很清楚，这种规模的遗物展览在中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梁思成等人在讲述他们的展览旨趣时，再一次为圆明园的焚毁感到痛惜。“万园之园，毁于一朝，可胜慨哉！咸丰十年至今，倏忽七十有一年，圆明园遗迹之残毁，与日俱甚。光宣之际，尚可窥见梗概，鼎革以后，即此劫后残余，而亦荡为灰烬。”
他们认为，圆明园毁于西方野蛮的破坏行为，是中国文化上一大损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当永远铭记这一惨痛时刻。
“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开展后，当那些满怀新奇的游人们步入中山公园水榭时，彻底为眼前的展品所吸引了。作为普通百姓，他们从未想过有如此之多的残砖断瓦可以登堂入室进行展出，更没有注意过在金石字画之外，中华文明还有如此之多可以展示的闪光之处。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些物件运到琉璃厂也许卖不出个好价钱，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已经使他们深深折服，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二百年前中国确实存在着如此之高的建筑工艺。
除了一般展品之外，此次展出特别张贴了历史学
仿佛是对民众记忆的一次唤醒。在圆明园被焚毁71年后，普通的中国民众意识到了圆明园作为建筑在文化上体现出来的“不可磨灭之价值”，也切身感受到了圆明园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
■ 唤醒的群体记忆
就在中山公园圆明园文物展过后的六个月，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知识分子们掀起了一场影响不小的“国学研究热”。他们反复申论“学存则国存，学亡则国亡”的理念，将保存国学视为了爱国保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基业。一时间，“国家与民族至上”、“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思想成为了新的思想潮流。
中国营造学社在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通过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来架构出了圆明园，架构出了一门传统科学，架构出了历史记忆，更架构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觉醒与自信，并将之注入了民族的机体，唤醒了民族的群体记忆。
圆明园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激发国人民族意气的有效意象。1934年，清华大学的美
“一个有教养的开明国家做出了只有野蛮人才干的勾当。”
“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的俘虏受到虐待而愤怒，但是他们的抢掠和破坏将激起未来无数代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更大愤怒。”
“毁掉一个国家最精美的艺术收藏和建筑，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和未来的人民，最严厉的刑罚。”
1937年，当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大量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和传单被印发给公众，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侵略。
1860年的痛苦记忆，至此已完全地从皇族的“家仇”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国恨”。“圆明园的废墟就这样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如此”。法国作者伯纳·布立赛在他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写道。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图为被英法联军烧毁时的圆明园残迹。图/FOTOE
n 圆明园：百年之后的再燃烧
《看历史》 主笔┃杨东晓
一部香港导演演绎的《火烧圆明园》，从1983年起，点燃了已熄灭多年的圆明园之“火”。从那时起，圆明园重新回到国民视野，成为这个国家身上的一块伤疤，让国人时常在疼痛中自警和自省。
将要实施的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吉凶未卜，李翰祥决定在赴美做这个大手术前，无论如何也要回北京看一眼。
这是1978年9月，距李翰祥离开北平整整30年。
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北平早改为北京，东总布胡同北平艺专校址已成“旧址”，当年上海戏校的同学在大陆电影界都已成为著名艺术家，他也成为了香港知名的历史片导演。不曾想，这次大陆之行竟然意外地让他有机缘来执导以圆明园为题材的影片。
就这样，一部香港导演演绎的《火烧圆明园》，从1983年起，点燃了已熄灭多年的圆明园之“火”，圆明园也被新的时代赋予了各种象征和意义。
■ 北京的礼物
1978年秋天，李翰祥在北京和谢添、张水华、成荫、凌子风这些国内知名导演见面时，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翰祥1975年拍的历史片《倾国倾城》。李翰祥惊奇地听说，自己这部以太监寇连材书谏慈禧，反映中日《马关条约》的片子，在内地居然准予“内部放映”。观众并不是几千人，而是上万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看到了这部“内部影片”。
同行们对香港能把故宫、颐和园的布景搭到几可乱真的程度，也很惊奇。有人甚至提出，李翰祥你来北京利用真山真水、真宫殿真园林，把西太后的一生、北京的故宫三大殿、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分集分部拍一段晚清历史吧。
李翰祥在数年后回忆这段意外之喜说：“对我来说，拍古装历史剧能够到那些历史人物真的走过或住过的有关环境中去，在实景中再现古人当然是件好事。”
北京带给李翰祥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之秋。李翰祥在北京故宫参观时与澳门大亨何贤不期而遇。何贤说如果李导北上拍片，他愿意出资相助。
李翰祥回内地拍电影的心思，就在同行的邀请与何贤的推波助澜下翻腾起来。
李翰祥和老友苏诚寿转至上海开始规划。苏诚寿问李翰祥，“你当真得以回内地拍片，这第一部是什么？”李想了想说，“周恩来!”
苏诚寿果真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有关部门的回复说：周恩来的选题已有其他电影厂在进行，请再考虑其他内容的影片。大陆方面同时建议他拍《茶馆》，但被海外发行商否定。
于是，李翰祥决定拍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正当他秘密筹备北上拍摄时，苏诚寿又传来了北京有关部门的意见：“《我的前半生》虽然很适合于搬上银幕，但是书中所出现的某些人物，有的今天还在。影片不易做出准确的处理，建议暂时不考虑拍摄《我的前半生》，另选其他题材。”
时间已经到了1979年。为了推动内地与港台及国外合作拍片事宜，这年8月，大陆成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和上海的舞台上活跃着一出上海戏剧学院进修班演出的话剧《清宫外史》。观众在看到慈禧时总会联想到同样是女人的“四人帮”成员江青。拍慈禧李翰祥不陌生。1975年，他拍《倾国倾城》的蓝本就是杨村彬1948年在重庆写的话剧《清宫外史》。
1982年3月，苏诚寿在香港成立了“新昆仑影业公司”，李翰祥将以新昆仑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拍的形式，来北京拍摄他期望中的慈禧系列片了。
■ 加进去的一部戏
19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拍慈禧正得其时。
李翰祥提出拍摄《垂帘听政》的本意，是想用“祺祥政变”中慈禧杀八大臣来影射江青在文革中对党内高级干部的迫害。为了创作剧本，他必须先查清斗争双方在戏中的年龄。由于中国史书历来对人物年龄不太注意，所以仅是八位顾命大臣的年龄就查了20多天还没查出结果。1982年春季，李翰祥的副导演王淑琰来到北京，辗转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王道成刚写过一本《慈禧太后》，对“祺祥政变”的背景非常清楚，不到20分钟，就把八大臣的详细生卒交给对方。
3月间，李翰祥来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专心写他的分镜头剧本。他请王道成到北京饭店详细地谈慈禧。王道成从“叶赫那拉”这个姓氏的意思开始讲起，讲到他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慈禧的家族家庭和入宫之初的身份》，这篇两万字的论文推翻了近百年来中国传统观念里对慈禧的一些认识，令李翰祥耳目一新。
王道成用一整个上午讲完了慈禧的一生。李翰祥兴奋地站起来，说了句：太好啦，看来《垂帘听政》前面还要再加一部戏。
——加进去的这部戏，就是《火烧圆明园》。
这年10月18日，正值圆明园火劫120周年。以宋庆龄为首的1583人联名发出了《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这片被中国人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的废墟，正逐渐从媒体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李翰祥北京饭店的案头上，除了杨村彬根据苏诚寿的初稿改写的电影文学剧本，还摆满了与晚清历史有关的小说：1920年代蔡东藩的《慈禧太后演义》、藕香室主人所著《西太后史》、1930年代裕德龄的《御香飘渺录》、1940年代杨村彬的《清宫外史》、1950年代忽庵的《西太后》，以及1960年代苗培时的《慈禧外传》和高阳的《玉座珠帘》、《慈禧前传》。
从这些案头资料看，对李翰祥影响更多的，是充满想像力的文学作品，而非史著史论。
很快，李翰祥写下了他眼中的慈禧：
“[画外音]翻开中国近代史，清朝末年，出现一个奇怪的女人，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她就是慈禧太后。
[画外音]她，是个妩媚温柔的美女，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她是个聪明能干的政客，更是个阴险毒辣的大独裁者。”
在电影《火烧圆明园》全国公映后，李翰祥接受《大众电影》采访时，还一再提到：慈禧的历史就是一部我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奴役的近代史，通过拍摄这样的影片，让年轻人知道国家衰弱、落后是要挨打的，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李翰祥正是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融入到了影片的拍摄中。为了叙述故事，他特地增添了很多原本不存在的细节：
当电影描述到中外部队遭遇时，僧格林沁的骑兵部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猛烈的炮火，结果，到了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带着洋枪火炮打到京东张家湾时，这支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在联军的炮声中吓得炸了群，战马一惊，调头往回跑，把紧跟而上的步兵踩死，整个阵势都乱了套。
于是，为了找回荣耀，僧格林沁出现在了谈判桌上，谈判决裂后的僧格林沁与联军谈判代表、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二人在院子里比武，僧大将军用传统的蒙古式摔跤，把“巴夏里还有你的那些个巴夏外们”扔到了水池里。
后来，这段“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的戏份收到了观众热烈的共鸣。在1980年代，李翰祥的电影放映到这里，中国的各家电影院里都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响亮的叫“好!”声，不少观众涌出了扬眉吐气的泪水。而这是在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事。
此外，李翰祥还运用了大量画外音渲染气氛，有些台词犹如判词，配以激昂的音乐，给人以极大的震动。
在描述英法联军表示要放火烧掉圆明园时，一股强大的具有正义感的画外音响起，激昂的音乐也随之涌出，一段男中音压住了巴夏礼“人质在圆明园被虐杀”的放火理由。
——“听，强盗要杀人放火，借口是主人不许他进屋来偷盗，真是荒谬绝伦。还要恬不知耻地大声宣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竟敢这样横行霸道？就因为有中国辽阔的土地，有金银财宝。他们也有，他们有的是野心和洋枪大炮。”
李翰祥在昌平耗资64万人民币搭建的圆明园外景地燃烧了起来。画外音继续慷慨激昂：“拍卖之后，他们又用三天三夜的大火来掩盖他们的滔天罪行，欲盖弥彰，举世震惊。”
沉重而有力的男中音继而念出一行排比句：
“火，把耻辱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同时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仇恨。”
“火，烧毁的是皇帝的逍遥宫，但唤醒了千千万万浑浑噩噩的梦中人。”
■ “火烧”之后
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轰动了中国，仅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学生包场就带来上亿观众。
这个年代中国观众的历史素养普遍还停留在初中课本上。1983年第8期《大众电影》对李翰祥的专访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他(指李翰祥)高兴地告诉我，为了使观众在银幕上能看到毁于八国联军大火的我国建筑艺术的珍品——圆明园，摄制组根据当时的图纸，仿照圆明园中西洋楼、大水法和远瀛观的一部分，搭了可以说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堂花园布景。” 当时的记者还认为圆明园是毁于八国联军之手。
尽管如此，还是有持不同观点的观众给报刊写信，发表自己对《火烧圆明园》的看法。这在那个时代引发了不同寻常的争论。湖北蒋韬在《火烧圆明园两不清》一文中说，“你看，皇帝对列强的无理要求气愤至极、懿贵妃也力主迎战，肃顺也说洋人得寸进尺。好一群圣君贤臣，那么，丧权辱国之罪，谁来承当呢？”观众陈维献的《不能曲解历史》更是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从影片所描写的情节来看，圆明园遭焚毁，似乎责任在中国，是中国人的横蛮无礼造成的”、“帝国主义原来不是很坏的，只是因为你惹恼了他，他才变坏的。同时还让人感到，在帝国主义面前，奋起反抗是死路一条，只有逆来顺受、百依百顺才能求得敌人的宽谅，求得天下太平。”
尽管不乏批评之声，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还是在中国大陆获得了优秀影片特别奖。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文化部长亲自给这两部影片颁奖，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香港，1983年《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缔造了千余万港币的票房佳绩。《垂帘听政》入围多项香港电影金像奖，李翰祥还造就了第一次拍摄就当上影帝的演员梁家辉。
■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圆明园之“火”被李翰祥再次点燃的1983年秋天，《大众电影》邀请史学界、文化界、理论界著名学者们开过一个关于这部电影的座谈会。
《人民日报》文艺部李希凡的意见称，“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片，它的思想内容所达到的深度，还远远不能使我们满意，它的有关历史真实的艺术处理，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李氏影片引发的爱国热潮，却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下，圆明园地面上仅存的还能看到一丝轮廓遗迹的大水法，就成了一个悲怆而不屈的标志。到这里瞻仰和凭吊圆明园遗址的游客，写信给媒体说：“记住这耻辱的一页，从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激发起我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增强振兴中华的决心和信心。”
一篇至今广为传播，凡到重要纪念日都被青年人和中小学生用来当作演讲比赛稿的《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一文，激情澎湃地写道：“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原文如此）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最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
随后，圆明园在1996年和1998年被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北京市国防教育基地”。
1997年，圆明园在西洋楼景区建成了一面“国耻墙”，墙的一端写着“毋忘国耻”四个大字，正反两面是金属板蚀刻的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全文。在沉寂了120多年后，圆明园的遗骸担负起教育民众的历史重任，成为重要的仪式地：小学生在这里举行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中学生举行退队入团仪式，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在“五四”青年节，在圆明园向18岁学子表示祝贺。一些重要的纪念日前后，国耻墙前面总会有不同年龄、团体的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圆明园就这样，借助一部大众影片，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并在1983年之后，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情绪。
1992年，画家伊灵在圆明园的工作室里。墙壁上挂着他作了画的木瓢。图片由伊灵提供
n “遗迹”，在历史的边缘
《看历史》 主笔┃杨东晓
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圆明园曾经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淡出了中国人的记忆。这段时期内，圆明园在遭遇财劫、火劫、木劫、石劫后，剩下的只有土地了，而土劫更是从蚕食开始，一步步让圆明园变得面目全非。
1920年的一天，一个西方人走进圆明园西洋楼附近。这里破败不堪，到处都横躺着断裂的巨大雕花石柱。就在满地乱石的荒地上，还有一个中国男人正在一片开阔地上拉着石滚压粮食。他架起相机对准着这个中国男子，将他的形象记录了下来，并且还洋腔洋调地记录下了那个人的中文名字的发音——“陆元淳”。
陆元淳是当时住在西洋楼附近唯一的中国人。这个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的中国农民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辗转来到这里，在无人管理的园子里拆房、开荒、种地……
在陆元淳之后，陆陆续续有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来的移民来此定居。此外，还有前清太监和前清旗民。
圆明园自1860年10月遭遇了“火劫”、“财劫”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又先后遭遇了“木劫”和“石劫”——北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一点一点地从圆明园的废墟上拆走了可资利用的木材和石材。而今，圆明园中可以利用的只有土地了。陆元淳们的到来又开始让圆明园遭遇“土劫”——人们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荒种地，取土伐林。最终，在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群的改造下，昔日这片中国最华美的园林，就这样日益面目全非。
■ 面目全非
就在陆元淳们在此安居了十几年后，又有一大批异乡人涌入圆明园。那是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这片无人管理的山林，成为来自华东、华北附近的饥民的“乐土”。
王国安一家就是抗战期间搬进圆明园的。1950年代，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建立行政村，王国安和移民们才在这片园子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圆明园成为行政村后，王国安还当过3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目睹了圆明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
最先变化的是通往圆明园的御道。尽管圆明园已毁，但直至1950年代初，从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依然还保存。这条风姿绰约的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中间石块砌成、两侧垂柳曳地的白颐路相汇，直入西郊苑囿。御道两边是流水和随风摇曳的荷花——文人称它们“丹棱”。1950年代，白颐路的石块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旁的柳树也被砍下，替换成了杨树。
1956年以后，园林局征购了圆明园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到1961年，园内植树72万株。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百姓涌进这里。圆明园村、挂甲屯、福缘门村里住满了在外地人。圆明园一时人多地少，于是生产队把政府征购走、大量植树的土地又要了回去。人们除了种稻米、养鱼，还办起了公社一级的马场、养猪场、鸡场、鸭场。在王国安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圆明园村干净整齐、甚至没人往地上乱扔一片纸。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还会继续下去。
后来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园林局高级工程师赵光华在文革期间来过圆明园，他发现北京海淀周围各大院校的师生都到圆明园改造世界观来了。圆明园里除了学农的稻田，还有学工的工厂、学军的射击场。
在这里，他目睹了北大师生改造 “绿满轩”和“畅和堂”两座岛屿的“壮举”：在生产队的指挥下，几十位北大教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用大绳和撬棍，把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的土全部垫入水中，造出了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农田。
1970年，全民“备战备荒”时，人们不仅拆除了数千米的园墙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连根拔起，统统拉走去修防空洞。人们一次拉走582车石料，一次拆掉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株树木。圆明园遗址的围墙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头被平掉十分之四，外单位侵占掉土地十分之一(王道成《圆明园重建大争辩》)。
防空洞刚建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兴起。从1975年到1977年，厂房和生活区用地就砍光了90%的林地，60年代初种下的几十万株林木万劫不复。
■ 惊蛰年代
圆明园这一百来年里，皇帝退出、强盗进来，强盗退出、农民进来。到了1970年代，大学师生退出、海淀机修厂进入；民房退出、打靶场进入；板车拉出去、汽车开进来。那些年，圆明园的福海中甚至建了个气象站。
1975年，学者王道成为了给颐和园管理处写《颐和园》一书，申请进圆明园考察相关的情况。那个夏天，他和《颐和园》编写组的两位同仁，坐车来到圆明园东区的一个门口，下车步行。他们走进圆明园，入眼是茂盛的庄稼，一处处农田，一间间民房。王道成站在一处田梗上，这里早年是福海，他的脑子里浮现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次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又过了一年，诗人来了。
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和从白洋淀插队返京不久的姜世伟走进园子。以他们创刊不久的诗刊《今天》的名义，在废墟上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在这里赋诗饮酒，思索辩论。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两位废墟上的启蒙者时，称他们北岛、芒克。
朦胧派诗人挑选的诵诗地点，是一片荒地。这批文革结束后最先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体系的先觉者，跨越了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一步进入“废墟”的境界——整个社会尚处在废墟状态。他们选中这片“废墟”还具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中华帝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崩塌的时代，这个曾是中华无尚荣光的园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随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陨坑。由于北岛的到来，这片废墟上盘旋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时代觉醒的号角。
但是，从这里往西北部行进，从紫碧山房和鸿慈永祜交接处进入园中，乾隆在圆明园修的家庙，曾经供奉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影像的鸿慈永祜(安佑宫)，已是臭气熏天的大粪场。
这就是圆明园慢慢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惊蜇的那个年代，诗人思其废、学者恨其荒。
■ 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圆明园管理处统计的结果显示，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2000多口人形成20多个聚居点。而《北京日报》在报道圆明园时，除大标题以外，正文中全写成了“元明园”。
1981年，来自台湾的学者汪荣祖站在圆明园这个旧时帝国的中枢，“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
此后，汪荣祖就各处查找与圆明园有关的点滴。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觉得有了足够的信心，才着手撰写《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如果说隔海关注的汪荣祖是近亲，那么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魏开肇就是圆明园的近邻了。他在圆明园附园住了38年。
每次到圆明园散步，魏开肇都满怀愁绪：前湖和外朝区，本是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殿，九州清晏以及长春仙馆遗址。现在前湖南岸却是残破的煤厂工棚和土堆、煤堆。煤厂东边的正大光明殿则是一大片杂乱无章、专供外来人口居住的简易平房。煤厂西面是一堆生活废弃物。
“在安佑宫正殿基址北面是残存的一些曾经培植过蘑菇的塑料棚和地坑。基址南面是一处地地道道的粪场，上面还晾着大片粪干，基址西南面是一排排猪圈，还有一座两层楼的工厂，松林中的人粪人尿、猪圈里的猪粪尿，粪场上的粪干，把整个安佑宫地段弄得粪迹遍地、臭气熏天。”(魏开肇《必须尽快修复圆明园》)
圆明园东北部从前供皇帝和家人看戏的娱乐的场所“坐石临流”，到了1980年代成了一个建筑垃圾场，碎砖石和水泥渣层层堆放；皇家的“同乐园”成为“海淀区民兵干部教员培训中心”。
圆明园的破坏毕竟是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前几代人的坟头就在后湖北岸的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三个景点的山巅，乾隆抒发“凌空俯瞰，一碧万顷，不啻胸吞云梦”情怀的胜境变成了乱坟岗。
■ 重新被记起
1989年秋天，26岁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辞去画廊顾问的工作，在正对着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5号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是圆明园废墟。作品越来越多，小屋里放不下。第二年，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缘门村花200块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南面，一排排的红砖房，80%的房子都出租。像郭新平这样在福缘门村租房的，还有八九个人。福缘门村声势浩大的时候，进驻了200多位画家，使福缘门村成为西方前卫艺术寻访者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访之地。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波脱离了体制的自由艺术家。那时，郭新平曾经穷得没了饭钱，就在写生时从南方带来的一麻袋木瓢上做画，用瓢换大白菜。木瓢的结构就像他用来形容世界的构成的“一”和“零”，后来他改名“伊灵”。
画家们从圆明园北墙的铁丝网中钻进园子，在废墟上写生、散步，就像在自己的后院儿。他们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着西洋图案的圆明园汉白玉石墩，面前当成饭桌的台子就是雕花长柱。在村庄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间，就连猪都享用圆明园石刻石料围成的猪圈。
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西方艺术界知名度的提高，无论媒体还是画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容貌庄重起来，各种意义也随之而来。
1995年，画家们被当作外来人口迁出西村。围绕圆明园的各种争论——爱国主义、国耻、雪耻、民族象征、历史意义，都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地争辩或统一过认识，但是作为“真身”的圆明园，还承受着各种污染和喧嚣。
1998年，当魏开肇在